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的貧困

當1846年普魯東寫下《貧困的哲學》並自認為他第一個用哲學的觀點為經濟學提供了內在理論結構的同時，馬克思此時已經開始了對政治經濟學第二階段的研究，在創立歷史唯物主義的同時，馬克思在一個全新的角度上面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並進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建構過程。這是一個重要的理論過渡時期：一方面，馬克思徹底擺脫了人本主義哲學構架，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現實方法中科學地面對歷史；另一方面，馬克思已經正確地理解了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前提，根本上轉變了他對古典經濟學的基本認知態度，但還沒有直接開始自己獨立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5月5日致信普魯東，邀請他參加國際社會主義的通訊組織，並請普魯東擔任該組織在巴黎的通訊工作。（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64-465頁。）可是，普魯東當月寫給馬克思的回信中，明確表示反對社會主義者用革命的手段來建立新的社會制度，他主張“通過經濟的組合把原先由於另一種經濟的組合而逸出社會的那些財富歸還給社會。換句話說，在政治經濟學中使財產的理論轉過來反對財產”。（註：普魯東：轉引自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中譯文序，第10頁。）當然，他是在承認現實社會的前提下，用穩火式的改良來醫治資本主義。同時，普魯東明確表示願意同馬克思進行不同觀點的討論。普魯東在給馬克思回信的時候，他的新著《貧困的哲學》已經要問世。正是在這本書中，普魯東自認為他用哲學真正拯救了政治經濟學，即既批判了政治經濟學的“保守主義”，又批評了社會主義的“激進主義”。他真是以神性的名義在拯救世界。

在讀普魯東原來寫下的《什麼是所有制》一書時，人們往往被作者那種大無畏的精神所打動。可在普魯東的這部新作中，人們看到的絕對是另一幅面孔。原來那個質樸的為無產階級請命的鬥士不見了，是一位打著上帝的旗號，與資產階級大講“調合”的漫畫式的“思想大師”。

在《貧困的哲學》一書中，普魯東的理論出發點不再從人出發的公正，而是與上帝等質的“無人身理性”。（註：普魯東：《貧困的哲學》，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5頁。）普魯東後來從格律恩那多少也知道了一些黑格爾哲學。可是，這位遲到的學生與馬克思甚至整個德國的青年黑格爾派的先進方向不同，他不是從黑格爾絕對理念背後的神正論復歸於人，而是從現實走向神學。這是大前提上的背道而馳。所以，開篇之初，他就聲稱：“社會歷史無非是上帝觀念的一個長期的‘確定’，一個人類命運的逐步啟示”。不過，與古代的那種認識不同，普魯東是通過“科學理性”來確認的神性，並將這種神學的假設作為他經濟學研究的前提。如果人的勞動是上帝創世的繼續，那麼，普魯東的理論就是在現實中“替天行道”。顯然，普魯東的這種理論前提足以說明他對當時歐洲哲學特別是對基督教文化之批判的寡聞。

如果說在《什麼是所有制》一書中，普魯東的理論基礎還是法哲學，兼有一些經過中介的政治經濟學觀點（主要是不準確的勞動價值論）。那麼，《貧困的哲學》倒真的是他第一次這般投入經濟學理論。普魯東對經濟學的理論定位也是有意思的。他明確說明，經濟學是一種新的哲學。這種口氣初一看有點像西斯蒙第，可意思卻是另樣的。“經濟科學依我來看是形而上學的客觀形式和實現”。誰研究勞動和交換的定律，誰就是真正的、專門的形而上學者。這是“一種富有邏輯性的科學或是一種富有具體性的形而上學，根本改變了過去哲學的各項基礎”。（註：普魯東：《貧困的哲學》，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37頁。）這顯然是一筆糊塗帳。因為，如果在黑格爾那裡資產階級市民社會中經濟現實的本質和運動規律，實際上是絕對觀念的歷史實現的一個現代高點，可普魯東的頭腦就沒有那麼清楚了：“社會經濟的全部歷史都寫在哲學家的著作里”。（註：普魯東：《貧困的哲學》，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78頁。）“在經濟學家看來，事實就是真理，唯一的理由是因為它就是事實，是有形的事實。在我們看來，情形正相反，事實決不是有形物，因為我們不知道有形物這幾個字是什麼意思，我們知道事實是無形觀念的有形表現。”（註：普魯東：《貧困的哲學》，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42頁。）在費爾巴哈以後的這種極簡單而粗糙的顯性唯心主義文字，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可這卻是普魯東用哲學來教訓貧困的經濟學家的法寶。遺憾的是，他並沒有真正學到黑格爾哲學的內在辯證法，只是學來一點外在的皮毛，即正反合（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矛盾調合三段式。

