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

1919年蘇維埃俄國就已開始採取一系列步驟，以實現其在國外的大規模秘密行動的計劃。當肅反委員會還在為保衛布爾什維克制度免受國內現實的和臆想的敵人侵害而努力的時候，國外的蘇維埃間諜機構的活動宗旨是為了輸出革命。而且當時在國外的大不是肅反委員會組織的，而是由控制在布爾什維克人手中的共產國際組織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NKKH)稱為"世界革命的大本營"。

1924年3月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表《告中國鐵路工人》電文，以聲援京漢鐵路工人。電文說:"你們通過最近的罷工鬥爭和犧牲，已經同為反對各國剝削者而鬥爭的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了"，"你們在最近的罷工中間提出的'結社和集會自由'口號，以及你們捍衛這些口號的不屈不撓的精神表明，你們已經真正進入了組織的國際無產階級的行列"。電文指出:"從這時起，你們就同中國共產黨更加親密起來了。你們會從鬥爭經驗中發覺，你們同這個黨走的同一條道路。這個黨不僅捍衛鐵路工人的利益，而且也捍衛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共產國際執委會致信中共中央指示反對富民

1929年6月7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發出《給中共中央關於農民問題的信》。來信敦促中共積極執行國際路線，並著重闡述了對待富農的政策，指責中共在富農問題上"犯有極其嚴重的錯誤"。

這封指示信不顧中國的實際情況，強行將中共"六大"制定的中立富農的政策改為反對富農的政策，否定了中國富農經濟與中國地主經濟的區別。指示信下達后，曾給革命根據地的土地革命鬥爭以及經濟工作帶來嚴重的不良影響。

1929年7月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次全會在莫斯科舉行。全會通過了《國際狀況與共產國際的任務》的政治決議案，認為"是大戰後的第三時期，是資本主義一般危機增長起來而帝國主義內外矛盾日加劇烈的時期，此時期的矛盾將要達到帝國主義新的戰爭，將要達到偉大的階級衝突，將要達到殖民地反帝國主義的大革命"。

認為"右傾的危險是共產黨內的主要危險"。並指出:"加緊反右傾的鬥爭，在殖民地國家共產黨也是必要的；在那些黨內，機會主義分於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影響之傳播者"。瞿秋白在會上作了《共產國際在殖民地革命中的策略》的講話。全會將一大批因反對共產國際"六大"新策略而被以定是右傾機會主義者或對右傾持調和態度的領袖人物清除出共產國際執委會和主席團，增補了擁護新策略的執委會委員。

1929年10月2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共產國際執委給中共中央關於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共任務的信》，認為"中國進到了深刻的全國危機的時期"，認為中共應當發動群眾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去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專政。要積極地發展和擴大革命形式和階級鬥爭；認為國民黨改組派"代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中等階層利益的、資產階級民族改良主義的中間派"，"是妨礙工農革命運動向前發展的主要危險"，必須對他們"實行最堅決的鬥爭"。來信繼續強調"黨內主要的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心理和傾"，要求中共繼續反右。

1931年2月22日，中共中央發出由周恩來起草的致共產國際執委電。電文說:"中共中央對全國工作的指導，過去是偏重形式上的指導，派人去直接巡視與加強省委及地方工作"，"正依照國際的指示，要從中央政治局起以百分之六十的幹部力量去加強與鞏固蘇區的領導"。電文詳細報告中國共產黨半年來反對立三路線鬥爭、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和反對右派分裂黨的經過以及四中全會後的工作布置。

1931年3月2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一次全會召開。中共駐國際代表黃平參加了會議。全會通過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一次全會決議案》，《決議案》極端突出了中國蘇區和紅軍的作用，指出:"在中國，革命危機表現為在有幾千萬人口的地區組織了蘇維埃和紅軍，因而使中國處於殖民地世界民族革命運動的首位"，"中國蘇維埃運動的進一步的發展，正在引起整個殖民地世界革命"。

這次全會提出的任務是"準備帝國主義戰爭與武裝進攻蘇聯"，解決"兩種制度問題的這個天天生長的矛盾"。全會指出:"在一些最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國和印度)中.......深刻的革命危機迅速地成熟了"。

季諾維也夫擔任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

布哈林曾任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政治書記處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