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清晨

大水坑村唯一的小學教師李明光不辭辛苦，一人教一至四年級的學生。在村裡，他有兩個好友永芳和紅杏，明光選永芳作未婚妻。漂亮的紅杏被村裡的萬元戶強國相中，當他得知紅杏的大哥平娃36歲還未娶親，就讓自己有殘疾的姐姐與紅杏換親。在紅杏過門的新婚之夜，強國因發現紅杏不是處女，就將她掃地出門，並砸了平娃家的門。剛嘗到生活甜頭的平娃認定罪魁禍首是和紅杏要好的明光，氣急之下，他和弟弟狗娃一起用利斧砍死了明光。平娃被判死刑，狗娃被判死緩，紅杏瘋了，含辱投河自盡。

在一個晴朗冬日的清晨，大水坑村辦小學教師李明光前往學校的路上被殺了。殺人者是同村李平娃、李狗娃兄弟。

調查員來到村裡進行調查。起因是36歲的一貧如洗的平娃用換親的形式娶了親，但對方認為妹妹紅杏不是處女而被退回，新娘也被搶走。平娃兄弟痛打紅杏逼她說出罪人，他們猜測是與紅杏平日交往較多的李明光。

調查中，證人們敘述混亂，但他們認為教師就是低人一等，死不足惜。事實上李明光被殺是一件事先被張揚的謀殺案。按“風俗”蒙羞受辱之家庭由父兄出面揚言殺死“姦夫”，由村裡有威望的人將他們“拿下”關押幾天，這算是恢復了這個家庭的名譽。

這天清晨，李氏兄弟磨刀霍霍，在早點鋪中張揚要殺人，但村裡已無民兵，村長不以為然，使平娃兄弟真正受辱，他們只能“真殺”。此時除明光外，村裡對此無人不知，但沒有一人通知明光，連未婚妻永芳也對明光、紅杏之事深信不疑，未對明光講清。村裡圍觀但無人告之真相，直到明光死於平娃兄弟柴刀之下。明光對遲來的村長說：“大叔，他們把我殺了……”

紅杏投河自盡，平娃被判死刑，狗娃被判無期徒刑。臨刑前，平娃對守寡多年的母親說：“買化肥的錢在炕席底下，不夠你再借點兒！”

曾是明光小學的破廟被訂為國家重點保護文物，但已無人上課，調查員惆悵地離開了這貧窮的村莊。

上映時間

製作發行

該片獲法國第14屆南特三洲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球獎。

李少紅執導的影片《血色清晨》，取材自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大師加西亞・馬爾科斯的小說《一件事先張揚的謀殺案》，這部影片無疑是 90年代中國影壇的一部現實主義力作。事實上，加西亞・馬爾科斯的故事僅僅為李少紅提供了一個借口，一場謀殺案牽扯出的包辦婚姻、重男輕女、道德尊卑等人性議題，將中國封建愚昧思想呈現出來的冷酷基調，展現的深刻入骨。非線性的敘事手法雜而不亂，讓觀者從多重角度了解事件的發生狀態，客觀表達電影訊息，理性之餘又見感性。

影片中的被害者李明光，是這一鎖閉、貧窮、荒蕪小村中唯一的民辦小學教師，是這裡愚昧生存狀態中唯一的一線光明，唯一一扇洞向外部世界的狹小而殘缺的窗口，唯一一個對文明朦朧的嚮往者。因其如此，他“命定”地、而不是如原作中那樣偶然地成為“一件事先張揚的謀殺案”的犧牲品，成為愚昧而巨大的毀滅力量的施暴對象。於是，當紅杏（另一個純真、美麗的獻祭品）未曾交出她身為處女的證據時，明光便成了絕無僅有的嫌疑犯、罪人。毋需指控或起拆，愚昧傳統的生存邏輯自身已然完成了它全部審判程序。愚昧終於虐殺了文明，黑暗吞沒了這線細小的光與希望。

