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英雄

小說由四部相對獨立、卻又構成呼應的中短篇故事構成。

《貝拉》採用敘事主人公的第一人稱敘述。“我”乘馬車離開梯弗里斯，在喬治亞軍用大道上路遇老上尉馬克西姆·馬克西梅奇，5歲的老上尉對“我”講了畢巧林的故事。老上尉奉命駐守高加索的一座要塞時，年輕漂亮的責族軍官畢巧林來到他的要塞，他讓老上尉感到有些誇張，因為在風雨天出去打獵，別人都累壞了，他卻一點事兒也沒有，可坐在自己屋裡他卻會著涼：他會一連幾個小時一言不發，可一開口又會讓人笑破肚皮。他是近衛軍軍官，因為在上流社會中鬧出醜聞被從都城發配到高加索。他既勇敢高傲．又彬彬有禮。他愛上當地王爺的女兒貝拉，設法用偷來的駿馬誘惑貝拉的弟弟把姐姐拐進要塞，貝拉經過漫長的沉默和猶豫后答應了畢巧林，因為她也愛上了畢巧林。過了不久，畢巧林對貝拉的感情逐漸冷淡，因為他覺得“一個蠻女的愛情比起上流社會貴婦的愛情來也好不了多少”。只有馬克西姆·馬克西梅奇像對待女兒那樣關照貝拉。失去駿馬的契爾克斯小夥子卡茲比奇為了報復而劫走貝拉，老上尉和畢巧林把貝拉追回來，但被卡茲比奇刺傷的貝拉最終還是死了。後來，畢巧林被調離要塞。

《馬克西姆·馬克西梅奇》一節寫道，“我”在弗拉迪高加索與馬克西姆·馬克西梅奇再度相遇，我們兩人在這裡看到畢巧林的馬車。馬克西姆·馬克西梅奇激動萬分，等了一夜卻沒等到畢巧林出現。第二天，“我”看到畢巧林，“我”覺得應該為諸位描繪一下他的肖像：中等個頭，體格健壯，白得耀眼的襯衫顯示著上等人的習慣，蒼白的指頭纖細得令人吃驚，他坐下來的時候像是背上沒有一根骨頭，皮膚像女人一樣細嫩，淡黃色的鬈髮勾勒出蒼白而又飽滿的前額，微微上翹的鼻子，潔白的牙齒，栗色的眼睛，關於眼睛還得說一句，在他笑的時候，他的眼睛並不笑！對於撲過來的馬克西姆·馬克西梅奇，畢巧林並未表現出任何熱情，只說他得立馬上路，前往波斯。失落的馬克西姆·馬克西梅奇唉聲嘆氣，把畢巧林當年留在要塞的日記交給了“我”。

所謂“畢巧林的日記”構成小說的第二部分，即這部小說的主體。《塔曼》記錄下畢巧林在黑海岸邊小城塔曼的一段奇遇。他恰好借住在一夥走私犯的家中，夜間目睹那家人的走私場景。第二天，畢巧林借故向房東問起昨夜的事情，房東的女兒於是邀請畢巧林晚上到海上約會。這女子美麗妖艷。就像一條美人魚，不會游泳的畢巧林深知去海上赴約的危險，但他難以抵禦那“女妖”的誘惑，還是上了她的小船。女妖熱烈地擁抱畢巧林，有意碰落他的手槍，然後想把畢巧林推進海中，自己反倒落水。畢巧林把船划回岸邊，只見女妖已游上岸，正與昨夜獨自駕船送來貨物的男友楊科在一起，他們見事情敗露，決定就此離開塔曼。感覺自己攪了別人的局，畢巧林不無內疚，可回到住處一看，他的錢袋、軍刀和短劍均已被盜走。

