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秉文

1880年，郭秉文出生於江蘇青浦（今上海青浦）。

1896年，郭秉文畢業於上海清心書院。

1908年，已經工作12年、年近30的郭秉文棄職就學，遠涉重洋，到美國俄亥俄州的烏斯特學院攻讀理科。

1911年，郭秉文從烏斯特學院畢業后隨即去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教育學。

1914年，郭秉文收到正在籌備之中的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江謙校長的聘書，邀請他做教務主任。同年，他以題為《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一文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成為中國最早的教育學博士，也是在美國最早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學者之一。

1915年，應江謙之聘，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務長。

1918年3月21日，江謙因病休養，由郭秉文代理校長。

1919年9月1日，教育部正式委任郭秉文為校長。

1920年4月7日，郭秉文提出建立東南大學的建議，隨即組織“籌議請改本校為東南大學委員會”。同時決定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開放“女禁”。

1921年9月，國立東南大學正式成立，“南高”、“東大”其實是雙軌制運行，郭秉文同時兼兩校校長。

1921年東大成立后，郭秉文開始積極推動兩校的合併，決定“南高”自1921年起不再招生，俟其學生全部畢業后即併入東大。同年，“南高”商科擴充改組並遷址上海，成立東南大學分設上海商科大學（今上海財經大學）。

1923年3月，郭秉文任中國首席代表參加第一次世界教育會議，被推選為世界教育會副主席兼亞洲地區主席，之後連任兩屆。

1923年6月，“南高”正式併入東大。

1924年，郭秉文奉派為保管美國庚款華籍董事之一，組織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

1925年1月6日，段祺瑞北京政府於國務會議上通過免除郭秉文東南大學校長決議。

1925年2月1日，東大校董會舉行會議，否認教育部易長之令，請郭秉文照舊任職，先請赴國外考察教育。

1926年5月，與門羅（Paul Monroe）在紐約創立“華美協進社”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任首任社長。

1931年郭秉文受孔祥熙之邀回國，出任國民政府工商部國際貿易局局長。

1941年3月，郭秉文任國民政府財政部常務次長，兼中央貿易協會主任。

1945年抗戰勝利，任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副署長兼秘書長。

1947年，郭秉文退休留居美國。

1957年，郭秉文與恆慕義（Arthur Hummel）及曹文彥、鮑幼玉等人以私人力量在美組織華府中美文化協會（Sino-American Cultural Society），舉辦學術活動，從事中美文化交流活動，並應邀擔任“中華民國在美教育文化事業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

1969年8月29日，郭秉文在美國逝世。

《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1915年，中文版為《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

郭秉文認為，一所大學的師資力量是其存在的前提和發展的保證。因此，他認為辦學的首要任務是聘請優秀教師，並為此不遺餘力。在創立東南大學之初，郭秉文廣延名師，聘請一流的教授、學者到校任教，他以自己“平、和”的人格魅力，為學校積累雄厚的師資力量。每個學科基本上都有多位學術水平出色的專家學者。郭秉文非常重視吸納留學生，以打造高素質的師資隊伍。在國外考察之餘，他經常設法向各校探聽中國留學生的情況，通過聽課、觀察和面談等方式深入調查，並親自走訪中國留學生中的佼佼者，誠邀具有真才實學的留學生歸國后在南高師和東大任教。郭秉文不僅延聘國內著名學者來校任教、講學，更親自到國外邀請世界知名大師來校講學。

郭秉文認為辦理大學應該力求達到四個“平衡”，即通才與專才平衡，科學與人文平衡，師資與設各平衡，國內與國際平衡。

通才與專才平衡

郭秉文認為大學應設立多種學科，培養多種類型的人才：“正科注重通才教育”，但不忽視應用；“專修科注重專才教育”，但不忽視基礎，“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但兩者並非截然劃分。一個綜合大學的好處，通才與專才相互調劑，使通才不致流於空疏，專才不致流於狹隘。大學生都應成為平正通達的建國人才。”郭秉文認為，一所綜合大學，可以既設偏重學理的學科，同時又設偏重應用的學科，兩者互補，相得益彰。

