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文存

第一卷論述有關學制、教育宗旨及教授管理的文章共17篇。即：《教育主義》(1919年)、《論教育本義當定為培養國民人格以發展民國精神》(1920年)、《論人才教育、職業教育當與國民教育並重》(1913年)、《國民教育的疑問》(1920年)、《縮短在學年限》(宣統元年)、《減少授課時間》(宣統元年)、《改用陽曆》(宣統二年)、《小學堂章程改正私議》(宣統元年)、《民國教育方針當采實利主義》(1912年)、《敬告民國教育總長》(1912年)、《民國普通學制議》(1912年)、《新學制之要求》(1912年)、《新學制之批評》(1913年)、《論中央教育會》(宣統三年)、《論各國教科書制度》(宣統二年)、《採用全日二部教授》(宣統二年)、《論今日學堂之通弊》(宣統二年)。

第二卷論述有關修養的文章共13篇。即：1915年寫的《敬告中等學生》、《實業家的修養》，1918年寫的《論學》、《靈魂與教育》、《修養論》、《除國民盜性論》、《論我國宜振興佛教》、《學而時習之解》、《必有寢衣解》、《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解》、《孝道正義》、《格物解》，及1919年寫的《基督教之罪惡》。

第三卷論述有關國語的文章共7篇。即：《我對於國音、國語的意見》(1921年)、《國語國音與京語京音》(1921年)、《小學國語教授問題》(1918年)、《普通教育當採用俗題字》(宣統元年)、《整理漢字的意見》(1921年)、《論設字母學堂》(光緒31年)、《論日本廢棄漢文》(光緒31年)。

第四卷論述有關女子教育及性慾者共7篇，即：《女子教育的急務》(1920年)、《女子教育問題》(1913年)、《歐美之女性研究》(1920年)、《男女共學問題》(宣統二年)、《飲食男女與教育》(1918年)、《論近日風化之壞及其挽救之法》(1913年)、《色慾與教育》(宣統三年)。

第五卷包括7篇雜文，分別是：《我之童子時代》(1914年)、《內庭趨侍記》(1919年)、《學界風潮感言》(1919年)、《世界教育狀況序》(宣統三年)、《中華大字典序》(1915年)、《寧魯燕晉一瞥》(1919年)及《港粵一瞥》(1920年)。

陸費逵(1886—1941)，中國近代著名出版家、教育家。複姓陸費，名逵，字伯鴻，號少滄。原籍浙江桐鄉，生於陝西漢中。早年入南昌熊氏英文學塾附屬日文專修科學習。1902年與人合辦正蒙學堂，自任堂長兼教員。1904年轉至武昌開設新學界書店。1905年春在武漢參加革命團體“日知會”，任評議員，並主編《楚報》，積極從事革命宣傳工作。旋至上海，任昌明公司上海支店經理兼編輯。1906年冬，入上海文明書局當職員兼文明小學校長；同年發起創辦上海書業商會，負責起草章程，兼任書業商會補習夜校主任。1908年秋，進入商務印書館后曾擔任國文部編輯、出版部長兼《教育雜誌》主編、師範講習社主任、講義部主任。1910年中央教育會在京成立，為該會章程起草人。1911年武昌起義后，他預料共和民國必興，遂暗中與戴克敦、陳寅、沈知方等策劃，加緊編寫適合共和民國需要的中小學教科書，同時準備自行建立新出版機構。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成立當日，中華書局宣布成立，陸費逵出任局長、總經理，他提出“教科書革命”和“完全華商自辦”兩大口號。1913年參與主持在京召開的讀音統一會，后致力於推行國語注音字母及國語統一運動並以中華書局為推行機構，編著國音教本。1921年創設國語專修學校，灌制國語留音片。1929年創辦中華教育用具製造廠。1930年上海書業商會更名為上海市書業同業公會，被推舉為主席。抗日戰爭時期兩度受聘擔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又設廠製造國防工業教育器材。1941年逝世於香港。

陸費逵在文明書局時曾與人合編《文明國文教科書》、《文明修身教科書》、《文明算術教科書》等。當時所編著的《高等小學商業教科書》出版后風行全國，不到一年再版多次。創辦中華書局后，除手編多種教科書如《新學制教科書》、《新編國民教育教科書》等之外，還主持創辦了《解放與改造》、《中華英文周報》、《心理》、《學衡》、《國語》、《少年中國》、《小朋友》等報刊雜誌，並先後纂、著、印行《四部備要》、《中華大字典》、《辭海》、《古今圖書集成》等要籍，凡2.5萬種以上。重要著作除《教育文存》外，還有《學校管理法講義》、《世界教育狀況》、《國民修養雜談》、《青年修養雜談》、《婦女修養雜談》等。

陸費逵服務社會近40年，而服務於書業達38年，任中華書局經理達30年之久並長期擔任上海市書業同業公會主席，其一生對我國文化、教育事業貢獻頗多，對傳播科學文化知識、促進教科書革命和教育近代化有一定積極作用，是近代教育界、出版界知名人士之一。

