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克·奧列里烏斯·安東尼·奧古斯都

奧列里烏斯於121年4月26日生於羅馬，在一個很有政治勢力以及富有的家庭中長大。小的時候就被當時的羅馬皇帝哈德良注意到，因而得到特殊的教育。六歲即升為騎士階級（Equestrian Order），七歲入學於羅馬的薩利聖學院（Salii），並在這裡的到各種文化中精英的教育。真正把奧列里烏斯推入政壇的是前朝皇帝哈德良，他認養安東尼為嗣子，條件是安托寧同等認養奧列里烏斯。

奧列里烏斯在161年3月7日繼位成為羅馬帝國皇帝，任期伊始就戰爭不斷，並有多次自然災害。

163年他入侵亞美尼亞，於此同時傳染疾病氾濫整個帝國，但他成功的把日爾曼人游掠部族趕出羅馬領土。由於這些戰爭，奧列里烏斯在位時國庫匱空超前，皇帝的生活也日漸拮据。妻子據說貞守不嚴，兒子們也都屬乏能之輩。他的名言：“不對的事不用做，不真實的話不必說。”

166年，他遣使中國漢朝，即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這是中國與羅馬正式交通。

擁有凱撒稱號（Imperator Caesar）的他是羅馬帝國五賢帝時代最後一個皇帝，於161年至180年在位。馬爾克·奧列里烏斯是羅馬帝國最偉大的皇帝之一。他不但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君主，同時也是一個很有成就的思想家，有以希臘文寫成的著作《沉思錄》(Τὰ εἰς ἑαυτόν)傳世。在整個西方文明之中，奧列里烏斯也算是一個少見的賢君。更值得一提的是，雖然他嚮往和平，卻具有非凡的軍事領導才幹。

作為一個斯多葛派的哲人，馬可·奧勒留也許沒有太多可以稱得上個人創見的哲學主張，但他是這一哲學的實踐者，而不僅僅是一個饒舌的學問家。要實踐一種犬儒主義、甚至一種存在主義並不難，但要實踐斯多葛派哲學可就難了。

後來的人們往往會在奧勒留的哲學中發掘出許多可疑的問題。譬如，命定論與自由，虛無主義與仁義道德這些矛盾的東西被拼成一盤。還有，他的站在宇宙立場上的無條件的普愛思想，也被視為是一種愛的幻想，愛的烏托邦，愛的謊言。但是在奧勒留的生活中，在他心靈的火爐里，矛和盾已經熔化在一起，顯示出金屬的本質。內聖外王之道在他身上獲得了統一。奧勒留還躬親實踐了這種看似不可能的愛。

大約169年，羅馬軍隊在劫掠塞琉西的阿波羅神廟時，據說打開了一個神秘的金盒子，裡面藏有疾疫的毒菌，於是末日降臨，義大利的許多村莊和城市淪為廢墟，羅馬城裡也有近萬人死亡。正當奧勒留為賑濟災民焦頭爛額時，他親信的將軍，帝國東部總督阿維第烏斯·卡西烏斯在敘利亞舉兵反叛，意欲奪取王位。叛亂最終被平定了。殺死卡西烏斯的是他手下的屬將。但對於卡西烏斯的死，奧勒留深為遺憾。他為權力的慾望毒害將軍的心靈而感到沉痛，還說本來要求寬恕的應該是他自己。奧勒留還小心地毀掉一切有關叛亂的文件，以免牽連參與其中的人。奧勒留說到做到。當奧勒留說，不要從權力、地位、名譽等身外之物中去尋找快樂，要在物質現象面前保持心靈的尊嚴時，他不是只面對別人。歷史上有哪一位皇帝把自己的王位分成兩半，將一半交給另一個人？這種“二日並出”的政治範例卻在奧勒留時代出現。當然，我們不能離開奧勒留所處的歷史境況去要求他，以一個人的匹夫之力要改變整個社會的風貌和歷史的積弊是不可能的——這也不符合奧勒留的哲學。羅素曾經指出，“馬可·奧勒留確乎曾經敕令過角鬥士必須使用粗鈍的劍進行角斗，但是這種改革是暫時的，而且他對於人與野獸的角斗也沒有做過任何改革”。

