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敬

幼勤奮好學，13歲喪父，進書肆當學徒，後轉銀行打雜。

1912年，進日本中等美術工藝學校學習。回國后，在杭州天章絲廠從事圖案設計。

1916年，再次東渡，留學日本，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班。一年後，轉仙台第二高等學校，攻讀法學和哲學。1920年秋，以優秀成績取得中國政府的官費生資格，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攻美學、德文和社會學。

1926年春，又入帝大研究院進修。受經濟學家河上肇教授影響，閱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參加帝國大學師生進步活動。

1923年入創造社，以何畏筆名發表文章。

民主革命時期

1927年2月回國，受廣東革命政府之聘，到台灣中山大學任法學院教授兼法學院副院長。后多次在講台上揭露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的罪行。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取消赴德留學考察計劃，在上海參加文化界反日會，初負責宣傳工作，後主持會務。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應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號召，傾囊捐款支持上海軍民抗日，並撰文揭露日本侵略野心，抨擊蔣介石退讓政策，呼籲抗日。同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9月，重返中山大學，任文學院社會學系教授，何思敬在中山大學任教期間，就研究馬克思的哲學思想和G.W.F.黑格爾的法哲學、精神現象學，開設《經濟學》《方法論》和《戰爭哲學》等課程，講授《資本論》《黑格爾哲學和唯物辯證法》、克勞塞維茨《戰爭論》和《歷史唯物主義》。舉辦學術講座，講述抗日形勢，宣傳紅軍長征必勝。收集兩廣政治、經濟、軍事情況，寫成《關於紅軍西征(即長征)的報告》，向黨組織反映廣東各階層對長征的反響；撰寫《上國聯書》，駁斥國際調查團為日本侵華辯解的《國際調查團報告》。

1935年3月，聯合近百名教授發布《反對中日親善通電》，痛斥蔣介石、汪精衛合唱的“中日親善”論，並以《塞皇帝與蔣皇帝》為題，撰文指斥蔣介石媚敵投降路線。中國共產黨《八一宣言》發表后，在《新宇宙》上撰寫《悲壯的民族史詩的序曲——抗戰之號召》一文，呼籲全國人民響應中共號召，奮起抗日。這年底，北京一二·九運動的消息傳到廣州，中大學生群起響應，掀起廣州各界抗日救亡運動高潮。廣東軍閥陳濟棠血腥鎮壓學生愛國運動，釀成“荔枝灣慘案”，並陰謀加害何思敬、鄧初民等人。何被迫於1936年1月轉移香港，組織社會輿論，抨擊廣東軍閥的倒行逆施。5月，應邀出席宋慶齡等在上海發起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被推選為常務委員。隨後，與陳汝棠等在香港成立全國各界救國會華南區總部，主持日常工作，編輯出版《存亡》月刊和《前夜》雜誌，宣傳抗日救國。兩廣事變后，率南總代表團參加李宗仁、白崇禧召開的南寧會議，與“全救會”代表楊東蒓等一起，按照中共《八一宣言》精神和“全救會”《抗日救國初步綱領》，為解決兩廣事變作出努力。

延安時期

1937年到達延安，歷任抗日軍政大學教員，中共中央軍委編譯處譯校，延安大學法律系主任、法學院院長，延安新哲學會負責人，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員，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領導成員等職。抗日戰爭期間，翻譯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哥達綱領批判》《哲學的貧困》《經濟學—哲學手稿》《論綜合技術教育》《國民經濟批判大綱》和黑格爾的《法律學批判》與《大邏輯》等著作，並受毛澤東的委託編譯了克勞塞維茨的《論戰爭》。1943年8月，在《解放日報》發表《駁蔣介石法律觀》，駁斥蔣著《中國之命運》一書。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次年，任中共代表團法律顧問，隨毛澤東、周恩來參加重慶國共談判。並先後在《解放日報》撰文揭露蔣介石推行“憲政”的欺騙性和《五五憲章》的反動實質，譴責美蔣製造“安平事件”的陰謀和罪行。

解放前後

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辦公廳法律組副組長、中央法律委員會委員。1948年3月，協助周恩來草擬《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並為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作準備。1949年9月，參加首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此後歷任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和哲學系教授、系主任、馬列主義發展史研究所教授，中央法律委員會委員，外交部專門委員，政法學會常務理事。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繼續從事法律、哲學的研究、教學和翻譯工作，他一方面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撰寫了介紹《德意志意識形態》《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實踐論》等重要哲學著作的文章，同時繼續以嚴肅的科學態度從德文原版翻譯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其中有《法律家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經濟學哲學手稿》等。

他還用譯述的方法發表了《恩格斯論教育和生產勞動底結合》和《馬克思、恩格斯論共產主義的全面教育》兩篇著作，批判了1958年出現的片面理解生產勞動與教育的關係的某些錯誤思想和做法，比較全面地介紹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教育革命的思想，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