在第一章中，普魯東同時反對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他認為，現實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勞動和交換已經自發地普遍地組織起來，政治經濟學給了這個組織的基本原理，並以人權維護這個社會的運轉；而社會主義則認為這個組織是產生出罪惡、壓迫和貧困的根源，因而它必然是“過渡性質的”。一是完全肯定，二是徹底推翻的否定。普魯東的立場是想說明，政治經濟學是建立在社會事實之上的“社會科學”，因為它說明了社會的現象和現象之間的關係，即規律。這應該是一種研究的前提，因為“如果沒有政治經濟學的深刻批判和不斷地發展，社會主義將是一籌莫展”。（註：普魯東：《貧困的哲學》，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48頁。）“社會主義裡面沒有任何東西不是政治經濟學所有過的”。（註：普魯東：《貧困的哲學》，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259頁。）比如，由政治經濟學揭示的勞動是價值的唯一來源理論。一切價值都由勞動產生的。社會主義的意義在於它看出了政治經濟學的非批判性，因此社會主義必然在反對政治經濟學。在經濟學中這就表現為資本生產力與勞動生產力二元對立。普魯東認為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都是極端和片面的，高明的他要第三個原則：即作為否定之否定出現的協調原則。（註：普魯東：《貧困的哲學》，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50頁。）即承認政治經濟學的事實，但糾正它的錯誤，“使事實與權利協調起來”，從而得到“秩序”。（註：普魯東：《貧困的哲學》，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61頁。）

第二章是普魯東用哲學對經濟學的“拯救性”討論。討論圍繞著政治經濟學中最重要的價值理論而展開。普魯東直接提出，“價值主要地是顯示出一種社會關係”，“甚至可以說只有通過社會性交換，再聯繫到它的天然狀態才能形成它的功用，才能體會到它的價值概念”。（註：普魯東：《貧困的哲學》，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63頁。）價值分為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使用是交換的必要條件，去掉交換使用即等於零。普魯東發現這是一對客觀矛盾，並且，“二律背反是政治經濟學的主要性質”。（註：普魯東：《貧困的哲學》，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70頁。）在普魯東眼裡，過去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是理論上的弱智，他們只能直觀地看到經濟學中的正題或者反題。這是由於經濟學家都不懂哲學。“價值的本質是絕對可以調和的”。（註：普魯東：《貧困的哲學》，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73頁。）這又是黑格爾的矛盾之調合，正，反，合。這才出現了政治經濟學迄今為止的最高點：構成價值的發現。構成價值正實現和調合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矛盾本質，供給與需求使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相接觸並且調和，這兩者在商業的構成中實現。在交換中，形成比例關係，進入這一構成與實現的要素就是價值，配合后的多餘部分是非價值。“價值是在生產者與生產者之間通過分工與交換兩種方式自然形成的社會之中，是構成財富的各種產品的比例性關係：人們把它叫做產品的價值，乃是一種公式，用貨幣記號來指出該產品在總財富里所佔的比例”。（註：普魯東：《貧困的哲學》，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85頁。）構成價值是一個合題，功用與交換不可分形地結合在一起，這也是綜合價值或社會價值，即真正的價值。“價值是通過它在供1與求1之間的一種連續的搖擺現象而達到的一種絕對的經濟規律”。就這樣，普魯東自認為創造了政治經濟學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