（一）關於教育作用、教育方針或宗旨

陸費逵是一個教育文化救國論者，所以他十分重視教育的作用，強調教育發展與國勢強弱的密切關係。他認為：“教育得道則其國盛；教育不得道，則其國衰弱而滅亡，此一定之理也”。進而又強調指出：“蓋教育得道，則民智開、民德進、民體強，而國勢盛矣。教育不得道，則民智塞、民德退、民體弱，而國勢衰亡矣。然則欲救危亡而強盛無他，亦求教育得道而已”。(《今日學堂之通弊》)他還認為，教育是立國的根本，“治國者……必先謀夫教也，生計教育得道，則人心必變而善；人心而善，則社會之風俗習慣良，而國家以立矣。”(《論改革當從社會始》)陸費逵還主張國民教育、人才教育、職業教育三者並存、並重，以改變國家之落後面貌。

中華民國成立后，陸費逵發表《敬告民國教育總長》一文，對當時教育改革建議頗多，並得教育部採納、先後施行。主要建議有：速宣布教育方針、頒普通學校暫行簡章、組織高等教育會議、頒定教育行政許可權。教育總長蔡元培曾到上海與陸費逵、蔣維喬商討教育改革，並囑陸費逵代擬一電通令全國，此即後來由教育部公布的《普通教育暫行辦法通令》十四條。

蔡元培上任伊始曾就教育方針問題徵詢陸費逵意見。當時蔡元培認為，共和時代應有超軼政治之教育，所舉教育方針為軍國民、實利、公民道德、世界觀、美感五端，而側重於后二者。陸費逵指山。實施國民教育，德、智、體三者既然不可偏廢、各種主義自無不包含之理，則兼采多數方針，實際上等於無方針。所以，他認為，蔡元培的新教育方針並非兼采五端，而實際上是以世界觀及美感二者為教育方針。

陸費逵發表《民國教育方針當采實利主義》一文，提出了自己對於教育方針的意見。認為，“教育方針當與國是一致，尤當合世界之潮流”，並不是全部超軼政治的。中國的大患在於貧、萬事的根本在於財。一旦民窮財盡，國與民都不免破產。國家破產，外侮立乘；國民破產，盜賊愈甚，都免不了滅亡。陸費逵又進而分析了中國人的習性，認為，下等社會雖能耐勞，而知識缺乏，生活之力薄弱；上等社會文弱優柔，既無耐勞筋力，又無謀生能力。長此以往，“恐全國皆遊民，皆餓莩矣。”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出現，他指出，“今日教育方針，亟采實利主義以為對症之葯，效果如何尚難予必，安可更益以優柔文弱之媒哉？”

教育宗旨以養成“人”為第一義，而人之能否為“人”。實以“自立”為標準。所謂“自立”，陸費逵認為應該是有生活之智識、謀生之技能，能自食其力不仰給於人。要實現這一目的，必須採用實利主義為方針。世界觀、美感二者，可作為養成文學家的方針，可作為文科大學的宗旨，“非普通國民教育所當重也。”

所謂實利主義，並不僅僅指實業、手工、圖畫，“蓋此特其形式也。”實利主義的精神是勤儉、耐勞、自立、自營，“舉凡一切為人之德義，實利主義之教育無不含之。”人人能勤儉、耐勞、自立、自營，則民智、民德、社會、國家必能進步。英、美、法、德、日諸國，其教育都有注重實利主義的傾向，陸費逵認為，應該學習外國的這個長處。“質言之，則人之維持生活，既為人生第一要事，教育人人使能維持其生活，或更從而進步之，斯教育之目的達矣。”陸費逵嚴肅地指出，中國“若不急施實利主義之教育，而欲與英、德、法、美諸國競，其不貧且弱者殆無天理也。”

陸費逵極力強調，“民國教育方針宜以實利主義為標幟，勤儉耐勞為學風。”普通人民應使具有生活之知識技能，俊秀之士宜應備指揮、監督之才或使注意於研究發明。他認為，“人人有謀生之力，生活稍裕，則可以為軍國民，可以為公民。其上焉者可以研究哲學，求出世間之知識，養美麗尊嚴之感情。”如果“欲泯人、我之差別，去幸福之營求，竊恐利未睹而害己隨之。”作者指出，“此種思想講學則可，定為全國教育方針似非所宜，願蔡君及教育界同志同研究之。”

陸費逵認為，民國教育方針當采實利主義、教育本義當定為培養國民人格以發揚民國精神，其議論、思想新穎獨特，富有革新精神，在上海乃至全國傾動一時，對民國初年教育改革產生了重要的、積極的、直接的影響。

（二）關於學制及教學改革

陸費逵自稱好言教育，尤好談學制。《教育文存》中有相當一部分反映了他關於學制及教學改革的意見和建議。

學制改革是教育進步的重要內容，陸費逵始終堅信這一點。他指出，朝野上下呼喊重視教育已有多年，而教育普及仍“渺不可期，人材缺乏，尤堪浩嘆。”造成這種令人痛心的狀況，其原因何在？作者認為，“殆制度不善、方法不精之咎!”(《世界教育狀況緒論》)