人文與科學平衡

人文與科學平衡，在郭秉文眼裡有兩層意思。第一是開辦綜合大學，需要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並重，需要兩大類學科的相互交叉和滲透，只有這樣才能培養出具有較高人文修養和科學素養的複合性人才。例如，東大心理系即同時隸屬於“文理”和“教育”兩科；生物系則同時隸屬於“文理”和“農學”兩科，以期能收到人文與科學相互利用對方優勢、吸取對方長處、依賴對方支撐之效。郭秉文力主教育學要“科學化”，強調把教育學建立在自然科學基礎上，用科學的方法培養人才。第二是大學既要提倡民族精神、重視民族文化，又要吸納西方文明，重視科技新知。通過溝通和融合，使大學成為弘揚民族文化的基地，成為發展科學的重鎮，成為人文精神與科學新知的交點，進爾培養出文理兼修、既有人文情懷又有科學思維、既喜琴棋書畫又好聲光化電的高素質人才。

師資與設備平衡

郭秉文切切實實地感受到大師的珍貴價值。不過，在他眼裡，所謂大學者，既是大師之謂，亦是大樓之謂，那便是他的“師資與設備平衡”。大師們的人品學識、志趣才調、言談舉止，對於學生良好的治學態度、治學精神、治學方法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對物資設備的規劃與努力，目的在於改善教學和科研條件，培養各類合格人才。

國內與國際平衡

郭秉文認為只有博取百家之長、廣求世界知識，才能使學生放寬眼界、開拓心胸、廣納人類無限的知識和智慧。他不僅廣延具有真才實學的留洋博士、碩士來校任教，還不斷派遣教師出國進修，東大每年還必邀請多位國內外著名人士來校講學或演講。當時，學校開設的課程和所使用的教材，也幾乎都是以歐美大學為藍本的，並且經過了一個引進、消化、改造和創新的過程。文理科各系的學生都可以學習這些前沿性學科。

郭秉文執掌東大，貫徹實施“三育並舉”的辦學宗旨。所謂“三育並舉”包括三方面：一是堅強的體魄，二是充實的精神，三是道德、學術和才識。“三育並舉”旨在促使學生養成完善的人格，成為一個對國家負責的國民。郭秉文堅信：“欲廣求知識於世界，務使同學們放寬眼界，開拓心胸，則愛國之心，油然而生。”在辦學措施方面，他提出“嚴格甄審，寧缺毋濫”的招生原則，並把心理測驗運用到入學考試中。另外，他格外重視學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注意培養學生的自控能力和自制力。

郭秉文認為師範生不僅要具備普通大學生應具備的基本素質，更要重視教材教法的精研和器識抱負的秉持。在郭秉文看來，一所學科單一的師範院校難以培養出高素質的教師，而一所學科專業齊全的綜合性大學可為學生提供更廣闊的學習和發展空間。因此，郭秉文認為要培養高質量的教師，必須將高等師範學校併入綜合大學，將師範教育放在綜合大學教育的大背景下，使學生獲得更全面的發展。因此，他效仿母校哥倫比亞大學兼辦師範學院的辦學模式，提出“寓師範於大學”的觀點。

郭秉文認為，凡中等以上的教師，必須有寬厚的基礎知識，並且應該是雙料的學士、碩士和博士。在一個單科性的師範院校里，是很難從根本上提高師資的質量，所以在綜合性的大學里學科齊備，各科知識互補，才是造就師資的理想場所。郭秉文指出，“師範學院辦在大學里，教師的來源不必局限於師範院校。”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在經過一番教育理論的訓練，定可成為卓越的師資。

郭秉文主張大學自治，辦學獨立，學校為教育和學術的神聖殿堂，應獨立於黨派，不應與任何黨派發生糾葛。“學校是教育、學術性機構，是培養人才、振興科學之地。非學者不能擔當此重任”，“學者不干預政治”，“學者不黨”。

郭秉文倡行學者治校，發展民主治校體制，校務實行責任制與評議制并行，即一方面確立校長總理一切校務之責，一方面規定凡學校大政方針必須交校務委員會議決。校務會議相當於學校的立法機構，所作決議經由校長批准后即由學校行政部門付諸實施。同時，成立各種常設或臨時的專門委員會，將學校的各種事務交由教職員自行辦理。經過完善，逐步形成了校董會制、校長制與“三會制”並存的學校治理模式，即校董會決定學校大政方針，校長總事校務，評議會、教授會、行政委員會各司其職，評議會議處學校重大事宜，教授會議處全校教學、研究及學科建設事宜，行政委員會統轄學校行政事宜。

