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可

1926年三一八慘案后，奉系軍閥和直系軍閥勾結起來，到處搜捕革命者，李大釗、吳可等主要領導均在通緝之列。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中，吳可始終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與敵人進行頑強的鬥爭。由於吳可堅持不懈的努力，先後在香山慈幼院建立了中共支部和共青團支部，在北京農學院、法政學院、中國大學及電話總局、財政部印刷廠等處也建立了黨的組織。同時，在李大釗的倡議下，他還來到北京郊區盧溝橋一帶，建立開展農民運動的宣傳據點。

1926年3月底，為了暫避軍閥當局的監視和搜捕，李大釗和吳可以及國共兩黨的北方領導機關一起，遷入東交民巷蘇聯公使館西院的兵營里。但是，公使館門前仍有偽裝成拉洋車工人的敵偵探，一見有人從公使館出來，就跟蹤而上。在險惡環境的，中共北方區委仍然通過種種辦法，與北方各地的革命組織和革命同志保持聯繫。沉寂多年的兵營，一時成為了北方革命運動的指揮中心。到這裡聯繫工作的，最多曾達到二三百人。有時日夜都有同志化了裝，躲過敵探的監視，前來請示彙報工作。一些進步青年以至大學教授，也前來求教。吳可協助李大釗對前來聯繫的人做了大量的工作。

1927年4月，時令已入初春，而北京的政治氣候，則令人感到寒冷陰森。在此之前，奉系軍閥頭子張作霖，自稱為安國政府“大元師”，在北京袍笏登場。這個出身於東北深山密林中的“紅鬍子”，自清末混跡軍旅，割據稱雄，幾十年的官場角逐，使他練就了一套觀察風雲、翻雲覆雨的本領。當國民革命軍揮師北伐，擊破直系軍閥吳佩孚、孫傳芳諸部，進軍長江下游，特別是日帝國主義叫嚷中國“赤化”時，張作霖為了取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支持，同時取得將來與南方談判議和的對等地位，所以就職伊始，即以“反赤”、“討赤”為標榜，搶在蔣介石之前，扮演反共急先鋒。在他的反動統治下，安國軍總司令部和京師警察廳晝夜出動大批軍警和密探，在北京城內外到處緝拿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當時的北京城貼滿了這樣的告示“宣傳赤化、主張共產、不分首從、一律死刑”。敵人的垂死掙扎，使李大釗和中共北方區委領導機關的處境愈來愈為險惡。吳可感到公使館並非絕對安全之處，因為奉系軍閥出於反動本性，不會遵守外交慣例，同時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外交人員也不會阻止反動軍警進入蘇聯使館，所以必須改變目前的處境，另行開創局面。經過充分研究，吳可在一天深夜，告別李大釗，走出蘇聯公使館，打算回到報子衚衕一個秘密住所去。

死一般寂靜的寒夜，沒有星星，沒有月亮。吳可悄然前行，當走到報子衚衕住所的門口時，停了一下，用警惕的目光掃了一下四周。借著昏暗的路燈，他發現不遠處有幾個影子正向他這邊移動。多年的地下工作經驗，使他立即意識到這裡跟蹤而來的偵探。吳可鎮靜地閃進大門，迅速走進大院內的一戶人家藏了起來。幾個偵探匆匆跑來，向大門口窺視，只見院內房屋參差不齊，約有十幾戶居民。偵探因為沒有看清吳可進的是那間房子，加之膽小心虛，不敢貿然進去搜查，只好隱身在大門對面的樹下守候，並在衚衕兩頭派人巡查。

天亮以後，偵探仍未撤走。吳可為了擺脫險境，就請房東的一位老人到北師大找胡健設法解救。胡健得知情況后，思慮再三，終於想出一個金蟬脫殼的妙計。

傍晚時分，胡健來到張學良在北京開辦的“講武堂”里找到一個叫李炳國的青年軍官。此人跟胡健是中學同窗，為人正直豪爽。經過商量，李炳國借口請了兩個小時的外出假，胡健雇了一輛黃包車給他坐上，自己則騎自行車跟隨，一同來到吳可住處的大門口停下。這時天已黃昏，還下著濛濛細雨。胡健讓黃包車夫在門外等候，自己引著李炳國走進吳可的房間，按照胡健的安排，吳可迅速穿上李炳國的軍裝，隨即出門登車，在眾目睽睽之下安全離去。胡健同來時一樣，仍舊騎車跟在後面，出宣武門，經過下斜街，穿過慈祥印刷廠，來到少年罪犯教養院的一位朋友家中。過了半小時，李炳國也穿著長袍馬褂從容到來。次日清晨，吳可坐上胡健為他預先雇好的黃包車，由外城出彰義門，繞彎路到燕京大學。