從第三章開始，一直到第七章，是普魯東所描述的經濟進化的五個時期。分工是經濟進化的第一個階段，這本身是經濟學的二律背反。第二個階段是機器，機器是分工的對立物。第三個階段是競爭，競爭是經濟的調節，並為價值構成所需要。普魯東在這裡批評共產主義取消競爭，他認為問題不在消滅競爭，而是使競爭得到平衡和監督。第四時期是壟斷，“由於壟斷，人類才佔有了地球”。（註：普魯東：《貧困的哲學》，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283頁。）第五個時期是警察或捐稅。第八章普魯東用了一個非常嚇人的標題：“人和上帝在矛盾律下的責任，或天命的解答”。他還在鼓吹：“社會的任務就在於不斷地解決它的二律背反”。（註：普魯東：《貧困的哲學》，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327頁。）例如人的理性與無限的神性矛盾，勞動與資本的矛盾（社會發展中的二律背反）。“勞動，發明了工作方法和機器，因而無可限量地增加了它的力量，然後用競爭來鼓勵工業的天才，用資本的利潤和企業的特權來保證它的收穫，從而使階級社會的組織變得更為深刻，更是不可避免的”。普魯東說，“關於這一切，不應該指責任何人”。（註：普魯東：《貧困的哲學》，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334頁。）他反對一切簡單的肯定，因為“社會經濟的一切都是暫時的”；（註：普魯東：《貧困的哲學》，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341頁。）也反對一切激進的否定（他反對西斯蒙第的開倒車），他期望“社會按照知識和經濟的進步逐步改善”。（註：普魯東：《貧困的哲學》，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341頁。）普魯東自己，是這種矛盾不斷現實協調的根本。他自認為是法國的黑格爾。

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一書發表之後，普魯東並沒有公開答辯。但他在自己的一份手稿邊頁上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實際上，馬克思悔恨我的觀點處處與他相一致，而我卻先於他提出來了……馬克思實則是忌妒”。（註：轉引自傑克遜：《馬克思、普魯東和歐洲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研究參考資料》1985年第3期，第25頁。）這真是令人目瞪口呆的看法。下面就看一下馬克思究竟是不是與普魯東“處處一樣”。

可以從《馬克思致安年柯夫信》中初步了解了普魯東的《貧困的哲學》發表前後馬克思的一些基本想法。顯而易見，那還是馬克思粗粗瀏覽該書後的一些直觀認識。不久之後，馬克思寫作並公開出版了全面批判普魯東《貧困的哲學》一書的論著——《哲學的貧困》。對於馬克思這部論著的理論定位，並不是一件十分輕而易舉的事。恩格斯在1847年3月9日寫給馬克思的一封信中這樣說道：如果《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出版會妨礙《哲學的貧困》一書的出版，那就把《德意志意識形態》“扔掉算了”，因為出版《哲學的貧困》一書要“重要得多”。（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92頁。）

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一書實際上隱喻一個十分重要的新觀點，一切重新建構抽象的哲學邏輯體系並以哲學來投射現實的企圖，都是註定要失敗的。馬克思有自己的新哲學，從廣義上說，它首先是一種科學的方法論，這種方法論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形而上學，離開了歷史的現實的具體科學研究，哲學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視域中就不再具有科學意義上的合法性。在當時，這種現實的研究主要表現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學實證批判，以及對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分階段具體的現實的歷史反思。哲學，首先是這一科學研究的方法論指南，這就是廣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辯證法。其次，哲學進一步表現為一種對一定歷史條件下人類生存情境的理性把握，這就是狹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的歷史現象學。而後者，只是在1857-1858年馬克思的經濟學哲學研究中才得以完成的。在《哲學的貧困》一書中，馬克思才剛剛開始將他在經濟學研究成果中新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再一次運用於政治經濟學本身的科學建構之中。當然，這還是一種初步的理論接合。

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是用法文寫作的，以便直接對法國工人起作用，把他們從普魯東的錯誤影響下解放出來。這本書一共兩章八節。第一章是立足於馬克思正在撰寫修改的《政治與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經濟學研究，而第二章是依據《德意志意識形態》特別是《致安年柯夫的信》的廣義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法。學界一般指認《哲學的貧困》是馬克思的第一部經濟學著作。如果從以經濟學為研究對象，這遠不是第一部，《1844年手稿》和《政治與政治經濟學批判》，是第一部公開發表的馬克思主義著作，第一部公開發表的經濟學著作。如果準確地講，這是一部哲學經濟學論著。這是他用廣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經濟學的結果。第一章“科學的發現”中的三節主要分析普魯東的價值理論，也是本書對經濟學本身的探討。總的說，這些討論在基本觀點和方法上是正確的，但由於馬克思此時還沒有真正解決政治經濟學的深層問題，從而也沒有形成馬克思主義對政治經濟學的總體邏輯。所以他的大量觀點還依託於古典經濟學，特別是李嘉圖的經濟學理論。馬克思自己的經濟學創立，是在十年之後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完成的。

