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應岐

任應岐，1892年生人，曾在陳州（淮陽）師範讀書，后投筆從戎。

1913年，李鳴盛、任應歧被鎮嵩軍劉鎮華部收編，任應歧先任班長，後任排長、連長。

1917年7月，孫中山號召反對段祺瑞等北洋軍閥的專制統治，掀起了護法運動。1918年3月，胡景翼響應孫中山的護法號召，首先在陝西樹起靖國軍旗幟，任應岐所部加入靖國軍，增強了靖國軍實力，為護法運動在北方打響第一槍作出了貢獻。

1918年2月，靖國軍胡景翼部圍攻西安，陝西督軍陳樹藩向劉鎮華求援，任應歧隨軍前往。

1920年7月返豫，1922年9月，被公推為河南自治軍總司令。

1922年9月豫西成立河南自治軍，公推任應岐為總司令。同年12月，河南自治軍被吳佩孚招撫，任部歸樊鍾秀，編為游擊支隊，任應岐任支隊長。

1923年，任應岐隨樊鍾秀追隨孫中山先生，任“豫軍討賊軍”團長，在平定陳炯明叛亂中因戰功升任旅長。

1924年6月，任應岐在東征陳炯明時任“豫軍討賊軍”前敵總指揮。11月，他又被任命為建國豫軍第一師師長兼第二旅旅長等職。1927年，任應岐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二軍軍長。

1926年吳（佩孚）岳（維峻）戰爭后，被吳收編，同吳若即若離。當北代軍向武勝關追擊時，由於早年好友是國民黨創始人之一劉覺民，所以在劉覺民的民主革命思想影響與策動下，任即在鄭州宣布獨立，反對吳佩孚，並派代表向樊樊鍾秀請願投誠，共同討吳，得到樊的允許，同時派代表到武漢，與北伐軍接洽。

1927年1月被任命為十二軍軍長，劉覺民任參謀長。1928年3月，任應岐被特任為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劉覺民任中央監察委員。

1930年，他率部參加閻錫山、馮玉祥討伐蔣介石的“中原大戰”，戰敗后化裝潛回北平，3月下旬，任應岐部奉調赴安徽壽州，途經靈壁、泗縣時，遭蔣軍伏擊，幾乎全軍覆沒，任隻身逃出。同年4月，馮玉祥、閻錫山、樊鍾秀、劉覺民等聯合反蔣，任應歧聯絡舊部，投身反蔣，任第二軍軍長兼第八方面軍參謀長。9月，張學良通電擁蔣，出兵入關，閻、馮失敗。任應歧部退至新鄭，被蔣軍包圍繳械，任應歧化裝逃至北平。

在北平，任應岐與中共平津地區地下黨領導人劉仁相識，並加入中國共產黨，為當時鬥爭環境需要，被要求暫時隱蔽身份，（所以歷史記載一直未知其是中共黨員的身份，這是歷史的謬誤！）。是年冬，任遷住在天津法租界。此間，他資助河南“同鄉會”主辦震中中學，親任董事長，1930年冬，他寓居天津，結識吉鴻昌並成為摯友。

1934年任應岐、吉鴻昌等秘密議定在天津組訓骨幹，派員策動舊部，以期在中原發動十萬人的武裝暴動，進行反蔣。1934年11月9日，任應岐與吉鴻昌在天津國民飯店接待李宗仁的代表劉少南，商議反蔣合作事宜時，突遭軍統特務暗殺，任應岐、吉鴻昌受傷被法租界工部局扣押。

1934年5月，宋慶齡、馮玉祥、劉覺民、吉鴻昌、南漢宸、宣俠父、任應岐等組織成立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聯合全國抗日反蔣力量，組織抗日武裝。“反法西斯大同盟”成立后，全國愛國志士紛紛響應，並派代表到天津聯繫，引起了南京政府的仇視和注意。1934年11月9日夜，任應岐與吉鴻昌在天津國民飯店二樓四十五號接待李宗仁的代表劉少南時，軍統特務突然闖入，連開數槍，劉當場被打死，任、吉受傷被俘，後轉押到北平陸軍監獄，1月22日，任應岐、吉鴻昌被國民黨轉押到北平陸軍監獄。11月24日，任應岐、吉鴻昌同時被國民黨以“擾亂治安、加入共黨、危害民國”罪槍殺，在獄中，任應岐堅貞不屈。1934年11月24日，與吉鴻昌一同就義。臨刑前，他態度從容，談笑自若，遺書“大丈夫有志不能申，有國不能報，痛哉”！

