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戈登·拜倫

1788年1月22日出生於倫敦一間被租用的簡陋房子里。父母都出自沒落貴族家庭。他天生跛一足，並對此很敏感。

十歲時拜倫家族的世襲爵位及產業（紐斯泰德寺院是其府邸）落到他身上，成為拜倫第六世勛爵。

1801年在哈羅公學就讀。

1805－1808年在劍橋大學學文學及歷史。

第一本詩集《閑散的時光》出版。

1809-1811年遊歷西班牙、希臘、土耳其等國，受各國人民反侵略、反壓迫鬥爭鼓舞，創作《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1809-1818）。

1816年創作故事詩《錫隆的囚徒》（The Prisner of Chillon）。

1816-1817年陸續寫成《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

1817年創作悲劇《曼弗雷德》。

1818-1823創作了《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唐璜》。巨著《唐璜》是拜倫最重要的一組詩，半庄半諧、夾敘夾議，有現實主義的內容，又有奇突、輕鬆而諷刺的筆調。

1823年創作長詩《青銅世紀》。

在阿爾巴尼亞開始寫《恰爾德·哈羅德遊記》《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的第一、二章在1812年2月問世，轟動了文壇，使拜倫一躍成為倫敦社交界的明星。

創作《普羅米修斯》。

女兒是阿達·勒芙蕾絲（Ada Lovelace，又譯為阿達·洛芙萊斯），計算機程序的創始人。

1813年向安娜·密爾班克小姐求婚。

1815年1月和安娜·密爾班克結婚。

1816年拜倫居住在瑞士，在日內瓦結識了另一個流亡的詩人雪萊，對英國統治者的憎恨和對詩歌的同好使他們結成了密友。

愛情故事

在拜倫15歲的一個夏天，他回到了紐斯台德，和一個名叫瑪麗·安·查沃思的少女接觸併產生了愛情。儘管拜倫很愛她，但在1805年她卻和一個貴族公子結了婚。青年的拜倫曾回憶早年同她的交往時，曾十分遺憾地說：“熱情只是我單方面的……她喜歡我只像喜歡一個弟弟一樣。”

18歲的時候一個名叫伊麗莎白·皮戈特的姑娘突然闖進了拜倫的生活。在女友的鼓勵下，年輕的拜倫努力作詩。次年，第一本詩集《閑散的時光》出版。這時的拜倫正在英國劍橋大學攻讀，他倆的關係一直維持到拜倫獲得文學士學位為止。但由於種種原因，拜倫的戀愛又沒有成功。

很快，他又開始了他的第三次戀愛——一個名叫塞莎的少女對才華橫溢的拜倫產生了愛情，這馬上博得了詩人的共鳴。在相交期間，詩人曾為她寫下許多詩篇，後來拜倫的研究者還稱之為“塞莎組詩”。誰知正當詩人處於熱戀的時候，塞莎卻不幸病逝，這使詩人感到十分痛苦和惋惜。即使有三次戀愛，拜倫對婦女巨大的吸引力也從未消失。他在1812年到1815年飛黃騰達、出夠了風頭，然後莫名其妙地和安·米爾班克結了婚。她是一個冷漠的、嚴肅的、有理智的婦女，對於他來說根本不合適——只是有很多錢。米爾班給他生了一個女兒，不到一年就離開了他，暗示他和他的同父異母姐姐奧古斯塔關係曖昧。這使整個社會轉而對他採取敵對態度，對他進行惡意的誹謗和誣衊，其過分的程度就如當初對他進行讚美和吹捧那樣。拜倫不願繼續忍受這種侮辱，便離開了英國，一去不復返。以後幾年他主要是在威尼斯度過的，但即使這樣他也搞了不少風流韻事。

1819年4月拜倫在威尼斯的邊齊翁宮被介紹給泰雷薩·格維奇阿利伯爵夫人。他當時已年近三十二歲，而泰雷薩年僅十八歲。就在相識的第一天，拜倫就建議泰雷薩隨便在什麼地方同他單獨約會。後來泰雷薩·格維奇阿利收到了經梵蒂岡批准的離婚書，離開了泰雷薩，這使得拜倫和她的關係更進了一步。