徠1846年，正是唯物史觀的進一步確立，以及馬克思對英國“以李嘉圖學說為依據的無產階級反對派”，即霍吉斯金、湯普遜、布雷和格雷等人論著的直接研究（《曼徹斯特筆記》），馬克思最終清除了普魯東的影響，從而實現了經濟學觀念的最初轉變。而在《哲學的貧困》一書中，馬克思對普魯東進行了徹底的清算。他通過經濟學和哲學兩個方面的努力，揭露了普魯東對資本主義批判的非科學性和小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特徵。在這本書中，馬克思對普魯東價值論的經濟學批判與對普魯東的歷史觀方法論的批判是分別進行的。對資產階級自然主義歷史觀和形而上學方法論的批判與肯定李嘉圖的價值理論同步發生。

在這本書的第一章中，馬克思直接批評普魯東的價值理論。在上面的討論中，普魯東的經濟範疇往往是一種與神學式的假哲學混雜在一起的東西，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分工和這種分工所包括的交換等都是憑空掉下來的。”（註：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8頁。）普魯東根本不知道人類社會生活存在的歷史性特徵。比如“交換有它自己的歷史，它經歷各個不同的階段”。如在中世紀，交換的只是剩餘品；而後來，“一切產品，整個工業活動都處在商業範圍之內，當時一切生產完全取決於交換”；最後，才出現了“人們一向認為不能出讓的一切東西這時都成了交換和買賣的對象”的時期。（註：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頁。）交換總是一定歷史時期中的特定的交換。這正是馬克思剛剛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雖然普魯東在討論經濟，也承認經濟的優先性，可是這種非歷史的觀點必然導致深層的唯心史觀。馬克思指出，這實際上也是所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致命錯誤。

普魯東自稱他擁有哲學辯證法，可“普魯東先生的整個辯證法是什麼呢？就是用抽象的和矛盾的概念，如稀少和眾多、效用和意見、一個生產者和一個消費者（兩者都是自由意志的騎士）來代替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需要和供給”。（註：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87-88頁。）普魯東指出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矛盾是正確的。可他卻是從任意而錯誤的推論中得出的結論：在普魯東那裡，使用價值=眾多，交換價值=稀少，使用價值=供給，交換價值=需求。這一矛盾在由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中得到解決（構成與實現）。在馬克思看來，普魯東創造出來的所謂“構成價值”為中心的經濟學說和超社會主義理論，不過是對李嘉圖價值理論的一種烏托邦式的歪曲說明，而這將李嘉圖倒過來改造社會的方法已經由李嘉圖式的英國社會主義者所運用。

應該特別指出，此時的馬克思，已經不是一般地承認勞動價值論和肯定古典經濟學的科學性，並且在經濟學的大部分觀點上都已經轉變到李嘉圖的立場上來了。通過《布魯塞爾筆記》和《曼徹斯特筆記》時期的第二階段經濟學研究，馬克思已經研究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各種流派。更重要的是，馬克思已經直接肯定李嘉圖是19世紀“最傑出的經濟學家”。（註：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6頁。）因為他“已經科學地闡明作為現代社會即資產階級社會的理論”。（註：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89頁。）這種區分說明，馬克思此時的經濟學研究又明顯高於《德意志意識形態》時期。他已經從古典經濟學中區分出斯密與李嘉圖，並直接將李嘉圖視為古典經濟學理論科學的最高點。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理論起點。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直接將李嘉圖與普魯東進行了對比研究：其一，“李嘉圖給我們指出資產階級生產的實際運動”，而普魯東卻離開現實，在頭腦中發明新公式。這個所謂新公式“只不過是李嘉圖已清楚表述了的現實運動的理論表現”。其二，“李嘉圖把現實社會當做出發點，給我們指出這個社會怎樣構成價值；而普魯東先生卻把構成價值當做出發點，用它來構成一個新的社會世界”。其三“在李嘉圖看來，勞動時間確定價值是交換價值的規律，而普魯東卻認為這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綜合”。所以，實際上，“李嘉圖的價值論是對現代經濟生活的科學解釋；而普魯東先生的價值論卻是對李嘉圖理論的烏托邦式的解釋”。為什麼？因為，李嘉圖是從現實的經濟關係中得出他的理論公式，這個公式正是經濟生活的本質，李嘉圖以這個本質來透視資產階級社會經濟現象，如“地租、資本積累以及工資和利潤的關係等那些驟然看來好像是和這個公式抵觸的現象”。（註：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2-93頁。）而普魯東則完全憑任意的假設，再以一些孤立的經濟事實加以歪曲作為例證。可以說：李嘉圖是社會唯物主義，普魯東是唯心主義。