1912年投入綠林。

1913年8月接受鎮嵩軍改編，歷任正目、少尉排長、上尉連長。

1918年2月所部投歸陝西陸軍第2混成旅（旅長曾繼賢）騎兵營（營長樊鍾秀），仍任上尉連長。8月騎兵營擴編為陝西靖國軍第2路（司令樊鍾秀），升任補充營少校營長。

1919年3月靖國軍第2路改編為援陝軍總司令部（總司令許蘭洲）游擊第1支隊（司令樊鍾秀），仍任補充營少校營長。

1920年6月游1支隊改編為河南暫編陸軍第1師（師長常得勝）第2旅（旅長林起鵬）第4團（團長樊鍾秀），仍任補充營少校營長。

1921年4月第4團擴編為河南陸軍第5混成旅（旅長樊鍾秀），升任第3團上校團長。

1922年5月因所部戰敗，離職返鄉。9月出任河南自治軍（轄十二路）總司令。12月率所屬一部改編為河南陸軍第2混成團（團長樊鍾秀）第2游擊支隊，改任中校支隊長。

1923年5月所部改編為第2混成團補充第2隊，改任中校統領。11月所部改編為豫軍討賊軍（總司令樊鍾秀）第2團，升任上校團長。

1924年6月所部擴編為第2旅（轄兩團），升任少將旅長。9月混2旅改稱建國豫軍（總司令樊鍾秀）第2混成旅（轄兩團），仍任少將旅長。11月升任留粵建國豫軍總指揮兼第1師（轄兩旅）中將師長、第2旅（轄兩團）旅長。12月辭職赴豫。

1925年1月出任建國豫軍獨立第1旅（轄兩團）中將旅長。

1926年4月所部改編為十四省討賊聯軍第10師（轄兩旅），改任中將師長。

1927年1月24日第10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12軍（轄五師四旅），升任中將軍長。

1928年12月第12軍縮編為第49師（轄兩旅六團），降任中將師長。

1929年12月出任護黨救國軍第4路軍（總司令唐生智）第15軍（轄兩旅）中將軍長。

1930年4月出任第8方面軍（總司令樊鍾秀）中將參謀長兼第15軍（轄兩師）軍長。8月所部反蔣戰敗，避居天津。

1932年6月25日出任軍事參議院（院長唐生智）中將參議。

1934年5月與吉鴻昌等人組織“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當選常務委員。11月22日在天津被捕。24日在北平以“加入共黨，危害民國”罪被執行槍決。

任應岐與吉鴻昌同時就義，為何人們只知吉鴻昌的事迹，而任應岐甚至從未被稱為“烈士”？既然國民黨反動派給他定的罪名之一就是“加共產黨黨”，且他“供認不諱”，那麼他究竟是不是共產黨員？既然他是一位著名愛國將領，為何鮮有對他的評價？半個世紀后，任應岐家鄉的一個普通百姓執著地尋找著答案，作為民間研究者，他和其他研究者一起把一位愛國將領鮮為人知的歷史推進現代人的視野；他不僅要養活八旬老母和妻兒，還要在史學界、檔案館奔走，而他每月僅有五六百元的打工收入。

兒時故事探究的願望

12月8日，天上飄著雪花。鄭州市碧沙崗公園內的北伐軍烈士墓碑前，一個身形瘦削、年約40歲的男子輕聲念著一塊碑的碑文：“……植松柏兮長青，英靈兮日月……昭示無窮。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國民革命軍第十二軍軍長任應岐鞠躬撰文。”

這個男子已經不是第一次來這裡了。他這次來，是向園方再次了解一些任應岐的信息。他叫馬昶紅，魯山人，今年39歲，中專畢業，在縣城打工，每月有五六百元的收入。記者的第一個疑問是，這點收入，養活八旬老母和沒有工作的妻子、撫育兩個上小學的兒女已屬困難，23年來為什麼要如此執著地探究一個歷史人物呢？

“我的爺爺和三爺當年是任應岐的勤務兵。小時候，聽父親和鄉親們說起任應岐，他們都是滿口讚歎。其實，那時候我只是大概知道他的官職以及他和吉鴻昌一起就義。真正打動我、使我對任應岐感到肅然起敬的，是任秀霞遷葬的故事。”馬昶紅回憶說。

