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歐后亞

1940年9月，德國、義大利、日本在柏林締結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面對法西斯軸心國日益嚴重的軍事威脅，1941年1月至3月，美國和英國在華盛頓舉行參謀長級會談，確定了“先歐后亞”的戰略總方針。會談認為：“既然雙方同意德國是軸心國的主要成員，因而大西洋和歐洲戰區被認為是決定性的戰區”。“如果日本參戰，遠東的軍事戰略將是防禦性的”。同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領導人仍堅持原定的的戰略方針。隨後，美英兩國在華盛頓會議上重申：“儘管日本參加了戰爭，我們的觀點依舊是，德國仍是頭號敵人，打敗德國是勝利的關鍵。德國一旦失敗，則義大利的崩潰和日本的失敗必將隨之而來”。在1943年初的卡薩布蘭卡會議上，美英再次強調了“先歐后亞”的戰略原則。會議關於戰略投入問題的文件指出：“聯合國家的資源不能支撐同時打敗德國和日本。因此我們必須選擇集中力量打敗德國，而穩住日本。“

“先歐后亞”戰略的制訂基於這樣一個無可挑剔的假設：沒有日本，德國依然足夠強大；但沒有德國，日本卻單獨支撐不了多久。蘇聯作為抗擊德國法西斯的主要國家，自然對“先歐后亞”戰略全力支持。英國《泰晤士報》在1941年底的評論中指出，盟國認為勝利意味著首先擊敗德國，華盛頓、倫敦和莫斯科對這一基本目標的觀點完全一致。因此，由美國倡導的這一反法西斯大戰略，得到了各大同盟國的認同。

既然是日本首先侵略了美國，那麼，為什麼美國還以德國為頭號敵人而置日本於次要地位呢？這是因為美國的戰略重點在歐洲。首先，德國佔領西歐以後，人力、物力資源大大超過了日本。例如，1941年底，德國及其盟國和被佔領國的鋼產量達到4千萬噸以上，煤達3億多噸，汽車達60多萬輛，武器生產居世界第一位。而且，早在1939年就有情報說，德國已開始研製一種威力強大的新式武器。這些對美國的安全都構成嚴重威脅。所以美國海軍部長諾克斯聲稱：“我們知道誰是我們的大敵，誰是必須首先打敗的敵人。他不是日本，也不是義大利，他是阿道夫·希特勒和阿道夫·希特勒的納粹分子，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國”。其次，美國的大城市和大工業生產基地集中在大西洋沿岸，相對地靠近歐洲。例如，紐約離倫敦只有6000多公里。相反，美國的西海岸離亞洲則遠得多，如舊金山經夏威夷到橫濱則達10000多公里。在美國和南美洲的一些國家，德國法西斯的間諜十分活躍；在大西洋上，美國的軍艦和商船經常受到德國潛艇的威脅。美國懼怕德國的入侵遠遠超過對日本的擔心。第三，歐洲是美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1937年，歐洲同美國的貿易額是22億美元，而美國同亞洲國家的貿易額只有10億多美元。阿道夫·希特勒統治西歐切斷了歐美貿易聯繫，在1939年前，美法貿易額每年約4億美元，而到1940年12月里，法國幾乎沒有從美國買什麼東西。

總之，歐洲歷來是美國的戰略重點，正如羅斯福總統所指出的那樣：“歐洲第一，這是美國在任何時刻都確定不移的戰略方針”。所以，“先歐后亞”是美國大戰略的必然要求和邏輯產物。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主張“先亞后歐”，一開始就反對“先歐后亞”的大戰略方針。《蔣介石日記》中對此有較多記載：“英美戰略思想，以大西洋為主太平洋為從之觀念，以及保守為主進取為從之習性，應使之徹底改變，尤其使美國全力注重太平洋解決日本為第一要旨也”。“英美先解決德國而後對倭之方略錯誤，應使之徹底改正”。蔣介石甚至把促使美國改變先歐后亞的戰略作為國民政府的一項最重要的外交工作：“改變美國戰略先解決太平洋倭寇之運動，非僅自救亦為救世也，應積極進行，此為我國最要之政策”。蔣介石認為，採取先歐后亞的戰略一定是英國所堅持的，是英國在牽著美國走。1942年1月，丘吉爾訪美，與美方商討軍略。蔣在日記中寫道：“英美海長皆設先解決德國而後對倭，此為最無常識之軍略。英國丘吉爾此次親訪華盛頓，其目的全在要求美國主力集中大西洋而放棄太平洋之決戰。而美國政府對此種最大關鍵，漫無方針，一任英國之玩弄，可危極矣”。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1941年1月，美英召開聯合參謀長會議前夕，英國會前曾擔心太平洋上發生的事件會改變美國的戰略思想，擔心美方會提出全力對付日本的計劃，然而美國在會議上卻主動提出先歐后亞的主張。