針對普魯東批評李嘉圖，特別是將帽子的生產費用與人的生活費用混為一談，馬克思說，這是“把人變成了帽子”，這不是因為李嘉圖觀點的“刻薄”，是由於事實本身就是刻薄的。馬克思在這裡直接反對法國人本主義文學家對李嘉圖政治經濟學的攻擊。（註：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4頁。）當然，馬克思決不是在肯定李嘉圖所肯定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觀點，他是要說明，普魯東不僅歪曲了李嘉圖的經濟學中的科學表述，並且將資產階級的現實作為自己建立公平的基礎。因為李嘉圖正確的“公式”，只是“工人遭受現代奴役的公式”。以必要勞動時間確定價值的規律是一定歷史條件下資產階級社會的特定歷史規律。可笑的是，李嘉圖用勞動價值論正確糾正斯密的錯誤，反倒又被普魯東再次弄錯了。並且，他再把這種混亂的錯誤當成自己“平均主義地”改造社會的基礎。馬克思還指出，就是這種平均主義地應用李嘉圖的理論，也並不是普魯東的發明，因為在他之前，英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湯普遜、霍吉斯金、艾德門茨和布雷等人都有過重要的論述。馬克思為此還對佈雷的《勞動的弊害及其消除方法》一書進行了大量引證。（註：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0-115頁。）也是在這裡，他第一次從經濟學上批評了佈雷，因為布雷也不過是將資產階級的幻想變成了他想實現的理想。但是，“要想在不過是這個社會美化了的影子的基礎上來改造社會是絕對不可能的”。（註：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7頁。圖赫舍雷爾：《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形成與發展》，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1頁。）說到底，普魯東的“創造”至多是“以李嘉圖學說為依據的無產階級反對派”——“布雷計劃”的漫畫版。

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在第一章中對普魯東的經濟學批判是正確的，但從理論深層來看還存在著一些問題。正像前東德經濟學家圖赫舍雷爾所說，“在經濟理論問題上，馬克思在這裡很大程度上還是論據李嘉圖的，所以在許多個別問題上有著李嘉圖的正確的和錯誤的理論觀點。第一章的真正主題是交換價值。馬克思這裡主要還就量的規定而論，對價值的質的分析還沒有提到日程上來（馬克思自己說，只是到了《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普魯東主義才被連根剷除了。在那裡，馬克思才真正解決了價值的質的分析，即勞動怎樣和怎樣的勞動形成價值，而且價值必然地要發展成為貨幣）。此時，馬克思還沒有論及價值與交換價值之間、交換價值與價格之間以及價格與市場價格的嚴格區別。馬克思在這裡還沒有搞清楚由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同它變相的表現形式，即資本主義的生產價格之間的差別，所以他還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李嘉圖的觀點。這裡自然既有正確的內容也有錯誤的方面：這種錯誤開始於認為價值由生產費用或勞動時間的最低額決定，即馬克思接受的“勞動價值”或“勞動的自然價格”這兩個名詞，並在許多個別問題上直至李嘉圖的貨幣數量論，李嘉圖的地租理論以及一般利潤率上也都存在錯誤。

當然，馬克思由於有正確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指導，在許多問題上也已經超出了李嘉圖。李嘉圖（古典經濟學）是在肯定的立場上，以價值規律來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運行的機制；而普魯東一類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則想以所謂“真正實現”價值來消除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的一切問題，重建社會的平等。馬克思則在科學地證明：價值是一個歷史的範疇，它只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生歷史關聯，它正是以私人交換為基礎的社會關係的表現，價值只有通過交換才能實現，所以，在以個人交換、勞動價值轉化為商品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徹底改變生產方式本身，就根本無法根除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病。同時，馬克思第一次較完整地揭示了價值規律在私有制條件下的實現問題。當然，在這個時候，雖然馬克思已經開始肯定和維護勞動價值論，可他恰恰沒有歷史地說明價值本身的歷史的形成和變形。也還沒有全面證明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科學理論。這個艱巨的理論任務還要等到1857年以後，同時，如果談到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運用，《德意志意識形態》只是宏觀分析，《哲學的貧困》與《資本與雇勞動》中只是將此運用於經濟學的“個別範疇的分析”，後來才完成了政治經濟學的微觀認證。（註：巴加圖利亞、維戈茨基：《馬克思的經濟學遺產》，貴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224頁。）

