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地之戀

劉荃倉皇地把他自己的東西收集在一起，牙刷、襯衫之類，一件件抓起來 就往背包里一塞。桌上那盞豆油燈，燈油快乾了，只剩下青熒熒的一點微光，使那整個的黃土屋子裡充滿了青黑色的陰影，彷彿有了這點光亮，反而比沒有倒更加黑暗些。唐家那邊屋子裡黑魆魆的，一點響動也沒有，似乎他們已經睡了。也許他們也在屏息聽著外面的腳步聲。也許他們也有一種錯覺，以為只要悄悄地一聲不出，就不會找到他們頭上來。他應當立刻搬出去，回到小學校去，土改工作隊員不能住在地主家裡。要劃清界限。其實他自己也知道，要搬也用不著這樣倉促，根本住在唐家也並不是他的過錯。他僅只是一種逃避的心理，不願意親眼看見馬上就要發生的這件事。他提著背包匆匆走到外面的月光中，迎面正遇見民兵的隊伍打著燈籠擁到院子里來。大家嚷成一片，劉荃就乘亂里擠了出去，在那月光下的黃土弄中連跑帶走，很快地已經把那喧嘩丟在後面老遠了。

然後他忽然想起來，還有二妞給他洗的那套衣服丟在唐家沒有帶走。他在心裡詛咒著，他討厭自己在這種時候還會記得這樣瑣屑的事。但是無論如何，得要去拿回來，那是他僅有的換洗的一套。要拿還是趁現在亂鬨哄的時候去，比較好些，要是明天單獨再到他們家去，他實在是怕唐占魁的女人和二妞對他哭訴。而且也要避嫌疑，再到他們家去，被人看見了要發生誤會的。於是他又逼迫著自已往回走。還沒到唐家門口，在黑暗中已經聽見唐占魁的女人哭喊著：「求求大爺們，行行好，饒了他吧，行好的爺們！大家都是街坊劉荃進院門就看見她，也看見他自己的衣服，衣服抹平了之後又晾了出來，晾在院子里那根鐵絲上。二妞牽著他那制服上的一隻袖子，彷彿拿它當作他的手臂，把額角抵在那袖子上，發急地揉搓著。

劉荃覺得他是世界上最可鄙的人，但是他沒有辦法，他只能鎮靜地 走上去，把他那制服的褲子取下來搭在手臂上，再來拿那件上衣。二妞一看見他回來了，本能地把手一縮，把他那隻袖子放了下來，大概自己覺得她這種舉動太不妥當，然而隨即又忘其所以地拉住他的手臂，顫聲叫著：劉同志！你救救我爹！救救我爹！你看他們怎麼亂逮人劉荃一面掙扎著甩開二妞的手，一面去拿他那件衣服，但是也不知怎麼，衣服掛在那裡，扯來扯去再也扯不下來。他不明白那是怎麼回事。那種奇窘，簡直像在噩夢中一樣。然後他發現，原來衣服上的一排鈕子全都扣著，把那件上衣橫穿在鐵絲上。他匆忙地去解鈕子，一個個地解開。他可以覺得二妞站在旁邊獃獃地向他望著，她的臉在月光中是一個淡藍色的面具，兩隻眼珠子像兩顆圓而大的銀色薄殼玻璃珠。小學校里那天晚上燈燭輝煌，因為捕人的事徹夜地在進行。逮來的人都送到後院兩間空房裡鎖著。張勵也還沒有睡，幾個重要的幹部也都在那裡。劉荃隨即從他們那裡聽見說，唐占魁不過臂部中了一槍，摔下來的時候傷得也不重，已經扣押起來了。

第二天早晨，劉荃換上他的另一套制服，發現胸前的鈕子少了一顆，大約是昨天晚上晾在鐵絲上的時候，拚命扯它，扯掉了一顆鈕子。他不由得苦笑了，他覺得他在昨天那一幕慘劇里演的是一個可笑的角色。唐占魁的女人提著個籃子來送飯，鬧著要進去見唐占魁一面，她不放心他的傷口。民兵沒讓她進去，她就坐在地下嗚嗚地哭了起來。劉荃隔著兩間屋子聽見她一頭哭一頭訴苦：一早就來了人，什麼都給貼上封條，柜上貼一張，缸上貼一張，三間屋子封上了兩間──盡自在旁邊叩頭，求他們少貼兩張，還給磨盤上也貼上一張，油鹽罐子都給封上了！她看見那年輕人脾氣好，更是釘住了他不放鬆，哭著說個不完。「做做好事吧同志，我們也是受苦的人哪！可憐他苦了一輩子才落下這幾畝地，哪怕地都拿了去，好歹留下他一條命，往後做牛做馬報答各位爺們！」她並不走開，依舊站在台前，四面張望著，尋找她哀求的對象。她那紅腫的眼睛里含著兩泡眼淚像兩個玻璃泡泡，鼻孔也是亮汪汪的，嘴裡不住地抽抽噎噎吸著氣。會場里人聲嘈雜，一陣陣地像波浪似地湧上來，她心裡恍惚得厲害，