1942年6月12日，蔣介石致電外交部長宋子文轉告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熊式輝，在下次太平洋作戰會議上提出中國提案：“總盼軍事會議對盟國整個戰略作一確切檢討，接納我方建議，迅速改變‘先解決德國后解決日本’之戰略。”

1942年7月30日，蔣介石在與美國總統特使居里會談時希望美國修訂先歐后亞的戰略構想。他說，在日本沒有侵略夏威夷、中途島、阿留申群島與威脅阿拉斯加之前，美國以歐洲為重是可以理解的，但1942年的情形已完全不同，日本不僅偷襲了美國領土，而且侵佔美國外圍太平洋上各島嶼，因此美國1942年年度的首要敵人是日本。無論從精神上還是地理上，美國都應該先解決日本問題。

1942年底，蔣介石還指示正在美國訪問的宋美齡，爭取美國人民的同情，反對“先歐后亞”的戰略。宋美齡受過良好的美國教育，能說一口純正的美國英語。她利用了這種有利條件，在美國開始了卓有成效的反對美英“先歐后亞”戰略的活動。宋美齡在演講中指出，美英在1942年流行一種觀點，認為擊敗日本是次要的事情，我們首先應該對付的是阿道夫·希特勒。但事實證明並不是這樣。應該看到，日本是一個強悍的民族，它在各佔領區所掌握的戰略資源比德國更為豐富。如果聽任日本佔有這種優勢資源，那麼時間越久，盟國最後擊潰日本的代價必然越大。日本繼續侵略擴張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所以盟國不應該把對日作戰看作無足輕重。

在舊金山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宋美齡非常藝術而又自然地提到了珍珠港事件中日本對美國的侵略。她說：“美國已經受到了日本攻擊，而沒有受到德國攻擊。德國對於美國的攻擊，迄今尚限於言論而已”。她強調，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是19世紀墨西哥戰爭以來美國領土第一次遭到攻擊。

宋美齡的這些講話，在美國人民中起了很大的宣傳作用，煽動起了他們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美國軍政首腦為宋美齡對輿論施加的影響深感不安，他們擔心這可能會動搖美國“先歐后亞”的戰略，以致羅斯福總統私下提醒他的幕僚要疏遠宋美齡，並希望她儘快離開美國。宋美齡訪美之功效由此可見一斑。

客觀而論，蔣介石對“先歐后亞”戰略的反對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因為這一戰略在分配盟國兵力和物資方面，忽視了中國戰場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國抗戰的困難。然而，蔣介石所反對的是正確的反法西斯戰爭的戰略原則，他的“先亞后歐”顯然不符合反法西斯戰爭的整體實際。