然而，在《血色清晨》的意義網路中，對這一“謀殺案”的呈現遠非如此的單純或直露。圓睜著恐怖、困惑、無辜的雙眼倒在利斧下的明光，確乎是愚昧、傳統勢力的犧牲品，但不僅如此。從另一個角度上，明光亦因傳統、愚昧生存方式的解體而喪生。儘管他“命定”地被指認為這一無端悲劇中唯一的罪人，但是，在本文的敘境中，他並非必然將他的血淌盡在那貧瘠的土地上。只是因為一連串相關儀式的未能完成或遭到破壞，明光才會悲慘地死去。影片中遭到破壞的儀式以紅杏的新婚之夜為開端。其中古老的婚俗，因新娘處女的證據亦即丈夫初夜權的印證——白被單上的血跡既告闋如而崩潰。在愚昧的邏輯中這隻能意味著少女的失貞。接下來的儀式是發現實有的或虛構的“姦夫”，而後則是雪恥復仇。退親行為決定必須去雪恥的是新娘的家人。但在傳統的、有效的社會體制中，它只是一場執刀叫罵，然而將被有效而體面地制止。因此這與其說是愚昧、野蠻與殘忍，不如說只是維繫古老生存的一個儀式，一項不無表演色彩的程序，一個因事先張揚而不必發生的謀殺案。充其量它只是一個陋俗，一個其勢洶洶、卻不必血刃的鬧劇。然而，現實社會的變化，傳統文化的解體，權力結構的更迭，再次造成了儀式未能完成。因此李平娃、李狗娃兄弟為了雪恥，只能“真干”，能洗凈恥辱的，只有明光的鮮血。“一件事先張揚的謀殺案”便具有了雙重意義：明光是傳統愚昧文化的獻祭，同時又是傳統社會解體所必需的代價。事實上，這樁“謀殺案”的雙重意義在影片的片頭段落已然清晰地呈現出來；環繞著清晨破敗的古廟——今日的鄉村小學、一個長長的運動鏡頭，依次呈現出這一別具意味的特定空間。似乎是古老文化和現代文明的結合部；然而，儘管喧鬧的孩子們給這古舊的空間添加了幾分活力和動感，但衣衫破舊的小學生仍不可能掩飾古廟（傳統文化的指稱）的衰敗：運動鏡頭滯重而細膩地呈現出無頭的佛像，巨大而殘破的古鐘，已然看不清銘文的石碑，朽壞的殿堂；直到一聲叫喊：“不好了，李老師被殺了！”，孩子們紛紛奔出，這座廢棄的並將自此再次被棄的古廟才更顯出它的荒蕪、破敗。

在《血色清晨》的意義網路中，最為重要的人物，並非明光、紅杏、平娃狗娃兄弟，而是新郎張強國。和原作不同，故事中的新郎不再是出身顯赫而神秘莫測的外鄉人，在影片所呈現的元社會中，張強國作為一個引人矚目的特殊人物，是一個曾經外出又回到小村的、“見過大世面的”農村青年。他“出外打工，賺了大錢”，與其說他因此而成了現代文明的代表，不如更為準確、直白地說，此行只是使他成了現代社會唯一的權杖、動力和潤滑劑即金錢的執掌者。這個“嘗過城裡女人滋味”的男人在金錢的支持下做出了他的價值判斷：“找老婆還得咱鄉下女人”。這判斷的潛台詞里已明確地包含了對貞潔的苛求。在金錢魔杖的點化下，一個古老的典儀必須被複活、被完成：潔白的被單上，必須點染上處女殷紅的血跡。這與其說是古老典儀的要求，不如說是千金一擲的奢侈。儘管在古老的社會結構中，婚嫁始終是一種以女人為中介物的交換、“流通”行為；但在《血色清晨》的敘境中，古老婚俗的啟用，卻明確地具有了一種“商檢”性質，是對“價有所值”的確認。失貞意味著贗品。是張強國袋裡的金錢，使他實際上成了這一歷史斷裂處正在即位的“新神”。是他無所不在的精明與自信，使得年長的李平娃無地自容，在百感交集中反覆地稱張強國為“哥”、“大哥”；也是他在自己的婚禮上為鄉親們請來的戲班子，用百元大鈔釘成雙喜字樣，並以此捐資村裡辦學，顯而易見，在此張強國接替了傳統文化中尊者的角色，開始行使特定的權力功能。清晨的慘案與血污，事實上，是以張強國為元兇的。於是，這樁謀殺案與其說是愚昧對文明的戕害，黑暗對光明的肆虐，不如說是現代生活中司空見慣的、金錢之手所書寫的罪惡。

而平娃兄弟、尤其是平娃的復仇行動，與其說是一場“單純”的典儀，為了家族的榮譽與體面，不如說有著更為真實與利益的動機。作為對原作的重要改編之一，這場以張強國為間接但唯一導演的清晨血案，其前史卻是他直接導演的一筆至為“划算”的買賣：不出彩禮娶到紅杏，同時嫁出或者不如說是甩掉自己病殘的姐姐秀娥。於是，這場嫁娶採取了最為原始的婚姻形式：換頭親。儘管木訥的李平娃也一眼看穿了這無疑是一場極不平等的“交易”，但這卻是他這個 36 歲、一貧如洗的漢子唯一一個得到女人的機會，這樣他才能過上一份莊戶人無甚奢望的生活，才有可能了卻含辛茹苦、多年守寡的母親的心愿。事實上，當村口土崗上，兩支迎親、送親的隊伍交錯而過、喜樂齊鳴時，場景中確乎充滿了別一番喜慶。但是，一如“換頭親”所蘊含的原始婚姻的意義：一旦紅杏被驗明為“贗品”並遭退親，秀娥勢必被搶回。喜融融的親上加親的表象即刻破碎，買賣、交易的內容暴露無遺。於是，平娃仍可擁有秀娥，但必需是“拿錢來領人！”這顯然是全無希望的。因此，臆測中的“惡棍”明光的罪行不僅在於奪去了紅杏的貞操、玷污了李家的聲譽，更重要的在於，他的“行為”毀滅了平娃一家全部微末而寒酸的希望與未來。明光之死，因之已不只是典儀的頹壞所造成的悲劇，而且是與貧窮相伴生的絕望、愚昧製造的暴行。