《梅麗公爵小姐》一篇由畢巧林的日記組成，記錄了他與梅麗公爵小姐的“愛情”經過。在高加索溫泉城五峰鎮，畢巧林結識了士官生格魯什尼茨基，他告訴畢巧林，他正在追求來自莫斯科的梅麗公爵小姐。漂亮的公爵小姐身邊圍滿了崇拜者和追求者，她“純潔得就像一隻鴿子”，無所事事的畢巧林為了解悶，決定把梅麗小姐弄到手。他施展他在彼得堡交際界學到的勾引手段，對梅麗時而傲慢時而多情，還精心設計了一些特定“場景”，終於使梅麗小姐動心。在這一追求過程中，畢巧林也時常心生疑慮，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去征服一位他並不願意與之結婚的姑娘。被提升為軍官的格魯什尼茨穿著新制服去看梅麗，受到冷遇，他決定向情敵畢巧林提出決鬥。決鬥的條件很苛刻，雙方站在懸崖上開槍，相距六步。格魯什尼茨基柚中先開槍的簽，但他不忍心打死畢巧林，放了空槍，畢巧林卻冷酷地一槍擊中對手。畢巧林因為決鬥被放逐到偏僻的N要塞去，臨行前他去與公爵小姐一家告別，公爵夫人告訴他，女兒正因為他而生病，要他和梅麗結婚，被他拒絕。梅麗“蒼白得像大理石一樣”，她對畢巧林說：“我恨你！”畢巧林恭恭敬敬地鞠了一個躬，然後轉身離去。

《宿命論者》寫軍官們在少校家裡打牌，他們談起人的命運問題。中尉烏里奇不相信人的命運是由上天決定的，他願以此和別人打賭。畢巧林掏出20枚金幣，賭烏里奇今天必死，烏里奇從少校房間里掛著的手槍中隨意選中一把，對著自己的腦門開了一槍，槍沒響。烏里奇贏了，但是當晚，烏里奇卻被一名哥薩克醉鬼砍死。兇手帶著武器藏進一間屋子，大家不敢去抓他，畢巧林從窗口衝進去，兇手射出的子彈從畢巧林耳邊掠過，打掉他的肩章，畢巧林最終制服那位兇手。“在這一切之後，似乎不能不相信天命了吧？可是誰又能確切地知道，他對什麼事情信得有道理還是沒道理呢？”“我對什麼都喜歡懷疑，這種性格並不影響我果斷行事，而是恰恰相反，對我來說，越是不知道前方有什麼在等著我，我就會越勇敢地向前沖，因為比死更糟糕的東西是不會有的。”

19世紀最初的幾十年間，是俄國歷史上極為黑暗的年代。沙皇尼古拉一世在殘酷鎮壓了十二月黨人起義后，瘋狂推行高壓政策，強化專制統治，社會氣氛令人窒息。

但是，反動派的高壓政策不可能阻止國家的經濟發展，同樣也不可能阻止社會意識的進步。就在殘酷的高壓政策的夾縫中，一大批代表俄羅斯民族的良心的精英知識分子成長起來，他們不顧外界的種種壓力，以莫斯科大學為中心組織起一些秘密小組，熱誠地探討祖國的未來與希望。赫爾岑、奧加遼夫、別林斯基等人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的思想活動，就像是黑暗王國中的一線光明，引導著廣大俄國先進青年為了國家的前途和命運而不懈努力與奮鬥。不幸的是，由於尼古拉一世的反動統治過於黑暗與殘酷，使許多貴族知識分子空懷一腔熱血卻因階級性的軟弱而無所作為，在現實面前不斷尋求突圍又不斷退縮。他們不滿現實，不願與反動腐朽的統治集團同流合污，渴望有所作為，又無力超越階級的局限性，因而變得痛苦、消沉、憤世嫉俗、蔑視一切生活道德規範，成為一群俄國文學史上所謂的“多餘的人”，這便是19世紀前半期俄羅斯民族精神的一個有力的側面寫照。

最早揭示出這種時代精神生態圖景的是普希金，他的詩體小說《葉甫差尼．奧涅金》第一次通過塑造葉甫蓋尼·奧涅金這個“多餘的人”的形象而成為時代精神的一面鏡子。而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則在精神血脈上與《葉甫蓋尼·奧涅金》一脈相承，而且更為深刻更為全面地揭示出了俄羅斯那個時代的精神風貌。

