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寶珺
中國科學院院士
劉寶珺 男，天津人。中國科學院院士，西南交通大學教授，西南交通大學雙聘院士, 博士生導師。沉積地質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現任地質礦產部成都地質礦產研究所名譽所長、成都理工大學名譽校長、西南科技大學城建學院院長、中國地質學會常務理事、四川省科學技術協會主席。
劉寶珺是我國地質學家、地質教育家，曾擔任過中科院兩屆地學部常委。早年致力於泥沙運動力學和沉積構造、岩相古地理和層控礦床方面的研究，在有關沉積構造的水動力解釋、沉積相動力學分析、河流相模式以及砂岩銅礦形成機制等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果。劉院士將沉積成岩、岩相、構造的分析和物理化學熱力學結合起來，提出了“沉積期後分異作用與成礦作用”的新理論。
劉寶珺院士在國際學術界十分活躍，自1987年起，他作為國際地科聯“全球沉積委員會”領導成員和全球沉積地質計劃中國委員會主席，多次組織並參與了國際有關全球沉積地質研究工作。40多年來，劉院士在中外刊物上發表論文120餘篇，出版各類專著20部，曾多次獲地礦部科技進步獎。1986年被國家科委授予“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1989年榮獲中國地質學界的最高榮譽獎“李四光地質科學獎”；1996年在第三十屆國際地質大會上榮獲“斯潘迪亞羅夫”獎，是100年來世界上獲此殊榮的第二十位地質學家，是我國地質學家此獎的首獲者。1997年由中國科協評為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
劉寶珺，中國科學院院士，男，1931年9月13日生於天津。1953年畢業於北京地質學院，1956年該校岩石學專業研究生畢業。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現任國土資源部成都地質礦產研究所名譽所長、研究員。曾任四川省科協主席、國土資源部成都地質礦產研究所所長。
研究沉積地質學、礦床學、油氣儲層地質學等。致力於泥沙運動力學和沉積構造、岩相古地理和層控礦床學研究，將沉積成岩、岩相、構造的分析和物理化學熱力學結合起來，提出“沉積期後分異作用與成礦作用”理論。提出了揚子地台陸緣寒武紀磷礦風暴岩沉積模式。主持了地礦部重點攻關項目“中國南方岩相古地理及沉積、層控礦床預測”，編製中比例尺岩相古地理圖。代表作有《岩相古地理基礎及方法》、《中國南方古大陸沉積地殼演化與成礦》和《中國南方岩相古地理圖集》、《沉積岩石學》等。
興趣培養
劉寶珺的父親是中學教師，母親善於教育子女，因此從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父母和叔伯們對於文學、藝術、音樂、戲曲、體育深為愛好，常組織家庭小樂隊和籃球隊，經常演奏和對外比賽，使家庭生活充滿情趣，並培養了劉寶珺對各種事物的興趣。後來他進入在天津南開中學讀高中。
放棄保送
1952年，中國高等學校進行院系調整，清華大學地質系併入新成立的北京地質學院。
在沉積學、盆地分析與板塊運動、層控礦床、層序地層與事件地質、全球沉積地質、油氣儲集層的成岩作用與岩相古地理以及生物成礦作用等研究領域都獲得了突出成就，並把我國的沉積學研究推到了世界前沿，其許多研究成果在我國都具有先驅性和啟迪性，對我國沉積學發展的各階段都有所貢獻。先後在中外刊物上發表論文100多篇，撰寫出版專著20部。在國際學術界也很活躍，多次參與、組織國際有關全球沉積地質研究工作，並擔任了全球沉積地質計劃中國委員會主席。