和原作一樣，影片選取了回溯或曰時空交錯式的敘事結構。但與原作不同，不是一個友人數十年後的追憶，而是慘案發生后立刻開始的刑事案調查。於是，調查員的行動構成了影片中的現實行為線。但事實上，關於這樁案件並不存在著任何謎團或疑點：因為它不僅是事先張揚的，而且是在眾目睽睽下完成的。兇殺確認無疑，兇手確認無疑。於是，調查的重點便轉移為對犯罪動機的確認。而動機同樣昭然若揭：雪恥復仇。事實上，調查的重點圍繞犯罪動機是否真切，即紅杏、明光間是否存有“姦情”。而在對這一懸疑的調查中，創作者成功地組織起一個多義而豐滿的現實鄉村生活畫卷，一幅遠非明媚動人的現實主義景觀。對於影片的敘事而言，這正是一場極為成功而深刻的調查。它所揭示出當然並非隱秘或“姦情”，而是明光悲劇更為深刻的社會成因。事實上，正是諸“證人”的證詞與他們指認明光、紅杏有罪的方式，使《血色清晨》較之 80 年代的同類影片遠為深刻地再現了“文明與愚昧衝突”主題。諸多證詞表明，村子里的人們以或興味盎然、或漠不關心的態度接受了對明光“有罪”的指認，因為他獨有的身份、愛好與稍有差異的生活方式確定了他是村中的異類。而作為本文一個極為有趣的修辭方式，敘事人在查詢證人、確認犯罪動機的大組合段中，進行了聲畫錯位的處理：在多數證人言之鑿鑿的證詞間，出現的是幾不相干的畫面，而這些場景都以聲稱為目擊者的證人之缺席為前提；而與展現真實場景的自然光效不同，呈現證人陳述的場景則在內景、人工光的陰影之中。這與其說是提供並展現證詞，不如說是以聲畫錯位的方式揭示著一種極為深刻而潛在的悲劇衝突；這與其說是一種無恥的偽證，不如說是一類偏見的共識，一次關於愚昧的曝光，某種集體潛意識的呈現。

影片有著一個別具匠心的結局。當這一大悲劇終於“大功告成”：明光喪生利斧之下，紅杏投水身亡，李平娃被處死刑，李狗娃終生監禁，刑事調查員無奈而痛苦地離去之時，他在昔日明光的小學校/古廟前慢下了腳步。失去了孩子們活力的古廟此時更為破敗、空寂，幾個已然失學的孩子在附近徘徊。而兩個陌生人正將一塊嶄新的木牌釘在廟門旁，上面書寫著“靜慧寺國家二級保護文物”。猶如一聲凄婉而哀傷的拖腔，回聲般地暗示著一個悲劇中悲劇：這裡不再是一個雖寒酸無奈、但畢竟生機勃勃的校舍，而是一個死亡文化的遺跡：文物。這是雙重毀滅的印證：詭計多端的歷史之手在撲滅了文化、文明之使的微光的同時，斷裂了一個悠長豐滿的歷史與傳統。文化的文物化，或許也可以名之為一種“進步”，但它同時索求著超值代價。

影片主要展現調查員的查證過程，以一個外來者的視點，緩慢、細膩甚至冗長地展現著謀殺案的前史與後果，直到推出了影片的“高潮戲”：一件事先張揚的謀殺案。在影片的敘事結構中，這已是全然不復懸念的敘事行為；但在這一完整的順時敘事組合段中，全知視點張弛得當地組織起令人窒息而悚然的戲劇張力。這無疑是全片充滿殘酷詩意的華彩樂段。在《血色清晨》中，明光之死是沉滯而又變遷中的社會，坍塌或被改寫的權力、信念體系，以及愚昧的、“無主名、無意識殺人團”共謀的必然。正是在這一段落中，敘事人以不動聲色的冷靜，勾勒著魯迅先生所謂的“麻木的國民靈魂”。敘事人所著力表現的，是村民們的“群像”。是他們如何以典型的“看客”心態，在旁觀、默許甚至慫恿著平娃兄弟對明光的謀殺。高速攝影呈現出的兇殺場景將其中的殘忍、野蠻與荒誕推到了人們所能承受的極限。而在這一鏡頭段落的最後時刻，明光對來的太晚的村長說出了他的“遺言”：“大叔，他們……把我殺……了。”極為精當而別具匠心地，明光的“遺言”是一個陳述句。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向人們陳述了一個已然發生在他身上的事實。與其說他是在向人們陳述，不如說他是在讓自己相信：因為這一切對他說來，是如此的不可能，如此的荒誕不經、聳人聽聞。他無法相信或明白。他也不再需要相信或明白：在他的語聲斷掉的時刻，他已蜷縮著身軀，倒在自己的鮮血之中，圓睜著一雙無辜、恐怖、要求解答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