任應岐的老家在魯山縣倉頭鄉劉河村，他一生娶了四位夫人，原配夫人秦氏，終生不育，1950年病故；二夫人孟氏，離婚；三夫人劉蘭芳，生下任少岐后病故。任秀霞是四夫人劉玉賢1933年所生。任應岐就義后，棺槨被友人運回魯山縣，臨時葬在縣城東關的一塊菜地。日軍轟炸魯山縣時，墓被炸開一個洞，種菜人知道這是任應岐的墓，又把洞封上了。生活在家鄉的任秀霞每年都要為父親上墳。

1952年19歲的任秀霞認為，父親娶了4位夫人，可臨終沒有一個陪伴他，一定要讓父親和秦媽媽合葬。可她身無分文，怎麼辦呢？

農曆“十月一”前後是農村的遷墳時節。一天中午，村裡人都在樹下吃飯，任秀霞邊哭邊向村民們磕了一遍的頭。在農村，這叫“轉圈響頭”，沒有特殊情況，沒人這樣，意思是求大家幫忙了。村民們得悉，當時就湊了一筆錢。遷葬那天，送靈的人山人海。任秀霞見有燒紙的就磕頭答謝，從東關到西關，1公里多的路程竟走了6個多小時，任秀霞的膝蓋上磨得流著血，嗓子都哭啞了……

“宣傳部的人最近把此事考證后收入《魯山文史資料》。小時候我聽說這個事後就在想：任應岐為什麼這麼受人尊重？我一定弄清楚。”馬昶紅告訴記者。

家人節衣縮食支持研究

12月5日馬昶紅家。這是4間舊平房，他一家4口和母親及哥哥一家合住在一起。“客廳”的舊茶几上，堆著任應岐的研究資料。馬昶紅80多歲的母親專註地看著兒子一邊跺腳取暖一邊在紙上寫著什麼。

記者問她知不知道兒子在幹啥事情，老人家眼淚下來了：“知道，是在干好事。”馬昶紅看見母親流淚，眼睛也紅了：“我另一個哥哥原來有工作，去世后，母親每月能領到百十元錢的撫恤金。母親知道我掙錢少，出門調研又要花錢，經常給我個十元八元的。哥嫂、姐妹，都給過我錢。”

馬昶紅的妻子說，她一開始不贊成他這樣研究，但看他為了省錢搞研究，煙酒都戒了，又心疼他，轉而支持。馬昶紅也很知道心疼妻子，過年時，總是拿出省下的一點錢要她買件新衣服。“可我在市場轉來轉去，就是捨不得買。因為他說過，將來打工掙錢多了，他還要去上大學呢！”馬昶紅的妻子說。

“有關任應岐將軍的史料太少了。即使發現了一份研究資料，我還要儘可能地求證它。”有一次，馬昶紅打聽到倉頭鄉有一位90多歲的老人，曾是任應岐的老部下，就急匆匆地前往拜訪。拜訪結束后，馬昶紅想讓照相館為老人拍些照片資料。找了幾家照相館，任他怎麼請求，人家死活都至少要25元。但他身上只裝了30元錢，除去來迴路費6元，就差一元錢……

一本裝訂整齊、複印有資料、圖片，16開本、厚達403頁的《任應岐資料彙編》擺在記者面前。這只是馬昶紅從1983年起正式搜集的任應岐將軍資料的一部分。

為弄清細節八赴天津

“隨著資料的搜集，我和國內的一些專家發現了一個問題：個別文藝作品描寫吉鴻昌將軍就義時大義凜然，而描寫任應岐時卻說他對著吉鴻昌哭了。這是事實還是虛構？任應岐是懦夫還是大丈夫？”馬昶紅說，歷史既要對後人負責，也要對得起歷史人物。

為了弄清楚這個細節，馬昶紅8次趕赴天津，幾經周折找到天津《今晚報》的老報人王慰曾、天津市政協文史委副主任方兆麟、任應岐外甥劉世如等人；他找到在北京的任應岐的親屬，多次聯繫北京市檔案館等方面的研究專家，終於從各方搜尋、彙集來的舊報刊資料中發現了旁證資料。

1934年11月9日任應岐、吉鴻昌被國民黨軍統特務天津行動站逮捕。不久，被國民黨反動派以“擾亂治安、加入共黨、危害民國”罪判處死刑。當時的《實報》在報道吉任等人“解抵北平”時的副標題是“出站時吉作微笑，任亦自若”。當時的《全民報》說：“二人遺囑畢，均為捆綁，即就該獄後院，令二人坐於地下，各飲一彈身亡”。《新天津》詳細報道了“槍決情形”：“兩氏閱（死刑）判決后，面容突變，但仍力持鎮靜，當向陸軍監獄當局索紙筆，各立遺囑一紙，致其家屬……各中一彈即斃命。”當時的《大公報》在“行刑經過”中記載：“兩人仍矜矜自持，與人談講過去歷史，言語之間多魁梧慷慨之詞……”

