遜志齋集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寧海人。他自幼警敏，讀書日盈寸。長從宋濂，宋濂門下知名的人皆出其下。洪武十五年，因為吳沉、揭樞的推薦，太祖召見他，喜其舉止端整，對太子說：“此庄士，當老其才。”禮遣還。後來因為仇家牽連，被逮至京，太祖見其名而釋之。

建文三年，朱棣起兵南下，孝孺為王之主要謀士。最終燕兵入，帝自焚，孝孺被捕入獄。在朱棣南下時，他的謀士姚廣賢曾請求他：“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朱棣答應了他。當孝孺被捕入獄后，朱棣召他為自己起草即位詔書，而孝孺被召來以後，大哭不止。朱棣對他說：“先生毋自若，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說：“成王安在？”朱棣回答：“彼自焚死。”孝孺又說：“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答說：“國賴長君。”（時惠帝之子年幼）孝孺說：“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不悅，說：“此朕家事。”讓左右拿筆和紙給孝孺，定要他起草詔書，而孝孺擲筆於地，且哭且罵說：“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朱棣大怒，命以磔刑殺了他。又因孝孺曾表示即使“滅十族”也不屈服，所以，在處死他后，朱棣以他的一部分朋友、門生（包括廖鏞、林嘉猷等）湊足了“十族”之數，共處死與其有牽連的八百七十三人，充軍邊遠地區而死的無法計數，實在是慘烈。

孝孺死後，其門生王徐偷偷地把他的作品保存下來，並編為《侯城集》。其他有心人也保存了著作。明代宣德（1426－1435）以後逐漸傳布，定名《遜志齋集》。“遜志”取自《尚書·說命下》：“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意思是謙虛好學，努力進取，才能達到所希望的目標。方孝孺為了策勵自己，把自己的書齋定名為“遜志齋”，故用齋名為其著作命名。

該集成編於方氏生前，洪武三十年，友人林右、王紳為之作序。方氏殉節后，其詩文散失殆盡。七十多年後，臨海人趙洪收集遺篇，得詩文三百二十四篇，於天順七年在成都捐俸刻以行世，稱為蜀本。又十五年後，黃岩人謝鐸、黃孔昭收集到葉盛、林鶚、王汶等所藏的抄本，加上蜀本，共得詩文一千三百餘篇，編成三十卷，拾遺十卷，交寧海知縣郭紳等刊刻，稱為邑本。又四十年後，台州知府顧■與黃綰、趙淵等據此本編為二十四卷，重新刊行，稱為郡本。嘉靖四十年，浙江提學副使范惟一與唐堯臣、王可大等以郡本為底本，參校蜀本、邑本刊行，《四部叢刊》據此本影印。此後刊本不出上述本子。

《遜志齋集》二十四卷，包括雜著八卷、表箋啟書三卷、序二卷、記三卷、題跋一卷、祭文諫哀辭一卷、行狀卷傳一卷、碑表志銘一卷、古體詩一卷、律詩絕句一卷。

方孝孺把聖賢作為表率，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熱衷於學道修德，期許著有朝一日能恢復周禮。《遜志齋集》卷一《幼儀雜箴》二十首的序開門見山指出：“道元於事，無乎不在古之人。”由於“後世教無其法，學失其本”致使“這者汩於名勢之慕、利祿這誘，內無所養，外無所約，而人之成德者難矣。”於是，《遜志齋集》的內容就是說的如何修養心性，成為“明王道”的道德君子。方孝孺認為學道之初要“養其心志，約其形體”，這可以在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中加以修鍊。因此《幼儀雜箴》列舉了坐、立、行、寢、揖、拜、食、飲、言、動、笑、喜、怒、憂、好、惡、取、與、誦、書二十項與人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當勉之目”為箴，“揭於左右”，其目的是“近而至乎遠”，使修道者由“克己”達到“忘己”，使“其心虛明廣大，與天地同體”，從而“參配天地”，幾達“聖人之象”。

方孝孺主張“經世宰物”，認為自我的修養不足以成為道德君子的最終目的，“望勿以聖賢之言為空談，知之欲真，踐之欲篤，自欺者欲遠大，顧訁是明命，以負天之所授，庶幾其可耳”。（卷十《答王仲訁晉》），他反對空談，主張踐履篤實。“人不知學則已，為學不以宋之君子為師而欲達諸古，猶面山而趨欲乎海也。乾淳之學，莫盛於朱子，博文以致其知，主敬以篤其行，而審於義理之辨，此豈特朱子為然哉？自孔子以來固然矣。”（卷十四《贈廬通道序》）又說“天之授我者，養之致其全，知之致其明，行之致其篤。用於世，則使……九州四海老單弱之民無不得欲。”（卷十六《適意齋記》）

