古應芬

自小在私塾讀書，1902年考中秀才，1904年與朱執信、汪精衛、杜之林、胡毅生同時考赴日本留學，1905年在東京加入中國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革命活動。1906年畢業於日本法政大學速成科，升入專門部。1907年畢業歸國后，歷任廣東法政學堂編纂、廣東咨議局秘書等職。民國元年(1912年)，廣東都督府成立，古應芬任省核計院院長，時瓊崖民軍叛變，出任瓊崖綏靖處總辦，平之。次年，“二次革命”起，古應芬與胡漢民、朱執信等起兵響應。中華革命軍興，往來於馬來半島和港澳間，任籌餉聯絡。1917年後任都督府秘書，隨孫中山參加討袁護法運動。1922年6月，陳炯明在廣州發動叛亂，古應芬速歸見孫中山於黃埔永豐艦，佐治軍書。數月後，去香港籌餉，接濟各地討陳軍，是駐港討陳辦事處成員，開展籌款和聯絡工作，與鄧澤如等聯合策動滇、桂、粵等聯合驅逐陳炯明出廣州。1923年2月，受孫中山命，任大本營江門辦事處全權主任，組織力量討伐沈鴻英；3月，任大本營法制局長，繼後任元帥府大本營秘書長；8月，隨大元帥孫中山東征陳炯明，撰有《孫大元帥東征日記》一卷。1924年9月，任大本營財政部長、廣東省財政廳廳長，兼軍需總監。民國十四年(1925年)，廣東國民政府成立，古應芬當選為國府委員，仍兼任廣東省財政廳廳長；8月，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部長。1926年1月，任中央監委委員。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古應芬任中央常務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財政部部長，後任國民政府文官長。1931年胡漢民反蔣，被軟禁於南京湯山溫泉療養所，古應芬借醫背疾為名，聯絡廣州的陳濟棠，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一起反蔣，4月30日，古應芬、林森等人，以中央4個監察委員的名義，提出《彈劾蔣中正案》，曆數蔣的罪狀，要求撤職查辦，同時策動粵桂軍反蔣，任廣州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廣州非常會議組織委員會委員。曾出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財政部長的古應芬，以其名字命名的高等學府——廣東省立勷勤大學，即今天的華南師範大學和廣東商學院的前身。

古應芬是同盟會元老，國民黨元老，曾經叱吒風雲，是一個響噹噹的名字，但如今已經在人們的視界和耳邊淡出。在偌大的廣州城裡依然殘存的一些他當年的蹤跡。

辛亥革命元勛

1873年古應芬出生於廣東番禺縣（今廣州市越秀區東山寺貝村）一個殷實的商人家庭，他的父親古介南希望兒子走上經商之路，繼承家業。但古應芬自幼勤奮好學，喜研治經史詞章。成年之後，經歷時局的動蕩，目睹清王朝的政治腐敗，古應芬漸漸萌生了排滿興漢的志向。

1900年，古應芬以“經古”第一名的成績在番禺考取秀才。1904年，他考取廣東留日官費生，入讀東京法政大學。當年與他同行赴日留學的，還有日後名震民國政壇的汪精衛、朱執信、胡漢民、李文范、陳融等人。在日本，他們朝夕相處，切磋學問道德，探討國家民族出路。

1905年，孫中山到達東京，決定組織中國同盟會，古應芬作為廣東省的代表，參加了7月30日的籌備大會。同年8月20日，古應芬參加了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同年10月，日本政府文部省頒布“關於許清國人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程”，遭到了留日學生強烈抵制。但大家對於是否採取退學歸國的抗議行動，意見不一，古應芬與胡漢民、朱執信等人認為，這件事是事理之爭而非感情之爭，因此反對退學歸國，並組織維持學界同志會，遊說留日學界支持。此事後經日本政客從中調停，取締風波漸漸平息。