郭秉文提倡學術自由。從政治思潮來說，當時學校所在的南京，共產黨被當局視為異端赤黨，國民黨亦處於地下狀態，東大卻包容著持有各種主張的師生，三民主義、國粹主義、改良主義、自由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共產社會主義等種思潮，匯於一堂，成為自由思想的堡壘。

郭秉文提出“自動主義”，培養學生的獨立人格和自治素養。自動主義，對在校學生而言，指學習上的自學和自力研究，生活上的自立、自理，各種學術、文化、體育活動上的自行組織和主辦。“自動主義”的熏陶也培養了學生自治、民主的現代共和國民素養。。

郭秉文通過多種渠道籌集辦學經費，使學校從社會各方面獲得支持和資助。其中，由校董會出面集資是其中最重要的渠道之一，他還利用各種機會，或是請人來華講學，或是出國考察講演，積極擴大東南大學的國際影響，從而爭取國外一些知名人士和機構的援助。郭秉文還模仿美國哈佛大學的辦學方式，鼓勵私人捐助辦學。

教育性

在郭秉文看來，教育管理是為了教育而管理。在教育管理的管理職能與教育要求之間，教育要求的達成是首要的，管理職能的履行則是從屬性的，是為促進教育活動、實現教育目的服務的。教育管理首先是作為實現教育目的的手段而存在的，是穩定教育教學秩序、為學生髮展服務的工具；同時，教育管理除了工具價值外，還具有本體價值，特定的組織形式與管理方法本身就是一種教育力量，要發揮其積極的教育效果。

公共性

郭秉文認為教育管理之所以要具有公共性是因為，教育是一項具有公共價值的事業。從教育中受益的不只是某一個體、群體或地區，而是整個社會與國家。郭秉文主張，一個國家應當積極地發展其公共教育制度，公共教育制度在對象上面向的是所有公眾，公共教育發展的首要責任主體是政府。郭秉文指出，要擺脫普及教育躊躇不前的狀況，需要有效化解兩大難題：一是要解決文字語言所造成的學習難繁問題；二是要解決學校建設所需教師的培養及其經費問題。

本土化

郭秉文對於西方教育制度有著較為深入的了解，並從創造美好國家前途的角度，對西方公共教育制度心嚮往之。但與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所倡導的“拋棄傳統、全盤西化”的主張不同，他又有著明確的文化自覺意識，強調教育制度建設一定要在世界眼光中保持清醒的本土思考。在他看來，只要將世界眼光與本土思考結合起來，一方面採用歐美製度所長，一方面保存、發揚中國教育之所宜是，就能夠迎頭趕上，創造教育和國家的美好前途。

歷史感

郭秉文關注教育制度的歷史沿革，主要不是為了記敘史實，而是為了解教育的過去，理解當下教育的來路，以及思考未來教育治理的去向。同時，他也是用這種方式提醒教育管理者確立教育管理的歷史意識。首先，郭秉文相信，現實是歷史的一個部分，是經歷史一步步演變而來的。郭秉文也認為，教育管理很大程度上不是管理問題，而是歷史問題。很多現實的教育管理問題，必須回到過去，才能明白現實的由來，找到問題的原因所在。其次，郭秉文認為，現實雖是歷史一步步演變而來的，但今未必勝於古。再次，郭秉文也強調，時事有變遷，宜於古者未必宜於今。他倡導一種辯證的歷史觀，不迷信“今必勝古”，也不陷於“復古主義”。

漸進性

郭秉文對於教育改革持漸進立場，他對於傳統的教育觀念與教育內容不是簡單地排斥與否棄，而是在肯定其價值的基礎上尋求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在倡導新興教育價值與教育制度的同時，也關注其局限、現實適應性以及實施條件等問題。因此，學校行政改革切不可一下子由嚴格高壓變為放任自流，不能“邁大步子”，只能“一步一步走”。同樣，在當時教育界普遍倡導的“學校全體共作之精神”與“學生自治”問題上，郭秉文也主張審慎對待，不可求之過切、操之過急。

