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狂史

《瘋癲與文明》展現了被理性敬畏、扭曲、展現、審判的瘋癲。文藝復興前，瘋癲是未知、神秘的知識的象徵；古典時期，隨著瘋癲者的被禁閉，他們逐漸被解釋為虛無誕妄，是理性的眩惑；隨著現代精神病院的誕生，瘋癲陷入徹底沉默，在理性話語系統的統治中完全失語。

1961年，福柯在巴黎大學（索邦）通過哲學博士論文答辯。按照當時法國的制度，博士論文必須出版后才能進行答辯。因此，論文在當年已先由巴黎普隆出版社出版，書名為《瘋癲與非理智：古典時期的瘋癲史》Folie et déraison：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1964年，該書出版了縮寫本。1965年，該書的英譯本出版。英譯本基本上依據的是縮寫本，但是由福柯補充了一些內容，主要是根據全本中的一章《慾望的超越》縮寫的《激情與譫妄》。書名也改為《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

福柯指出，瘋癲與理性的對立和分裂不是天然的，而是近代社會產生的特殊現象。他將瘋癲與理性的關係史追溯至中世紀對麻風病的排斥。在中世紀，瘋癲並不與理性處於截然對立的位置。到文藝復興時期，人們對待瘋癲的態度還是曖昧的。而且，在故事和道德寓言中，在學術作品、造型藝術、文學和哲學中，瘋癲都成為中心意象。瘋癲是啟示性的，人們正是藉助瘋癲，表達了對凶兆和秘密的直覺性領悟。人們只是將瘋癲看做是最大的弱點，但沒有危險，它是一個司空見慣的現象。

但在古典時期，人們把瘋癲看成一種需要用禁閉來對付的破壞力量和威脅。福柯將1656年建立的巴黎總醫院，作為古典時代對待瘋癲的一個標誌性記號。巴黎總醫院不是一個醫療機構，而是種“治安”手段，禁閉表現出的是倫理和道德維度。被禁閉，不是因為它的非理性，而是因為它的反勞作與非道德。禁閉所的出現，正是古典時期資產階級美德憧憬的流露。在此，道德被視作理想、律令，禁閉正是用暴力壓制那些反道德的社會因素，用勞動讓他們的道德升華，重獲拯救。而且，瘋癲者被展示、被參觀、被表演，瘋癲醜聞成為公開的娛樂與注意的焦點，瘋子被視作是動物而不是病人，瘋子的發作被認為是動物獸性的狂吼，因而，駕馭瘋癲只能靠紀律或殘忍。

到了18世紀末，人們從政治和經濟的角度對禁閉提出了批判，但批判並沒有解除禁閉，反而使精神病院的禁閉進一步制度化。在精神病院里，醫生借用科學面具使自己成為最重要的角色，對病人具有家長和法官的權威。福柯集中地分析了圖克和皮內爾建立的精神病院。在圖克的休養院里，被道德和宗教環境籠罩著，與邪惡完全隔離開來。為此，休養院強調“家庭”概念，瘋人不過是家庭中的孩子，他應服從於家長的理性權威，而皮內爾認為，宗教刺激與引發的瘋癲，是譫妄、幻覺、絕望、憂鬱的根源。因此，在精神病院中，宗教不應成為生活的道德基礎，而應成為醫療對象，一旦將宗教從瘋人的頭腦中過濾掉，瘋人就可能返璞歸真，情緒安定。因而，瘋人院最終成為一個道德領域，美德統治了瘋人院，它支配了瘋癲的核心部位，它既是瘋癲的真相，又是消除瘋癲、越軌、罪惡的手段。圖克和皮內爾的精神病院有一個共同點——對醫務人員的神化。醫生在瘋人院內佔據著主導地位，因為他們是作為司法和道德保證的化身，而不是作為 個醫學知識權威來發揮作用的。

最後，福柯抨擊了弗洛伊德徠的精神分析。他認為，精神分析“始終無緣進入非理性統治的領域”，相反，只有藝術才能包容瘋癲和非理性行為，才能透露體驗的直覺，領略萬物的終結和開端。福柯在書中提到了他心目中反理性的瘋癲英雄：荷爾德林、奈瓦爾、尼采、阿爾托。他將理性批判的任務交給了詩人和藝術家，正是通過他們，直覺、體驗、慾望、審美以一種“以暴抗暴”的方式向理性反擊。

《瘋癲與文明》雖是福柯早期的代表作，但潛伏著他日後眾多的主題種子，尤其是生存美學問題。生活作為一件藝術品，既是福柯在古希臘人那裡發現和探討的主題，同時又是他踐行的理想。福柯對“瘋癲”歷史的考察，就力圖表明制度化和道德化的陰鬱、壓制本性，瘋癲遭到的正是制度化和道德化的雙重束縛。該書最終敲響了西方社會禁閉的喪鐘。

法國哲學家喬治·康吉蘭：“這部著作的重要性是十分顯然的。福柯全面考察了從文藝復興到今天，造型藝術、文學和哲學中所體現的瘋癲對於現代人的意義。福柯有時條分縷析，有時又把主要線索混合起來。他的論文表明，它既是分析性的又是綜合性的著作。因此，讀起來並不總是很容易，但對善於思考的頭腦則會開卷有益。福柯實際上力圖表明，瘋癲是‘社會空間’中的一個知覺對象，它是在歷史過程中由許多方面建構成的，是由多種社會實踐，而不是由一種集體感覺所捕捉到的，更重要的是，它不能簡單地成為思辨理解的分析對象。這部著作的獨創性在於，它把被哲學家和精神病學史專家完全遺棄的材料——遺棄給對自己專業的歷史或前史感興趣的精神病專家的材料，重新放置在更高的哲學反思的層次上。”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國人，20世紀重要的哲學家、思想家和歷史學家之一， “后結構主義”代表人物，他對人類知識歷史所做的“考古學”研究，影響了當代社會科學的發展。他於1961年獲博士學位，並寫出《瘋癲與文明》，以後陸續出版《詞與物》、《知識考古學》、《規訓與懲罰》、《性經驗史》等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