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明燈

吉光屯廟裡的正殿點著一盞長明燈，1000多年了都不曾滅過。在村人們看來這是傳統的象徵，幸福的吉照。倘若燈滅了，便會招來災難，人人都變作泥鰍。因此，誰要想吹滅這長明燈，便會被大家視為“瘋子”。但村裡偏偏就出了個“瘋子”，而且“他的老子也就有些瘋的”，父子兩代都認為熄了這燈，“使不再會有蟲和病”，因此要堅決吹熄長明燈，雙方的鬥爭非常尖銳，雙方都趕到了廟門前，甚至連空氣也顯得緊張。“瘋子”在叫看廟的老黑開門，要進去吹燈；村人們在勸阻，但都無濟於事，而且“瘋子”還揚言“我放火！”這一著頓時嚇得人們了手腳，“都很不安”，並七嘴八舌議論著對付“瘋子”的辦法；有的主張打死他，有的主張關起來，最後是終於把“瘋子”關在了廟門西倒的一間僅開小窗、祖木直柵的屋子裡，這才天下太平。“瘋子”儘管被關，但他依然精神壯旺地在呼喊；“我放火！”

從1918年寫《狂人日記》，到1925年寫《長明燈》，時間過去了7年，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南方以國共合作為標誌的革命勢力正在發展，魯迅的思想也已經處在走出彷徨進向轉折期的前夜，他已經聽到了並認真諦聽著廣大工農發出的深沉悲壯的求解放的歷史聲音，他感到了自己那“救救孩子”的聲音的空洞，而要充實以實際的戰鬥之音。由於他在小說方面還是以處理前一歷史階段的生活、題材為主要創作定向（雜文則從事現實的直接的戰鬥），以總結歷史啟示今天為主旨，所以他仍然是寫了一個昨天的造反者。

在《長明燈》的創作中，他也受到了俄國迦爾洵的小說《紅花》的影響，受到了他的友人俄國童話作家愛羅先珂的《世界的火災》和《時光老人》的影響。這影響表現為藝術觸媒的作用、創作立意的啟發，創作構思的設計和創作手法的借鑒上。《紅花》寫一個狂人認定醫院裡的一朵紅花，就是世界上萬惡之源，必須除掉它。這與以長明燈為象徵的立意相通。《世界的火災》寫一個狂人放火燒掉城市，其中心詞語即是“放火！”《時光老人》則表現了“古的諸神不毀壞，人們便不會有幸福”的中心旨意。這也與《長明燈》旨意相通。

小說發表時，篇末註明“1925年3月1日”。實據魯迅日記載，該篇的寫作時間當為1925年2月28日。此時正是魯迅先生從北京磚塔衚衕搬到西三衚衕綠林書屋，由於剛搬入還沒有通電，所以魯迅先生是在灰暗的房間中點著煤油燈創作了《長明燈》。

瘋子

瘋子，吉光屯人，他不是一般的瘋子，他憂國憂民；不僅如此，他還具有改革者的勇氣和堅定。他敢於去吹熄長明燈，在被群眾欺騙了一次以後，他堅決要自己去吹熄長明燈，闊亭說要代替他去吹，他堅持自己去熄並說現在就去，這說明他辦事很堅決，上過一次當，不會再被騙。他知道結局——即使吹熄了長明燈，那些東西也還在，但是他陰鷙的笑容說明他內心很深邃，“我知道的，熄了也還在。然而我只能姑且這麼辦。我先來這麼辦，容易些。我就要吹熄它，自己熄”；在沒有辦法打開大門的時候，他想出的辦法是放火，這是一種暴力革命，即使是革命失敗后，他也依然在喊這句話。

主題思想

與《狂人日記》相似，《長明燈》也是一篇思想啟蒙的反諷之作。魯迅以“瘋子熄燈”諷刺改革者形式主義之膚淺，又以“瘋子放火”諷刺改革者激進主義之魯莽，其實都深刻反映出魯迅本人對於文化變革與社會改造的強烈憂患意識。

魯迅深知要改造中國社會，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長明燈》中的吉光屯是魯迅筆下虛構的微型社會，其迷信落後的當地風氣反映出舊中國封建文化土壤中畸形成長的社會生態。在這裡，迷信傳統根深蒂固，已經滲透到日常出行、婚喪嫁娶、生老病死、飲食起居等方方面面。屯民們懼怕神明報應，平日說話行事諸多禁忌，思想封閉守舊，文化停滯不前。在這個陳腐愚昧的昏暗生態中，偏偏在社廟正殿上安置了一盞長明燈，那是封建社會時期君權與神權的產物，然而更要緊的是，屯民們心中還都點燃了另一盞“長明燈”，那象徵著封建社會殘留的精神文化，長期盤踞在人們心坎里，造成吉光屯居民愚昧迷信、落後無知、精神麻木。這種情況下，要想改變吉光屯的社會生態，僅僅把有形的長明燈吹熄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把人們內心中無形的“長明燈”吹熄，把封建文化的病源連根拔起。顯然，相比之下，前者更“容易些”，然而終究是治標不治本。“瘋子”執意並且只求吹熄社廟正殿上的長明燈，倘若非要將此舉看作是反封建、求變革，那麼也是非常表面膚淺的，此舉根本無法體現魯迅意圖“改革國民性”的文人意識。照直說，魯迅塑造“瘋子”這個胡鬧的叛逆者，正是要諷刺當今一些所謂的改革者，身陷形式主義的泥潭，所作所為只是在僵化的改革框架中小修小補，未能看透並撼動國民劣根性的病源所在。