全書分成兩卷，是因為小說分成兩次發表的緣故。《貝拉》、《馬克西姆·馬克西梅奇》和《畢巧林日記》中的《塔曼》先行發表於1839年至1840年的《祖國紀事》上，同樣是《畢巧林日記》中的《梅麗公爵小姐》和《宿命論者》則以單行本於後來單獨發表。

畢巧林

人人心中有上帝，人人心中有魔鬼。即使在畢巧林這樣一個十分優秀的人物身上，也從來都是善與惡交織的。主人公的心理世界，始終呈現著善良與邪惡、寬容與狹隘、寧靜平和與騷動不安的搏鬥與變化。他有著孩提般的笑容，他曾全身心地愛過貝拉。在她遭到搶掠被殺之後，他沉痛良久，大病一場，身心憔悴。但他亦曾醉心於情慾的誘惑，在情感的熔爐中變得像鐵一般地冰涼與冷酷。他是一個“會將自己的生命連同聲名一連20次地拋擲，但絕不會出賣我的自由”的高尚者。他的心靈中充滿了無窮無盡的力量，他肩負著崇高的使命，但在現實生活中他卻始終扮演著命運之神手中傷人的斧子角色。有人說他是一個好男子，也有人說他是一個惡棍。在具有浪漫主義淵源的畢巧林形象中始終存在著處於和諧的對立統一體的兩個自我：一個在紛繁複雜的現實社會中“作惡”的自我，一個對生活中“作惡”的自我進行反省審視的“除惡”的自我。兩個自我都是真實的，顯形的可感可觸，隱形的亦不因其潛在性而失去行動和思想的意義。相反，它作為一種“伴侶”而不斷左右、甚至主宰著主人公的思維邏輯與行動走向，作為道德倫理的實際判斷準則。對主人公靈魂兩重性的揭示，使這部作品比一般的寫“多餘人”的小說更為純粹、深刻，也更有衝擊力和震撼力。作品中主人公的心理與行為有時甚至可能會給讀者帶來一種鑒賞的費力與困惑。但這種費力與困惑由於主人公強有力的充滿反省、思索的理性力量而得到釋解。這種人與人性的兩個自我的描述，無疑真實、富有哲學意味地體現了人的靈魂世界的客觀存在。

這種人性的兩重性還使讀者認識到畢巧林的悲哀里的一種壯美。畢巧林看透了社會與世俗，也看穿了自己，他是一個孤獨悲涼的先覺者，是英雄。他每每想通過對外部的征服證實自己的力量和價值，然而卻無法征服自己的內心。他想對世界進行報復，然而受到報復的卻最終是他自己。他的每次害人，終以他的靈魂的被傷害而告終。真誠、壯美與悲涼正是英雄美的本質特徵。畢巧林未能超越對社會的拒斥，未能超越“多餘”，他缺乏一種幡然覺醒的徹悟和積極進取的行動，而這正是時代局限所造成的人格缺陷之所在。

《當代英雄》這部長篇小說所包孕的內名正如作家在前言中所述，是“由我們整整一代人的惡習合成的肖像畫”。很顯然，作者用“當代英雄”來為他的小說命名，是在用肯定的語氣表達某種對人生的否定性的感悟與理解，是對一種近乎悲劇的人生態度的體察認同。作家以愛情、友誼、人生為小說的題和載體，以其特有的蒼涼經驗傳達出19世30年代俄國優秀貴族青年畢巧林的人生悲劇，並通過對人生深層意蘊的把握，揭示出生命運悲劇的社會、心理成因。在這幅以生態形式呈現在讀者面前的主人公心靈與人生肖像的連環畫中，讀者看到的是畢巧林與貝拉、“美人魚”、梅莉、薇拉4位女子或長或短的奇異的情感經歷，與馬克西姆·馬克西梅奇、維爾涅的令人唏噓感慨的友誼以及由他的生死由命的人生感慨而演繹的一場人生遊戲。小說通過對一代人生活道路的否定，達到了對一個時代的否定；通過對一個優秀人物心理的剖析，達到了對人生價值的具有超時代意義的深刻揭示。

