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崖石刻

這塊巨石摩崖離杖錫鹿窠村也只有一公里左右，村與章水鎮有公路連接。巨石呈直立長方形，正面鐫刻有“四明山心”四個漢隸大字。鹿窠村與傳說中的鹿亭都是四明山有名的去處。鹿窠村曾是“杖錫鄉”鄉政府所在地，位於鄞州、餘姚和奉化交界之處。至於鹿亭，曾有個有趣的典故：魏晉南北朝蕭齊時代，這裡有個隱士，名叫孔祐，心地很善良，視金錢如敝屣，曾經有隻中箭的鹿，竟然慕名尋到孔祐家裡，孔祐一 看它都快要死了，就趕忙給它治療，同時又給搭了一個簡陋的鹿亭，供其養傷恢復。後來那鹿完全康復了，依依不捨地離開了鹿亭，但三時八節也會回來看看。

明代萬曆二年（1574），明州櫟社布衣詩人沈明臣由門生汪長文陪同，來游四明山。汪長文世代居住在四明山區大雷山，對四明山的山況比較熟悉，其族人有移居到四明山各個自然村的，甚至也有在杖錫寺等處削髮為僧的，有長文作伴，沈明臣只花了十多天時間，就如願暢遊了整個四明山，並且在回來后立即撰寫了長篇遊記和若干首詩歌，這些詩文大都流傳到了今天。游四明山，很多人總要把那裡的屏風岩當作重要目標。探究箇中原因，不光是它臨近杖錫寺，也與那裡豎著“四明山心”四個大字的摩崖石刻有關。那可真是塊罕見的巨大方石啊！如果在“四明山心”巨石下面拍照，那再大的個兒也會成為“小不點兒”。沈明臣在他的《四明山遊記》中，依據郡縣方誌所載發揮說：“四明山心”四字“每字大二尺許”，從前方誌記載“謂出漢人手”，那筆力，那氣派，巍然高出後人，他不由讚歎道：“誠然非後代人所能辦也”。

稍後的黃宗羲在他所編寫的《四明山志》中，多次批評有些所謂摩崖石刻以及有的方誌假託古人摩崖石刻的造假行為，不留情面地揭露它們屬於“偽刻”，並且嚴肅地予以糾正，但對於“四明山心”四字，卻不遺餘力地力贊沈明臣的說法。他說：“杖錫山有方石，高十丈，闊一丈，危舉道旁，摩崖刻‘四明山心’四大字，乃漢隸也，謂之屏風岩。或訛其聲為‘騫鳳’。”那麼他所肯定的“漢隸”，是不是與沈明臣所說的“出漢人手”完全一致呢？答案是肯定的。元代《郝經摩崖碑詩》有言：“正筆篆玉藏李斯，出筆存鋒兼漢隸”，正經的漢隸古勁樸厚，與唐人（“唐隸”）隸書流暢利落的風格有所不同。後人學隸書看重漢碑，正是因為它這個古樸的特色。“四明山心”的隸書石刻應該也是漢人的作品。“四字摩崖留漢隸，一僧飛錫記唐年”，董沛《四明清詩略》錄有清代殷權的《杖錫山》詩，詩的上句肯定了黃宗羲的“漢隸”說，下句挑明了杖錫寺始建於唐代龍紀元年（889）的史實。

黃宗羲為了撰寫《四明山志》，用一個月多時間去遊覽四明山，同時也邀請了弟弟黃宗會等，長子黃百家也隨父同行。年輕人視力好，父輩不一定看得清楚摩崖石壁上的題名等，他卻能夠勝任。譬如有幅石刻，因年久風化，漫漶不清，經黃百家細辨才大致能夠讀懂：“寶祐乙卯暮春之梢，上虞劉用父，山父，龍父，豐德膚，白雲山人，郭仲休，由錫雪回丹山，憩飛瀑之下，分石列坐，浮觴清流，視永和暮春觴詠，其致一也。主山水，施若識。”原來在南宋時候，還有這麼一批上虞儒生，在當地人帶領下，模仿當年蘭亭雅集的風流逸韻，玩得那麼瀟灑！寶祐乙卯，是公元1255年，距黃宗羲一行遊覽四明山三百多年，離現在已經七百多個年頭了。