先歐后亞”雖然是根據美國的戰略利益而確定的，但在客觀上有利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全局，所以中國共產黨人對此表示贊成。中共對美英“先歐后亞”戰略原則的判斷極其準確，因此，它對美英蘇首先對付德國的戰略和在中國戰場不會有太多的物資兵力投入，都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早在美英開始醞釀製訂大戰略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就準確判斷出美英對軸心國的戰略重心將首先放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方面。中共中央1941年4月18日在論及國際國內形勢時指出：英德決戰的“主要戰場，首為地中海一帶，繼則將移至大西洋。……英國現正用全力保護其以蘇伊士為重心之地中海利益，而其西之大西洋與東之新加坡，亦處於嚴重威脅中。美國在援英名義下亦已進入實際的參戰。英美之總方針為先對德后對日”。4月20日，毛澤東在就形勢估計問題給周恩來的指示信中談到：“英美總方針是先對德后對日，決不敢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度”。6月4日，周恩來在《論1941年的形勢》一文中指出：“德意日是要先打垮英國，英美則是先對德后對日，故1941年的戰事重心在大西洋，並非太平洋。……太平洋上的衝突是遲早不可避免的，但是英美政府主觀看來，他們不能聽任地中海的失敗，而且要用全力來轉變1941年前的局勢，所以暫時緩和太平洋上的衝突，也是他們政策的當然邏輯”。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初的12月12日，毛澤東在給周恩來的信中對國際戰爭形勢作了估計，他認為，“英美的總方針可能是對日取守，而對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蘇力量解決德國，然後集合英美蘇中力量解決日本”。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關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敵後抗日根據地工作的指示中指出，“阿道夫·希特勒被擊敗后，再過一個相當時期，中美英再加上蘇聯便可戰敗日寇”。不難看出，中共充分了解盟國將實施先歐后亞戰略，並對這種戰略予以認同。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形勢發生重大轉折后，中國戰場的負擔並沒有減輕，中共仍然從反法西斯戰爭全局出發，一如既往地支持盟國的大戰略。1943年7月1日，毛澤東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二周年的講話中再次強調了盟國“先歐后亞”戰略的正確性。他說：“今後的問題，是要徹底打敗法西斯侵略者，這要分為兩步，首先打敗德國，然後打敗日本”。“對於中國戰場，如果打倒了大頭子阿道夫·希特勒，那末二頭子日本法西斯也一定被打倒。大後方有一部分人弄不清楚這一點，不贊成先打倒阿道夫·希特勒，這是不對的。1943年的全世界結成了整個的反法西斯戰線，任何國家都不是孤立地作戰，所以在決定戰略的時候，不應只從一個國家的眼前利益來看，而要看先打敗哪一個法西斯國家對於整個反法西斯陣線最為有利。這樣來看，就可以知道，打倒了阿道夫·希特勒，解決日本便會是很順利的了”。1943年7月2日，中共中央在抗戰六周年紀念宣言中指出：“蘇、英、美團結的鞏固與對德、意法西斯決戰的實現，將不但是德、意法西斯的失敗，也是日本法西斯的失敗。因為侵略國的首領是阿道夫·希特勒，阿道夫·希特勒的失敗就是一切法西斯的失敗”。

中國共產黨非常清楚地知道，打敗日本侵略者主要靠中國人民自己浴血奮戰。毛澤東相信，中華民族的抗日力量蘊藏於廣大民眾之中，他將抗戰勝利的希望寄託於中國民眾身上，提出了“兵民是勝利之本”這一具有普遍意義的命題。他明確提出：“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毛澤東指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因此，要動員全國的老百姓，“把日本侵略者置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的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非燒死不可”。中國共產黨人以其高遠的戰略視野，自覺承擔起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所賦予的牽制日本侵略軍的歷史使命，廣泛發動民眾，導演了一幕幕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人民戰爭話劇。

“先歐后亞”戰略加快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進程，顯示出同盟國戰略家們的遠見卓識。但必須承認，這一戰略對中國抗戰造成了嚴重影響。為了“先歐“，中國戰場不斷作出讓位和犧牲，所謂“后亞”，實際上是“后中國”。

當然，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那麼，為什麼雙方對“先歐后亞”戰略的態度卻表現出如此大的差異呢？根本的原因在於，珍珠港事件后國民黨在很大程度上把抗戰勝利的希望寄托在“第三國勢力的介入”上，力圖通過改變盟國的戰略，藉助外援早日取得抗戰勝利，同時保存自己的實力。這種戰略思想顯然是被動的和偏狹的。而中國共產黨憑著對世界局勢的清醒判斷，將抗戰勝利的希望寄托在中國人民身上，自力更生地堅持敵後游擊戰爭，從而成為中國抗戰的中流砥柱。歷史已經證明，正是憑著寬闊高瞻的戰略視野，共產黨人贏得了戰後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