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快車謀殺案

比利時名偵探赫爾克里·波洛在敘利亞阿勒頗為法國軍隊偵破一起內部案件后，搭乘托羅斯快車前往土耳其斯坦布爾，打算從那裡轉車回歐洲。在車廂中，除了波洛外，只有兩位英國旅客，一個是駐印度的英軍軍官，另一個則是位面容端莊的小姐，這兩名乘客似乎非常熟絡，互稱對方為阿巴思諾特上校和瑪麗·德貝納姆小姐。列車抵達斯坦布爾後，波洛渡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在托卡良旅館遇到舊友——國際客車公司的董事布克先生。二人在餐廳中共進晚餐時，鄰桌的美國人雷切特引起了波洛的注意，他看上去有六七十歲，眼睛里始終透露著兇狠、邪惡的氣息。而更奇怪的是，似乎全世界的人都選在那一夜出行，原本鋪位一向寬裕的豪華列車竟一票難求。急於返回英國卻買不到車票的波洛，在布克先生的幫助下擠上了列車。

第二天中午，來到餐車的波洛，依照習慣開始觀察起車廂里的旅客：身材魁梧、皮膚黝黑的義大利人，瘦小端莊、傭人模樣的英國人，一個大個子、像是旅行推銷員的美國人，一板一眼的俄羅斯老貴婦以及侍者，來自匈牙利的大使夫婦，還有阿巴思諾特上校和德貝納姆小姐等人。車廂另一頭則坐著麥奎因和他的僱主雷切特。餐車散席后，旅客們陸陸續續地離開。就在這時，雷切特突然湊了上來。來人已經得知波洛身份，他直言自己的生命正受到威脅，希望能夠雇傭波洛來保護自己。波洛不為所動。

當天夜裡，列車抵達貝爾格萊德，加掛上車廂。布克先生讓出一號包廂給波洛，自己則搬到二等車，波洛接受他的好意，搬進雷切特隔壁的包廂。當天深夜，睡夢中的波洛被一聲哀嚎驚醒。同時，由於遭遇暴風雪，列車被積雪困在溫科夫齊和布洛德之間動彈不得。深陷積雪的車廂內，雷切特死在了他的包廂，他被刺了十二刀，可包廂的門卻是反鎖著的。隨著調查的深入，案情似乎更加撲朔迷離，波洛想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結論。

1933年，在如今的伊拉克地區陪同丈夫進行考古挖掘工作的時候，阿加莎開始寫作《東方快車謀殺案》。小說中的謀殺案來源於一起真實的綁架案。1932年，曾駕駛飛機橫渡大西洋的飛行員林白在自家窗台上發現了一張字條，僅有20個月大的兒子被人擄走，留下了五萬美元的贖金要求。當林白終於湊足贖金，等來的卻是孩子屍體。

在開始寫作《東方快車謀殺案》前，阿加莎已數次搭乘東方快車，來往於歐洲與中東。1929年，快車曾因暴風雪在土耳其境內停留了六天。1931年12月，阿加莎在乘坐東方快車的途中，也曾遭遇過洪水和滑坡，不得不停留了24個小時。這些見聞和經歷變成了小說中暴雪天氣和旅程中斷的靈感來源。

1932年的林白綁架案觸動了阿加莎的創作靈感。然而，更重要的是觸動了她關於正義、關於尊嚴、關於復讎正當性的多重聯想。小說《東方快車謀殺案》中，犯罪嫌疑人卡塞蒂被抓獲，很快進入案件審理階段。然而在作者筆下，整個事件出現了另一種表達：首先，案件之外再添幾條人命。黛西已有身孕的母親悲傷過度去世，阿姆斯特朗本人無法接受種種殘酷，在絕望中棄世。家中的一個女傭，也因無辜受到懷疑而自殺。其次，殘忍的真兇卡塞蒂最終未被定罪，因為金錢搞定了一切。第三，便是出現在東方快車上的離奇命案。十二名旅客正好是英美法庭陪審團的人數，他們代替法律行事，朝卡塞蒂身上一人捅了一刀，作為造成阿姆斯特朗家庭毀滅性悲劇的兇手的懲處。這樣的復仇讓這個模式化故事引出系列可以讓人不停探究的主題：私刑是否可以作為法律缺位的替代手段，儀式化的私刑是否提升了私刑的正義性，而集體行兇是否減輕了個體的邪惡感。

