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儀雜箴

《幼儀雜箴》二十首，共列了坐、立、行、寢、揖、拜、食、飲、言、動、笑、喜、怒、憂、好、惡、取、與、誦、書二十項，前邊有序。在序中，作者闡述了寫作意圖和重要性。他說：“道之於事，無乎不在乎古人。自少至長於其所在，皆致謹焉而不敢忽。故行跪揖拜飲食言動有其則，喜怒好惡憂樂取予有其度。或銘於盤盂或書於紳笏，所以養其心志，約其形體者，至詳密矣。其進於道也，豈不易哉。”認為通過對日常行為的約束和修養可以“養其心志”、“約其形體”，有此基礎后，在道的修鍊上，就更容易了。但是他又有感於“後世教無其法，學失其本。學者汩於名勢之慕，利祿之誘，內無所養，外無所約而人之成法者難矣。”於是他“病乎此也。蓋久欲自其近而易行者為學而未能，因此列所當勉之目為箴，揭於左右，以改己之厥繇乎，近而至乎遠。”

方孝孺認為修養心性是從日常的坐、立、行、寢開始的。坐有坐容“背欲直，貌端莊，手拱臆，仰為矣，俯為戚，毋箕以距，欹以側”的目的是培養“堅靜若山”的心態；主要如同樹木一樣挺直，“手之恭也如翼其中也，敬而外也，直不為物遷，進退可式”則可以培養屹然不動的精神；行要步履穩重，容貌恭敬，則可以與仁義俱行，如履坦途；寢是因為“形倦於晝，夜以息之”，必須“寧心定氣，勿妄有思，偃勿如伏，仰勿如屍”，以便“安養厥德”，並稱之為“萬化之基”。

方孝孺推崇古禮，禮儀周全與否也體現一個人的修養。故以揖、拜為例說，揖時應“張拱而前，肅以紓敬，上手宜徐視，瞻必定，勿游以傲，勿眺以輕。”那麼就可以使人遠離恥辱“動必以正”。而拜也不可輕視，“數之多寡，尊卑以秩”，如果應該多拜卻少了的話，則會招來禍端，而如果應該少拜卻多禮的話，則是陷媚阿諛之態，所以禮制的事情不能隨便。對禮儀的看重實際上反映了方孝孺尊卑有序的思想，他曾概嘆當時的人尊卑無節，上下失度，把禮說成虛偽，對敬不足以道，而且行悖理，越倫卒，這些都是會招來大禍的，勸戒時人要“敬茲天秩以保室家”（《家人十五箴·謹禮》）

方孝孺以儒賢自任，故也時時注意提醒人要“存天理，去人慾”，他在論“動”時說，“吾形也人，吾性也天。不天之抵而人之隨，徇人而忘反不棄其天而論於禽獸也幾希！”認為人性在天理，故必須追從天理，而從人出發只是追求形體，棄天理則會與禽獸差不多了。論喜時，說“惟道之務，惟欲之去，顏孟之樂，反身則至。”說的是修道的要務當惟滅人慾，如果去人慾了，顏孟之樂很容易就獲得了。在說“好”時，他勸人“物有可好汝勿好之，德有可好汝則效之”，只要“賤物而貴德”那麼離道成之日就不遠了。但人有喜、有好則必有怒、有惡。方孝孺勸人發怒時不要暴跳如雷，咬牙切齒，“不審厥慮，聖賢不然”因此要培養揆道、審慮之心。說到惡時，指出人常見別人不善時知道是惡，但自己不善時怎麼能不當作是惡呢？人對惡的厭惡是相同的，所以一個人只有改掉自己的惡，別人才能容你，當一個人以自己認為可惡的事為惡（而不做時），那麼他的德行每天都在更新。勸誡人們只有自己不為惡時，才有資格去惡人。方孝孺把他的道德一正一反對比列出，其主旨鮮明可見。

《幼儀雜箴》還論仁義之道，說“非吾義錙銖勿視，義之得千駟無愧。物有多寡，義無不存，畏非義如毒螫，養氣之門。”勸人莫貪，不可取不義之財，只可安享應該得到的東西，因此對不義的東西要畏之如毒螫，這是養氣的關鍵。養氣必須修仁義，認為仁義是“彼受為義，吾施為仁”，故“義之不圖，陷人為利。私惠雖勞，非仁者事。”認為不可隨便與人東西，如私惠雖勞，卻是陷人於不利，也不是仁者當做的事，只有“當其可與，萬金與之，義所不宜，毫髮拒之。”從取和與的角度論仁和義的關係。既然善與不善，仁義和不仁義都在人的舉動之中，方孝孺就在“誦”當中指出修道明心之法“誦其言，思其義，存諸心，見乎事。以靜畜德，以靜養志。”

方孝孺在《幼儀雜箴》中所提供的修養之道，細微入厘，照他的方法，人們必須在日常坐卧，人之常情中左揣摩右揣測，稍有不當便會成為不仁不義之人。今天看來甚為迂腐的觀點，但在方孝孺卻是極重要的事，他認為遵從他的方法可以令人“克己”，那麼有了“克己”的基礎其後的“忘己”，直覺天道，成為道德君子也就指日可待了。

在《幼儀雜箴》中還體現了方孝孺對文藝的觀點，在“書”一則中，他說：“德有餘者，其藝必精，敢本於德，無為而名”，認為藝是德的副產品，有德則藝必精，而無藝有德人也有名。“惟藝之務，德則不至。苟極其精，世不之貴。汝書不美，自視不善，德不若人，乃不知憂。”認為專心於藝，則會忽略德的修養，是本末倒置，即使藝到達精的程度，世人也不會以之為貴，所以“汝書不美”只不過是自己看到不好，而因為專於藝使德不若人卻不擔心，就是不知憂患了。方孝孺指出“先乎其大，后乎其細，大或可傳，人不汝棄。”他以德為大，藝為細，實際是提倡文藝只是道德的工具，是和“文以載道”的觀點對立的。從《幼儀雜箴》內容看，體現了方孝孺不折不扣的道學思想，對封建統治是有利的，故而此篇雖於靖難后被禁，但明、清之際仍多次重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