1986年被授予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1989年獲第一屆“李四光地質科學獎”，曾擔任過兩屆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常委，1996年在第三十屆國際地質大會上獲得唯一的“斯潘迪亞洛夫獎”，成為我國首位獲此殊榮的人。主持和組織了中國西部含油氣盆地、礦產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南水北調西線工程的地質環境、中國南華紀至新近紀岩相古地理研究與編圖等的研究，做出了很有影響的工作。作為山東省油氣勘探開發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帶領團隊在塔里木油田、勝利油田、遼河油田、中原油田等油氣田的勘探開發研究中，做出了突出成果。
主動申請
1953年夏，劉寶珺成為北京地質學院首屆畢業生、高材生。他主動申請去大西北，組織上批准了他的要求，分配他去甘肅白銀廠地質部641地質隊。兩年前，正是在此地，礦床學家宋叔和在厚厚的“鐵帽”之下發現了銅礦。勘探工作如火如荼，急需人才。在641地質隊，生活十分艱苦，連水都是苦的，喝了這種苦水，肚子老是往下墜，一個勁地打屁。劉寶珺處處以宋叔和先生為榜樣，在野外，他跟宋叔和學習工作方法，在室內，他向宋叔和學習顯微鏡分析的技能，搞礦床儲量計算，勤學好問，二人形影不離。
名師指點人生
在天津南開中學讀高中，這所培養眾多傑出人才的名校鼓勵學生充分發揮才能，拓寬愛好與特長，啟髮式的教育培養了學生主動學習、勤于思考的習慣及刻苦鑽研的精神，使他不僅學到了文化、科學的基礎知識，還領悟了人類文明的偉大成就，堅定了努力探索大自然和社會的強烈願望。中學的六年經歷了日本人統治、國民黨統治及1949年的新中國時期，激烈動蕩的社會和良好的學校教育培養了劉寶珺這一代人具備愛憎分明、政治堅定、思想敏捷、作風頑強的時代特徵。整個中學時期，他生活很困苦。社會的動蕩，經濟不景氣，他父親工薪收入少，要供養他們弟兄三人上學確實很困難，學、宿、餐費都很難籌措，在校的伙食常年是粗糧加蔬菜。但困境卻鍛煉了他不畏艱險、吃苦耐勞、經受生活壓力磨難的能力，讓他受益匪淺。
1952年，北京地質學院名師薈萃，校風優良，治學嚴謹。同學們朝夕相處，有理想，有追求，“把青春獻給祖國”激勵大家勤學苦練，日夜攻讀，廣采博學，迅速成長。一代大師對地質教育事業嘔心瀝血、開拓進取的獻身精神和循循善誘的耐心和愛心，為劉寶珺獻身地質、奠定人生基石產生積極影響。1953年夏，劉寶珺成為北京地質學院首屆畢業生、高材生。
劉寶珺的家在天津，與北京近在咫尺，坐火車不過兩個小時。宣布分配方案后，他卻打消了回天津與家人告別的念頭。他決定與好友萬子益一道，直接奔赴白銀廠。
火車路過西安，萬子益很想下車順道回家看看。劉寶珺說：“子益，咱們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大學生，應該把工作擺在頭裡——先到單位報到吧。”於是二人繼續高高興興地西行。
劉寶珺被任命為白銀廠折腰山礦區區長（萬子益被任命為火焰山礦區區長）。他對工作很賣力氣，礦區有處小商店，他從來不去光顧，隊里“法定”每個星期可以去一趟蘭州，除非工作特別需要，他也主動地給自己免了。他的表現受到全隊上下一致好評，那一年，他被隊上評為先進工作者。1954年，北京地質學院招收研究生，641隊薦舉他去應試，六門功課全部順利通過。在離開母校剛好一年之後，他的胸前重新掛上了北京地質學院的校徽。他當上了蘇聯專家拉爾欽科教授的研究生。
馮景蘭教授學識淵博、思路廣闊，是他的地質學入門教師，又是他的研究生導師，大學一年級時就鼓勵他寫作，大學二年級時寫了兩篇科普文章，經馮先生推薦，發表在《科學大眾》雜誌。池際尚教授是劉寶珺的專業基礎課老師及研究生導師，劉寶珺曾跟隨她在祁連山科考隊工作2年，受到了嚴格的專業訓練，影響頗深。池先生的愛國主義精神、孜孜不倦地追求事業、艱苦樸素的作風、嚴謹求實的科學態度等都深刻地感染、教育著他。楊遵儀、王嘉蔭、王鴻禎、李朴、塗光熾教授等，都是他學習的榜樣，名師垂範，身傳言教，催人奮進，為劉寶珺追求科學真理，學思鍥而不捨，獻身地質事業，打牢堅定信念的思想根基。