在這本書的第二章的五節中，第一節是批判普魯東的假黑格爾主義的研究方法，實際上，這是全書較有價值的部分，即經濟學研究的哲學指導方法問題。用前蘇聯經濟學史學家盧森貝的話來講，就是在這本書中，“反對普魯東的論戰就變成反對當時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首先是反對其方法論的論戰”。（註：盧森堡：《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恩格斯經濟學說發展概論》，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246頁。）其它后四節是從分工與機器、競爭與壟斷、土地所有權與地租到罷工與工人同盟的具體批判。這一章的開始，馬克思明確要說明“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這是重新討論哲學。馬克思反諷地說，這是回到德國，從英國人（政治經濟學）變成德國人（哲學家）。同時，馬克思在此第一次直接論說了李嘉圖與黑格爾的關係：“如果說有一個英國人把人變成了帽子，那麼，有一個德國人就把帽子變成了觀念”。（註：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8頁。）以其前面的思路，李嘉圖把人變成帽子，實際上是揭示了資產階級經濟過程中人與人的關係變為物的過程，而黑格爾不滿意資產階級市民社會的物化狀態，於是他再將物化了的人揚棄為絕對觀念。普魯東既不理解李嘉圖也不了解黑格爾。如上所述，他是用“冒牌的黑格爾詞句”來油炸政治經濟學。

在以上分析中，馬克思對李嘉圖經濟學理論有不少的肯定性評述。而這一章里，是馬克思以歷史唯物主義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特別是社會唯物主義）的超越。同時，在說明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深層唯心史觀的前提下，再看普魯東的膚淺性。圖赫舍雷爾認為，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已經意識到，“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歷史科學”。因為他已經自覺地從生產關係入手，解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論前提。具體地說，就是將社會生產方式的發展的一定階段相適應的，只能是歷史的暫時的生產關係的產生、運動和它的內部聯繫，所以，政治經濟學只能是研究一定歷史條件下“人們藉以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以及這一經濟關係發展的特殊規律性。這也就是要研究“生產怎樣在上述關係下進行”，以及“這些關係本身是怎樣產生的”。（註：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9頁。）這樣，馬克思很自然會站在一個遠於所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理論邏輯尺度上，也能清楚地發現政治經濟學的根本錯誤。

馬克思指出，在以往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中，所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都把分工、信用、貨幣等資產階級生產關係說成是固定不變的、永恆的範疇”。“經濟學家們向我們解釋了生產怎樣在上述關係下進行，但是沒有說明這些關係本身上怎樣產生出來的，也就是說，沒有說明產生這些關係的歷史運動”。（註：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0頁。）因為在馬克思已經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中，人類生存最重要的“本體”規定不是什麼永恆不變的抽象本質，而是一定的歷史性存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正確地看到了生產在人類生活中的基始性，一些優秀的代表人物（如李嘉圖）已經在把握資本主義社會運行中的經濟關係，這些重要的思想可以概括為社會唯物主義。在對待過去的社會歷史運動，特別是由資產階級否定封建社會，這些資產階級的科學家是可以具有一定的歷史性眼光。可是，面對資產階級社會的現實，這些經濟學家（同啟蒙運動以來的一切資產階級思想家）都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人類生存的自然（天然）形態，是永遠不會改變的東西。馬克思分析道：“經濟學家在論斷中採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們認為只有兩種制度：一種是人為的，一種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為的，資產階級制度是天然的”。（註：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3頁。）而從實質上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以說現存的關係（資產階級生產關係）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說明，這些關係正是使生產財富和發展稅務和得以按照自然規律進行的那些關係。因此，這些關係是不受時間影響的自然規律。這是應當永遠支配社會的永恆規律。於是，以前是有歷史的，現在再也沒有歷史了”。（註：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4頁。）很顯然，這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一種本質遮蔽。這種非歷史的隱性歷史唯心主義，只有在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辯證法的科學尺度上才能被正確的透視。