經過數百年的征服與擴張，特別是到了愷撒和屋大維統治的時代，羅馬帝國的版圖變得十分遼闊。它的疆界橫跨歐亞非三大洲，北抵英吉利海峽、萊茵河、黑海、高加索一線，南至北部非洲，東到阿拉伯沙漠。隨著版圖的擴大，結果是增加不安定的因素。奧勒留執政時期，帝國已經轉入守勢，但是國家內部仍然不能平靜。當帕提亞的沃洛吉斯四世（Vologases IV）繼位，他入侵亞美尼亞和敘利亞，重奪埃德薩，使161年至166年羅馬-安息戰爭爆發。

奧勒留令他的共同統治者維魯斯守衛敘利亞，另一方面使將軍馬庫斯·斯塔提烏斯·普里斯庫斯（Marcus Statius Priscus）在163年入侵亞美尼亞，另一位羅馬將軍阿維狄烏斯·卡修斯（Avidius Cassius）則在164年入侵美索不達米亞。羅馬人攻陷了塞琉西亞和泰西封，並把這兩座城市焚毀，一些羅馬士兵在這個時候染上致命疾病（可能是天花），羅馬軍隊只好撤退，及后這種瘟疫在羅馬帝國大為流行。但他們在撤退後仍控制著杜拉歐羅普斯。而奧勒留本人則與馬科曼尼人、誇狄人等日耳曼部族進行了漫長的馬科曼尼人戰爭。

166年開始，早已居住在多瑙河以北(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一帶)的馬科曼尼人和誇德人等日耳曼部落，於166年開始向羅馬發動大規模進攻，其先頭部隊一度衝進北部義大利，羅馬當局動員全部力量，甚至將奴隸和角鬥士都編入軍隊，以應付危機。薩爾馬特人也支援日耳曼人，加入對羅馬帝國的侵犯，其中擅長冰面騎兵作戰的伊阿基格斯人在多瑙河冰封之戰被羅馬軍隊打得慘敗，從此衰落。皇帝親自參加指揮作戰，戰鬥極為酷烈，最後總算將其驅趕出境，並於175年簽訂和約。但他們對羅馬的威脅依然存在。有些被羅馬安置到邊界的土地上務農，也有的加入羅馬軍隊輔助作戰，使羅馬軍隊的成份開始發生變化。

179年馬可·奧勒留再次出征馬科曼尼人，去世時(180年)戰爭並未結束。奧勒留在位的二十年時間，就是在應付這些事件中度過的。但在戎馬倥傯之際，奧勒留依然繼續他對宇宙人生究竟的思索。《沉思錄》的許多篇章，是在刀光劍影的征途上寫下的。

斯多葛派認為整個宇宙是一個神，一個心靈，它分配給每一個人以靈魂。“人是一點靈魂載負著一具屍體”。人應當擯棄肉體的享受，一切可稱為快樂的東西，去完善自己的靈魂。奧勒留嚮往這種高尚的生活。與所有真正的斯多葛哲人一樣，奧勒留的關懷遠遠超出羅馬的版圖。他的志向不在於成為一個萬萬人之上的羅馬皇帝，而是要成為一個宇宙公民，因為“廣袤無垠的歐亞大陸，在宇宙不過是一角落；海洋之大，不過猶如一小水滴；馬其頓的埃索斯山，與全宇宙相比，不過塵埃一粒；而此時此刻，在無盡的時間序列中，也只是無窮中的一點。所有一切存在物，都是渺小的，變化著的，無任何穩定性可言的東西。”宇宙的本性操縱物質界時好像玩弄蠟塊，命運刈割生命有如收麥子。“仔細地審視所有的事物，你會看到它們一直在凋萎和變易。也可以說，一直在腐敗和離散，換一個說法，事物的一再形成一如它們之前的一再瓦解。”