實踐開拓創新
1971年底，應雲南冶金地質勘探公司之邀，成都地質學院找礦系組成了雲南滇中含銅砂岩銅礦科研隊。科研隊的成員多數對沉積岩石學理論和研究不是很熟悉，指導和幫助科研隊其他同志儘快熟悉沉積岩石學理論並使研究工作順利開展的任務，歷史地落到了劉寶珺這位技術負責人的肩頭。
清晨，當科研隊的同志尚在酣夢之中，劉寶珺已做過早操，為大家打好了洗臉水，坐下來翻閱原文版歐美60、70年代圖書資料了；白天，他身背地質包，帶領同志們翻山越嶺，採集標本，觀察各種地質現象；夜晚或陰雨天他又給參加科研工作的教師、礦區工程技術人員講解當代沉積學新理論、新信息，有時還結合專業教他們學英語。久蓄於身的能量，像原子核裂變一樣，迅速地釋放出來。
由於該礦區工作出色，1970年有關部門在那裡召開了全國性的現場會，推出了礦區工作者所總結出的經驗。該礦床由地質、冶金部門及一些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進行過研究，並作了規律性總結。其中對成礦古環境及礦床成因下了三點結論：其一，古環境屬古代湖泊，礦床為同生沉積期產物；其二，礦床受湖泊微地貌控制，礦物分帶和湖水進退有關，礦床形成在湖泊深水部位；其三，礦床系沉積改造產物，部分人認為礦床的形成與熱液有關。
劉寶珺認為，對同一塊露頭，不同的人觀察會得到不同的信息，得出不同的結論，親自到野外收集第一手資料對地質科研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於是，不管以前定論如何，劉寶珺開始了他的野外工作。通過仔細地作野外調查，研究隊得出了與以前完全不同的結論。通過對含礦段沉積相的分析，種種證據表明成礦古環境並非“湖泊相”，而是“河流相”；對於銅礦床形成的階段的研究，他發現，和礦床密切相關的岩石紅—灰色調變化的界線與層理和層面相交，顯然不是同生沉積期的形成特徵，礦體明顯地穿過層理與地層線相交，所以礦化與原生沉積環境無關，礦體的產出與古地理微地貌，水的進退、深淺無關。他又發現，銅礦化與後生的灰色岩石有關，金屬礦物主要為後生期形成，在空間上的分帶系後生分帶現象，和湖水的進退無關。經過嘔心瀝血的探索和艱難困苦的開拓，研究隊反覆、仔細、縝密地分析研究，取得了開創性的研究成果：礦體的圍岩不是“湖泊相”，而是“河流相”；礦石分帶不是原生的，而是後生的，與水進水退沒有任何關聯；沉積岩的淺紫色交互帶並不反映古地形，是由於油氣聚集的還原作用產生的。這些認識與礦區原來的“三板斧”經驗完全不同。
為了考驗新結論的可靠性，生產單位選擇一個礦區進行鑽探驗證，打到了4米厚礦體，與劉寶珺提出的理論完全符合。後來，新認識迅速推廣到湖南、貴州、廣西等省區，推廣到鉛、鋅、鈾、金和汞等礦種，取得了明顯的社會、經濟效益。
滇中含銅砂岩銅礦的研究，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產生了重大意義，不但對指導找礦方面作了重要貢獻，還在於它突破了傳統學說的約束，解決了學術上長期存在的一些爭論不休的難題，為理論上更大的突破積累了第一手資料。過去，一些地質工作者對沉積相作判斷時，只能根據波紋、層理等現象，靠臆測或想當然對古環境作出解釋。由於缺乏科學的論證，“河湖之爭”成了學術界紛爭不休的一個難題。劉寶珺通過對國外一些最新科研動態的分析研究，認為把水利工程中的泥沙運動力學的某些規律性認識和方法引入沉積學無疑具有重大的意義。他通過在實驗室里以水槽實驗對床沙形態進行模擬研究，又把這種研究置於野外實踐中檢驗，成功地解釋了成礦古環境的沉積相，也為紛爭不休的“河湖之爭”劃上了一個句號。
