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維喬

光緒二十七年（1901）各省書院陸續改成學堂，舊教材已不適用，急需編印新的教材以應時代需要。蔣維喬即投身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著手編輯小學教材，這項事業在我國尚屬首創。蔣維喬等傾注心血，歷時兩年，編成《最新初小國文教科書》，出版后風行一時。以後又陸續編輯出版了《高等小學教科書》、《簡明國文教科書》、《女子初小國文教科書》、《女子高小國文教科書》、《簡明初小中國歷史教科書》等。這套新式教材文字由簡到繁，字數由少到多，內容由淺到深，插圖形象生動，容易引起兒童學習興趣，受到師生普遍歡迎，為全國各地學校所普遍採用，這是中國小學有成套統一教材的開始，在教育界影響巨大。後來他在《編輯小學教科書之回憶》一文中說：“在白話教科書未提倡之前，凡各書局所編之教科書及學部國定之教科書，大率皆模仿此書之體裁。”

蔣維喬還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大型工具書《辭源》的編輯之一。1905年，他鑒於小學師資缺乏，發起並主持商務印書館開辦的小學師範講習所，連續培訓三屆師範生。其後又主持了商務印書館主辦的尚公小學、商業補習學校、工人夜校等。1910年他編著了《學校管理法》一書。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首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蔣維喬應邀任教育部秘書長，開始時教育部只有蔡元培、蔣維喬和會計共3人。在人力物力困難的條件下，蔣維喬協助蔡元培改革教育制度，革新教育內容，他主持擬訂了《中華民國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和《普通教育暫行課程標準》。這兩個暫行條令對普通學校和師範學校的名稱、教育內容、課程設置、教學要求等都作了明確規定。如規定廢止讀經，改稱“學堂”為“學校”，初小階段男女學生兼收等。旋任教育部參事，草擬《大中小學學制方案》，公布施行。這些都是中國教育史上的大事。1913年重返商務印書館，主持編輯中學及師範學校教科書。1916年任江蘇省教育廳長期間，與黃炎培等共同商議，將江蘇省的屠宰稅和捲煙稅從財政廳撥出，划作教育經費，使江蘇省的教育經費得以獨立維持。1917年與黃炎培等6人組成教育考察團，前往日本、菲律賓考察普通教育、職業教育、師範教育、社會教育狀況。1926年再度赴日本考察教育。1929年後任上海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1938年起，任上海正風文學院（1940年改名誠明文學院，1945年遷南市）院長，併兼鴻英圖書館館長、《人文月刊》社社長。

抗日戰爭期間，蔣維喬在政治與經濟雙重壓力下，堅持辦學，將光華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文學院與誠明文學院分別對外改稱誠正文學社與成民文商學院。汪偽政府屢次要他出任偽教育部次長和偽教育協會會長等職，他都堅決拒絕。他在1942年歲尾的日記中寫道；“是歲為環境最惡劣之年。誠正、誠明兩學校（指光華大學文學院及誠明文學院），因對付敵偽，煞費苦心；鴻英圖書館兩次遭敵蹂躪，幸皆應付過去，而敵偽對我個人之威脅利誘，尤咄咄逼人，我以平素剛直之態度對之，彼亦無如我何。”

解放初，蔣維喬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蘇南人民代表大會，被選為主席團常務副主席。曾任武進文獻社副社長、江蘇省人民政府委員，又任上海市政協常務委員。1953年6月，任上海市文史館館務委員。1958年6月因迫害自殺。

蔣維喬青少年時衰弱多病，醫治服藥無效。後來自創呼吸靜坐養生法，堅持鍛煉，體魄日益康健。1914年他總結自身靜坐實踐經驗，寫成《因是子靜坐法》一書，連印6版，暢銷全國乃至東南亞與歐美諸國。1918年遇到諦閑大師在京傳法，講授圓覺經，於是從師修習天台宗止觀法門。后依據小止觀及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旁及他種經論，附以己意，編成《因是子靜坐法續編》（1922年）。解放后，應上海市衛生局之邀，主持氣功訓練班，後任氣功療養所顧問，是中國倡導科學氣功靜坐法的第一人。1954年他又根據藏密功法，結合自身體會，寫成《因是子靜坐衛生實驗談----中國醫療預防法》，在香港出版。1955年撰寫《中國的呼吸習靜養生法----氣功防治法》（一名《因是子靜坐法提要》）。1989年江蘇省常州市氣功科學研究會為推廣氣功健身，紀念蔣維喬先生對倡導氣功的貢獻，將《因是子靜坐法》正、續編、《因是子靜坐法提要》等，輯成《因是子靜坐法彙編》一書出版。