那時，燕京大學完全處於敵人的嚴密監視之下，到處都有密探的眼睛，地下活動受到很大限制。為了改變不利情況，堅持隱蔽鬥爭，吳可決定把活動地點轉移到碧雲寺內。

碧雲寺在香山東麓，從山門至山頂共6屋院落，層層殿堂，依山而起，松柏參天，濃蔭蔽日。沿著寺中大殿向羅漢堂去的過道旁，有一間很不顯眼的小屋，裡邊住著北師大一名叫王海鏡的法文教員(此人後來到法國留學，在希特勒的法西斯軍隊佔領法國時，先被投入集中營，後來失蹤)。他那時負責黨的一個支部的工作，同時又是國共合作下的國民黨分部負責人。因為這間房子窄小陳舊，不被外人注意，因而成了一個開展革命活動最理想的地方。

一天下午，碧雲寺遊客如雲。吳可在王冶秋的引導下，隨遊客走進羅漢堂后，閃進王海鏡的那間房內。王海鏡隨即將裡面的一個套間打開，只見裡面堆滿了玻璃傢具，沒有一點空隙，三個人好不容易收拾出一塊地方，用幾隻破椅子搭成了一張床，湊了兩條被褥，在原來的窗紙後面又糊上一層用墨汁塗黑的報紙，並用傢具擋上，成了一間不見天日的小黑屋，吳可就在這裡暫時住了下來。

就在吳可到來不久，碧雲寺中忽然多了一個胖大的“和尚”，還經常看到不少面目生疏、賊眉鼠眼的人，混雜在遊客之中，並不時在殿堂內外窺探。在這種情況下，吳可只能整天呆在小屋裡，白天，王海鏡去上課，像往常一樣，把外屋門一鎖就走了，這時吳可將套間的門打開，利用透進的一點光線看書、看報。王海鏡回來時，總是悄悄地帶回一點鹹菜和幾個燒餅，給吳可充饑。王冶秋往往在夜深人靜時，來到吳可的住處，報告在外面聽到的各種情況。吳可則根據情況向他布置工作，並要求他在附近工人農民中發展黨員，壯大革命力量，積極做好響應北伐的準備。

就在吳可隱藏於碧雲寺期間，北京的黨團組織正遭受著巨大破壞，許多共產黨員和革命青年血濺荒野；更為嚴重的是，以李大釗為首的領導機關與外界完全隔絕。吳可幾次試圖打通這個關係，都沒有結果。

一天，王冶秋忽然從城裡帶來消息：張作霖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於4月6日清晨，出動數百名軍警，不顧外交慣例和國際公德，悍然包圍並搜查蘇聯公使館，將李大釗等20位同志捕去。根據這個情況，吳可連夜召集附近黨組織負責人開會，研究應付突然事變的措施，並設法了解李大釗等人的下落。

過了幾天，陸續有消息傳來：李大釗正在受著嚴刑拷打和折磨，但他立場堅定，寧死不屈，在法庭上宣傳共產主義，弄得敵人都害怕“過堂”。吳可被這種革命正氣深深激勵，更加堅定了鬥爭的信念。

1927年4月28日，在人民群眾的社會輿論的譴責聲中，奉系軍閥張作霖悍然殺害了李大釗等20位革命志士。

吳可看過王冶秋帶給他載有李大釗等人犧牲消息的報紙后，悲痛交加，半晌說不出話來。他的眼睛里噴射出憤怒的火焰。

“一定要報仇！我們一定要報這血海深仇!”吳可幾乎大叫起來。過了一會，他抹去眼淚，望著李大釗的遺像，帶領大家舉起手立下誓言：

“大釗同志，我們一定要像你一樣，鬥爭到底，流盡最後一滴血!”

第二天，吳可就急於進城，尋找被破壞的黨組織。下午，遊客眾多，“胖和尚”正在睡午覺。在王冶秋的幫助下，吳可化裝夾在遊客中間，離開了碧雲寺。由於敵人搜捕甚緊，他不得不到天津暫避幾天，然後回到北京。不久，新的中共北京市委建立，吳可接通了關係，繼續在市委的領導下，擔負恢復和整頓黨組織的重任。

這年6月，吳可接受中共北京市委的指示，準備成立一個以家庭作掩護的地下機關。接受任務后，他派胡健尋找合適的地點併購買傢具。開始，他在協和醫院後面一個僻靜的衚衕里租了一座獨門獨戶的兩間小樓；不久，又遷到東城吉兆衚衕8號。按當時北京居民的習慣，租房子必須有家眷。再說，一個家庭沒有家眷，時間長了，很容易引起敵人懷疑。這個問題一時頗費躊躇。後來，經胡健介紹，一位名叫樂懿的女大學生來到吳可身邊。

