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戈利·康斯坦丁諾維奇·奧爾忠尼啟則

格里戈利·康斯坦丁諾維奇·奧爾忠尼啟則( Grigory Konstantinovich Ordzhonikidze)，1886年10月12日生於庫塔伊西省紹拉帕尼縣戈列沙鎮（喬治亞奧爾忠尼啟則區）。1901年，進入沙皇俄國第比利斯醫士學校學習。1903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參加過1905年外高加索革命，為建立和武裝戰鬥隊做了大量組織工作。12月，被捕。1906年5月，被保釋出獄。8月，僑居德國。1907年1月，回國繼續從事黨的工作，任社會民主工黨巴庫委員會委員。11月，第二次被捕。1909年2月，被流放葉尼塞省。后從流放地逃亡伊朗，按照社會民主工黨巴庫委員會指示，在伊朗從事革命工作。1911年，進入巴黎隆瑞莫黨校學習。同年，遵照列寧指示，返回俄國。1912年1月，以代表身份，出席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六次（布拉格）全俄代表會議，當選為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俄國局委員。4月，在彼得堡第三次被捕，被流放雅庫特。1917年，返回彼得格勒，在社會民主工黨（布）彼得格勒委員會和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工作。7月，兩次潛赴拉茲利夫，向列寧彙報黨的情況和聽取指示。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做了關於不能讓列寧出席反革命法庭的報告。蘇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期間，積極參與組織彼得格勒武裝起義和粉碎克倫斯基－克拉斯諾夫反革命軍隊的鬥爭。十月革命勝利后，12月起，歷任烏克蘭臨時特別委員、南俄臨時特別委員，負責協調當地蘇維埃的組織工作。蘇俄國內革命戰爭暨反對外國武裝干涉時期，任北高加索防禦委員會主席。參與組織察里津（蘇聯伏爾加格勒）保衛戰。1919年起，歷任西方面軍第16集團軍革命軍事委員、南方面軍第14集團軍革命軍事委員。參與組織粉碎奧廖爾、克羅梅兩地鄧尼金白衛軍隊，和參加解放頓巴斯、哈爾科夫及第聶伯河左岸烏克蘭地區作戰。2月起，歷任高加索方面軍革命軍事委員、北高加索革命委員會主席、北高加索恢復甦維埃政權執行局主席。1921年，全俄羅斯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為表彰他“自國內戰爭開始后在紅軍負責崗位上”的戰鬥功績，授予他紅旗勳章。同年，被選為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委員。1924年3月進入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兼任紅旗高加索集團軍革命軍事委員。1926年7月，被選為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26年11月3日)。11月起，歷任聯共（布）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工農檢查院人民委員、蘇聯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勞動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30年11月起，歷任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蘇聯重工業人民委員。同年12月任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因其對蘇維埃聯盟所建立的豐功偉績，被授予列寧勳章和勞動紅旗勳章。是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37年2月18日，因與斯大林不和，在莫斯科住所自殺。葬於紅場克里姆林宮牆下。著有《奧爾忠尼啟則言論集》（1－2卷）。

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1886年3月生於喬治亞。中學時代開始接觸進步思想，1903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並在外高加索地區發動工人運動和進行黨的工作。1912年被選為黨中央委員和中央委員會俄羅斯局委員。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成為十月革命的組織者之一。1930年任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並全面主持經濟工作，先後擔任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重工業人民委員。

奧爾忠尼啟則是斯大林的同鄉、戰友，他們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他與斯大林、米高揚多年在喬治亞的梯弗里斯並肩戰鬥，籌劃工人運動和武裝起義，人稱“高加索三劍客”；1922年在民族自治化事件中，他極力支持斯大林關於莫斯科對非俄羅斯各國加強控制的主張，遭到列寧嚴厲斥責后，主動為斯大林承擔了“粗暴地侮辱喬治亞民族幹部”的責任；他堅持“擁護斯大林就是擁護黨”的信念，一直支持斯大林同黨內反對派的鬥爭，為擊敗托洛茨基及“1923年反對派”和“聯合反對派”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布哈林的漫畫中，奧爾忠尼啟則被描繪成一個年少的俄國衛兵。1926年，斯大林完全掌權后，奧成為政治局委員，然而到了1936年，斯大林開始懷疑奧對其的忠誠，特別是當他發現奧開始利用其影響力保護一些被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調查的人物，同時，有傳言奧準備在4月的中央全會上作公開抨擊斯大林的發言。次年2月18日，奧猝然死去，官方宣布其患心肌麻痹去世。依據赫魯曉夫的回憶錄，奧曾經向米高揚吐露，他再沒辦法應對黨內同志無端和武斷的謀殺。奧爾忠尼啟則的哥哥帕普利亞當時是外高加索鐵路部門的領導。他不僅是他的兄長，而且是他革命的引路人。帕普利亞工作幹得不錯，只是性情急躁，心直口快。他不同意高加索邊區黨委第一書記貝利亞的許多做法，並在會上直截了當地指出來。貝利亞不能容忍這點，於是他無端被捕，並於1936年被下令槍決。米高揚回憶說，一天，奧爾忠尼啟則十分憂鬱地對他說：“我哥哥說了許多多餘的話，撤他的職也許是正確的。但是他是個正直的人，忠於黨，我不懷疑這一點。怎麼逮捕這樣的人呢？我知道，沒有斯大林的同意是不會這樣做的。他甚至沒有告訴我，要逮捕我哥哥。”

不久，他的外甥、馬克耶夫聯合企業的經理格里戈里·格瓦哈里亞也消失了。他的好友魯希莫維奇、古列維奇、托欽斯基等許多人被捕或失蹤了。還有許多原來同他要好的同事也消失不見了。親人、朋友或同事的被鎮壓，還有已證實貝利亞正在整他的黑材料，並借故對他家進行搜查等。所有這一切使奧爾忠尼啟則感到一場矛頭對準他的運動正在形成，思想感到了巨大的壓力。

奧爾忠尼啟則主管的工業部門的破壞和怠工已成了當時公審的一大主題，報紙和電台中不斷地要人們警惕破壞者的話也直接牽涉到他。他主持的重工業人民委員部的許多高級官員被捕入獄甚至遭到槍殺。在開始把經濟工作領導人當作敵人和托派分子進行大逮捕的時候，奧爾忠尼啟則站出來為他們辯護，保護他們，他知道這都是些正直和忠誠的人。每個人都有缺點，但這些缺點不是敵對性質的。

徠1937年2月17日上午，斯大林與奧爾忠尼啟則發生了激烈爭吵，長達三十年的友誼一朝破滅，促使奧爾忠尼啟則下了自絕的決心。

1937年2月18日，即蘇共中央全會召開的前一天，奧爾忠尼啟則在疾憤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妻子濟娜講述了當時的情況，她說：在廚房裡我聽到了兩聲沉悶的巨響，趕緊跑進卧室……他躺在床上，子彈打穿了胸膛，全身是血……我拉住他的手，摸了摸脈搏、頭和嘴，他死了，在瞬間離開了我。

1937年2月19日，多家報紙報道了奧爾忠尼啟則的死訊，並正式公布了由當局授意的醫學鑒定：奧爾忠尼啟則於1937年2月18日，因心臟麻痹而逝世。在鑒定上簽名的共有4個人，後來有3人被處決，1人下落不明。米高揚後來回憶說，斯大林當時是從政治上考慮不允許公布這位蘇聯領導人的真正死因的，斯大林還說：“如果我們宣布他是自殺的，就無法以應有的方式安葬他。”

在他身後，蘇聯有幾個城鎮以其的名字命名，比如弗拉季高加索(Vladikavka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