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國際禮拜堂

2001年1月出版的《上海宗教志》這樣描述這座著名的教堂：“國際禮 拜堂是一座近代哥特式磚木結構的建築，該堂呈英國民間鄉村建築風格，堂體平面呈L型，屋頂呈交叉形木屋架。大門朝北，兩邊設尖拱長廊，窗框為弧拱形，鑲嵌梅花紋玻璃。堂的左側為3層樓房，底層為牧師辦公室，三樓是小禮堂。”

當夕陽西下的時候，我常常獨自一人漫步在寧靜的衡山路上，不知有多少次凝視過這座已有近八十年歷史的優秀近代建築；又每每在教堂鐘聲敲響時進入大門，在禮拜堂後排座位上靜靜地坐一會。出於對歷史的偏愛，我總讓遐想去追隨那已逝去的歲月，感慨萬分！

教堂的命運，是與國家的歷史命運緊緊地相聯在一起的。國盛，它則榮；國衰，它則敗。儘管它是一座聖殿，但絕不是世外桃源。國際禮拜堂的歷史，無疑是中國近代基督教歷史的一個縮影。

在上海西南地區有一條帶有濃郁歐式情調的幽靜 馬路——衡山路。

2001年1月出版的《上海宗教志》這樣描述這座著名的教堂：“國際禮拜堂是一座近代哥特式磚木結構的建築。

眾所周知，鴉片戰爭后，中國開始成為帝國主義列強爭奪瓜分的一塊肥肉。1842年屈辱的《南京條約》簽定后，上海、廣州、福州、廈門、寧波等五個城市成為了帝國主義列強掠奪中國的第一站。自此之後的百年歷史中，一次又一次地簽定不平等條約，接著是賠款、割地、立租界。伴隨著西方列強的洋槍洋炮，天主教、基督教成為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上海這個大碼頭，繼英國、法國等列強前來掠奪后，自然也少不了美國人的光顧。1923年，在華美國人集資在當時的貝當路（今衡山路）開始建造這座教堂，以供在上海的以美國人為主的西方人享用。該堂最終在1925年竣工並開始使用，英文堂名為Shanghai Community Church，中文名稱為國際禮拜堂。

今天，任何人都會明白，在國家處於水深火熱之時，人民遭受三座大山壓迫之際，這座教堂的主權當然只能在美國人手中，無論是該堂的管理機構理事會的理事，還是該堂的牧師、信徒，都只能是以美國人為主。更為荒唐可悲的是，進入在中國土地上的這座教堂內不能講中文，卻都得講英語 。在該堂偶爾有少許幾名中國牧師，也只是充當配角而已。這是一部屈辱歷史的真實寫照。

“基督教傳到中國不久之後，帝國主義便在中國開始活動，又因為把基督教傳到中國來的人們，主要的都是從這些帝國主義國家來的，基督教同帝國主義便在有意無意、有形無形之中發生了關係。”1950年9月，由吳耀宗、江文漢、江長川、崔憲祥、劉良模、鄭建業等26名基督教領袖及團體負責人共同倡議發表的《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這一劃時代的三自宣言中的這段結論，不正是對1949年前的中國基督教歷史，包括國際禮拜堂歷史，最好的總結

新生的國際禮拜堂見證了50年代初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的發起，見證了三自愛國運動的發展。

1950年，第一次全由中國人組成的國際禮拜堂理事會推薦出了該堂第一位中國理事長李仲道。

1958年，國際禮拜堂同樣見證了上海基督教實行的聯合禮拜，從那時起直到今天，它便成了徐匯區聯合禮拜的主要場所。

在十年“文革”浩劫中，國際禮拜堂與全國千千萬萬個教堂一樣，遭到了史無前例的破壞，堂里的管風琴、洗禮池、銅十字架等宗教設備毀於一旦。

1978年冬天在北京召開的一次歷史性會議改變了整個中國。不久，牧師與信教群眾隨之獲得了相應的尊嚴，莊嚴的禮拜堂同樣再次獲得了它的新生，人們比作這是第二次解放！

1981年1月4日。因“文革”而關閉了15年之久的國際禮拜堂重新開放！從清晨開始它就迎來了來自四面八方久違了的信徒，整日絡繹不絕。

如今，隨著參加崇拜的信徒人數越來越多，每逢星期日上午兩場禮拜開始之前，大堂、二樓大廳、三樓小禮拜堂， 1400餘個座位就早已坐滿。90年代來，信徒先後奉獻了雙層大型電子琴、三角鋼琴、閉路電視等設備，近年在大堂內又安裝了幾台大功率空調機，既增加了宗教氣氛，又使禮拜堂條件大為改善。