1907年古應芬學成歸國，返粵任教於廣東法政學堂，同時積極從事反清革命活動。1912年，辛亥革命爆發，廣東都督府成立，古應芬任省核計院院長。不久，瓊崖民軍叛變，古應芬受命出任瓊崖綏靖處總辦，坐鎮海南平叛。

辛亥革命之後，古應芬先後追隨孫中山南下護法，組織中華革命黨。1917年，軍政府成立於廣州，孫中山任大元帥，古應芬則擔任大元帥府秘書。1923年，陳炯明叛亂后，古應芬追隨孫中山，撰有《孫大元帥東征日記》一卷。1925年，廣東國民政府成立，古應芬當選為國府委員，兼任廣東省財政廳廳長；8月，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部長。

病逝於寧粵分流之際

古應芬作為粵系元老，在幫助蔣介石穩定廣東政局上起過重要作用。

1931年，蔣介石與胡漢民在約法問題上爆發衝突，蔣介石盛怒之下將胡漢民軟禁於南京郊外湯山總司令俱樂部。古應芬無法忍受這種野蠻行徑，他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的名義，於4月30日聯合鄧澤如、蕭佛成等四人發出彈劾蔣介石的通電，號召“愛護黨國諸同志，急起圖亡”，要求將蔣撤職查辦。

1931年5月5日，反蔣的國民黨政治勢力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準備另起爐灶，再成立“國民政府”。雙方劍拔弩張，戰火似有一觸即發之勢。恰在此時，“九·一八”事變爆發，國難當頭，“寧粵對立”有鬆動趨勢，雙方決定回到談判桌上。本來古應芬是談判的當然代表，但他因患牙疾而不能北上。

1931年10月29日，雙方舉行第三次會議時，汪精衛突然稱接廣東來電，古應芬已經病逝。得此噩耗，全體與會者起立默哀三分鐘，汪精衛甚至當場放聲大哭。

古應芬因牙痛出現過敏，陷入昏迷狀態，經過多方搶救在廣州病逝，臨終前曾口述兩份遺囑，第一份遺囑表達了對蔣介石專權的不滿，以及對國民黨各派系互相傾軋的憂慮；第二封遺囑中，他稱自己雖然位居國民政府高層多年，但兩袖清風，不能為家人帶來財富和榮耀。

古應芬突然病逝，使粵系反蔣勢力失去了核心，粵系勢力處於分崩離析局面，蔣介石得以控制全局。

古應芬故居，在廣州市越秀區廣衛街，為中西合璧式民國建築，傳說陳炯明炮轟總統府後，孫中山曾從白鵝潭軍艦上搬到此處住過。據介紹，故居的外牆是經過翻新的。

古應芬的墓，在廣州沙河東坑，修於1931年，墓園規模恢弘，佔地2700多平方米。1951年，墓園大部分被勞動教養所侵佔，此後墓穴甚至被盜。1987年，在古應芬之子古滂力爭下，廣州市政府重修了古應芬墓，並將其作為廣州市文物保護單位。

當然，坐落於廣州市海珠區紡織路東沙街18號的大元帥府，也與古應芬關係密切，他在這兒曾是孫中山的秘書和助手。

如今的華南師範大學，與古應芬也有著一定的聯繫。古應芬去世后，廣東省政府於1934年，將廣東工業專門學校、廣州市立師範學校合併為廣東省立勷勤大學，以示紀念（古應芬字勷勤，又字湘芹）。工業專門學校改為工學院，市立師範學校改為師範學院，另增設商學院。1937年工學院併入中山大學工學院，1940年師範學院獨立為廣東省立文理學院，1945年商學院更名為廣東省立法商學院。1951年，廣東省立文理學院改為華南師範學院（華南師範大學）。

古應芬墓位於同和街同沙路（廣州市華南醫療器械有限公司圍牆邊）。該墓建於1931年，1986年由市政府撥款重修。墓地規模恢宏，總面積2760平方米。墓園由南而北分別是一對青石獅，一座藍底琉璃瓦歇山頂門樓，一座花崗石砌的半球形墓包，墓前石碑上刻有“古應芬先生之墓、1987年吉日立”等字樣。墓後面聳立1塊高3.6米、寬1.83米的連州青石碑，碑頂有海浪、祥雲、朝陽等裝飾。碑額篆刻“國民政府委員古公之墓”，下款為“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國民政府令建”。墓誌碑文為胡漢民撰寫。

