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鴻雋

任鴻雋，字叔永。祖籍浙江湖州，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12月出生於四川省墊江縣（現屬重慶市轄縣）。著名學者、科學家、教育家和思想家。辛亥革命元老，中國近代科學的奠基人之一，妻子為五四女作家陳衡哲。

任鴻雋 童年在家塾讀書，1898年考入“墊江書院”。他聰穎勤奮，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

光緒三十年為應科舉，入巴縣學籍。同年參加中國最後一次科舉考試，中四川巴縣（今重慶市）第三名秀才。后就讀於重慶府中學堂，再考入上海中國公學。

1908年赴日本留學攻應用化學，1909年，經但懋辛、朱葦煜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與吳玉章聯繫甚密。

辛亥革命前夕，在東京中國同盟會總部十分活躍的任鴻雋，擔任中國同盟會四川分會會長、書記等職，他負責購買軍火，向國內革命黨人輸送槍支、彈藥。常常深夜前往孫中山老友、日本浪人宮崎滔天家中購買手槍，藏在大衣內冒險帶回家中，再轉交給另一同志。這些軍火就這樣一程又一程秘密運回到國內革命黨人手中。除了手槍，任鴻雋還擅長配送另一種軍火，那就是革命言論。黃花崗起義前，任鴻雋將自己擬撰的革命文告油印成大量傳單，又連夜刻制了“中華民國軍政府”的大紅印加蓋在印好的傳單上，交給喻培倫（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弟弟喻培棟帶回國內，在革命黨人最活躍、最集中的長江沿線散發。

武昌起義前夕，“四川保路運動”在全川搞得轟轟烈烈。任鴻雋在日本密切關注家鄉這一反清活動，拿起筆，作刀槍，先後撰寫了革命文告《川人哀告文》、《為鐵道國有告國人書》，寄回國內發表在上海《民立報》上，言辭激烈，在海內外引起極大反響。當時正在成都四川官立高等學堂附屬中學堂讀書的的郭沫若後來曾慨嘆：“辛亥首義爆發點在武昌，但其導火線卻是四川保路運動”，這正是“天下未亂蜀先亂”也。

除了言論，任鴻雋還負責配送人才，在海外中國同盟會大本營東京總部，資助一批又一批的革命黨人回國，投身革命。任鴻雋後來在《五十自述》中寫道：“由總會資助留東同志歸國者若干人，皆吾為之經紀。”這其中包括當時在日本士官學校求學的蔣介石、張群。上世紀九十年代台灣出版的《蔣介石》一書中曾記載這一史實的經過，這是蔣介石人生道路的一個重大轉折點。

1911年武昌首義后歸國，任孫中山臨時總統府秘書。袁世凱竊國稱帝，憤而棄官去美求學，連續獲得美國康乃爾大學化學學士和哥倫比亞大學化學碩士學位。

1918年回國，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教育司司長、北京大學教授、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國立東南大學（現南京大學前身）副校長。

1935年擔任四川大學校長，對校務進行多方面的改革，正當他在事業上蓬勃發展之際，他的夫人 陳衡哲（川大西洋史教授）連續著文抨擊四川政治社會，從而遭到四川上層社會的不滿和忌恨，引起對她的激烈攻擊。此事遷怒到任鴻雋，使他壯志難酬，1937年6月憤然辭職。

1938年任中央研究院（中華民國最高學術研究機關）秘書長、總幹事兼化學所所長。抗戰勝利后，任中國科學社社長，不久赴美考察。

1947年回國，埋頭著述，寫出《最近百年化學的進展》、《大宇宙和小宇宙》以及自傳體《前塵瑣記》等專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任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科聯主任委員、上海圖書館館長等職。

1961年辭世。

1908年，任鴻雋東渡日本，考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應用化學科，當時章太炎正在日本舉辦“國學講習會”，他從其學習國學，深受其革命思想影響。

1913年，他考進了美國康奈爾大學文理學院，主修化學和物理學專業。在攻讀專業的同時，他還經常考慮科學與國家、社會進步的深遠關係。他認為：“現今世界，假如沒有科學，幾乎無以立國。”他說：“所謂科學者，非指化學物理學生物學，而為西方近三百年來用歸納方法研究天然與人為現象而得結果之總和。……欲效法西方而擷取其精華，莫如介紹整個科學。”

1914年夏，為了實現科學救國的理想，他與同學趙元任、胡明復、周仁等聯合發起成立科學社，集資創辦《科學》月刊。次年，中國科學社正式成立，他被推舉為董事會董事長和中國科學社社長。該社是中國最早的綜合性科學團體。《科學》月刊也於同年正式問世，公開出版，這是我國最早的綜合性科學雜誌。在以任鴻雋為首的一批具有遠見卓識的知識分子領導下，該社和該刊在此後的幾十年曆程中，為促進中國現代科學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1916年，他於康奈爾大學畢業，獲得學士學位。隨後又考進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化學工程專業，1918年畢業，獲碩士學位。