畢巧林生來並不是一個平庸的人，他富有使命感，意志堅定，才能出眾，他渴求行動，渴求鬥爭，想做出一些對社會有益的工作。

畢巧林肯定做過許多嘗試，但是他的任何嘗試在那樣的時代，那樣的社會肯定不會得到任何好的結果。剩下來的時日做些什麼好呢？人活著總要做些什麼的，尤其對一個不肯安於現狀的人更是如此。於是畢巧林這一代人漸漸淪落，他們玩世不恭，以玩弄別人的感情，造成別人的痛苦也造成自己的痛苦為人生的目的，也就是成了一種在社會上多餘的人。畢巧林回顧他一生的全部往事，他不由自主地問自己，活著是為了什麼，生在世界上有什麼目的。但具體的目標無法找到，他只好自嘆自艾：“啊，目的肯定是有的，我肯定負有崇高的使命，因為我感覺到心靈里充滿了使不完的力量，但我不知道這使命是什麼；我沉溺於空虛而卑劣的情慾，我在這情慾的熔爐中鍛煉得像鐵一樣冷酷和堅硬，卻永遠喪失了追求高尚目標的熱情，喪失了人生最燦爛的年華。從那個時候起，我多少次扮演過命運之斧的角色！我像一副刑具，常常無冤無仇，毫無憐憫之心，落到註定要犧牲的人的頭上……”現實使他變成失去方向、精神空虛、兇惡怨恨、對人失去信心的人，這不僅是畢巧林對自己的鑒定，也是作家對那個時代的專制制度的無情鞭撻，因為歸根結底，這樣一代青年人之所以無所作為、空虛無聊、玩世不恭，都是沙皇的黑暗統治、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造成的。人們在讀了這“多餘的人”的故事之後，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必須改變這個社會，改變這種製造“多餘人”的社會條件。歷史正是循著這個方向前進著。

人物形象

從作品的整體而言，除了對俄國社會現實的深刻洞察之外，其震撼人心的魅力還在於對畢巧林這個人物的靈魂異變歷程的揭示，即對主人公的機智、犀利與狡黠、刁鑽，自覺與不自覺的害人與害己行為心靈成因的展現以及哲學思考。這種展現與思考不僅具有對社會現實的真實面貌的啟迪意義，更具有對人與人性的認識價值。

人生哲理蘊涵的融入，是小說獲得豐富色彩與幽深內含的重要原因。對讀者來說，畢巧林這個形象與其說是時代優秀貴族青年的代表，莫如說是作家筆下的傑出的虛構形象更確切，因為主人公本身就包容了作者對人生的眾多領悟。萊蒙托夫有意識地圍繞著畢巧林人生歷程的描述寫出了他對愛與恨、理與情、善與惡、生與死、幸福與苦難等哲學的思索，從而使作品具有豐厚的俄羅斯民族文化的理性精神。這種理性精神的深入就是對人生存在一系列重大問題徹底的反思與懷疑，追尋事物的終極真理。

結構

《當代英雄》是俄國文學中的第一部心理分析小說，因此小說的結構頗見匠心，先是由在高加索服役的軍官馬克西姆·馬克西梅奇向作者（身份是一個過路軍官）講述畢巧林和切爾克斯姑娘貝拉的愛情故事，接著由這作者講述途中見到畢巧林的印象，並由此引出《畢巧林日記》中的三篇小說。這時已經不是由第三者來介紹畢巧林，而是由主人公畢巧林自己來剖析自己的心靈了。作家採用日記的形式來塑造畢巧林的性格是本書作為心理分析小說的一個特點。日記是一種人物的自白，在這裡，有對自己整個內心世界，自己整個複雜、矛盾的內心的精細分析，有對周圍人物的細心觀察，以及對時代與社會事件的主觀評述。作者採用這種由客觀到主觀的描述，終於把人物從外貌到內心完全徹底地展示出來，使人物猶如站存倫琴射線前面，里裡外外都暴露無遺，讀者對人物的感知由此得以更加具體和實在，而作家所著重採取的心理分析方法也由此得到更好的發揮。