沉積動力學作為一種新理論在美國只是被提出，劉寶珺卻認識到對它推廣、應用的重要性。他發表了多篇論文，並在石油、地質、冶金、煤炭系統中及一些大專院校的專業技術人員學習班作了數十次主講講座，對於推廣、促進中國沉積動力學和岩相古地理的研究起了顯著的作用。
實踐出真知，通過野外實踐，他思路更活躍，視野更開闊，研究更深入。當時，經典的礦床學把成礦物質看成為沉積盆地之外的侵入物，認為脈狀、浸染狀、交代狀的金屬和非金屬礦床都是岩漿熱液成因，成岩作用與礦床形成無關；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礦床是海洋或湖泊成因，是同生沉積期產物。但是通過這次研究結果，劉寶珺發現實際情況與以往的認識有相悖之處，他看到了理論上的一個突破口，決心突破它。他通過對鉛、鋅、汞、鈾等礦床進一步深入細緻地研究，發現沉積物埋藏后的作用和變化都遠遠超過了沉積物的搬遷和沉積期，許多重要的大礦多發生在埋藏后的成岩後生階段。經進一步工作，他們又將新的理論觀點引申、發展，形成一種創造性的沉積學新理論：沉積期后的分異作用及成礦作用。該理論得到廣泛的引用和傳播，使中國在這一研究領域處於國際領先地位。他通過對岩相控礦、沉積成岩成礦等方面的進一步研究，提出地層、岩相、構造及物理化學環境的成礦、控礦原理，大大促進了中國在岩相控礦方面的研究。1978年，這項科研成果榮獲全國科學大會獎和冶金工業部重點項目科技成果獎。
由於劉寶珺在地質學領域裡的突出貢獻，1986年曾被選拔為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並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89年獲第一屆李四光地質科學獎，1991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96年在第三十屆國際地質大會上榮獲地質期潘迪亞羅夫獎，是100年以來第20位獲得該殊榮的地質專家，也是中國第一位獲得此獎的科學家。1997年獲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稱號。
劉寶珺
劉寶珺(照片1)
劉寶珺 院士
主持和組織了中國西部含油氣盆地、礦產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南水北調西線工程的地質環境、中國南華紀至新近紀岩相古地理研究與編圖等的研究，做出了很有影響的工作。作為山東省油氣勘探開發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帶領團隊在塔里木油田、勝利油田、遼河油田、中原油田等油氣田的勘探開發研究中，做出了突出成果。
劉寶珺(照片3)
預言成都200年內不會再發生大地震
（中國網 2008年6月16日） 6月15日在蓉舉行的汶川大地震與成都地質環境論壇上，中國著名地質科學家、中科院院士劉寶珺教授明確指出，成都所在的上揚子地塊剛性十足，成都主要城區就好像坐在鋼盆子里一樣安全。“由於汶川地震使地殼聚集起來的能量得到釋放，因此未來兩百年內成都不會再發生八級以上的大地震，成都至少可以安全兩百年以上。”（6月15日四川新聞網）
預言失誤
2013年4月20日，雅安發生地震。之前不負責言論引髮網民一致聲討。
引發質疑
“汶川大地震后，有專家說四川百年都不會再有強大地震，因為能量釋放得差不多了。現在雅安的地震就驗證這種錯誤的說法！”20日中午，中國工程院院士、廣州大學工程抗震研究中心主任周福霖接受南都記者採訪，對曾經專家的斷言提出批評。周福霖表示，這次地震與汶川大地震處在同樣活躍的龍門山地震帶。未來是否發生大的震情不好說。但要提醒的是，新疆伽師地震，在三年內就發生了同樣大小地震(6級)六次，所以千萬不能麻痹大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