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農夫運動

兩年前，在美國當了半年農民的女博士石嫣把社區支持農業的模式移植回北京，開辦了小毛驢農場，當時無論石嫣還是最早的一批會員，有的只是對這種理念的認同和對新生活方式的好奇與衝動。在摸著石頭過河的兩年裡，食品安全頻頻出現問題，越來越多的市民加入到社區中來，他們和石嫣一起把這種模式翻新花樣，形成一種“新農夫運動”。

還沒到開鋤季節，小毛驢農場里不見上次造訪時熱鬧的耕作場面，放眼望去，依舊是北方農村冬天光禿禿的景觀，只有那兩隻元老級的大黃狗帶著兒女們四下橫躺曬著太陽。小毛驢農場被廣泛報道后，許多市民打電話要成為會員，石嫣列了一個長長的等候名單，排到今年租地種菜和每周訂菜的兩種會員達到了500戶。“我實習的農場經營了10多年發展到30戶，我寫郵件告訴他們，我有500戶，他們都覺得不可思議。”石嫣告訴本刊記者。

除了會員數量，讓本刊記者驚訝的是，農場建起了用塑料布和草墊子包裹的簡單大棚。2009年夏天石嫣曾特別解釋過，小毛驢農場沒有大棚，因為CSA（社區支持農業）的理念是不吃返季節蔬菜，為此她在美國學習了冬季儲存蔬菜的方法。但實踐證明，即便最早認同CSA理念的幾十個市民，也沒法適應這種生活。於是，2010年冬天農場搭起大棚，開闢了冬季送菜的業務。農場還聯繫了堅持生態種植的河北農民安金磊，從他那裡購買黃豆製作豆腐和豆芽來彌補冬季蔬菜種類的不足。

理論同實踐的第二次碰撞是養豬的爭論。石嫣告訴本刊記者，農場剛建立的時候，成員們有一種觀點――豬肉與糧食的比例是1比2，養豬就是與人爭糧，不符合環保理念。可是運轉了一年，理論還是給會員們的需求讓了路，小毛驢農場擴大了生態養豬的規模。與一般豬圈裡即便用水沖洗，豬欄也充斥著揮之不散的臭味不同，小毛驢農場在豬欄底部鋪上添加了微生物菌的秸稈、木屑、米糠，用這些墊料吸收糞便，不需要化學消毒劑對豬欄消毒沖洗，在使用一年半后墊料又可以當做上好的有機肥料。原來遺留的苗圃如今也派上了用場，樹下用鐵絲網圍起了兩畝左右的地，裡面散養著幾百隻雞，雞吃蟲、除草，雞糞又變成了有機肥料。

這些只是產品上的調整，農場運轉了兩年，當初的新鮮事物也不免要經受現實的考驗。CSA的核心是社區與農民對接，市民得到健康的食品，農民省去公司抽成的環節直接受益。但是因為有機耕作的成本高，小毛驢農場的菜價一直在8塊錢左右，會員是家庭月收入在1.5萬元左右、60%以上碩士學歷的少部分人，受益的農民也只有被僱用的20個村民。更為切身的問題是，為了降低成本維持運營，農場的管理人員每月只拿3000塊錢的工資，連“五險一金”都沒有。雖然外表熱鬧，內里全憑理想支撐，能走多遠？

石嫣頻繁地被問及這些問題，她覺得人們的邏輯都太單一，除了經濟效益還有其他評價標準。她告訴本刊記者，她實習的美國農場有不錯的經濟效益是因為那是一個家庭在耕種經營，小毛驢是一個機構，除了農業生產還要傳播CSA的理念和生態農業技術。2010年全國來農場參觀和考察的就超過了1萬人，工作人員的大量精力放在接待訪客上。這是小毛驢不同於普通CSA農場的價值，它更像一個模型，所有流程都有演示作用，再供有興趣的人改造和運用。因為這樣的定位，小毛驢農場除了出租土地給市民耕種和每周為市民配送自產的農產品之外，還像一個有聲有色的文化沙龍，他們按照清明、穀雨、立夏這些節氣出版雜誌《田間地頭》。在每周會員耕作和參觀之外，農場還邀請專家來講座，內容不局限在農業上，還有《切・格瓦拉》這樣的電影題材，也能看到國外食品與農業題材的紀錄片。最近的一個活動是3月底將有一隊法國農業學家從小毛驢農場出發，騎自行車回法國，沿途拜訪生態農場，宣傳有機農業。

在這個評價體系裡，小毛驢的成績讓石嫣滿意。全國陸續建立了70家CSA農場，連招募成員的語言都直接照搬小毛驢，石嫣的檔期也排得很滿，接受採訪之後她就要趕到常州，小毛驢農場應常州武進鎮的邀請在那裡開闢了一個新農場，然後又要去深圳參加生態農業的經驗交流，然後是香港。

因為濃郁的理想色彩和學院氣息，小毛驢農場成了農業發燒友們回歸鄉土生活的第一站，他們在這裡學習農業知識、思考自己的農業計劃。嬌小的鐘芳是小毛驢農場最新的實習生。她在北京大學讀到哲學博士畢業，還是找不到自己的人生方向。“哲學與社會生活還是隔著一層，我想學習一些貼近現實的東西。”鍾芳到義大利的米蘭理工大學學習建築設計，可還是進入不了實際操作的層面。“義大利的建築移植不到中國，我上課介紹中國的建築，人家也不感興趣。”假期過後，鍾芳拿到了工業設計的獎學金，選擇了全世界只有米蘭理工大學才有的農業設計方向。“我雖然不是農村出身，但是老家許多親戚是農村的，我對農村有興趣，將來這些東西可以用在中國。”

