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圖魯

巴圖魯（滿文：ᠪᠠᡨᡠᡵᡠ，轉寫：baturu），滿語，意為“勇” 。源自蒙古語的“英雄”（蒙古語西里爾字母：баатар，即“巴特爾”）一詞，在元、明時期有“拔都”、“拔都魯”、“把都兒”等不同漢語音譯。到了明朝末期，巴圖魯成為女真人的稱號，此後又逐漸發展為清朝時期賞賜武將的封號。一般而言，巴圖魯勇號有兩種：第一種只作巴圖魯，不再加上別的修飾詞語，是為普通勇號；第二種在巴圖魯之上還添加其他字樣，是為專稱勇號。

《元史》中有很多“八都兒”、“拔都兒”、“把都兒”、“八都魯”之記載，此乃巴圖魯之同名異譯。在蒙語中大部分作為人名。偶爾也有作為賜號出現的。但巴圖魯作為一種賞賜手段，大量賜封將士，則在清朝。《五體清文鑒》譯為“勇”，《清文匯書》譯為勇強之勇，勇冠三軍之勇，勇為之勇。勇將即baturuhaha。但巴圖魯作為一種賞賜手段，大量賜封將士，則在清朝。“國朝崇尚武功，錫封世襲至為優渥，其臨陣衝鋒尚有賜巴圖魯號者。巴圖魯乃清語，猶漢文稱能幹，諺雲好漢也。”清代作為對作戰官員的稱號，稱為勇員。有兩種：一種只稱巴圖魯；另一種在巴圖魯上尚加有字樣，分為清字勇號如達桑巴圖魯；漢字勇號如勁勇巴圖魯兩種。清初，賜巴圖魯名號並不多，而且賜號者多同時賜謚。從天命迄咸豐二百餘年賜號僅三十三人，而且獲贈勇號者均為滿人，且均為武將，嘉道間始及漢人。咸豐時間有文臣，後來文員增至十二人。而同治朝以後，賜巴圖魯名號已經太過於冒濫，左宗棠收復新疆時，清廷先後賞賜巴圖魯名號不下幾十人。並且絕大多數賞賜給漢人，滿人僅英翰、者貴二人。後來，獲得進行賜謚的只有程學啟等數人。此外，洋人畢乃爾也曾獲得清朝賜予的勇號。因此，劉錦藻指出：“雖值多事之秋，宜廣酬庸之典。然聲名卓著者實屈指可數。”

普通勇號僅見於清前和清初。起初直接加於獲封之人的原名之下，後來則改加於本人原名之上。專稱勇號可見於清朝各個時期。開始僅上加滿語詞冠於巴圖魯之前，清中後期開始使用漢字，僅限兩字，通常稱作“某勇巴圖魯”。所賜字型大小有時是可以更改的。起初獲封者得此稱號后，便只稱勇號，不再稱本名，擅自呼以原名者會被治罪，而且為避免重複，專稱勇號不能同時存在兩個一樣的情況，不同時期則可。到了清朝中後期則有所變化。至嘉慶初年，開始有人獲封同一滿語名稱但漢字音譯不同的勇號；到了同治年間則出現了獲封勇號一模一樣的例子。雖然與入關前制度相悖，但因當時專稱勇號已經不再替代獲封者本人的原名，因而有所重複也已非要緊之事。專稱巴圖魯的字型大小雖然有滿、漢文字之分，但所賜之人並不因文字之別而產生滿漢之限。有很多滿洲人獲漢字勇號、蒙古人獲漢字勇號、漢人獲滿字勇號的例子。滿字、漢字勇號本來無所謂高低差別，但到了同治、光緒年間，武將獲戰功后常常會將漢字勇號換為滿字，於是便有了由漢字改為滿字勇號為“晉號”的說法。

巴圖魯之稱在於表彰戰功，獲此稱號者遍布各個等級，因此常有小官可得，大官卻不可得的情況。文臣掌兵立有功勛之人也可獲賜巴圖魯勇號。清兵入關前，因戰事頻繁，得此榮譽之人較多。然而在康熙至乾隆初年，雖然也有諸多大規模戰事，但當時之名將卻未有獲此殊榮者。直至乾隆二十年（1755年），開始復授巴圖魯勇號，雖功勛卓著之人仍不易獲得。到了咸豐、同治年間，巴圖魯勇號的賞賜逐漸變得非常頻繁，比起之前的風氣已截然不同。

鰲拜，（ᠣᠪᠣᡳ，oboi）（約1610年－1669年），瓜爾佳氏，滿洲鑲黃旗人，清朝三代元勛，康熙帝早年輔政大臣之一。鰲拜前半生軍功赫赫，號稱“滿洲第一巴圖魯”。後半生則操握權柄、結黨營私，結果被生擒之後，老死於囚牢中，為影響清初政局的重要人物。

僧格林沁（蒙古語：SenggeRinchen，西里爾字母：СэнгэРинчен；1811年－1865年），博爾濟吉特氏，蒙古族，晚清名將，科爾沁左翼后旗（今屬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科左後旗雙勝鎮）人。他是道光皇帝姐姐的過繼兒子，道光五年（1825年）襲科爾沁郡王爵，歷任御前大臣、都統等職。封爵科爾沁郡王、博多勒噶台親王。封號湍多巴圖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