整個世界是一道生滅不息的潮流。“既然如此，又有誰能賦予那絕不能靜止下來的遷流中的事物以什麼價值呢？”因為，沒有誰能站到這一潮流之外去。在這遼闊無際、遷流不息的宇宙流中，人什麼也抓不住，包括萬里江山和金碧輝煌的宮殿，也包括人自己的肉身。“名醫希波克拉底治癒了好多疾病，但他自己終究也病倒而死去。占星家查爾丁之流預言別人的大限之期，最終自己卻沒有躲過死亡之日。亞力山大、龐培、愷撒一生征戰，毀滅了多少城市，在戰場上砍殺了成千上萬的馬匹士卒，可他們自己終歸仍然追隨死人而去。赫拉克利特曾大談宇宙之火，卻因水腫病而死亡。”《沉思錄》的作者要求人們“經常思想一下往昔的古人吧。他們一心一意地為自己的怨恨和家族的世仇作報復，並且無所不用其極；他們有的聲名顯赫一世，有的則罹難蒙災、創巨痛深。然後你問自己一句：似諸人等，而今安在？他們消失得無影無蹤，如一縷煙逝去。”“不用多長的時間，你將釋懷於整個世界；更短的一點時間內，世界也就忘記了你。”那些執著的企圖，只能使人陷入被動與煩惱，並且最終也要失算。“那些戲，甚至不值得耗費蠟燭去演出呢！”在揭示世界的流變和生命的無常之後，奧勒留追問，“究竟是什麼使你執意盤桓於此呢？”

生活在世俗中的人們，通常會抱怨是外部事物的誘惑與違逆導致他們內心的痛苦不安。奧勒留告訴人們，這是不確切的，甚至是自欺欺人的，是逃避人生使命的託詞。“如果外部事物使你煩惱不安，那麼請你注意，使你心情煩亂的並非事物，而是你對事物的看法，而只要你願意，你是很可以將它打發掉的。”他堅持了兩條格言：事物不能拂亂靈魂；人生不過一種意見。如果生活使你痛苦，那就反省並且去除自己的意見和觀念吧，是它們令你痛苦的，而不是生活使你無法承受。“不要忘了，一切事物說到底都是一種意見。只要你樂意，都屬於你的思想所支配。因此，去掉你的見解，就好像你繞過某個危險的海岬，你不會損失什麼，但你卻獲得了安全的航線，平靜的海面，還有風平浪靜的海灣。”

由於有了這種直指人心的痛快淋漓，奧勒留便無須去尋找隱逸的叢林了，或者說他在自己心中找到了寺廟。“人們習慣於凡欲隱退便尋找那人跡罕見的地方，或鄉間，或海濱，或山中。而這也是你一心嚮往的。可歸根結底，這是一種俗不可耐的嚮往，因為你自身當中便有這樣的力量，隨時可以隱退的，只要你希望如此。一個人的心便是他迴避喧囂世人的最自由的寧靜去處。如果你心中寧靜，那你就已獲得了內在的和平；這種和平安寧在於聽從自心的吩咐。”這種在自己心靈發現叢林的結果是，奧勒留不像一般的隱者那樣逃避自己的責任與義務。他認為厭棄、迴避與執著追逐同樣是煩惱的誘因，外在的企求與內向的蜷縮同樣使心靈變形，憤怒和狂喜都會使靈魂扭曲，失去自性的圓滿。因此，他既不追逐人生，也不逃避人生，從不怠慢社會歷史賦予一個羅馬皇帝的使命。他每天都在提醒自己，要盡到自己身上的社會責任。“當你清晨不願早起時，可以簡短地對自己說這麼一番話：我要起床去履行一個人所負有的責任，難道我會不樂意履行我之被塑造，我之被生於此世間而應該負有的責任嗎？”他生活態度既積極又消極：盡人事而聽天命。