藝術特色

小說以外視角講述吉光屯所發生的一切，整體敘述凝練單純。從小說的情節設置來看，存在這麼幾個主要情節高潮場面：茶館的緊張，廟門前的緊張，村民們的緊張，四老爺客廳的緊張，廟院西廂房的寂寞和冷清。故事情節的發展進程，有如一顆石子落於平靜的湖面，隨著一聲“叮咚”，湖心的漣漪不斷向四周擴散開來。等到這些波動的漣漪靜止消失之後，湖面再次恢復死樣的寂靜。此種情節設計或敘事順序的安排，並不只是為了整體敘事的方便，更是為了彰顯小說的深層意義。

在敘事話語特點上，則表現出“彷徨”時期魯迅創作的“冷色調”。晚年魯迅就曾自評，這時的創作“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鬥的意氣卻冷得不少”，然而，似乎正由此而“不為讀者們所注意了”。從作品的深層結構來看，這種冷靜的敘述之下又顯示出“看/被看”二項對立的敘事模式，文中的“瘋子”與屯中的其他百姓，既是“啟蒙者”與“被啟蒙者”的關係，也是“看”與“被看”的關係。當“瘋子”成為全屯“被看”的對象后，一切的努力都顯得那樣空洞無力，甚至無聊和可笑，竟還成了屯中孩童們自編兒歌的佐料。單純孩童無心的玩樂更顯出一種莫名的悲涼之感。其中內蘊著魯迅極為深廣的憂憤。這正如文學史家王瑤所言：“讀魯迅小說時會有一種‘重壓之感’”。

在敘事結構上，《長明燈》呈現出封閉性/環形特點：封建腐朽文化、森嚴的等級制度：吉光屯的“死氣”——吉光屯人的“暫時做穩了奴隸”的狀態及竭力維持奴隸地位的努力：殺、騙、關“瘋子”——吉光屯人回到“暫時做穩了奴隸”的狀態。敘事作品正是通過自身獨特的敘事結構組合，將其深層的價值意義完美呈現出來。而“魯迅小說的哲理意義是在小說的整體結構模式中呈現出來的”。

再者，小說還富於濃郁的象徵意味。小說整體從意象創造設置（人物、器物乃至場景等）到創作手法，均表現出濃郁的象徵意味。其中的“長明燈”可謂統治中國數千年之久的封建制度的絕妙象徵；“瘋子”無疑是指經受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覺醒者；而四爺的客廳簡直就是中國封建制度大廈的縮影，並且這客廳連同茶館與社廟一起共同建構起整個中國傳統社會的典型圖景。

近代革命家李大釗：“魯迅先生髮表《長明燈》，這是他繼續《狂人日記》的精神，已經挺身出來了！”

當代政治家張聞天《〈狗的跳舞〉譯者序言》：《長明燈》對於人物的描寫，不著重在外面的行動，而著重在靈魂的振動。作者毫不疲倦地找求著人心中所蘊藏著的革命的、反抗的、憤激的、恐怖的、人道的、殘酷的、悲哀的、凄涼的種種精神，用了寫實的、象徵的、神秘的筆墨傳達出來，使讀者時而憤怒，時而恐怖，時而悲哀，時而憐憫，時而發狂。它用鐵鎚敲著我們的靈魂，使我們不得不覺到戰慄！

魯迅（1881—1936），原名周樹人，浙江紹興人，是中國現代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他出生於一個破落的封建家庭，從小勤奮好學，7歲開始讀書，12歲就讀於私塾“三味書屋”，后因家庭的一次變故，飽嘗了世人的冷漠和蔑視。1902年東渡日本學醫，當他目睹國人的愚昧和麻木不仁時，毅然決定棄醫從文，用文筆來喚醒國人的靈魂。回國后，先後在北京、杭州的幾所大學任教。1918年，第一次用筆名“魯迅”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奠定了新文化運動的基石，從此開始了輝煌的創作生涯。五四運動前後，魯迅參加《新青年》雜誌的工作，站到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的最前沿，並先後創作了《吶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華蓋集》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