1824年不幸遇雨受寒，一病不起；4月19日逝世，享年36歲。他的死使希臘人民深感悲痛，希臘的獨立政府宣布拜倫之死為國葬，全國哀悼三天；6月29日靈柩運抵倫敦。

他在短暫的一生中，為世人留下了眾多光輝的詩作，其中最負盛名的有煌煌巨著長篇抒情敘事詩《恰爾德·哈羅爾德遊記》和《唐璜》等。在這些被世人譽為“抒情史詩”的輝煌作品中，詩人拜倫以積極浪漫主義的創作手法，將自己親身遊歷歐洲諸國的切身體會融入作品之中，用開闊的視野和深邃的筆觸，展示了遼闊雄壯的時代畫卷，抒發了豪情萬丈的詩人情懷，表達了傲然不屈的鬥爭誓言。拜倫的“抒情史詩”隨著詩人的萍蹤浪跡，呈現出一幅幅動人心弦的美麗風景畫面，“從地中海到愛琴海的異域風光一覽無遺，從葡萄牙綿亘起伏的山巒、西班牙壯觀的鬥牛場，到希臘、羅馬肅穆的古迹廢墟和阿爾巴尼亞的崇山峻岭。既有萊茵河岸的秀麗景色，日內瓦湖畔的蒼茫暮靄，也有梵蒂岡的聖彼得大教堂、滑鐵盧的古戰場。拜倫將他詩人的無比熱情首先傾注於對這些國家的風光的描繪上，目的是激發出這些國家人民的愛國熱忱，鼓勵他們為祖國的獨立解放而戰鬥。拜倫深情地歌頌太陽、月亮、海洋、高山，熱烈地讚美神話英雄、古代豪傑、歷史遺跡、文化珍品，其主旨都是為召喚人們的反抗意志和鬥爭決心。拜倫熱情的呈現是多界面的，拜倫的作品中既有同情：對遭受英國、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王室和統治階級奴役和壓迫的西班牙人民頻頻發出嘆息。他的作品中也有悲嘆：深切地哀傷希臘人民在土耳其鐵蹄下遭受蹂躪的凄苦命運。他的作品中還有頌揚：對古代藝術中諸如阿波羅神像、拉奧孔群雕、垂死的高盧人雕像等稀世珍品，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的巨人薄伽丘等人的遺跡的由衷的讚美。他的作品中更有豪放：緬懷義大利往昔的榮光，以高昂的戰歌激勵義大利愛國志士奮起反抗，推翻異族入侵者的暴虐統治。

在浪漫主義詩人拜倫的筆下，時時洋溢著奔放的熱情，雖然拜倫詩歌的基調有時會激越昂揚，有時又會諷刺辛辣，但不論是帶有悲觀情緒還是滿懷戰鬥豪情，其詩歌“始終浸透著抒情的氣氛和愛憎分明的深沉感情”。不僅如此，詩人還在詩歌中，大量運用夾敘夾議的藝術手法，結合對景物的描寫，由觸景生情而直抒胸臆，隨處暢敘他對哲學、社會、政治、歷史、宗教和藝術的精闢見解。所以，若論拜倫抒情敘事詩的卓然不凡，則不僅在於其視野的開闊，文筆的美妙，更在於它的人文知識內涵的豐裕與廣博，所以，拜倫的詩作被世人譽之為“抒情史詩”，可謂當之無愧。

拜倫是個熱情如火的詩人，其熱情還主要表現在他對現實的不滿和反抗之中，他面對統治階級的不公和對工人階級的奴役和壓迫，在許多詩作中提出過強烈的反抗與辛辣的諷刺，但拜倫不僅諷刺社會的黑暗，他更將熱情傾注於戰鬥的吶喊之中。

作為浪漫派詩人，拜倫還將巨大的熱情融入了借景抒情與敘事技巧的完美結合中，這顯示了其詩作的鮮明的藝術特色，也呈現了浪漫主義新詩的特殊藝術魅力。“抒情史詩”展現的一幅幅雄壯撼人的時代畫卷：西班牙瀰漫著拿破崙侵略戰爭的硝煙，義大利在奧地利統治鐵蹄下顫抖，而希臘則呻吟在土耳其的奴役之下。在如潮的思緒中，拜倫哀痛地描寫出被壓迫人民的苦難和悲傷，並無情地揭露了壓迫者和侵略者的貪婪和殘暴。他憑弔滑鐵盧戰場，評說拿破崙的是非功過。他在風光秀麗的日內瓦湖畔，在湖光山色之中昂然高歌，讚美盧梭、伏爾泰等啟蒙主義者自由、平等的崇高理想。在希臘，詩人置身於光榮的古戰場，不禁思潮洶湧，壯懷激烈，對希臘人民正在遭受外族壓迫的命運深表同情，同時也對他們已遺忘了古代祖先的輝煌業績表示出不滿和憤怨，他要用嘹亮的戰歌喚醒人們，改變他們對祖國的命運漠不關心的渾渾噩噩的消極態度。