只有那抵在她背脊上的粗糙的台板是真實的。

這次的大會是在韓家祠堂前面的空場中舉行，場地上搭著一個戲台，逢年過節總在這裡唱戲。戲台上面罩著小小的屋頂，蓋著黑瓦，四角捲起了飛檐。台前兩隻古舊 的朱紅漆柱子，一隻柱子上貼著一條標語，像對聯似的：「全國農民團結起來，」「徹底打垮封建勢力。」檐前張掛著一條白布橫額，戲台後面又掛著幾幅舊藍布帷幔，還是往日村子里唱戲的時候用的。台前的幾棵槐樹，葉子稀稀朗朗，落掉了一半，太陽黃黃的直照到戲台上來。那秋天的陽光，也不知道怎麼，總有一種蕭瑟的意味，才過正午就已經像斜陽了。小學生打著紅綠紙旗子，排著隊唱著歌，唱得震耳欲聾，由教員領導著走進會場，站到台前靠東的一個角落。民兵也排隊進場，個個都拿著槍，一色穿奢白布小褂，攔腰系著一根皮帶，胸前十字交叉扣著子彈帶與手榴彈帶。台前站了一排，台後又站了一排，四下里把守定了。農會組織孫全貴在人叢中擠來擠去，拿著個厚紙糊的大喇叭作為擴聲筒，嗡聲嗡氣地叫喊著。幹部與土改工作隊員大都分佈在群眾中間，以便鼓舞與監督。張勵卻和一小部分隊員閑閑地站在會場後面，彷彿他們不過是旁觀者。張勵的一隻護身的手槍，今天也拿了出來佩帶著，為人民大眾助威，防備會場上萬一有壞分子搗亂。他的外貌很悠閑，心情卻十分沉重，也像一切舞台導演在新劇上演前的緊張心理。

與《秧歌》

現代史上的傳奇女作家張愛玲已經有點被談“俗“了，她的文學成就也得到了大家的共識，可以在文學史上站一席之地了（雖然尚有點點滴滴的反對聲音）。然而當下的人談論張愛玲，再也不是像傅雷先生那樣認真閱讀她的原作，對其文學上的價值及意義進行分析闡釋。現在的人談論張愛玲，往往津津樂道於張愛玲的穿衣打扮，張愛玲的傳奇身世，以及她與胡蘭成的戀情。漸漸的，張愛玲成為小資的一種符號，她不再與文學有關，而是與時尚有關。談論張愛玲變成了一種身份之象徵，看張也變成了時尚。她的兩部特立獨行的小說《秧歌》與《赤地之戀》至今也未得到共識。（國內至今沒有正規出版過這兩部小說）人們至今只是欣賞她的《金鎖記》、《傾城之戀》等小說，基本上漠視張愛玲的另兩部小說《秧歌》與《赤地之戀》。當然這裡面的原因很複雜，有文學上的因素，也有政治上的因素，種種糾葛讓《秧歌》與《赤地之戀》不見天日久矣。

《秧歌》與《赤地之戀》是張愛玲的小說代表作，但由於被中國大陸指認為“反共小說“，一般出版社出版張愛玲的作品皆不收這兩部小說，如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張愛玲文集》（四卷。1992年第一版。金宏達、於青編）就未收《秧歌》與《赤地之戀》。大連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不知是不是非法出版物？）。上海學者郜元寶認為：“如果說海外學者帶著偏見及時關注了這兩部長篇，大陸學者則因為自己的偏見，至今還不願正視它們。”文學評論家郜元寶也對大陸文學界漠視張愛玲的《秧歌》與《赤地之戀》表示了異議。他認為：“寫《秧歌》 《赤地之戀》時，張的文學興趣更偏向中國傳統小說，追求疏淡輕鬆，不那麼密緻急促了。但仍有大量西方文學的手法，如意象，象徵，隱喻，心理幻覺等。不斷“破壞“的背景下亂世男女孤注一擲的愛情，這種張愛玲式的敘述模式由“赤地之戀“四字上升為經典的象徵。“秧歌“則暗指群眾被迫的笑臉，假裝的幸福，這個意象揭示了政治高壓下農民扭曲了的靈魂。《秧歌》與《赤地之戀》的西方文學手法沒有早期中短篇那麼密集，但較自然地融於中國傳統的敘述風格，有籠罩全篇之勢。張愛玲或許真的不熟悉農民，但她不把農民寫成空洞的符號，而是傾注了全部的同情，把他們的靈魂當自己的靈魂來解剖，所以她寫活了熟悉的市民和知識女性，也寫活了並不熟悉的農民的靈魂。”