蔣的教育論著還有《學校管理法》、《心理學講義》、《新教育學》（編譯）、《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中國哲學史綱要》、《宋明理學綱要》（后兩書與楊大膺合著）、《中國佛教史》、《佛學概論》及《中國教育會之回憶》等。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生於江蘇武進縣（今常州市）。其故居位於今常州市區烏龍庵西公廨一帶。

光緒21年（1895年），考入江陰南菁書院，與丁福保同年入學，次年又考入常州致用精舍（1896年龍城書院改為“常州致用精舍”，1902年又改為“武陽公立小學堂”，即現常州局前街小學）。他自二十三歲至二十九歲六年之中，同時攻讀兩個學堂的課程，按月參加考試，同時還不斷閱讀《時務報》等新學書刊，因此他在古文與新學兩方面都有深厚的基礎，後來南菁書院改組為江蘇高等學堂，使他接觸到革命思潮，思想為之劇變，兩所學校畢業，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他到上海，參加了蔡元培等組織的“中國教育會”，後來又在武進與何海樵等組織“以變法興學為宗旨”的常州藏書閱報所，和“以提倡尚武精神為宗旨”的體育傳習所，這時國內有主張廟產興學的風潮，維喬是維新派人物，也贊同這種主張。

光緒29年（1903年）春，應蔡元培之約，攜妻、子同到上海。當時，蔡元培在上海創辦“愛國學社”，附設有男女校，維喬子入男校，妻入女校，他自己在兩校任教員。而愛國男女校自蔡元培校長以次，及教員全為義務職，各另以譯述維持生活，故維喬為《蘇報》寫稿以自給。那時日俄兩國在東北作戰，愛國學社組織了“拒俄義勇隊”（后更名為軍國民教育會），維喬為愛國心驅使，在義勇隊擔任教練。是年“蘇報案”發生，章太炎被捕，鄒容自首，蔡元培、吳敬恆、黃中央（即烏目山僧）皆走避，維喬以目標較小，仍在愛國女學任教如故。他認為“救國之根本在於教育”，以此理想，他進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從事小學教科書的編輯工作。此一工作，自光緒29年(1903年)至民國元年（1912年），他作了十年之久。光緒31年（1905年），他曾發起並主持由商務印書館開辦的小學師範講習所，為全國各地訓練了三屆師範生。此後又主持過商務印書館主辦的尚公小學、商業補習學校、工人夜校等。宣統元年（1907年），他接任愛國女學校長，而任商務編輯工作如故。

辛亥革命之際，維喬隨蔡元培在上海，民國元年（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總長，邀維喬到部襄助。維喬曾回憶：“民國元年（1912年）臨時政府成立於南京，蔡孑民先生為教育總長，斯時先生與余皆在上海，先生於未就職前，特來訪余，邀余進部襄助為理，且謂之曰：‘余在歐洲多年，於國內教育狀況，多所隔膜，今擬將一切事物，全權托子，子其為我規劃之。’”他們兩人，於元月十二日由上海乘滬寧車赴南京，蔡元培晉謁過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后，訪江蘇督府內務司長馬相伯，在碑亭巷內務司的樓上借了三大間房子，這就是民初教育部成立時的官署。維喬還回憶：“教育部既成立，是時各部皆依照官制草案，呈薦人員。孑民先生謂余曰：‘我之主張，辦理部務，當與辦社會事業一例：在正式政府未成立，官制未通參議院以前，不必呈薦人員，除總次長已由大總統任命外，其餘各人，概稱部員，不授官職，為事擇人，亦不必多設冗員。’余極贊成之，故南京政府各部人員，下至錄事，不分等級，每月一律三十元，全部開支，每月僅及千元，而每日自上午九時起，午後四時半止，分工作事。凡小學、中學、專門大學各項學制，部員各就所學，擔任起草，一如書局中之編輯，絕無官署意味。臨時政府三個月結束，而中華民國全部學制草案，實於此時，大略完成。”

民國元年（1912年）四月，孫中山卸任臨時大總統，參議院議決臨時政府遷往北京，維喬亦隨蔡總長到北京任事。是年七月，蔡元培辭職，范源濂繼掌教育部，維喬仍在部服務，該調參事職。民國二年（1913年）十月，范源濂去職，維喬亦辭職回上海，仍入商務印書館，主持和編輯中學及師範學校教科書。