在拜倫的《東方敘事詩》中，出現了一批俠骨柔腸的硬漢，他們有海盜、異教徒、被放逐者，這些大都是高傲、孤獨、倔強的叛逆者，他們與罪惡的社會勢不兩立，孤軍奮戰與命運抗爭，追求自由，最後總是以失敗告終。拜倫通過他們的鬥爭表現出對社會不妥協的反抗精神，同時反映出自己的憂鬱、孤獨和彷徨的苦悶。這些就是文學史上著名的“拜倫式英雄”。由於這些形象具有作者本人的思想性格特徵，因此被稱作“拜倫式英雄”。

“拜倫式英雄”是指十九世紀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拜倫作品中的一類人物形象。他們高傲倔強，既不滿現實，要求奮起反抗，具有叛逆的性格；但同時又顯得憂鬱、孤獨、悲觀，脫離群眾，我行我素，始終找不到正確的出路。例如，抒情長詩《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中貴公子哈洛爾德，《東方敘事詩》之一《海盜》（The Corsair，1814）中的主人公康拉德，哲理劇《曼弗雷德》中的主人公曼弗雷德等等。

這類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具有矛盾性：一方面，他們熱愛生活，追求幸福，有火熱的激情，強烈的愛情，非凡的性格；敢於蔑視制度，與社會惡勢力誓不兩立，立志復仇，因此，他們是罪惡社會的反抗者和復仇者。另一方面，他們又傲世獨立，行蹤詭秘，好走極端，他們的思想基礎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在鬥爭中單槍匹馬，遠離群眾，而且也沒有明確的目標，因而最後都以失敗而告終。“拜倫式英雄”是個人與社會對立的產物，俄國的文藝批評家別林斯基和詩人普希金都曾指出“拜倫式英雄”存在著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思想弱點。“拜倫式英雄”比喻的是悲劇性的孤傲叛逆者，他們都有非凡的才華和力量，但在腐敗的社會中無法施展，他們為自己的無所作為感到痛苦，因自己的感情虛耗而感到絕望。

“拜倫式英雄”也是作者思想的特點和弱點的藝術反映。這類人物形象相繼出現於拜倫筆下，這對於當時英國的封建秩序和資產階級市儈社會進行的猛烈衝擊，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但是他們的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悲觀厭世情緒，又往往會給讀者帶來消極的作用。俄國的文藝批評家別林斯基和詩人普希金都曾指出“拜倫式英雄”的思想弱點及其危害性。

拜倫在他的詩歌里塑造了一批“拜倫式英雄”，他們孤傲、狂熱、浪漫，卻充滿了反抗精神。他們內心充滿了孤獨與苦悶，卻又蔑視群小。恰爾德·哈羅德是拜倫詩歌中第一個“拜倫式英雄”。拜倫詩中最具有代表性、戰鬥性，也是最輝煌的作品，是他的長詩《唐璜》，詩中描繪了西班牙貴族子弟唐璜的遊歷、戀愛及冒險等浪漫故事，揭露了社會中黑暗、醜惡、虛偽的一面，奏響了為自由、幸福和解放而鬥爭的戰歌。

1809年3月作為世襲貴族進入了貴族院，他出席議院和發言的次數不多，但這些發言都鮮明地表示了拜倫的自由主義的進步立場。

1809－1811年6月26日離開英國，去東方（南歐和西亞）遊歷。

在此後的半年內，先乘船到葡萄牙里斯本；再騎馬到西班牙南部的塞維利亞和加的斯，經撒丁島、西西里島、馬爾他島到阿爾巴尼亞，會晤了那裡的統治者阿里·帕夏；12月25日抵達希臘名城雅典。

劍橋大學畢業后曾任上議院議員。學生時代即深受啟蒙思想影響。

後世影響

是舉世公認的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他一生寫下了大量的詩歌，他倡導熱情，倡導想象，他的詩作被世人讚譽為“抒情史詩”，具有作者本人的思想性格特徵的叛逆者，被稱作“拜倫式英雄”。對後世具有深遠影響。