該墓於2002年7月8日被廣州市人民政府公布為第六批文物保護單位。

關於此墓（現人稱綠瓦亭）有所在地同和街道白山社區（原同和鎮白山村）村民的傳說

古應芬先生的原墓地範圍佔地面積絕對所以描述的範圍大數倍或十幾倍以上。據一位羅姓的前村長所描述：以前該墓除門前有對石獅、以及上面描述綠瓦亭外，還有好多建築物，白山村乃風水寶地，以前是八面環山，外人不經指點，不知山坳中有此村。抗日之時國民黨軍曾經在此建有機場和駐有炮兵，日佔時期日軍在此也築有工事，現沙太路華南三期收費站附近幾個山頭仍有地下工事遺跡，可互通。

也許正是這種地形，所以古家選此地土葬。據聞原本想將先生葬于山下（現同和東坑勞教所地），奈何是流沙地質，不敢下葬，又恐影響鄉民，於是伐直徑半米之數丈之高的杉木，打樁入地，加以糯米漿注入，不知打了多少個樁，注了多少糯米漿，方止住流沙。從此流沙地被古家買下，成為一個大祭場般用途的地方。再建兩條石階分岔上南邊兩座土丘，兩土丘上均建造一個大涼亭，東南方的涼亭里用八條大鐵鏈懸掛一副棺木，棺為空棺，為何如此做法，現已無人知曉。東南亭懸棺正對的地下方為地宮，古先生之正身棺木葬於此，上用糯米漿與生蚝殼粉混合的粉漿覆蓋，以防盜墓。

古應芬墓的破壞與重建

由於古應芬的特殊身份，無論南京政府和汪偽政府乃至日本佔領軍均無對墓地進行實質的破壞。1951年，由於鎮反需要，廣州抓了大量的嫌疑敵特人員，監獄不堪擁擠，於是中共廣州市府決意在同和東坑建一大型的勞動教養所，即今日之同和東坑勞教所。勞教所隨著用途的變遷和社會的變化，範圍減少了很多，卻仍可見其當年的“盛況”，據白山村羅姓村民所述：當時的勞動教養所可裝載2000多人，排隊可從同和排到梅花園。而古應芬因為曾經是南京政府的官員，又與胡漢民等反對中共之人士相交甚深，其墓園佔地之廣，在當時的中共廣州市府看來，當是不可容納，遂拆毀其墓園之牆，毀四面風水山林，占其地（那塊流沙地）建勞教所。

時移勢易，白山村早已不是當年八面環山的小山村，由於上世紀的國營農場開墾、石礦場開發，滄海桑田，古應芬墓淡出了白山村民的視線。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政策有所改變，不少民國人士得以平反，不少昔日富商後代得到補償歸還私產。在這個背景下，古應芬的子嗣回國拜祭，當他回到白山故園，卻是見到一個勞教所。多得幾個白山老村民的指點，古應芬墓才重新有了子孫的拜祭。

於是古家的子孫把廣州市府告上了法庭，拿出了民國的地契、墓園的原貌照片與歷史記載等等相關證據，力證古先生非共產黨形容的“土豪惡霸反革命”，乃是與孫中山先生並肩作戰之革命義士，沒有做過魚肉鄉里、出賣民族之事，要求平反其罪，恢復聲名，重建墓園。

據白山村羅村長說，由於聽說古滂與當時的中國最高老大很熟，所以無論是廣州市、白雲區還是同和鎮都不敢見他，怕說錯話丟官入牢；見了吧，人家有證有據，祖宗造的孽，後人理虧得很，但責大權小愛莫能助。於是把羅村長拋出來當擋箭牌。