奧勒留的終極關懷是心靈的關懷。他指出，“一個毫不猶豫便會躋身於赴死者的高尚隊伍的人，便是一個類似祭司和神之伺奉者的人，一個能夠正確利用心中神性的人。在這種神性力量的幫助下，此人便獲得了庇護。他不受歡樂的誘惑，不怕痛苦的侵襲，不受傷害又超然於惡人們的邪惡意志之上。因此他在進行一場高貴的戰鬥，抵禦心中的所有情慾。他的內心深處浸透了公義的精神，全心全意地接受一切逆順之境，面對自己的命運。若非公眾的必然利益和普遍的福利，他對任何言談、思想或行動都不屑一顧。不，他只專門於自己的事業，仔細地思想命運分配給自己的大自然的那一份，盡其所能地追求第一和至善。他由衷地相信自己得天獨厚，相信任何人的命運都是得其所宜的，因為適宜便是命定的東西。”對於那些以高貴的靈魂去伺候肉體的人，奧勒留指出，“你只是以一個有價值的東西去服務於那並無價值的存在。因為前者是靈魂、智慧和神性，而後者卻是污垢和腐敗。”

心靈若依附於財富、地位、權力等外物，並以其為尊嚴和榮耀，就會多了虛妄不實的成份，變得猖狂而又脆弱。把它們納入心靈，與把眾多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人群納入羅馬帝國的版圖是一樣的。為了保持靈魂的高貴和純潔，他勸戒人“把你的感覺局限於它們應有的範圍，讓你的心保持應有的距離，不用與它們混在一起。”使你的心像清泉一樣長流不息，時刻保持自由、澄明、節制和善良，不至於成為一潭死水。這就是奧勒留“世出世間”、解脫煩惱的秘訣。沒有任何外境能顛倒一個回到心靈的人，“可以說，生死、榮辱、苦樂、貧富——所有這一切都是善者和惡者會共同遭遇的東西，從本質上說，他們並沒有內在的高尚性或卑鄙性，因而，如果說它們是非善非惡的，也就沒有任何不妥了。”

同樣道理，沒有任何一個人的罪惡能傷害另一個人。“我確定地相信，沒有人可以真正地傷害我，因為沒有人可以迫使我錯誤地行動；我在自己的內心深處也不懷有對什麼人的仇恨，我也不會對自己的本性和家人生出憤怒。”那些企圖傷害別人的人，他們的忌妒、仇恨、憤怒和歹毒首先傷害了自己的心靈，使之失去了安詳、澄明和美好。他們這樣做其實是十分愚昧的，也是值得同情的。“他的不良行徑出於無知，他的過錯屬於不得已。你與他這兩方都會很快歸於墳墓。你特別應該想到的是：你其實並沒有從他受到傷害，因為你的心決沒有覺得因此受害了。”人既然不可以被別人的行為所傷害，那麼，傷害人的只能是人自己本身。而人的不幸的根源正在於此。“如果一個發生的事件不能拂亂你的天性，那還為什麼要稱它為不幸呢？再說，一件並不與造化的用意相悖的東西，怎麼會挫折一個人的天性呢？”

人要歸依於自己的心靈，心靈又歸依於什麼？或者說，心靈是一個什麼東西？有一個叫作心靈的實體嗎？這是一個令人茫然的問題。按照奧勒留的哲學，回歸心靈的道路與回歸宇宙之神的道路是同一條。由於奧勒留的宇宙之神是非人格的，因此，他的心靈所要歸依的便只能是自然了。宇宙萬物自發自然地協同合作，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服從於同一目的。不論是事物還是人，“不管你將自己擺在什麼地位上，你都是宇宙目的的參與者”，目的都蘊藏於你的內部。奧勒留寫道：“當心的活動符合自然時，它便處在良好的狀態下，它從容地接納事物。無論逆順，心都能應付裕如。誠然，這樣的心並不是完全冷漠的，無傾向性的，它有自己的選擇性和趨向性。但如果遭遇什麼，它便會全力以赴，就像火將落入自身的東西轉為燃燒一樣。”在自然之中，沒有所謂的不幸，也沒有所謂的意外。所謂不幸和意外都不過是人的一種意見罷了。他像一個詩人那樣讚歎：“啊，大自然，凡對你來說是適宜的，於我也是如此。”奧勒留把死亡當成一件善事，因為它是自然的事業、宇宙活力的體現、神的頌歌中的一個樂章。