“東南大學之父”。（新浪網）

“郭秉文先生是我校最有影響力的校友。”（美國伍斯特學院）

郭秉文先生是推動中美教育交流的近代巨擘，也是全面學習美國教育的先驅。

“各國人士的眼睛里，中國人在外交界上只有顧維鈞、施肇基，教育界上只有郭秉文。”

“五四”之前中國的高等學校，除個別私立大學(包括教會大學)外，大都僅招男生而不招女生。教育史上稱此現象 為“女禁”。1920年4月7日，南高決定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考慮到這一舉措可能遇到的阻力，為造聲勢，郭秉文與蔡元培、蔣夢麟和胡適等人商定，南北一致行動，共同開放“女禁”。

兼收女生的消息傳出，朝野嘩然，流言蜚語不堪入耳，甚至思想比較開明的張謇和南高老校長江謙也明確表示反對。后經郭秉文、陶行知等人多方解釋，招收女生的入學考試終於如期進行。當時有一位叫張佩英的女生，在陳獨秀、張國燾等人鼓動下，專程從上海趕來南京投考。據她回憶，她曾在北大和南高之間多次權衡，終嫌“北大官僚氣太濃”而選擇了“學風深 厚”的南高。高等教育中“女禁”的打破推進了教育的民主化，揭開了中國高等教育史上新的一頁。

1920年4月7日，郭秉文在校務會議上正式提出建立東南大學的建議，經過討論，一致贊成。郭秉文雷厲風行，隨即組織“籌議請改本校為東南大學委員會”，經過一年多的奔走，雖幾經波折，1921年9月，國立東南大學正式成立，郭秉文任校長。

經過幾年發展，國立東南大學聲譽鵲起。從學科結構來看，覆蓋面之寬，居全國之首(北京大學只設文理科和法科，中山大學設文理、法、農3科)。無論從師資條件還是辦學設施看，國立東南大學在國內大學中都堪稱一流。美國著名教育家、世界教育會亞洲部主任孟祿博士考察了中國各主要大學之後，稱讚“國立東南大學為中國政府設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現代高等學府”。

國立東南大學的創建是郭秉文辦學生涯中最輝煌的一頁，正是由於他在國立東南大學的創立和發展過程中所發揮的無可替代的巨大作用，郭秉文被人們譽為“東南大學之父”。

中國對美國大學模式的引入自東南大學始，郭秉文從一開始就努力 移植美國大學模式，南高——東大的選科制、評議會、董事會，處處可見美國大學模式的痕迹。和北大的歐洲大學模式相比，東南大學的美國模式有幾個顯著的特點：在學校行政管理上，設置董事會；在大學職能的定位上，面向社會，服務社會。

還在東南大學籌備之初，郭秉文就借鑒歐美各大學設立董事會求社會贊助、協助校務的經驗，著手建立學校董事會。董事會的職權是很大的，據1924年正式制訂的《國立東南大學校董會簡章》規定，其職權包括：決定學校大政方針；審核學校預算決算；推選校長於教育當局；決定學校科系之增加，廢止或變更；保管私人所捐之財產；決議學校其他之重要事項。它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決策機構，地位與校長並列甚至更高。這種領導體制在國立、公立各高校中是首次建立。1921年3月，經全體職員大會議決，組成了東南大學董事會，

董事會不僅加強了學校與政府、教育與社會的聯繫，提高了東大的知名度，而且，為東大在解決資金、物質供給以及 與地方相處方面的各種具體問題提供了極大便利。1924年東大籌建生物館，其中10萬元是校董籌集來的；校董穆藕初獨 資興建了東大農具院的房舍，還捐資66000兩白銀，資助東大教師出國深造。

然而，大學董事會制度也帶來急功近利的問題，1924年3月，東南大學校董會以經費不足為名停辦工科，事先不與主任茅以升通氣，釀成風潮。1921年，校董會決定將商科遷往上海與暨南大學合辦商科大學，也沒有徵求商科主任楊杏佛的意見，楊是在報紙上看到這一消息的，頓時勃然大怒，這是他與郭秉文後來矛盾激化的始因。

在校董會決策下，哪個系給錢多，哪個系給錢少，完全暗箱操作，常不顧教育規律，引發教授不滿。致命的是，郭秉文利用校董會制度的缺陷，使自己的權力最大化，他在管理上任用私人，不及時公開帳目，他要求會計李仲霞只聽命於他本人，可李仲霞卻趁機貪污。