與以往小說的那種單向度、直線式敘述方式不同，《當代英雄》採用了一種嶄新的、便於表現生活的整體面貌和內在律動的多線索多向度敘述方式。作者在小說中安排了3個故事敘述者：一個是從第比利斯往北旅行，沿途寫旅行筆記的作者；一個是“年輕上尉”馬克西姆·馬克西米奇；還有一個便是“當代英雄”畢巧林本人。3個敘述者分別敘述了5個可以各自獨立成篇的故事，共同組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

通讀整部小說，可以發現《當代英雄》的敘事時序與故事時序並不一致。從小說中讀者可以大致了解畢巧林從在高加索生活到“再從波斯回國的途中死去”這個階段的歷程，按照事件發展先後頒序（即故事時序）來排列的話，小說各個組成部分應該這樣來排列《塔曼》—《梅麗公爵小姐》—《宿命論者》——《貝拉》———《馬克西姆·馬克西梅奇》—《畢巧林日記（序言）》。但作者卻有意將這一故事時序打亂，先通過馬克西姆·馬克西梅奇之口講述畢巧林五年前與他生活交往的經歷，再寫作者親見畢巧林與馬克西姆久別重逢的情景，再寫作者聽聞畢巧林死去，最後才將畢巧林去往要塞之前（也就是與馬克西姆相識之前）的日記公佈於讀者。所以小說實際上的敘事時序是這樣的：《貝拉》—《馬克西姆·馬克西梅奇》—《畢巧林日記（序言）》——《塔曼》——《梅麗公爵小姐》——《宿命論者》。小說的故事時序雖然被打亂，但卻不是無章可循的。這是作者為了刻畫畢巧林這個人物形象而有意為之。作者先通過第三者的口述間接描述畢巧林，接著通過作者的親眼所見直接刻畫畢巧林，再通過畢巧林的日記，從人物內心的情感，更進一步描畫出畢巧林的內心世界。

語言

萊蒙托夫在創作過程中十分注重對文學語言的挑選、加工與錘鍊。在《當代英雄》中，他放棄運用自己以前比較熟悉的那種富於浪漫主義色彩的甚至有點過度鋪張的語言，有意避開那些過分華麗的辭藻和過多的隱喻語言，精心地在俄羅斯語言寶庫中挑選出那些最確切也最適合作品需要的詞語，再加以精雕細琢，重新排列組合到作品中，從而使小說的語言外觀有了一種鮮明的藝術性特徵，樸素、精確、洗鍊，極易為讀者理解與接受。

在對人物生活環境的描寫當中，小說家萊蒙托夫總是尋求選擇和運用那些最能夠表現或揭示出某種生活現象的性質特徵的詞語，這些精心選擇和淘洗出來的語詞，很難用其他的語詞來取代而不喪失它們鮮明的表現力，因而能夠最有力最準確地傳達出小說人物和作家本人的生活形貌和思想感情。

恰到好處的比喻，能夠很容易地把一些抽象隱蔽的事情與人們日常習見的東西聯繫起來，使之如能手觸目睹。《當代英雄》中的許多比喻不僅新鮮奇特，妙趣天成，而且常常蘊含著深刻的思想內容，這正是萊蒙托夫有別於其他作家的一個很重要的創作特點。在萊蒙托夫筆下，空氣是“又清潔新鮮，像是嬰兒的接吻”；暴風雪則“像是一隻向囚禁自己著鐵籠的格子啄擊的，叫喊著的鷹”；而故事的敘述者之一的小說主人公畢巧林則認為自己“好像一個生長在雙桅賊船上的水手”。所有這些形象的比喻，都大大增強了作品的敘事張力，提高了閱讀的審美效果。