陸費逵認為：“學所以致用也，而致用之期必在壯年。過幼則稚，過老則衰。”他針對當時學制弊習，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意見。當時的學制很長，初等小學堂五年、高等小學堂四年、中學堂五年、高等學堂三年，大學堂三~四年。七歲入學，即使從不留級，非二十七、八歲才能大學畢業，“出以任事，將三十矣。”他主張仿效歐、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教育體制，縮短在學年限、減少課時，指出，今日學制，當改為初等小學三年，高等小學三年，中學五年，大學預科一年，本科三或四年。“如是七歲入學，二十一、二歲可卒業於大學，出以任事矣。”(《縮短在學年限》)陸費逵的這些意見是1909年提出的，是針對晚清“癸卯學制”而發的，這些主張開我國新學制改革之先河。

陸費逵批評前清時代教育無方針、無方法，制度不精，非以誘民、實以愚民；非以教育兒童實以殘害兒童，辦學愈久離教育原理愈遠，所受批評愈多。作者認為，中華民國成立后的新學制比前清進步得多，但新學制也有缺點，也有不斷改進、完善的必要。如他建議在新學制實施時增加初小第四年算術時間；增加高小第二年算術教材，第三年則減少；高小應以英語為必修課，否則則毋寧不教。(《新學制之批評》)

陸費逵還主張初小男女共學、全日制二部制教學、中學師範改為四年、中學文實不分科、廢止舊獎勵出身、小學廢止讀經。他還主張統一國語、續一讀音、改革文字、提倡白話文、在教學中採用俗體字、改用陽曆、注重實利、手工教育。作者指出，要以宗教學說及精神用於教育工作，教育人的靈魂，所以，他參與組織靈學會，設盛德壇，提倡振興佛教。他還準備用著《家庭教育淺說》、加強學校管理、演講生理衛生課、提倡優美、壯美的遊戲、改良社會來挽救社會風氣。

（三）關於教科書的編輯、出版

陸費逵十分重視教科書的編輯出版工作，他所主持的中華書局把出版教科書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成為教科書出版的重要基地之一，為我國教育近代化做出了突出貢獻。陸費逵在自己起草的《中華書局宣言書》中明確提出“教科書革命”的口號，指出，“國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實在教科書。教育不革命，國其終無由鞏固，教科書不革命，教育目的終不能達到也。”他認為教育是立國之本，而教科書又為教育之本，他從“教科書——教育——立國”這一整體思路出發來考察教科書的重要性，認為，要想改革教育必須以改革教科書為突破口。

清廷學部組織圖書局，所出教科書，大半模仿商務印書館及文明書局的編輯體例，並且加入許多不合兒童心理的古董材料，陸費逵曾多次撰文批評。他認為，當時教科用書雖有多種，然求一適用之本，卒不可得。他主張，教科書決不可國定，要仍任民間編輯，再由學部督、審、定，“自無逾越範圍之患也。”他接著列舉了教科書由國定的危害，認為，“吾國人之心理，最信服政府，苟一國定，則無人敢言其非，而全國風行。雖有民間善本之編輯，亦也無用。國定而善也，吾人受其福，設有不當，其遺害系何所底止哉。”(《論我國教科書》)

作者認為，出版工作者的人格可以是最高尚、最寶貴的，也可以是最卑鄙齷齪的。若用盡腦筋和心血，出一部有價值的書，貢獻於社會，使人們讀之有益，定非淺鮮；反之，若編輯出版誨盜誨盜的書籍，則是比提刀殺人還要厲害。惡書之害甚於洪水猛獸，不知要害多少人。所以，陸費逵特彆強調出版工作者的人格修養。（《書業商之修養》）

陸費逵認為，著作家的責任十分重大，社會之盛衰，國家之存亡，國民人格之高下，端於我著作家是賴。”著作家的宗旨是：涵性情、培人格、增知識、造輿論、泯禍亂、促進化。(《著作家之宗旨》)認為，出版業“與教育互為表裡，今日發未盛，皆教育幼稚之故。”(《中國書業發達預算表》)

陸費逵還寫有探討古今中外編輯、出版教科書之經驗、教訓的專文，如《論各國教科書制度》，《與舒新城論中國教科書史書》等等。

陸費逵的《教育文存》主要反映了清朝末年及民國初年教育大變動時期作者關於教育改革的意見和建議。作者以他自己在中國出版界的地位對發展教育慷慨陳辭，除了涉及教育功能、宗旨、方針、學制改革及教科書編輯、出版外，陸費逵在國語教育、女子教育、性教育、道德教育、修養方法等方面也有許多精到的論述。陸費逵的《教育文存》作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著名教育論著，其缺陷在於只收錄了作者1922年以前的教育文章且收錄的不太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