1918年秋返國，因中國科學社董事會的其他成員大多畢業回國，故中國科學社的辦事機構也隨之遷回國內。回國以後，他首先著手中國科學社的基本建設工作以擴大其在國內的影響和作用。為此，他組織社員發起“5萬元基金募集活動”，他自己以身作則，先後到上海、杭州、廣州、南通、南京、武漢、成都、重慶等地進行演說，宣傳科學，募集資金，並獲得了孫中山、徐世昌、伍廷芳、馬相伯、梁啟超、張謇、蔡元培等各界人士的支持。

1920年，任鴻雋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學任化學系教授。

1925年，因不滿學校新舊兩派鬥爭而辭職，回家閉門著述《科學概論》一書。該書於1926年作為中國科學社叢書之三，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925年9月，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簡稱中基會）幹事長范源濂邀其赴北京任該會專門秘書。中基會系以美國第二次退還的庚子賠款餘額建立的科學基金組織，任務是管理和支配基金，以發展中國的科學、教育和文化事業。他很願意藉此推動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因而工作盡心竭力，成效顯著。任鴻雋發展中國科學事業的主張，對中基會的工作方針和事業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在他的積極努力下，中基會運用自己的財力，興辦科學事業，資助科學機構，如設立了編譯委員會、社會調查所、靜生生物調查所等，興建了北平圖書館，資助中央研究院、中國科學社、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地質調查所、青島觀象台、廣東植物研究所和若干大專院校等，還派遣了大批有志於科學事業的青年出國深造。對學有所成的科學家設置研究教席，對科學研究有成績者進行獎勵等，培養了大批科學人才，為中國現代科學和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1935年，任鴻雋被委任為四川大學校長，他到四川大學后，首先進行調查研究，然後發動教師和各級單位主管者，一同擬定了改建四川大學的宏偉計劃，包括興建圖書館、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農學院、辦公室、教室、實驗室、大禮堂、宿舍、體育館等；還釐定課程；延聘教授；整頓學風等。經多方努力，取得了全校師生和當時教育界以至蔣介石的支持，籌備了300萬元建築費，並立即組織實施。

1936年他辭去中基會幹事長職務，專心從事四川大學的校務和建設，期望經三五年的努力，使該校躋身於全國著名學府之林。正當他在事業上蓬勃發展之際，他的夫人 陳衡哲（川大西洋史教授）連續著文抨擊四川政治社會，從而遭到四川上層社會的不滿和忌恨，引起對她的激烈攻擊。此事遷怒到任鴻雋，使他壯志難酬，

1937年6月被迫辭去四川大學校長職務，仍回中基會並從事編譯工作。對他的辭職，當時《獨立評論》上有一段記述：“任鴻雋先生此次堅決辭去國立四川大學校長職務，使我們關心高等教育的人都很惋惜。他在川大的兩年，真可以說是用全副精力建立了一個簇新的四川大學。我們深信，他這兩年努力種下的種子，不久一定可以顯現出很好的結果。”

在抗日戰爭的艱難歲月中，他努力配合蔡元培領導中央研究院及所屬各所開展工作。他因陋就簡，在化學研究所內籌建了實驗室，使科研工作得以正常進行。他還利用轉移到鄉村躲避日軍對昆明進行空襲的時間，翻譯《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宗教的關係》一書。該書於1946年3月以《科學與科學思想發展史》為名在重慶初版。同年6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再版。這是我國較早的一部科學史譯著，也是一部受學術界重視和歡迎的大學叢書。

1941年冬，中國科學社和中基會轉移至重慶北碚。

1942年他仍兼中國科學社社長等職。中國科學社自1944年1月直至60年代初中國科學社結束工作為止，因其在中國科學社事業上的成就卓著，他均擔任中國科學社社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他看到黨和政府重視科學事業，於是他徵得中國科學社的理事及全體社員的同意，1953年主動向政府有關部門提議，將中國科學社的全部事業生物研究所、明復圖書館、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等機構，以及《科學》月刊、《科學畫報》、《科學季刊》、《科學叢刊》、《科學譯叢》和《科學史叢書》等書刊陸續奉獻給國家，經政府批准，他將中國科學社所屬各項事業及其房屋、財產等逐步移交給中國科學院、科學出版社、上海科普協會、上海圖書館等單位或部門，1960年5月4日全部移交完畢。至此，歷時45載的中國科學社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及科學界，對任鴻雋的功績給予充分肯定。1949年，他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了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參與共商建國大計。此後，他熱忱參加人民政權的建設，尤其在科學教育事業方面，繼續做出了積極貢獻。他歷任中央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華東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上海市人大代表、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科聯常務委員，上海市科聯主任委員、上海市科協副主席，上海科技圖書館館長和上海圖書館館長等職。