國民黨元老劉人瑞之子、北京市退休幹部劉紹濤珍藏有任應岐刑前寫給夫人劉玉賢（任秀霞之母）的遺囑：“大丈夫有志不能申，有國不能救，痛哉！”

查找資料損失百元“巨款”

魯山縣委組織部、宣傳部、縣黨史辦、平頂山市政協的有關領導對馬昶紅都很支持，凡是他需要到檔案館、文史館等查找資料，一律向他開綠燈。有一次，平頂山市政協的一位同志的話給了馬昶紅很大啟發：“既然任應岐是一位愛國將領，我黨的高層應該有評價，只要評價過，就應該能夠找到。”

這個評價還真讓馬昶紅找到了，儘管他為此失去了100元“巨款”，但他為這一重大發現高興得一夜沒睡。去年7月底的一天，下雨，他在打工的間隙又來到魯山縣圖書館，付100元押金借了兩本書，他用塑料袋裝好放在自行車前的簍子里準備離開時，突然想到：聽說除了《毛澤東選集》，還有《毛澤東文集》。文集里會不會有關於任應岐的評價？他為這個靈感激動起來，忘記把借的兩本書從車簍里拿回來，便又回到圖書館閱覽室。

功夫不負有心人，他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澤東文集》第二卷內找到了有關內容——在1939年6月毛澤東《反投降提綱》一文中，毛澤東講道：“然而抗戰是一定要堅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鞏固發展的，三民主義旗幟與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口號是一定要堅持的，這是黨的基本任務。……然而，還有宋（慶齡）、何（香凝）、鄧演達等堅持革命，沒有叛變。‘九一八’以後，有馮玉祥、蔡廷鍇……有吉鴻昌、任應岐，有張學良、楊虎城……”書中關於任應岐的註釋記載：“與吉鴻昌組織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進行反蔣抗日活動……在北平遇害。”

當馬昶紅興沖沖地走出圖書館后才發覺，他放在車簍里的兩本書不見了，100元押金自然也無法退回。

研究結果得到專家肯定

去年11月23日，為紀念愛國將領吉鴻昌和愛國將領任應岐就義71周年，北京市檔案館舉辦“吉鴻昌任應岐史料研討會”，魯山縣委常委、宣傳部長張向泉帶領有關人員赴會，馬昶紅作為唯一的任應岐民間研究者與會。他的發現，成了研討會的亮點。與會前，當時還在世的馬昶紅的父親取出200元為兒子買了套西裝。

會議認為，目前任應岐研究相當匱乏，雖然國民黨反動派給他定的罪名之一就是“加入共黨”，且他“供認不諱”，但他是不是中共黨員還有待考證，不過，他反蔣抗日的事實毋庸置疑。會議提出，有關部門應考慮追認任應岐烈士稱號。“人們很少知道任應岐事迹，也許跟至今無法確定他的黨員身份有關。縣裡很重視這點，會後我和組織部的同志已去南京等地調研了多次。”馬昶紅說。

專家們被這個靠打工掙錢研究愛國將軍的漢子感動，他們紛紛題詞鼓勵馬昶紅。其中，北京市檔案館研究室主任劉蘇題道：“存真求實，愛國敬業。”天津市政協文史委副主任方兆麟為他的困境所感，曾讓他捎信給平頂山市政協有關領導，建議讓他到市或縣的文史單位協助工作，好使他的生活“安定”，但馬昶紅怕給有關部門添麻煩，這封信一直自己保存著。

魯山縣委宣傳部長張向泉告訴記者，縣裡對任應岐研究非常重視和支持，申報追認任應岐為烈士的工作正在進行，“昶紅打工搞這項研究讓我們非常感動”。任應岐的女兒任秀霞現居住在平頂山，她和北京的任應岐的親屬都曾要贈送馬昶紅路費，但都被他婉言謝絕了。

人們並不知道，北京會後，馬昶紅把會議主辦方訂的硬卧車票賣掉，坐硬座又去了天津調研。

在魯山縣倉頭鄉劉河村，青松翠柏掩映著一處佔地面積約1畝的墓地。墓地中央，一人多高的墓碑上鐫刻著“愛國將領任應岐之墓”九個大字，墓碑背面，是長達千言的“墓誌銘”，距此不遠的劉河村，還保存有任應岐將軍的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