東南大學籌建之時，他借鑒美國哈佛大學衛諦氏圖書館和哥倫比亞大學科學圖書館的經驗，規定，若有人獨資捐建，圖書館就以其別號命名；若有集資建圖書館，就將其芳名刻於銅牌，懸掛在館內正廳。

當時郭秉文得知原江蘇督軍李純自殺前曾立遺囑，將遺產的一部分捐給南開大學建造校舍，於是，便親自寫信給繼任 江蘇督軍齊燮元，勸說他獨資捐建東大圖書館，將好事辦在生前。齊燮元心動，以其父的名義捐助15萬元修建孟芳圖書館。后又陸續募集到現款17000餘元，圖書2612種，從而使“東大”的學習條件大為改善。

“南高”以科學名世最典型的表現大概要算中國科學社的整體進駐。中國科學社與南高是同年出生的，它比南高還早兩月，1914年6月在美國成立。當時，以任鴻雋、楊杏佛、趙元任為首的一批中國留美學生看到“歐美各國的強大，都是應用科學發明的結果”，遂成立了以共圖中國科學之發達為宗旨的中國科學社。南高成立時，中國科學社的骨幹成員尚在美國留學，由於郭秉文在留美期間交遊廣泛，還曾擔任過留美中國留學生聯合會會長，因此，在他的號召之下，這些人陸續學成回國時，不少人應其之邀到南高任教。1918年，中國科學社遷回國內，總部就設在南京。其主要成員相繼應聘到南高，南高——東大遂成為科學社骨幹成員的雲集之所。1920年南高改組東大時，文科的梅光迪、陳鍾凡、湯用彤、陳衡哲、陸志偉，理科的任鴻雋、竺可楨、張子高，農科的鄒秉文、胡先，工科的茅以升，商科的楊杏佛，教育科的陶行知、陳鶴琴，都是中國科學社的成員。

由於南高——東大和中國科學社的聯繫如此緊密，以至於南高——東大被時人稱為“中國科學社的大本營”，這種聯繫也形成了南高——東大“注重科學”的特色，使之迅速成為“中國科學發展的一個主要基地”。

東南大學所處的江蘇省一直在直系軍閥的控制之下。1924年12月22日，北京政府下令討伐直系的江蘇督軍齊燮元，齊被迫下野，避居上海。

齊的被討給郭秉文帶來了厄運。作為國立的東南大學，預算經費的2/3是由江蘇省承擔的，郭秉文不能不與齊燮元搞好關係，而齊燮元也確實給過郭秉文以支持。這樣，郭與齊的交往在黨爭的有色眼鏡中就變成了對直系軍閥的依附。1925年1月6日，段祺瑞的北京政府於國務會議上匆匆通過了免除郭秉文國立東南大學校長的決議，教育部下發了第一號訓令，並於次日在報上公布。

對於郭秉文的被免職，多數人大惑不解，就連郭秉文本人也莫知所以。雖然郭秉文為了學校的生存，與直系的江蘇督軍齊燮元的關係較為密切，但郭秉文“學者不干預政治”、“學者不黨”的主張是人所共知的。直到2月上旬《京報》把吳稚暉給邵飄萍的信登了出來，大家才弄明白，原來是吳稚暉、汪精衛、李石曾等國民黨人的主張，說郭秉文是“教育界的吳佩孚”，屬於“直系人物”。而此時經過第二次直奉大戰，直系軍閥已悉數倒台，於是便有人出來趕直系“學”閥下台了。

說郭秉文是“教育界的吳佩孚”只是一種借口，真正的原因是郭秉文與身為東大教授的國民黨員楊杏佛矛盾激化所致。因為楊杏佛秉性耿直，對郭秉文的工作常加指責，言語尖刻，因此郭楊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直奉大戰之後，打了勝仗的奉系首領張作霖和在前線倒戈的原直系將領馮玉祥為防止吳佩孚東山再起和穩定大局，一方面請皖系首領段祺瑞出山，暫掌北京政權；一方面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事。因此，國民黨中的一些上層人物，如汪精衛、吳稚暉等人，在這段時間裡與段祺瑞等人打得火熱，說出來的話自然也很有份量。