任鴻雋知識淵博，著述宏富，一生撰寫論文、專著和譯著300多篇（部），內容相當廣泛，涉及化學、物理、生物、教育、政治、文學、科學思想、科學組織管理和科技史研究等多方面。他的學術思想和對科學事業的開拓精神，至今仍為學術界所重視。他生性淡泊，不慕榮名，為發展祖國的科學事業嘔心瀝血、奮鬥畢生，在我國現代科學技術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

陳衡哲（1890.7.12－1976.1.7） ，中國第一位公派女留學生，中國第一位以西洋史為專業的留學生，中國第一個白話文小說家，中國第一位新文學女作家，中國第一位女博士。

筆名莎菲（SophiaH.Z.Chen），祖籍湖南衡山，生在江蘇武進。幼年在親友輔導下讀書。1911年到上海，進愛國女校。1914年考入清華學堂留學生班，成為清華選送公費留美的女大學生之一。先後在美國沙瓦女子大學、芝加哥大學學習西洋史、西洋文學，分獲學士、碩士、博士學位。1920年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講授西洋史；1920年9月27日與任鴻雋結婚；後任職於商務印書館、國立東南大學、四川大學；著有短篇小說集《小雨點》、 《衡哲散文集》、《文藝復興史》、《西洋史》及《一個中國女人的自傳》等；建國後任上海市政協委員，1976年去世；她是我國新文化運動中最早的女學者、作家、詩人，也是我國第一位女教授，有“一代才女”之稱。

任氏四傑與辛亥革命：任鴻熙（伯光）、任鴻澤（仲俠）、任鴻雋（叔永）、任鴻年（字季彭，報國捐軀的辛亥志士）。任鴻熙、任鴻澤在兩個弟弟的影響下，也積極為革命黨人做了大量的實際工作。可以說，任家四兄弟為辛亥革命都做出了值得一書的貢獻。

任以都，1950年代獲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曾首次把中國明代科技名著《天工開物》譯成英文，後來成為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第一位華人女性終身教授。

任以書，畢業於美國瓦薩大學，1950年代為照顧父母回到上海，在政府機關工作。丈夫程述銘，上海天文台天文學家，其大嫂上官雲珠，知道江青很多底細，被逼跳樓以後，程述銘受株連，被囚禁，最後，家裡接到一紙“畏罪自殺，觸電身亡”的通知書。1980年代，任以書重返美國，90年代在美國去世。

小兒子任以安，哈佛大學物理學博士，1992年任全美地質學會會長。

他是我國最早綜合性科學團體—— 中國科學社和最早綜合性科學雜誌——《 科學》月刊的創建人之一，並長期擔任領導工作，也是傑出的科學事業的組織領導者之一，為促進中國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其科學論文、專著和譯著頗多，內容涉及化學、物理、教育、科學思想、科學組織管理和科學技術史等多方面。主要有《科學概論》、《最近百年化學的進展》、《近世化學家列傳》等。

他在科學傳播、科學體制探索、科技政策研究等方面扮演了先驅的角色，他的思想和精神，對今天的我們仍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

開創科學傳播新時代的旗手

中國的近現代科學，不是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產物，而是西方科學在中國傳播的“結果”。任鴻雋在1915年創辦《 科學》雜誌，闡述“以傳播世界最新科學知識為幟志”，劃出了科學傳播的一個新時代。在《科學》雜誌上特辟“通論”專欄，後來編《科學通論》，撰寫《科學概論》，他都是為了向國人介紹埋在各個“學科”之中的“整個科學”。“科學”一詞，自從1897年由康有為把日文漢字轉變為中國文字之後，走到任鴻雋這裡，才算是得以正名。

《 科學》曾走進一度要決心“設法補足基礎科學知識”的青年毛澤東的視野；發明大王愛迪生曾因《科學》雜誌問世而發出了“偉大中華民族在覺醒”的感慨；《科學》更曾為金壇少年華羅庚打開一扇通往理想的大門……

探索中國科學體制化的開路先鋒

留學美國的任鴻雋，就以為英美的一套最好：辦《科學》以Nature為楷模，辦中國科學社，則以英國皇家學會為楷模。1918年回國以後，開始了在神州大地上的科學拓荒事業。他把“研究精神”看作是“科學的種子”，而把研究組織看作是“培養此種子之空氣與土壤”。因此，他在各種報刊上發表文章、在科學社年會和通俗科學演講會上作報告，時時處處鼓吹“研究”。