還有寫摩崖石刻查不到刻主是誰，如山麓有刻字：“周回八百里，二百八十峰，峰峰相次，中頂五峰，狀如蓮花，近星斗。”黃宗羲對此很感慨：“亦不知何人所刻”，其遺憾之意，溢於言表。

當然，摩崖石刻“四明山心”，儘管有沈明臣、黃宗羲斷言，畢竟沒有更翔實的佐證，製作的年代還是難以令人豁然。不過，無論是作於漢還是作於宋，這塊載有“四明山心”四個擘窠大字的巨型方石，都不失為四明山具有標誌性意義的重要景觀。

黃宗羲在他的《四明山志》中曾多次記載摩崖石刻，尤其是杖錫寺附近的摩崖石刻，它們是這裡的歷史文物及遺址遺跡所在。他曾記錄說：杖錫寺稍東有一條西嶺，嶺旁溪澗流過，一條石橋橫跨其上，橋畔有數仞巨石，石壁鐫刻“過雲岩”三字。他介紹說，唐朝時四明山隱士謝遺塵說過：四明山中有瀰漫二十里不散的雲彩，凡家住雲南邊的山民，或者雲北邊的山民，都把互相來往叫做“過雲”。北山下有一片石岩突起，刻有“中峰”二字，是篆體，字有斗大，下刻楷書經語，每字大概一寸大小，由於布滿苔蘚，難以卒讀。附近有塊“再來石”，含有杖錫寺祖師修己的傳說：修己自稱恍惚曾有過“前生”，那時的“他”曾在寺院不遠處誦記《心經》，所以立此“再生石”以紀念此事。當年在它的右邊還有“開慶己未題”的字樣。經查檢，“開慶”是南宋理宗趙昀的年號，“開慶己未”，時為公元1259年。

今人根據後來陸續發現的附近摩崖石刻作進一步調查，獲悉鹿窠摩崖石刻群是鄞州區規模較大的一處石刻群，一共有九塊之多，它們大都分佈在屏風岩、門前山、下溪岩和百步階村門前山等處，1986年該石刻群被列為鄞縣（今鄞州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門前山是座布滿竹林的山巒，竹子連接成片，遠望處秀葉擁翠，風起時簌簌作聲；山頂是一組巨岩，分別鐫刻有“再來石”、“中峰”、“訶佛”字樣；下溪岩溪澗有“醉泉”、“浴心”、“三峽”、“潺湲洞”四組石刻文字。由於該石刻群多涉及佛教內容，而且這些石刻字體也頗為接近，不少人由此猜測其題刻當與附近杖錫寺寺僧和禮佛朝山的香客有關，其年代間隔也不會太遠，說鹿窠摩崖石刻群大概是南宋時期的作品，是可以接受的。

黃宗羲發現，四明山有些摩崖石刻來自描摹當地岩石的奇形怪狀，並非一定是描寫實物形象。例如“鞠侯岩”三個大字鐫刻在絕壁之上，十分醒目，那是不是這裡的猴子猢猻一定很特別，因而才引起人們的注意，把它列為四明山的奇景呢？根據唐朝隱士謝無塵提供的材料，同時期著名詩人皮日休、陸龜蒙徠寫了九題詩歌，《鞠侯岩》就是其中“鞠侯”一題，他們都認為“鞠侯”就是指四明山的猴子。黃宗羲經過實地調查考察，對此給予否定，他指出，“鞠侯”就是指這裡的岩石，它呈現出猴子生動的形象，而不是指真實的猴子。他反詰說：哪裡會沒有猴子？又何必獨獨謳歌四明山的猴子？

至於“徐鳧岩”的得名，黃宗羲也以為它僅僅是種象形，因為這裡的岩石恰好有此“鳧”（野鴨子）的形象，至於因此形成的神話傳說，說是有仙人在這裡乘鳧（野鴨子）上升，那是種牽強的附會。不過，並不是說黃宗羲一概反對或抹殺神話傳說，事實上，他在《四明山記》里保存了大量這方面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