語調變化的多樣性和豐富性也是《當代英雄》敘述語言的一個顯著特徵。客觀地說，萊蒙托夫確實是一位語言大師，無論是在對客觀事實的陳述方面，人物的對話當中還是在進行抒情性的敘述與描寫之時，都鮮明地體現了這一點。尤其是小說當中的人物對話和敘述者對人物行為的評述更是這樣，既切合各人的身份，又透射出鮮明的時代精神特徵。

馬克西姆·馬克西米奇是一位平凡的老軍人，文化水平很低，但心地仁慈善良，很懂得關心人體貼人，他的語言首先是一種誠實純樸而又迷恫模糊的日常口語，但是，在講述到貝拉的故事之時，他卻能夠善意地避開一些低級的、粗俗的字眼；而一心往上爬的格魯式尼茨基則無論任何時候都要刻意模仿上流社會人們那種說話的語氣、姿態，以高談闊論、誇誇其談來掩蓋自己精神的貧乏、內心的空虛和本質上的粗俗，顯示出那個時代俄羅斯上流社會中某些人的虛偽性格和生活態度。

最典型地體現出人物個性特徵，並能以此透射出強烈的時代精神信息的，還是小說主人公畢巧林的語言，他的語言實質上與小說作者萊蒙托夫的語言很難區別開來。因為他們出身、經歷基本相同，處於同樣的生活環境，屆於同樣的社會集團或階層，有著同樣的文化背景，所以無論語言、行為還是思維方式都是大致相通的。在小說當中，《塔曼》的語言是最典型的畢巧林式的語言，也是最典型的19世紀俄羅斯文學語言。它們和《瑪麗公主》、《宿命論者》的語言以及《貝拉》中的部分敘述語言十分接近，簡潔、精鍊、優美、含蓄蘊藉，富於感情色彩，因而具有極強的表現力。在這種優美的語言形式中，萊蒙托夫喜歡插入一些抒情的內容，甚至個別地方帶有濃郁的羅曼蒂克色彩（比如《瑪麗公主》中的個別片斷即是如此）。

《當代英雄》是俄羅斯文學中的第一部心理小說。萊蒙托夫運用口頭語言，極力避免使用過時的外來語和法語。人物語言富於鮮明的個性。《當代英雄》同時也是一部社會心理小說，作者試圖通過畢巧林對社會的態度來揭示他的個性。畢巧林既是社會的產物，同時又與社會對立，不能融入社會。他是當時的青年一代的代表，他們找不到施展抱負的機會，因而進入了哪個“多餘人”行列。

《當代英雄》是俄國現代文學中繼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之後出現的第二部長篇小說。

俄國作家果戈理：“我們任何人都還沒有寫過這樣合乎規格的、優美的、臉炙人口的散文”。

俄國文學批評家別林斯基：“整篇小說滲透了詩意，充滿了濃厚的情趣。小說里每個詞都意味深長……小說里說的話有時像閃電，有時像一把利劍，有時像撒在天鵝絨上的珍珠”。

俄國作家契訶夫：“我不知道有比萊蒙托夫再好的語言了。我是這樣做著：我把他的小說像在學校里做學生時那樣的一句一節地分開來……我再照樣學著寫。”

萊蒙托夫（1814～1841），19世紀俄羅斯詩人。出生在貴族家庭，曾進莫斯科大學和聖彼得堡禁衛軍軍官學校學習。1834年入軍隊服役。早在中學時期，詩人就開始寫詩，受普希金和拜倫的詩影響頗大。青年時代的詩人受十二月黨人的影響，寫下了很多對當時腐朽社會不滿的詩歌。1837年，詩人寫下《詩人之死》一詩，悼念普希金，觸怒了沙皇政府，被流放到高加索地區。流放期間是詩人創作的高峰期，寫下了《當代英雄》、 《祖國》、 《惡魔》等作品。1840年，詩人遭到沙皇政府的謀殺，身受重傷。1841年，詩人離開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