社區支持農業的模式在米蘭不是新鮮事物，市民開車十幾分鐘就能到郊外訂菜的農場，雖然菜價也不便宜，還是有許多市民選擇這種方式。鍾芳在米蘭做的項目叫做“麵包鏈”，把種植小麥到烘烤麵包的環節上，用有機方法生產的農戶組合起來，再把這種質優、乾淨、價格公道的麵包直接賣給市民。有了“麵包鏈”的經驗，她想在崇明島做一個項目，可是具體做什麼沒有頭緒。於是，她聯繫了小毛驢農場，以實習生的身份來這裡尋找靈感。

江蘇農民徐小喬是從農業雜誌上看到小毛驢農場的報道后一路尋來的。“我1980年高中畢業就回到村裡務農，我可能比較消極，我覺得種地養活自己的生活挺好的，但是農藥和化肥不好。”徐小喬告訴本刊記者，城裡人認為農藥和化肥毒害了自己，可是最先受害的其實是農民。“農藥要正午陽光最足的時候噴灑，那時也正是曬得流汗毛孔張開的時候，噴農藥不但氣味難聞還容易中毒。”徐小喬說，原來他們都是挖小坑把化肥埋進去，後來圖省事，改為就著下雨天撒化肥通過雨水流到地里，他有一次撒完化肥回家，手上都燒破了。小毛驢農場不用化肥農藥也能保證產量的報道讓他好奇，就辭了在山東推銷農用微生物的工作來學習。因為農場占的是后沙澗村的地，小毛驢農場只能僱用后沙澗村的村民，徐小喬沒被錄用。他就在附近山上找了一個放牛的活兒，利用間隙跑到農場來看，來來回回幾次打動了工作人員。石嫣告訴本刊記者，徐小喬是最勤勞的農民工，農場道路兩邊的雜草都是他除的。除了干這些雜活，徐小喬的目的還是學技術。他說，現在已經看明白了不用化肥農藥還能保證蔬菜不得病蟲害的方法，還想學學生態養豬技術，上次給豬欄墊料的時候，他倒垃圾去了沒看著，還得等下次機會。他說，打算學了這些技術就回家，村裡離城市太遠，不能搞這種CSA農場，但是這種有機蔬菜在縣城有銷路。

即將離開的是一手建立了小毛驢網站的黃岡人Tom。他從前做的是把德國的環保設備賣到火力發電廠的工作，月入2萬元，日子過得很滋潤。可是他發現，有些電廠並不是真環保，這些設備只用來應付檢查，潛規則看久了，覺得自己不適合大城市的生活，但是又回不到農村去。Tom告訴本刊記者，身邊的人都認為在大城市生活就是快樂的、成功的，回老家就是沒出息，這讓他很痛苦。他不能認同城市裡的價值觀，甚至撕了妹妹的時尚雜誌。他想找到一種能讓周圍人接受的鄉村生活方式，體面地回家。他辭了工作，沿著長江旅行了兩遍，接觸過環保組織也尋訪山中隱士，看到小毛驢農場的報道，認為農業是一條實際的回家之路。Tom一邊做著網站，一邊摸清CSA的運作流程。

段祺煌2002年結束10年的旅日生活回國時，發現在從小生長的北京城裡居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是住四合院在衚衕里長大的，北京拆遷把我們都搬到樓房裡了，雖然面積挺大，還是覺得住在鴿子籠不接地氣。”段祺煌的大家族經常在節假日到郊區的農家樂聚會，喜歡在棗樹、核桃樹下聚餐，也愛吃農家肥種出來的蔬菜。受到啟發，段祺煌就想乾脆從城裡搬出來生活。“我找了大半年，才找到這塊最合適的地，兩邊是高壓線走廊，不用擔心中間這塊地被拆遷徵佔，距離京承高速很近，進京只要40多公里，交通方便。”段祺煌租了80畝地，栽果樹，建大棚和房子，過起城裡有樓房、城外有別墅，出門就有田地的兩棲生活。

石嫣即將出版的一本翻譯著作叫《四千年農民》，是一百年前一位名叫富蘭克林？金（Franklin King）的美國農業土壤局局長訪問中國、日本和朝鮮后所寫。他用自問自答的方式解答了一個疑問：為什麼中國農夫種了幾千年的地，土地還是照樣肥沃。答案是中國農夫懂得精耕細作，以糞為肥。

石嫣的導師溫鐵軍認為，中國過去五十多年的大機械化、規模化、化肥化農業發展模式並不成功，唯一實現的化肥化，還造成了生態環境的污染。他現在相信，小農經濟條件下的中國農業，回歸生態化勢在必行。

所以當導師給地讓石嫣做生態農業的試驗時，她還覺得挺開心的，總算可以過上夢想中的農夫生活了，“無論外界紛擾，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田。”然而，“小毛驢”真正運營起來，她覺得離自己的田園想象還是挺有距離的，這個農場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好做。常常有人討教她做農場的經驗，她都勸別人：“真想做的話還是做家庭式農場好，有另外的產業支撐著你這塊地，只種一些給家人和朋友吃。”

農場的工作人員里有不少生態農業愛好者，他們在這裡學習農業知識、體驗自然生活，也思考著自己的農業計劃。劉記虎曾經在“小毛驢”待了7 個月，從志願者到實習生到正式員工，今年轉去常州武進CSA農場工作，這是“小毛驢”在常州的拓展項目。他畢業於一所農業大學的畜牧學專業，他將原先的工作描述為“給社會投毒”，他曾在一家大型公司養雞，“四萬多隻雞苗進去，從出生開始就不停地打葯，35-40 天出欄的時候還會死一萬多隻，葯都控制不住。雞的生活空間非常狹小，轉身都困難。”他對記者說，“我原來的公司已經算不錯了，對病死雞做無害化處理，一些小公司難以想象會怎麼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