郭秉文看到這一消息，遂取消返寧計劃，給教育部和東大各拍了一封電報，沒有說什麼抱怨的話，只叮囑校方維持學校的正常運轉，並希望教育部速讓新校長胡敦復到任，以免“學校停頓，學子失學”。

但東南大學這邊卻已是群情嘩然。東大學生自治會當即發表全體學生宣言，對免郭表示強烈反對；東大部分教師也以全體教職員名義致電教育部；東大行政委員會則立即致電黃炎培、蔣夢麟諸校董，要他們出面維持。

社會上的許多知名人士也對免郭持反對意見。曾任蘇州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長的王朝陽在致電教育界時慷慨陳詞：“東大郭校長，無端免職，實駭聽聞。從此學界亦將捲入政黨傾軋潮流。”“敢告全國，共抒正論，為學界留一線人格，為教育界延一縷生機。”當時已辭去東南大學教職的陶行知更點明：這是國民黨“實行黨化教育之先聲”。

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教育部欽點的新校長鬍敦復一再表示不就東大之職。

1925年2月1日，東大校董會再次舉行會議，決議否認教育部易長之令，請郭秉文照舊任職，先請赴國外考察教育。由東大校董會和商大委員會組成臨時委員會，協助兩校行政委員會維持校務。

2月中旬，《民國日報》又登出了一封汪精衛答覆東大學生的公開信。他在信中說：“郭與齊（燮元）之關係，齊未敗時郭未嘗諱言，即就郭平日與銘（汪精衛自稱）所言，亦自謂參與齊督外交機要也。”汪精衛的這封信把本來還認為“公道自在人心，原不必斤斤計較”的郭秉文惹惱了，他立即於2月21日發表了駁斥汪精衛的公開信：“文（郭秉文自稱）與足下，自1919年同船赴美后，絕未再面，何來‘即就郭平日與銘所言’？如此說在1919年同船赴美之時，則東大尚未誕生，蘇督系李（純）非齊（燮元），何至有參與齊督外交機要之談話？若此函果為足下所寫，空中樓閣，竊為足下不取也。”這封信弄得汪精衛既有“自套近乎”之窘，又有信口雌黃之嫌，落了個灰頭土臉。緊接著，郭秉文又將了汪精衛一軍，既是叫他難以收場，更是為自己討個清白：“文以為足下平時之人格，決無此言。尚祈將《民國日報》所登足下原函明示，即可證是否足下所發，以釋群疑。”結果是，再也沒有下文。有資料表明，汪精衛之所以如此起勁地拱郭秉文下台，實際上是自己想當東南大學的校長，只是後來形勢有變，未能如願。而郭秉文也於當月掛冠而去，先是赴美考察教育，接著就到英國參加世界教育會議去了。

但郭秉文的愴然離去並未讓風波稍事平息。3月9日，本來聲稱不來就職的胡敦復突然來到東大，徑至校長室，令文牘員交出學校印章。正在上課的學生聞訊趕來，憤怒之下，有的同學對胡拳腳相加。1925年3月11日，教育部訓令取消東大校董會，19日，東大教授召開緊急校務會議，致電執政府，退回教育部訓令。

1925年4月18日，北京政府仍決定由胡敦復簡任校長，東大風潮再起。胡則要求江蘇省政府派衛隊保護，進駐東大，但遭到拒絕。東大學生聞訊則緊閉校門。5月5日，陳逸凡等48名教授聲明，堅決拒胡。胡敦復進不了校園，只好打口水戰，數次在報端發布公告，表示要接管東大；東大校務委員會則針鋒相對，也刊登廣告，否認胡為東大校長。

如此這般，易長風波斷斷續續一直持續了差不多一年才逐漸平息，儘管郭秉文最終沒有回到東大，但胡敦復也未能進入東大。1926年1月7日，東大師生為此舉行校恥周年紀念大會，在會上，陳逸凡教授慷慨陳詞：“東大人不受武人政客利用，東大人不做武人政客傀儡，此足可引為自豪者”。

郭秉文獎學金

為紀念郭秉文，東南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等學校設有郭秉文獎學金（郭夏瑜設立）

郭秉文雕像

在上海財經大學國定校區內建有郭秉文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