1922年在南京創辦了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後來又建科學圖書館，建科學圖書儀器公司……當1926年出席在東京召開的第三次太平洋科學會議時，中國科學社被視為中國科學界的代表組織，得到了社會的承認和肯定。他們堅持“民辦”科學的獨立道路，後來在蔡元培等倡議下建立了與中央集權制相適應的中央研究院，從1928年一誕生，就佔據了中國科學界的主導地位。中國科學社，不僅為中國科學的體制化做了可貴的早期探索，也為中央研究院（中華民國最高學術研究機關）的成立輸送了骨幹人才。

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角色

任鴻雋在留學期間對比中西差距，認識到中國最缺“科學”，由此在留學生中發起“科學救國”運動。由此在中西文化的溝壑間修橋鋪路，更在科學救國的目標下，探索中華民族走向新生而應確立的價值觀念，為此率先擎起了將“民主”與“科學”並舉的現代化旗幟，成為神州大地上在新文化運動驚雷乍響之前悄然綻放的第一枝報春花。

1917年，任鴻雋曾聆聽奧伯林大學教授M.梅特卡夫的講演，梅氏認為，如同肌肉有收縮與舒張、物質間有吸引與排斥一樣，人類社會是需要保守與革新兩種力量並存的。社會中的保守與革新分別表現為“傳統主義”與“科學精神”，是維持社會穩定和推動社會前進的兩種必不可少的力量。梅氏告誡中國留學生：中國長期受保守主義之統治，進步緩慢不足為怪，當前急務是要普及科學精神，爾後才有進步可言。任鴻雋認為“其說頗針發吾國人癥結而葯之”。他翻譯了梅氏的講話，刊登在《科學》雜誌上，期望國人接受它。回國后，他長期致力於向國人普及科學精神，推動科學研究，提倡科學家以發現新知識為己任。

科技政策研究的先驅者

在任鴻雋的著述目錄中，長長排列著《科學與工業》、《科學與教育》、《發明與研究》、《科學之應用》、《科學與近世文化》、《科學與社會》，他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工作期間，發表了許多有關科學、技術和教育問題的言論，在今天看來是屬於“政策研究”範疇的。

在抗日戰爭中，他奮力支撐著中國科學社，也同時密切關注著世界科學的發展趨勢。一到抗戰勝利，就強調“要把發展科學當作此後立國的生命線”，並具體提出：第一，要把發展科學確定為“國策”；第二，要為發展科學制定一個具體而整個的計劃；第三，國家要為發展科學作出專門的預算；第四，管理科學事業的人員要由專家擔任。1949年4月，他在中國共產黨外圍組織主持召開的座談會上，再談“要把科學當作國策”，同年10月發表《敬告中國科學社社友》的講話時，強調“科學研究已成了新政府的國策”，更顯出對科學傳播的急切的期待。

1.《建立學界論》（留美學生季報），1914

2.《建立學界再論》（留美學生季報），1914

3.《化學元素命名說》（科學），1915

4.《戰事上之財政觀及戰爭於工業上之影響》（科學），1915

5.《化學於工業上之價值》（科學），（任鴻雋譯），1915

6.《科學與工業》（科學），1915

7.《歐洲製糖工業發達略史》（科學）（任鴻雋譯），1915

8.《科學與教育》（科學），1915

9.《照相術》科學，1915

10.《吾國學術思想之未來》（科學），1916

11.《實業教育觀》（科學），1917

12.《空氣中硝素之固定法》（科學），1917

13.《發明與研究》（科學），1918

14. 《何為科學家》（科學），1918

15. 《科學方法講義》（在北京大學講演）（科學），1918

16.《無機化學命名商榷》（科學），1919

17.《愛因斯坦重力新說》（科學），1920

18.《物之分析》（科學）（任鴻雋譯），1921

19.《科學概論》（商務印書館出版），1926

20.《吾國科學研究狀況之一斑》（科學），1928

21.《庚款與教育》（獨立評論），1932

22.《科學名人傳》（上海：中國圖書儀器公司出版），1933（第三版）

23.《再論大學研究所與留學政策》（獨立評論），1935

24.《十年來中基會事業的回顧》（東方雜誌），1935

25.《近代科學之發展及其與哲學之關係》（文史雜誌），1941

26.《五十年來的科學．五十年來的中國》1945

27.《大宇宙和小宇宙》（商務印書館出版），1950

28.《愛因斯坦與相對論》（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1956

29.《最近百年化學的進展》（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1957

30.《中國科學社社史簡述》（北京：文史資料選輯第15輯），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