民國五年（1916年）七月，范源濂重掌教育部，邀請維喬回教育部，仍任參事職，掌管教育法令工作。翌年元月，與黃炎培等五人組成教育考察團，前往日本、菲律賓考察。回國后，在京、津、滬、寧等地演說考察結果。是年九月，仍回教育部任舊職。

浙江海鹽徐蔚如，任財政部會計司長，二人在京相識。蔚如自幼信佛，維喬受到他的影響，也開始研究佛學，至此始知佛學之博大圓融，一改其早年排斥佛教之心理，而虔心信佛。時，蜀人張克誠在北京廣濟寺講經，徐蔚如並介紹維喬到張克誠處，從張氏學唯識。這時北京佛教界的居士學人，如葉恭綽、蒯若木、梅光羲、黃幼希、徐蔚如等組織講經會，維喬亦參加了這項組織，講經會公推徐蔚如南下寧波四明山觀宗寺，迎請諦閑法師北上講經。

民國七年（1918年）三月，諦閑老法師抵京，於江西會館講《圓覺經》，由維喬與江味農、黃幼希作筆錄，講經兩月余圓滿，筆錄洋洋數十萬言，諦老為之命名曰《圓覺經親聞記》，在這次講經會中，維喬與徐蔚如等都皈依了諦閑法師。1918年，維喬建議北京大學哲學系開設“唯識”課，為中國大學有佛學課之始。

民國十年（1921年），太虛大師於北京廣濟寺宣講《法華經》，維喬與夏仲膺、庄思緘、胡瑞霖、夏壽康、馬冀平等參加聽講，太虛大師特別在南池子夏宅，為維喬講授因明學，因明學為佛學中的論理學，是最難理解的一門學問，此為維喬親近太虛大師之始。後來諦閑老法師與太虛大師之間形成新舊對峙的局面，維喬始終保持超然的立場，不左右任何一方，其原因在此。

民國11年（1922年）七月，維喬出任江蘇省教育廳廳長，在任三年，於十四年七月接長設於南京的國立東南大學，東南大學的前身是南京高等師範學堂，易園居士江謙曾任校長數年，奠下改組大學的基礎，後由郭秉文繼任，江謙於民國初年亦一度出任江蘇省教育廳長。他們二人兩度為同一機關的前後任首長，亦是佛教居士中的一段佳話。

維喬於東南大學任內，曾開講“佛學入門”及《百法明門論》，遠近各校多有人來參加聽講，這是南方高等學府首開佛學課程的先聲，使佛學在高等學府中成為一門新穎的學問。

民國十五年(1926年)，維喬與南京各校校長組織參觀團，赴日本考察教育。民國十八年(1929年)，維喬應上海光華大學之聘，任哲學教授，后又歷任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教務長兼文學院院長等職，前後執教二十餘年。任教期間，還先後兼任過上海正風文學院院長，上海鴻英圖書館館長，上海人文月刊社社長等職，他的許多佛學和哲學著作，都是完成於這段時間。

上海淪陷期間，敵偽頭子汪精衛在上海愚園路寓所宴請部分大學校長和教授。汪在門口迎客，見一年長者問：“您是蔣竹庄先生嗎？”旁人答這是某校長。其他客人到齊后，蔣仍未來，有人催入席，汪說：“再等十分鐘”。其實汪的請柬早就被維喬丟棄在字紙簍了。

1949年，維喬以特邀代表身分出席蘇南人民代表大會，被選為主席團主席及常任副主席。一九五八年三月，病逝於上海，享年八十六歲。維喬遺留的著作，有《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呂氏春秋匯要》，以及與楊大膺合著的《中國哲學史綱要》、《宋明理學綱要》等；在佛學方面的著作，則有《中國佛教史》、《佛學概論》、《佛教淺測》、《佛學綱要》、《大乘廣五蘊論注》等。其中以《中國佛教史》在社會上流傳最廣。

在學術思想上蔣氏主張以科學方法說明靜坐原理，革除歷代陰陽五行、鉛汞坎離等舊說，在中國氣功史上卓有建樹。尤為可貴的是其求實精神。他曾坦率地說：“從前所寫的靜坐法，未曾提及外功是一個缺點。我練習太極拳20餘年，近來仔細體驗，知道他對呼吸習靜尤有幫助，所以動與靜兼修是不可偏廢的。”為此，蔣氏特彆強調：“單修外功不修內功，固然不可；單修內功不修外功，也是不宜。”

