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四個晝夜

1961年，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黨中央領導人身體力行，組織調查組或親自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1961年5月3日，周恩來總理一行來到伯延時，新中國正面臨旱災和飢荒，伯延沿路的枯樹便是無聲的證明。然而，從公社主任到老鄉們，沒有人願意告訴總理飢餓的實情，大家只有一個樸素的想法----不給國家添麻煩。

一次座談會，社員黑壓壓擠了一大屋。開始大家不敢說話，周恩來笑著指指身後牆上的畫像（當時普遍張貼七位中央常委的畫像）：我叫周恩來，就是牆上的那個人。你們看像不像？這次我來是想聽大家的心裡話，有話只管說，說錯了也不要緊。蹲在總理身邊悶頭吸煙的村民張二廷在總理問到他時，頭一個跳起身“放炮”：要說食堂好，全是假話。食堂吃不飽。還愣沖衝來了一句：你要是糊弄我們，總理，再過兩三年，你也會餓死的。周恩來聞言猛然一震，沉凝片刻，眼裡噙滿淚水：還是我這個總理沒當好，我先道歉，對不起大家。四天四夜裡，周總理走訪了幾十戶農民家庭，與鄉親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在走訪調研考察中，了解了真實情況，伯延由此成為全國第一個取消集體食堂的人民公社。

（部分演職員表來自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字幕）

《周恩來的四個晝夜》拍攝期間，導演陳力在革命老區伯延街頭問一位七八十歲的大爺：見過總理嗎？大爺說：見過總理。人可親切，真是不賴！走幾步，又問一個老鄉，還是同樣的回答：這個人，真不賴！“不賴”是伯延的土話，就是“真好”。半個世紀過去了，老鄉們談論起周恩來總理當年在伯延的四個晝夜，仍然無限感慨和振奮。

《周恩來的四個晝夜》拍攝的第一天，演員孫維民化好妝，坐在周總理曾經坐過的那把椅子上，還未開口，現場（革命老區武安伯延）參演的老鄉忽地哭了。他們說：導演，你把周總理給俺們送回來了！

影片《周恩來的四個晝夜》的故事背景是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國遭遇連續三年的困難時期，國民經濟出現嚴重困難。1961年，周恩來來到革命老區河北省邯鄲市伯延考察調研，在四個晝夜裡與當地村民們朝夕相處，發生了一系列感人至深的故事。

2013年7月12日，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在京舉行首映儀式，導演陳力攜主演孫維民、牛犇、陳創等人亮相。

截至2013年8月19日，通過包場觀影，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已經實現票房610萬元，放映2486場次，觀影人數20萬人次。從2013年8月5日到19日的兩周內，票房突增500萬元。

據了解，北京、天津、河北、湖南等地已舉辦了各地的省、市委書記帶隊觀看影片的活動。重慶、河南、福建等地舉辦了影片的地方首映式和劇組見面會。

深刻表現歷史滄桑

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章柏青認為，影片尖銳地表現了歷史滄桑，雖然沒有出現餓死人這些場面，但從氣氛上觀眾能夠體會到當時民眾的苦難。“總理到食堂吃面時候，連碗都沒有了——我當時念初中的時候，有的地方是炒菜的鍋都沒有了——觀眾通過這些細節就能夠體會到那個時代的特徵。”

中央戲劇學院教授路海波通過一個細節進一步指出影片還原歷史的能力：總理去張二廷家，四個孩子卻在炕上睡覺。“三年困難時期時，因為沒有東西吃，父母經常讓孩子在炕上睡覺，睡著就沒有飢餓感，還能保存體力。”

刻畫總理對人民的似水柔情

李准說，孫維民把周恩來演得非常好，走進了人物的感覺和狀態，臉上的憂患感、對老百姓發自肺腑的同情、叫郭鳳林時的眼神、吃連弟奶做的拽面、囑咐秘書把棺材錢給送回去的細節等，非常到位。“我們看到了周總理的胸懷和擔當。他想得最多的是老區農民克服困難，他遇到問題首先向老區人民道歉，他把很多不是直接的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通過一些小事細節，刻畫周總理的形象。”

關照當下民眾心理訴求

中國電影審查委員會委員高爾純指出，《周恩來的四個晝夜》雖然是歷史題材，但它的參照系始終是現實生活，是用歷史來關照現實：周恩來到伯延公社調研的基礎就是要聽真話，但時隔半個世紀，這仍然是中國社會的一大問題。

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所副所長趙衛防說，影片具有一定的當下性，因為真相也是當下中國民眾一個特別大的心理訴求，大家希望了解真相，希望高層能夠了解真相。“影片中的周恩來可能就是我們現在大眾另外一種心理投射，這個人物體現了當下社會民眾強烈的心理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