他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一以貫之的，而齊家是根本，他說：“聖人之道必察乎物理，誠其念慮，以正其心。然後推之修身，身既修矣，然後推之齊家，家既可齊而不優於為國與天下者無有也。故家人者，君子之所盡心治天下之准也。”《字儀九首》序里說：“君子之道本於身行諸家，而推於天下，則家者身之符，天下之本也。”關於如何“齊家”，他又提出了四點：尊祖、重譜、睦族和廣睦。尊祖則“人能知尊其身之所自出……著其德美於天下後世使之沒而不忘，久而彌章。君子之為人子孫非以養生為貴而以奉終為貴，非以奉終為難而以思廣孝為難。”重譜僅次於尊祖，可以“近敘戚，疏定尊卑。”睦族則“聖人收於萬人於一”，廣睦使“親者愈親，疏者相睦”，“以愛親心廣於天下”。

方孝孺的齊家治國理想以《周禮》的宗法製為“遺典大法”，認為“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因此，他設想按照《周禮》推行宗法性質的家長制。“睦族之法，祠祭之餘，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入，俾族之長與族之廉者掌之，歲量，視族人所揖辭而退……君子之道自此享矣。”族長有主宰權，定期召開家庭或部族會議，“長者命眾生，眾生聽善惡之在書者咸讀無隱也”，根據善惡來進行賞罰，然後“……不善者棄，而後知所戒，然後善者尊而益勸，勸戒立而俗寧有美者乎？”所以，方孝孺提倡“復古之道”，認為《周禮》可以“經世淑民”，行於今日。

方徠孝孺既守古道，那麼對“叛道者”，他肯定是大加抨擊的。他認為“今之叛道者，莫過於二氏”。“二氏”即佛、道二教。“事乎老、佛名教之法，其始非而不足觀也，而不可以用也。用之修身則德隳；用之治家則倫亂；用之於國，於天下，則毒乎生民。是猶？夷稗之農也，學之蠹也。”（卷十七《種學齋記》）方孝孺尤其反對佛教的災異妖變，有靈覺的神鬼論思想，他寫了《戒妖文》指出：“人知物之妖，而不知人之妖；知人之妖，而不知妖自己招。”對迷信思想看得很透。“……肆意妄言則喪心惑人耳，雖鄙夫小子亦知其妄且誕。佛氏務為無稽之論正類乎此。而人皆溺而信之，豈皆不若鄙夫子之知乎？何其迷而不知悟也，悲夫！”他建議“未能如孟韓放言驅斥使不敢橫，亦當如古之善守國者嚴於疆域斥堠，使敵不能攻劫可也。”

方孝孺的思想，上承宋濂，又一出於朱熹，其理學思想不可謂不正。但是，他的治世良方是不切實際的，即使朱棣不起兵，他的以周禮治天下的願望也是難以實現的。

方孝孺除以理學著名外，也以文章著名。他為文縱橫奔放，有如長江大河，極似宋人蘇軾、陳亮，人稱他“出入東坡、龍川間”。詩作不多，間有佳什，主張復古，卻傾向宋人。方孝孺的文論、討論雖也以宣揚儒家正統文學觀為主，卻又有一些不同流俗之間。他認為文章應注意表現作者個性，在《答王秀才書》中說：“人之為文，豈故為爾不同哉？其形人人殊，聲音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強不同也，而亦不必一拘乎同也。”他不滿摹固：“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讚賞蘇軾的“神奇變化脫邊幅，怒罵嬉戲皆新語”之見。論詩也反對復古模擬，《談詩》五首之一曰：“舉世皆宗李杜詩，不知李杜更宗誰？能探風雅無窮意，始是乾坤絕妙詞。”

方孝孺以他不怕夷滅十族，敢與萬乘之尊的皇帝相對抗的氣節名世。由於推崇他的氣節，明清兩代對他的文集評價也相當高。《明史·方孝孺傳》曰：“孝孺工文章，醇深雄邁。每一篇出，海內爭相傳誦。”《四庫全書總目》曰：“孝孺學術醇正，而文章乃縱橫豪放，頗出入東坡、龍川間。蓋其志在於駕軼漢唐，銳復三代，故其毅然自命元氣，發揚蹈厲，時露於筆墨之間，故鄭瑗《進觀瑣言》稱其‘志氣高銳，而詞鋒浩然，是以發之。’”1913年上海姚文棟《方正學遜志齋全集·序》云：“史稱先生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常末視文藝，又稱殉節後文禁甚嚴，故其稿流傳闕失脫簡頗多。嘗受業於宋學士濂，或有譏其所養不如濂之粹者，然果濂與先生遭際不同，未可一概論。要之，文以人重，固懸之日月不可磨滅之書也。”

《遜志齋集》在“靖難”之後被禁，並沒有明文禁令，只是通其處死章朴，意味著其著作天然是禁書，用不著另行宣布，成了“不禁之禁”。方孝孺的著作及其被朱棣殺死或被迫自殺的練子寧、茅大方、劉■、王叔英、程通、周玉修等人的著作皆屬於此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