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說，人是萬物的尺度。這句話可以說是人道主義的第一個宣言。它確立了人作為世界的價值主體和源泉的創世地位，把本來沒有價值差異和價值取向的自然世界加以分別，而這種做法除了因為我們自己是人外，沒有任何根據。奧勒留可以說是“一個精神視野遍及物質全體與時間的人”(柏拉圖語)，他已不再堅持人對萬物的尺度。他的自然之道已超出人道主義(或曰人類中心主義)的範圍，他的回歸自我實際上也是放棄自我。他放棄了人的立場。不僅如此，奧勒留還認為，人對自然世界的分別之心和非分之想正是痛苦和不幸的根源。

《沉思錄》通篇充滿著對物質形態變幻不實，人生短暫無常的感嘆，強調了存在的無意義、無價值。但是從宇宙統一體和自然之神的角度，他又指出，世間的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所有這一切存在都是渺小的、變化著的、不穩定的東西。不要忘記，這所有一切，均來自宇宙的靈魂，或直接或間接地受因果法則的支配。因此，咆哮的獅子的兇惡，蝮蛇的毒汁，或任何自然界中有害的東西，如荊棘、污泥之類，都是高貴和美麗的某種東西的產物。因而不要以為它們是毫無疑義的，是不值得你崇敬的某種存在。要了解所有這一切所由來自的那個源泉。”而且，奧勒留還體會到“事物之間存在著自然的交感同情”。正是這種萬物等價同源的觀念使奧勒留不至於滑入虛無主義的深淵。他要去掉的是頑固不化的個人立場。這種立場的實在性是一種障礙，它使人愚昧，也使人痛苦。奧勒留要消除個人立場和佛家要消除人的私我是一致的。依照奧勒留的哲學，說一切事物都是沒有意義的時，必須補充一句：一切事物都是有意義的、神聖的。這兩句話不僅沒有矛盾，而且同時成立，少了一句就成荒謬。

由於奧勒留所事的神並非超越個人存在的人格上帝，而是內在於人的靈魂，人完善的心靈就是它的法身。因此，人跪在自己的面前就是跪在神的面前，供奉自己和鄰人便是供奉諸神。人的事業便是神的事業。奧勒留不必放下手中的活計、卸下肩上的擔子去投效神聖的領域。只需把份內的事情辦妥，給命運帶到身邊來的人以愛護，並且保持心靈的澄明與自得，也就可以了。在一個等價同源的世界里，任何事情都不值得大驚小怪地加以誇張，不論是是還是非，不論是善還是惡，不論是美還是丑。最為珍貴的是在無常之中的平常之心。

奧勒留不僅認為萬物等值，而且認為同一事物在不同的境遇中自性也沒有實質上的增減。“一塊石頭拋上或擲下，對石頭的自身言，並無什麼區別。上升時於它無益，下落時於它無損。”他的平常心來自平等智，等價同源的價值觀使他具有了十分豁達和超脫的人生態度。“如果你樂意，你可以活，如果你真的將死時，你也決意去死一樣。但假設人們不讓你活，那就坦然放棄生命，但絕不要以為這是什麼不幸。如果房子冒煙了，我就離開它，總得有個了結，為什麼我們一定得執著於物質形態呢？不過，只要還沒有這樣的事逼我，我就呆著，行止像個自由人，願幹什麼就幹什麼。不過，除了我的頭腦和公眾的利益要我去乾的，我又根本無意干任何別的事情。”

“只要你是同宇宙的利益一致，那麼你便不會遭遇意外的事情。”本來無得亦無失，人大可不必在變化之中高唱詠嘆調。奧勒留欣賞這樣的話：“請給予我你樂意的，請拿走你所樂意的”。他還要求人要“衷心地熱愛那些命運將他們帶到你身邊的人。”而且不要挂念自己的善行，耿耿於自己的美德，要像蜜蜂采蜜時那樣不發出嗡嗡的叫聲。至於自私的行為，在奧勒留看來，並不能達到自利，因為這意味著把一朵花從樹上摘去，把一隻手從身體上砍下來。在他的筆下，自私是這樣一種行為，即“將自己從自然整體上砍下來，而他生來便是世界整體的一部分。……復歸於整體的特權是神對人的獎勵。”