人物評價

張愛玲是上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大陸文學界的熱點，她不僅改變了人們對現代文學史一個重要環節的認識，還影響到當代文學創作，一大批青年作家都不約而同對張愛玲發生了濃厚興趣，並在各自創作中留下清楚的痕迹。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在海外逝世，“張愛玲熱”再度掀起，許多研究專著和傳記陸續出版，張愛玲的書也由零星印刷漸次發展到比較的成系列。大陸還沒有出全集，但香港皇冠版全集並不難覓得。隨著時間的推移，張氏全集大陸版應該不會遙遙無期的罷。

然而一個極大的問題至今沒有引起讀書界的重視：張愛玲一直被一分為二，一是四十年代曇花一現的張愛玲，一是五十年代后漂泊海外自甘寂寞的張愛玲。大陸談論較多的是前一個張愛玲有限的中短篇小說和散文隨筆，對五十年代后的張愛玲則注意得很不夠。雖然張氏根據她1950年在上海《亦報》連載的長篇《十八春》改寫的《半生緣》最近搬上了銀幕，她1952年由滬遷港、定居美國直至客死異鄉的蹤跡在一些傳記中也屢有披露，但所有這

這些，與完整呈現張氏五十年代以後的創作活動，還有相當一段距離。這主要是張氏1954年在香港完成的兩部長篇《秧歌》與《赤地之戀》從中作梗。

政治決定論而滑入了新的政治決定論，把凡和政治疏遠的作品都划進純藝術領地，凡和政治接壤的作品都歸入非藝術領地，比如，張氏四十年代小說與政治無關，就給以較高乃至極高的評價，而五十年代以後像《秧歌》《赤地之戀》之類帶有明顯政治傾向的作品，則統統視為拙劣的宣傳。這就是矯枉過正。長期以來，文學之與政治，一直被理解為要麼是現行政治導向的傳聲筒，要麼反對現行政治導向——做另一種政治的傳聲筒。不管哪種情況，文學都排他性地從屬於政治。對這種從屬關係，無論極力維護還是極力想打破它的人，都習慣於認定文學與政治一旦沾上了，就必須要麼宣傳要麼反對現行政治導向，沒有別的可能。魯迅當年在糾正極左的文學觀念時，曾對美國作家辛克萊的名言“一切文藝都是宣傳”提出進一步解釋：“不錯，一切文藝都是宣傳，但並非一切宣傳都是文藝。”我覺得沿著他的思路還可以推衍下去：一切宣傳並不必然就是非文藝，而一切逃避政治的創作也並不必然就是真文藝。

作品評論

小說的前半部分是寫農村土改。時間也就過去了50多年，那段歷史卻不再被提起，被有意地遺忘掉了。按照張愛玲的說法，書中寫的都確有其事。因為沒有足夠多的地主，土改擴大化，中農也變成了地主，統統槍斃了事。幹部得到了最多的實惠，而不久以前，這些共產黨的幹部還只是村裡的小混混。

後半部分是三反。如今沒有多少人說得上來三反五反，反的都是些什麼。而在那個時候，每一次運動都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一起扛過槍的戰友，變成了互相檢舉揭發的仇人。而主人公劉荃，一個只求安穩的小職員也被捲入了運動的漩渦，鋃鐺入獄。他最終被放了出來，代價是他的女友和上頭的領導同居了。（現在沒有人會做出這種傻事了，一是沒有了政治運動，二是做也要為了實惠。也許時代真的進步了。）萬念俱灰的劉荃來到了朝鮮，成了我們的最可愛的人，一名志願軍戰士。

按照維基百科上的說法，朝鮮戰爭中國人民志願軍有22000多人被俘，三分之二後來選擇去了台灣，受到盛大歡迎，美其名曰“反共義士”。劉荃是屬於剩下的三分之一。不是因為還想見到他的女友，他的心早已死了。只是他想不到更好的選擇，畢竟，他的命是她給的。回到大陸的戰俘是不見經傳的，命運也可想而知。

張愛玲的書中，人是不分好壞的，筆下也絕不會流露半點兒同情。人都是脫不了俗氣的，偏偏這樣寫就的人物最讓人牽腸掛肚，有咂摸不盡的滋味。

相關評論

小說的前半部分是寫農村土改。時間也就過去了50多年，那段歷史卻不再被提起，被有意地遺忘掉了。按照張愛玲的說法，書中寫的都確有其事。因為沒有足夠多的地主，土改擴 大化，中農也變成了地主，統統槍斃了事。幹部得到了最多的實惠，而不久以前，這些共產黨的幹部還只是村裡的小混混。