拜倫搜尋英雄，並不是非限於東地中海各國和中世紀不可，因為給拿破崙加上一件浪漫主義的外衣是不難的。拿破崙對十九世紀時歐洲人思想的影響深極了；克勞澤維茨、斯當達爾、海涅、費希特和尼採的思想，義大利愛國者的行動，都受到了他的精神感召。他的陰魂在整個時代昂首闊步，這唯一強大得可以起而反抗工業主義和商業貿易的力量，對和平論與經營商店傾注一陣嘲笑。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打算破除這個幽靈，但是勞而無功，因為這鬼怪從來也沒有比現在勢力更大了。只有一度他暫時對他的英雄感到了厭惡：那是在1814年，當時自殺（在他認為）要比退位來得體面。那時候，他從華盛頓的美德尋求安慰，但是拿破崙從埃爾巴島一回來，這種努力就不再需要了。當拜倫死的時候，在法國“許多報紙上講本世紀的兩大偉人拿破崙和拜倫幾乎同時棄世了”。卡萊爾在當時認為拜倫是“歐洲最高尚的人士”，感覺他好像“喪失了一個弟兄”；他後來喜歡上歌德，但是仍舊把拜倫和拿破崙相提並論。

“對於你的那些高尚人士來說，以這種或那種地方語言發表某個這樣的藝術作品，幾乎成了必需的事。因為正當地講，除了說這是你在跟惡魔堂堂正正開始交戰以前同它的爭論而外還是什麼呢？你的拜倫用詩和散文及大量其他東西發表了他的《喬治勛爵的悲傷》：你的波拿巴特以驚人的大氣派上演了他的歌劇《拿破崙的悲傷》；配的音樂是大炮齊鳴和滿世界的殺人叫喊；他的舞台照明就是漫天大火；他的韻律和宣敘調就是列成戰陣的軍士的步伐聲和陷落中的城市的聲響。”的確，再往後三章，卡萊爾發出斷然的號令：“合起你的拜倫，打開你的歌德”。但是拜倫是滲在他的血脈里的，而歌德始終是一個志趣。

在卡萊爾看來，歌德和拜倫是對立人物；在阿爾夫雷·德·繆塞看來，他們是往快活的高盧靈魂中灌注憂鬱毒素這場罪惡勾當里的同謀犯。那個時代的大多數法國青年似乎只是通過《維特的悲傷》（TheSorrowsofWerther）認識歌德的，根本不認識奧林帕斯神式的歌德。繆塞責備拜倫沒有從亞得里亞海和貴丘里伯爵夫人得到安慰——這話不對，因為他在認識她以後就不再寫《曼弗里德》了。但是《唐璜》在法國和歌德的比較愉快的詩同樣少有人讀。儘管有繆塞的惡評，從那時以來大部分法國詩人一向以拜倫式的不幸作為他們吟詠的最好材料。

在繆塞看來，只是在拿破崙以後拜倫和歌德才算世紀的最大天才。繆塞生在1810年，是屬於他在一首關於法蘭西帝國的盛衰榮辱的敘事抒情詩里形容的“concusen tredeuxbatailles”（兩次戰役之間孕育的）那個世代的一人。在德國，對於拿破崙的感情比較分歧。有像海涅那樣的人，把他看成自由主義的強有力的傳播者，農奴制的破壞者，正統主義的仇敵，讓世襲小邦主發抖的人；也有一些人把他看作基督之敵，以高貴的德意志民族的破壞者自命的人，是一個徹底證明了條頓美德只有靠對法國的難消解的憎恨才能得到保全的不義之徒。俾斯麥完成了一個綜合：拿破崙總歸還是基督之敵，然而不是單單要憎惡的、而是應效法的基督之敵。尼采承認這個折衷，他懷著令人毛骨悚然他喜悅講古典的戰爭時代就要到來了，這恩惠不是法國大革命而是拿破崙給予我們的。就這樣，拜倫的遺產——民族主義、撒旦主義和英雄崇拜，成了德意志精神複合體的一部分。

《拜倫傳》的作者鶴見祐輔對拜倫至高的評價：“拜倫揮動著他那熱烈如火的詩筆，震撼了十九世紀初期的歐洲。他的聲音像天的聲音一樣，穿透了地上萬民的心胸。他的真實，以宇宙大真實的威力，降落在一般大眾的頭上。……只要人類還沒有失去對自由、愛國、民族獨立和個性發揚的思慕與渴仰，詩人拜倫的氣魄便會永久地闊步在大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