羅村長先是聽古滂先生說完，又看完所有的證據。給他擺了歷史發展的思想賬，擺了政策變化的政治賬、擺了村民利益的經濟賬，代表上級承諾會重見墓園，修舊如舊，一番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古先生方才撤訴。新墓園是在原墳的基礎建起，面積肯定縮水不少。

可是新墓園修好沒幾年，同和街道的天健物流園項目上馬，要征地建設，古應芬墓要拆除遷移。於是同和街道聯繫古滂先生來監督移墳的工程。由於以前用的是糯米漿加上生蚝殼粉混合的覆蓋材料，所以拆遷用的鉤機和挖掘機爛了幾部，足見毀墳不易。后白山村民當場燒了幾圈鞭炮，再選址開挖，方才挖出了古應芬先生的棺木，竟發現棺木穿了一個大洞，陪葬品悉數被盜，只余部分白骨。原來盜墓賊從原墓的100多米開外挖隧道將此墓盜了。

於是90年代第二次重建，才有今日的小規模。

古滂先生仍時有在身體允許情況下來拜祭。據說還有不少在穗汕頭籍商人來拜祭，以求得古應芬先生的保佑。傳說古滂不是古應芬之親生兒子，古家家底殷實，頗有資財，名利雙收，奈何生的都是千金，沒有男丁，於是趁老婆生孩子的時候狸貓換太子，在醫院換了一潮汕商人之子為嗣，潮汕商人不忍骨肉分離，告上法院訴古應芬抱子為嗣之罪，古家應訴，奈何潮汕商人家財散盡均訴之無果，絕路之時，古應芬送給他1000大洋，讓他東山再起。不過這一傳說被古滂本人否認。

2010年12月10日，“古應芬先生文獻史料展”暨《古應芬未刊函電文稿輯釋》新書首發式在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隆重舉行。原廣東省人大副主任、孫中山基金會顧問張漢青；原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院長、孫中山基金會副理事長張磊；廣州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巡視員陳玉環；辛亥革命元老、同盟會嘉應州主盟人何子淵重孫；古應芬哲嗣——愛國華僑古滂先生等100多位領導、嘉賓、專家出席了開幕式。

《古應芬先生文獻史料展》精選了80餘件套珍貴文物文獻，配以數十幅重要歷史圖片，全景式地回顧古應芬先生的一生；而由廣州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編撰、整理的《古應芬未刊函電文稿輯釋》也同期首發，為學界貢獻了新的重要研究史料。

後人捐出300多份電函文稿

前不久，古應芬哲嗣古滂先生將古應芬生前遺留的300餘件套函、電、文稿無償地捐贈給廣州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重新開放的廣州大元帥府紀念館特地舉辦了“古應芬先生文獻史料展”及《古應芬未刊函電文稿輯釋》新書首發式。

年逾八旬的古滂專程從美國趕來參加了展覽。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館長李穗梅稱：“古應芬幾乎在每一個重要歷史階段，都扮演著重要角色。是研究辛亥革命及民國早期政治、經濟及軍事史不應忽視的重要人物。”

這批珍貴函、電、文稿史料，記載了大量不為研究者和世人了解的細節，包括：蔣介石創辦黃埔軍校期間，由於經費極其拮据，曾一度欲辭職離去；1914年，孫中山在日本組建中華革命黨，重要助手朱執信、胡漢民等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存有異議。1924年底至1925年初，孫中山經日本轉道天津，赴北京共商國是，其間病勢比較嚴重，汪精衛暫為主持隨行安排，其間遭到不少詬病。值得關注的是，汪精衛、李仙根等人在此時期寫給古應芬的信函，為此事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不同信息。

古應芬當年身居要職，與孫中山等人關係密切，來往的友朋同僚極多，因此他保存的這批函、電、文稿屬重要文物，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這些信函，以朱執信、胡漢民、汪精衛撰寫的最多，蔣介石、孫中山等人的手撰雖不多，但足可彌補一段歷史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