敘事視角

小說通篇以第三人稱敘事，看似完全是敘述者採用全知全能的視角在故事外進行的隱身式敘述。但在敘事的初始階段，敘述者便跳出文本之外，表明了他是在整個事件發生后對其進行的總結敘述。“往後他將想起這一景象。”就這一句話就可以證明敘述者倒敘性的敘事性質。阿加莎實際上是採取將敘述者的視角位移至小說中人物視角的辦法，掩蓋了敘述者全知全能的聚焦空間。通篇來看，敘述者的聚集範圍基本在波洛的判斷範圍之內。實際上達到的效果是通過將波洛作為一種敘述者的方法拉近了敘述接受者同他的距離，儘管故事是由第三人稱來敘述的，事件卻是透過波洛的眼光去看的，並通過他的腦子思考和聚焦。敘述者運用權力自限來完成了敘事聚焦的轉變。小說雖然通篇運用第三人稱敘事，實質上，其在小說敘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等同於第一人稱的敘事，只有這樣，為敘述接受者提供有限的資料才成為可能。阿加莎之所以沒有直接選擇採用第一人稱敘事的方式，是為後面跳角的使用留有餘地。在靜坐思考的部分，敘述者為我們分別展示了波洛、布克先生和康斯坦丁醫生的意識流思考過程，只有敘述者使用僅管是假性的全知視角，才能實現人物間限知視角的隨意轉化。

人物形象

小說中的波洛有著遠超常人的近乎愚昧的固執，他始終保持自己的處事原則。小說中他反覆強調：案情一旦有他插手，絕不半途而廢，直至查出事情的真相為止。因為事情的真相幾乎是他的最高信仰。在他的思想中法律和真相近乎於他本身，但隨著案情逐步抽絲剝繭，真正的真相呈現在他的眼前——小說中唯一的死者，其實是個惡名昭彰的職業綁匪。而這個綁匪卻在犯案后改名換姓，靠著到手的巨額贖金舒舒服服過日子，直到被複仇者殺死。真相大白以後，本應代表法理的波洛卻沒有做出符合法律預期的裁決，反而輕描淡寫的幾句話，從容放過了兇手。本應將對惡棍復仇的兇手們送進警察局的大偵探，將強烈正義感化作了濃濃柔情。可他心中的衝突卻顯而易見，將其潛藏在心中的人性揭露無疑，但又對自己的失職無法介懷。作為法律的代言人，波洛在做出最終決定的那一瞬間，內心的掙扎可想而知。

衍生作品

《中國新聞周刊》：美國偵探、義大利司機、俄羅斯公主、德國侍女、瑞典婦女……看似不搭界的12名乘客被捲入了這起離奇的富商死亡事件中。實際上，魚龍混雜的人物身份、旅程沿途的異國情調，如同虛構的天然土壤，裝載著奇遇和歷險、謀殺與逃亡。在阿加莎的這部作品中，層層剝繭之後展露出的不僅是一個精心策劃的復仇故事，還有法理困境中的複雜人性。

電影《東方快車謀殺案》導演肯尼思·布拉納：《東方快車謀殺案》在懸疑的外表包裹下，始終是個關於人性的故事。對我來說，當我再次讀到這個故事的時候，我仍然被故事中的熱情和古典的主題所打動，讓我對重新講述這個故事充滿熱情。

阿加莎·克里斯蒂，原名阿加莎·瑪麗·克拉麗莎·米勒，1890年9月15日出生於英國德文郡托基。1920年，她出版了首部偵探小說《斯泰爾斯莊園奇案》。1929年，《羅傑疑案》的出版一舉奠定了阿加莎在偵探文學領域不可撼動的地位。之後，她又陸續出版了《東方快車謀殺案》《ABC謀殺案》《尼羅河上的慘案》《無人生還》《陽光下的罪惡》等作品。根據她的小說改編而成的舞台劇《捕鼠器》，已經成為世界上公演場次排行靠前的劇目。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創作生涯持續了五十餘年，總共創作了八十多部偵探小說。她的作品熱銷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累計銷量突破二十億冊。她創造的小鬍子偵探波洛和老處女偵探馬普爾小姐為讀者津津樂道。1976年1月12日，阿加莎·克里斯蒂逝世於英國牛津郡沃靈福德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