蔣氏為用現代科學語言解釋和研究中國氣功的第一人，也是普及氣功靜坐法的啟蒙者，在推廣靜坐法的過程中，主張“不求速效，持之有恆”。對修養身心之法，也認為“修養身心，與食物之營養同。假如以食物能養人，欲求速效，一旦暴食，過飽傷胃，遂屏食物而不御，天下寧有是理？必如旅行長途然，徐徐緩步，終有達到之日也”，洵屬經驗之談。蔣氏“因是子靜坐法”在國內外有廣泛的影響，對治療神經衰弱、潰瘍病、胃下垂、心臟病、高血壓等慢性病都取得較好效果

蔣維喬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佛學家、養生家，在近代思想文化界曾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力。在教育方面，蔣維喬在早期幾乎將全部的身心致力於近代中國的教育改革，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新教科書十餘年裡，他認真總結舊教育體制的經驗、教訓，積極參與教育實踐活動，研究國外先進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並將其貫徹於新教科書和民國新教育制度之中，為中國教育制度的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貢獻。在哲學研究方面，他通過對中國哲學的考察與思考，先後撰寫了《中國哲學史綱要》、《楊墨哲學》、《宋明理學綱要》等數部著作，提出了以哲學思想為經、以哲學家為緯的新的中國哲學史編撰體例和將中國哲學分為自然主義、人為主義、享樂主義、神秘主義、苦行主義、理性主義的新的哲學分派思想，對墨子、楊朱哲學進行了深深的剖析和辨證，對宋明理學進行了全面的梳理。雖然其研究成果在當時影響力不夠，但他關於中國哲學史的編寫體例和分派思想在當時乃至在後來很長時期里具有自己獨特的眼光，是對中國哲學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貢獻。在佛學方面，蔣維喬的《中國佛教史》是中國近代第一部佛教史著作，該書不僅對日人《支那佛教史》進行了全面的梳理，而且新增了許多內容，使中國佛教史顯得更加完整。《佛學綱要》是中國近代第一部佛教知識白話本著作，《佛教概論》是當時國內全面介紹佛教理論比較早的著作，這對佛教知識的普及和近代佛教的復興，特別是居士佛教的復興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此外，在著作中，蔣維喬還結合自己的佛法修證和佛學研究經驗，指出了佛學研究的方法及其重要性，在養生學方面，蔣維喬以自己的實踐研究中國傳統的“靜坐”養生法，不僅強調了道家“靜坐”的養生意義，而且通過自己對佛法研修的結合，進一步肯定了佛法修鍊的養生作用，從而改變了世俗界對佛法修鍊的偏見，這對佛法的進一步推廣和佛教的發展意義重大。因此，無論從哪方面講，蔣維喬不單純是一位研究佛教史的居士，也不單純是一位養生家，而是一位在教育、哲學、佛學、養生學等領域都具有突出成就的歷史人物。他既是學者，同時又是教育家、社會活動家，與呂思勉並稱常州二先生。

維喬是近代居士佛學的代表人物，又是南方高等學府開講佛教哲學的前驅先路。四十餘歲皈依天台大師諦閑，傾心佛學研究，修止觀法門，又與太虛交往，並從之習因明學。五十餘歲又專修密宗等，是一個禪凈雙修、顯密兼備的佛教學者。維喬首先於東南大學開講《佛學入門》、《百法明門論》等。其佛學著作有《佛學概論》、《大乘廣五蘊論注》、《因是子靜坐衛生法實驗談》等，傳誦甚廣。《中國佛教史》則是其佛學研究的一部力作。

蔣氏對佛教哲學自有其獨到見解。他認為“古來創設宗教者，殆無不對宇宙之大原，從事考察”。一方面考察宇宙的生成，另一方面考察現象產生之本體，進而考察本體與現象的關係。就本體而言不外有神論（人格神論）和泛神論（即天神論）兩種，佛教的宇宙觀則屬於後者。他進一步指出：小乘佛教視世界道德為神，視絕對理想為實在之反映，是倫理上的泛神論。換句話說，小乘佛教是特殊的泛神論，大乘佛教則直視宇宙萬有為神的實在，是普遍的泛神論。就現象而言，佛教哲學屬緣起論，而說明宇宙本質的性質，它又屬實相論（摘自維喬著作《佛學概論》）。泛神論、緣起論及實相論三者構成了維喬佛學思想的理論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