在這個意義上，普魯東就顯得幼稚可笑。因為普魯東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非歷史地描述了的社會關係看成是不證自明的原理，而他只要用哲學來編一下次序就行了。馬克思說，普魯東“把任何一種事物都歸結為邏輯範疇，任何一個運動、任何一種生產行為都歸結為方法，那麼，由此自然得出一個結論，產品和生產、對象和運動的任何總和都可以歸結為應用的形而上學。黑格爾為宗教、法等做過的事情，普魯東也想在政治經濟學上如法炮製”。（註：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2頁。）普魯東又是拿來正反合，運用到政治經濟學的歷史邏輯上。結果是把“人所共知的經濟範疇翻譯成人們不大知道的語言”。（註：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3頁。）

馬克思指出，普魯東根本無法理解，“經濟範疇只不過是生產方面社會關係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普魯東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樣，知道人們是在一定的生產關係內生產，但他不明白，“這些一定的社會關係同麻布、亞麻等一樣，也是人們生產出來的。社會關係和生產力密切相聯。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保證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係。手工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註：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頁。）顯然，這是《致安年柯夫信》中系列觀點的展開說明。前東德學者圖赫舍雷爾說，《致安年柯夫的信》可以視為是《哲學的貧困》第二章的綱要。當然，馬克思這裡有更加明確有力的分析：“必須指出，財富怎樣在這種對抗中間形成，生產力怎樣和階級對抗同時發展，這些階級中一個代表著社會上壞的、否定的方面的階級怎樣不斷地成長，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質條件最後成熟。難道不是說，生產方式、生產力在其中發展的那些關係並不是永恆的規律，而是同人們及其生產力發展的一定水平相適應的東西，人們的生產力的一切變化必然引起他們的生產關係的變化嗎？”（註：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4-155頁。）這是第一層次的說明。

第二層次，馬克思自然要確證，普魯東和一切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家的觀點都不過是一定社會經濟關係的理論反映。“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的發展建立相應的社會關係，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係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範疇”。“所以這些觀念、範疇也同它們所表現的關係一樣，不是永恆的。它們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所以，“每個原理都有其出現的世紀。例如，與權威原理相適應的是11世紀，與個人主義原理相適應的是18世紀”。可是，“為什麼該原理出現在11世紀或者18世紀，而不出現在其他某一世紀，我們就必然要仔細研究一下：11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18世紀的人們是怎樣的，在每個世紀中，人們的需求、生產力、生產方式以及生產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樣的；最後，由這一切生存條件所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難道探討這一切問題不就是研究每個世紀中人們的現實的、世俗的歷史，不就是把這些人既當作劇作者又當作劇中人物嗎？但是，只要你們把人們當作他們本身歷史的劇中人物和劇作者，你們就是遇迥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發點，因為你們拋棄了最初作為出發點的永恆原理”。（註：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8-149頁。）馬克思這裡闡發的正是他不久前剛剛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這也難怪梅林要說：《哲學的貧困》“只是一本歷史唯物主義方面的論著”。（註：梅林：《馬克思傳》，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138頁。）

針對普魯東同時反對經濟學家和共產主義，馬克思批評普魯東想凌駕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結果只是一個小資產階級。“不斷在資本和勞動，政治經濟學和共產主義之間搖來擺去”。（註：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8頁。）在此，馬克思專門論說了這時他理解的經濟學的三種流派，更重要的是他直接說明了新的科學社會主義。他分析了“在生產力在資產階級本身的懷抱里尚未發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無產階級和建立新社會必備的物質條件以前，這些理論家不過是一些空想主義者”。（註：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7頁。）他們為了滿足被壓迫階級的需求，會想出各種的體系。可是，“隨著歷史的演進以及無產階級鬥爭的日益明顯，他們在自己頭腦里尋找科學真理的做法便成為多餘的了；他們只要注意眼前發生的事情，並有意識地把這些事情表達出來就行了”。而“這個由歷史運動產生並且充分自覺地參與歷史運動的科學就不再是空論，而是革命的科學”。（註：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8頁。）

這就是不久之後《共產黨宣言》的主體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