他甚至從不把靈魂獲得拯救的希望交付於來世。對於死後靈魂的出路和歸宿以及人格神是否存在的問題，奧勒留並沒有形成堅固的信念，倒是存有許多疑問。“如果人死後靈魂依然存在，那麼自古及今，天空以怎樣的方式為他們騰出地方來呢？”“實際上，神的存在和他們對人世的關心是無從討論的事。”因此，奧勒留把當下此刻作為存在的惟一棲居之所。人必須全然地生活在此時此刻，因為儘管宇宙永恆，人所能把握的時間只是當今；不論是壽比南山還是朝生夕死，你所能擁有的都只有此時此刻。“哪怕你活上三百年，或者，如果你樂意，你會要求活三千年，但要記住，除了現時的生活，人不會失去別的什麼；人除了現時失去的，也不可能還擁有別的什麼。從而，我們可以說，我們通常所謂的長生不老同隨生即死的夭亡，計算起來都沒有什麼分別，因為就當今而言，它的持續是相同的，因此，可以說，死亡的損失對每一個人說來，其嚴重性是一樣的。沒有人能達到當今之外的時間之點，因為沒有人會失去過去或將來。人怎麼能夠被剝奪他還沒有或已失去的東西呢？”

馬可·奧勒留從小就表現出探索萬物本源的興趣，十一歲時，他便有意身著古代希臘與羅馬哲學家們常穿的簡陋的長袍，模仿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少年的心智，得到了當時世界上最好的教化。在《沉思錄》的第一篇，他列舉了一長串對他的人格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人。他們是他的祖父、父親、母親、家庭教師和一些哲學家。令人感興趣的是，奧勒留所列舉的自己得到的教益大多是否定性的。如，他的母親教給他不要在心中產生報復的念頭；他的家庭教師使他“學會了不在運動場上加入某一方——無論是藍隊還是綠隊；也不要為格鬥比賽的任何一方叫好——無論他們是執方盾還是圓盾”；拉斯提庫斯告誡他“不要因為虛榮而撰寫冥思玄想的文字，或慷慨陳詞地談論道德，不要故作熱情洋溢”；阿波羅尼烏斯教導他“不要讓心依賴於偶然機遇”。等等。

奧勒留對哲學的愛好不能被視為是達官貴人的附庸風雅，它出自他的天性。在奧勒留活動的年代，羅馬帝國風行斯多葛派哲學。整個斯多葛派起源於古希臘哲學家芝諾的一次旅行。在前往雅典的中途，芝諾的船沉入了深深的愛琴海，哲學家喪失了所有的財物，但他驚奇地發現，自己的精神品質完好無損。於是便有了斯多葛派——這種聖人的哲學。

奴隸制的罪惡造成的苦難仍然存在。這種批評同樣中肯。儘管如此，儘管奧勒留皇帝統治的時代時有戰爭、瘟疫和地震發生，但是歷史學家仍把這個時期評為最適合人類生活的年代之一。生活在他的時代的人們是幸運的。公元 180年3月17日馬可·奧勒留的逝世，意味著羅馬帝國黃金時代的結束。繼承王位的獨子康莫多斯（康茂德）是最出名的暴君之一。後來的子孫似乎都沒能像奧勒留一樣給臣民帶來如此多的恩惠。他生下了孩子卻不能生下他的心。

羅素：“他是一個悲愴的人；在一系列必須加以抗拒的各種慾望里，他感到其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一種就是想要引退去一個寧靜的鄉村生活的那種願望。但是實現這種願望的機會始終沒有來臨。”他渴望成為一個聖人，一個像蘇格拉底那樣的哲學家，但是命運讓他踏上了一條看起來是相反的道路。作為皇帝安東尼庇護的養子，當他還是一個十九歲青年的時候，就被推舉為羅馬的執政官，此後又兩次連任，還娶了皇帝的女兒為妻。他在世俗的事務中愈陷愈深，不可自拔，直到161年，養父駕崩之後，他被推上了帝國最高統治者的座位。看來，他是一個聽從命運安排和感召的人。“讓命運成為你惟一的意向吧，因為此外再沒有更合理的事情。”這句話不像是對別人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