後半部分是三反。如今沒有多少人說得上來三反五反，反的都是些什麼。而在那個時候，每一次運動都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一起扛過槍的戰友，變成了互相檢舉揭發的仇人。而主人公劉荃，一個只求安穩的小職員也被捲入了運動的漩渦，鋃鐺入獄。他最終被放了出來，代價是他的女友和上頭的領導同居了。（現在沒有人會做出這種傻事了，一是沒有了政治運動，二是做也要為了實惠。也許時代真的進步了。）萬念俱灰的劉荃來到了朝鮮，成了我們的最可愛的人，一名志願軍戰士。

讀後感想

《赤地之戀》所寫的是真人實事，但是小說究竟不是報導文學，我除了把真正的人名與一部份的地名隱去，而且需要把許多小故事疊印在一起，再經過剪裁與組織。畫面相當廣闊，但也並不能表現今日的大陸全貌，譬如像“五反”，那是比“三反”更深入地影響到一般民眾的，就完全沒有 觸及。當然也是為本書主角的視野所限制。

同時目的也並不是包羅萬象，而是儘可能地複製當時的氣氛。這裡沒有概括性的報導。我只希望讀者們看這本書的時候，能夠多少嗅到一點真實的生活氣息。

不了解這段歷史的人若只看了張的《赤地之戀》，或許會滋長一種片面的反共情緒。而張愛玲寫這篇小說，也許並不是出於反共，就如抹布說“也許！她真是無心的。”她不過是“複製”了當年的一些事情，把所有人性中的惡聚在一起加以強化，以一顆悲憫的心來反對恐怖的人性迫害。而的確，她以神來之筆，活畫出了當時的那種壓抑氣氛，相信那時肯定就是這樣的。

張愛玲，現代文學史上重要作家，生於上海，原籍河北豐潤。1921年生於上海，1995年離去於美國洛杉嘰。張愛玲從四十年代初開始文學創作生涯。1943年，張愛玲在周瘦鵑主編的《紫羅蘭》上發表了《沉香屑 第一爐香》后，一鳴驚人（這年她23歲，與曹禺十年前發表《雷雨》時同歲）。從此，她一發而不可收，在兩年的時間裡，她在《紫羅蘭》、《萬象》、《雜誌》、《天地》、《古今》等各種類型的刊物上發表了她一生中幾乎所有最重要的小說和散文，包括小說《沉香屑 第二爐香》（1943年5月）、《茉莉香片》（1943年6月）、《心經》（1943年7月）、《封鎖》（1943年8月）、《傾城之戀》（1943年9月）、《金鎖記》（1943年10月）、《琉璃瓦》（1943年10月）、《年青的時候 》（1944年1月）、《花凋》（1944年2月）、《鴻鸞禧》（1944年5月）、《紅玫瑰與白玫瑰》（1944年6月）、《桂花蒸 阿小悲秋》（1944年9月）、《等》（1944年11月），以及散文《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戲及其他》、《更衣記》、《公寓生活記趣》、《燼餘錄》、《談女人》、《論寫作》、《有女同車》、《自己的文章》、《私語》、《談畫》、《談音樂》等。晚年從事中國文學評價和《紅樓夢》研究。事實上，張愛玲在五十年代已完成她最主要的創作，包括《傾城之戀》、《金鎖記》、《赤地之戀》、《半生緣》等等。她的作品，主要以上海、南京和香港為故事場景，在荒涼和頹廢的大城市中鋪張曠男怨女，演義著墮落及繁華。

張愛玲是世俗的，但是世俗的如此精緻卻除此之外別無第二人可以相比。讀她的作品會發現她對人生的樂趣的觀照真是絕妙！張愛玲的才情在於她發現了，寫下來告訴你，讓你自己感覺到！她告訴你，但是她不炫耀！張愛玲最有名的一本集子取名叫《傳奇》其實用傳奇來形容張愛玲的一生是最恰當不過了。張愛玲有顯赫的家世，但是到她這一代已經是最後的絕響了，張愛玲的童年是不快樂的父母離婚，父親一度又揚言要殺死她，而她逃出父親的家去母親那裡，母親不久就又去了英國，她本來考上了倫敦大學，卻因為趕上了太平洋戰爭，只得去讀香港大學，要畢業了，香港又淪陷，只得回到上海來。她與胡蘭成的婚姻也是一個大的不幸。本來在文壇成名是件好事，可是這在解放后居然成了罪狀，最後只得遠走它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