近二十年來，國際禮拜堂信徒中湧現了眾多的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優秀教師和“三八”紅旗手。他們中有不辭辛勞長期義務為街道里弄居民送醫送葯的退休醫生張鍔、為祖國爭光贏得“女排三連冠”的中國女排前主力隊員李國君，為祖國統一作出貢獻的上海市海峽律師事務所女律師項黎等，他們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作光作鹽”。90年代以來，當我國部分地區遭到嚴重自然災害時，國際禮拜堂的信徒積極參加“獻上一份愛，奉上一片情”的賑災活動，為災區踴躍捐助棉被、棉衣，為希望學校捐款助學。送往災區的包裹中既有剛從商店中買來的嶄新的棉被棉衣，也有慈祥的老媽媽在燈下用針線補上每一粒紐扣的寒衣，送往貧困山區孩子們手中的都是簇新的書包、文具和課本。至於為福利院、敬老院、傷殘兒童特殊教育基金會、社會幫困基金捐款，信徒中的醫務人員下街道里弄提供義診、醫療諮詢服務，配合社區為街道里弄一些孤寡老人洗頭、洗腳、洗衣、護理等義務服務，其人次更是無以計數。這不正是處於新時代的廣大信教群眾愛國愛教、為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作貢獻。

作為國內外著名禮拜堂之一，自80年代初復堂以來，國際禮拜堂除每年接待千餘名港澳台與國外來賓外，還接待過許多前來中國進行友好訪問的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及宗教領袖，他們中有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美國眾議院議長金里奇夫婦、挪威國王哈拉爾五世和王后、英國聖公會坎特伯雷爾大主教喬治·凱瑞、香港基督教聖公會主教白約翰夫婦等。至於每逢星期日前往該堂參加宗教活動的港澳台及海外信徒，更是無數。為了更好地接待外籍信徒，在1981年復堂之初該堂就成立了專門接待海外信徒的小組。此外，在大堂后樓正中設有外賓專座，並配有同聲翻譯器，可將牧師的講道內容同時譯為英語提供給外賓。1996年9月起，上海市基督教教務委員會在國際禮拜堂每星期日下午開設專供在滬外籍人士參加的英語專場禮拜，由中國教職人員主持宗教儀式並用英語講道，深受外籍人士的歡迎。目前，來自四十個國家和地區約700位基督教徒在這裡敬拜讚美主。繁忙的外事來訪接待，既增進了中國人民與外國朋友之間的友好往來，同時也對外宣傳了中國宗教信仰自由的狀況，起著重要的民間外交作用。

國際禮拜堂先後走出過兩位中國基督教主教，一位是已故的才華橫溢的沈以藩主教，另一位就是德高望重的丁光訓主教。這在全國是少有的。

早在1962年，年輕的沈以藩牧師就擔任了國際禮拜堂聯合禮拜的主席。1980年12月復堂前夕直至1994年8月在山東威海不幸病故，他一直擔任著該堂主任牧師一職。1988年6月在上海祝聖為主教。作為中國傑出的宗教學學者、神學教育家、教務活動家，他在國內外基督教界享有較高的威望。沈以藩主教生前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宗教教育系列高評委暨研究系列高評委委員、中國基督教協會副會長兼總幹事、全國政協委員。他為中國基督教事業，也為國際禮拜堂而嘔心瀝血。其英年早逝，對國際禮拜堂、對中國基督教事業都是很大的損失。沈以藩主教將永遠受到他生前曾傾心傾力工作過的國際禮拜堂信徒的緬懷和思念，他的著作與情懷將永遠留在他所熱愛的信徒心中。

40年代中期，當時年僅三十多歲的丁光訓曾在上海擔任國際禮拜堂的牧師數年。此後，無論是他赴加拿大、美國留學，還是長期在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擔任院長，或80年代初起出任全國基督教兩會的主席、會長，他的心中始終惦記著上海的基督教，惦記著國際禮拜堂。

2000年4月7日，春意盎然，晴空萬里，國際禮拜堂迎來了一位久違的老人，他對這裡的一草一木是那樣的熟悉，那樣地深情。寬敞的禮拜堂內早已座無虛席。當丁主教健步走向主席台時，眾人都行注目禮翹首仰望著他。此時此刻，他那洪亮的聲音重新又在大堂內響起。在一個多小時題為《神學思想建設在三自50年中的地位》的演講中，丁主教不僅系統地闡述了50年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發展的三個階段，還從“因信稱義”四個字在歷史上曾兩次發揮過的作用，講到當前開展神學思想建設的重要性。他明確地告訴大家：“至於神學思想，那是對基本信仰的解釋和理解，兩千年來有許多變化，這些變化每每是為適應時代的需要，為的是幫助信徒在時代的變遷中保持基本信仰的不變。”丁光訓主教的演講贏得了陣陣熱烈的掌聲。

繼1998年11月中國基督教兩會在“濟南會議”上決定開展神學思想建設以來，丁光訓主教已在各種場合作了多次講話，闡明神學思想建設對當代中國基督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想，他老人家對中國、對上海的國際禮拜堂是厚愛的，是很看重的。我相信，開展神學思想建設必將在中國基督教史上寫下嶄新的篇章！

國際禮拜堂大草坪終年鬱鬱蔥蔥，蒼翠茂盛，它預示著國際禮拜堂，乃至整個中國基督教事業青春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