樂懿是知名人士景梅玖先生(同盟會會員，辛亥革命後任孫中山先生的秘書長，曾被北洋軍閥通緝流亡日本。解放後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1955年病逝)的養女，原籍江蘇徐州，中學時代在香山慈幼院師範就讀。在該班任教的張滌岩老師是慈幼院的黨支部書記。樂懿在校期間，學習刻苦，思想進步，由張滌岩和另一位叫陳璧如的教師介紹，先後加入了共青團和黨的組織。胡健在慈幼院就讀時與樂懿相識，深信她是完全可以信賴的同志。如果樂懿肯擔負這個任務，在政治上是非常合適的。但是要一位少女來充當名義上的妻子，這需要有衝破封建禮教的勇氣。胡健對這點沒有把握。於是，他抱著試試看的心理找到了樂懿。此時樂懿和另一位女生李芙蓉考上了朝陽大學，正要進城就讀，當胡健說明來意后，樂懿和李芙蓉倆人慨然依允，隨之就與吳可住進了吉兆衚衕8號的秘密機關。樂懿與吳可以夫妻名義在一起生活、工作。

為了恢復和發展黨的地下組織，吳可晝伏夜出，到處奔走活動，遇到特別不方便的地方和急需白天處理的事，就由胡健找樂懿送信聯繫。這一時期由於一些做領導工作的同志多不在北京，過去靠單線聯繫的同志也很難找到，因此，工作的開展很困難，他兩天沒有回來，大家都很為他擔心。原來，他在燕京大學召集積極分子開會時，被警察發現抓去。吳可沉著應變，加上該校地處京郊，警察都不認識他，被拘留三天後，才從虎口脫身。

在艱苦的革命鬥爭中，樂懿一邊讀書，一邊協助吳可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生活，使得兩人的感情一天天加深起來，不久，樂懿真正成了吳可的忠實伴侶。

隨著黨組織在學校中的恢復和發展，吳可成了學生運動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他時而城內，時而城外，時而西裝革履，時而長衫禮帽，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投入青年學生運動之中。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起義反抗國民黨的第一槍。消息傳到北京，吳可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親自把這個消息向各個學校的學生進行宣傳。當他來到北師大時，被專門負責監視行動的警察認為形跡可疑，又一次被抓去查問。由於在場的警察沒有一個認識他，又沒有問出什麼結果，只好把他放了。吳可第三次虎口脫險，繼續戰鬥在各高等學校之間。

金色的秋天，香山楓葉紅似火，野果飄香。在卧佛寺後面的山坡上，來自朝陽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的青年學生，三三兩兩地坐在草坪上，有的看書、有的寫生，實際上這些青年學生在進行組織活動。不一會兒，裝成學生模樣的吳可來到他們的面前，他們立即圍坐在一塊兒。吳可向學生們作了國際國內的形勢報告，鼓勵他們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光明，積蓄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吳可的報告具有極大的號召力和感染力，給聽眾留下深刻的印象。

李大釗犧牲后，中共北方區委的工作由王荷波主持。在敵人的刺刀和無數先烈的鮮血面前，北方區委逐漸認識到武裝鬥爭的重要性，決定以革命武裝反抗反革命武裝。因此，吳可在加快發展組織的同時，積極做好武裝起義的籌備工作。

八七會議召開后，中共中央將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的決議，派人及時傳達到各地。北方區委按照決議的精神，擬定了武裝暴動計劃，並任命吳可為暴動總司令；同時秘密成立了北京市總工會，任命吳可為工會黨團書記。接受任務后，吳可著手組織暴動大隊，繪製暴動區域圖，草擬北方區委實施暴動的通告，為暴動做好充分的準備。

10月15日，北京市總工會派出的工人董建中，在西直門散發傳單時被敵巡警發現，跟蹤到西單藤牌營4號工會機關。工會會長趙全林被捕叛變，供出北方區委、軍事委員會、北京市委等秘密機關。敵人先後從上述機關捕去王荷波等17位同志。吳可當天到匯文中學開會，歸途中被敵人發現，跟蹤而來。當他回到住處，準備參加王荷波召開的會議時(他不知道王荷波已被捕)，敵人破門而入，將他捕去。他受到秘密審訊后，於11月11日凌晨3時，被害於北京安定門外劍垛西邊。年僅27歲。

噩耗傳到了碧雲寺中學黨支部，同志們無不深感到悲痛。尤其是王冶秋，他忘不了和吳可在一起戰鬥的日日夜夜。為了悼念18位烈士，就在吳可曾經住過的那間小屋中，為18位烈士舉行了追悼會。與會同志拭淚發誓：“我們一定要為死者報仇，我們一定要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