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際均

主要著作:《論戰略》、《軍事戰略思維》、《軍事理論與戰爭實踐》、《軍事科研思考與學術對話》、《中國軍事思想傳統與防戰略》。

人生事迹

“兵馬未動，學術先行”的解放軍老將

先後擔任師、團司令部參謀，1988年被授予陸軍中將軍銜，還擔任中國《孫子兵法》研究學會會長、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高級顧問、北京大學兼職教授。

誰敵視中國誰就會為自己製造12億個敵人，並將為此付出極高的代價。——李際均

軍旅之路及身平事迹

野戰部隊軍事主官兼博士生導師

1997年，有著47年軍齡的李際均從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副院長的崗位上“隱退”。“隱退”前，他在美國陸軍學院發表了一次精妙絕倫的演講，引得全場起立鼓掌。這次演講，被美國軍方視為對中國傳統軍事思想和現階段防禦戰略的最好闡釋；演講全文還以單行本的形式被收入美國陸軍學院的“萊特奧特論集”系列。外電稱，李際均是真正博學又具有實戰經驗的中國軍方“儒將”。

1934年，李際均出生在哈爾濱，9歲時隨家人遷到長春市。父親他的是一個愛國的私塾先生。李際均的童年飽受家父深厚學養和愛國主義的教育。

1950年正在讀高中的李際均毅然投筆從戎，報名參加了中國人民志願軍，奔赴朝鮮戰場。那時他剛16歲。

在朝鮮戰場，無論是在堅守防空洞的時候，還是在沒有任務的情況下，只要一有時間，他就翻開他那隨身帶的《四角號碼辭典》，認真學習，積累知識。在艱難困苦中，他把一本《四角號碼辭典》“通讀”了好幾遍，還記下大量的戰地筆記。在志願軍中，他有“軍中秀才”的雅號。

1953年，李際均從朝鮮回國，上級領導看到他有較好的文化基礎，便將他直接調任某軍司令部參謀。這期間他主要從事戰史研究工作。他對工作十分投入，幾年的研究整理工作使他對解放軍和古今中外的戰史及軍事思想有了深入的了解，為他的軍事生涯開闢了一個新的領域。

1965年，他調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工作。李際均在軍科院一待就是17年，先後擔任研究員、研究處長、研究室主任等職，成為了一位名符其實的“儒將”。

李際均刻苦的治學精神令所有與他共事的人欽佩。在軍科院，人們看到他經常一個人在辦公室熬夜加班到天亮，匆匆吃過早飯後再回到辦公室。有一次，為了查閱資料，他乾脆讓圖書管理員在下班時把他反鎖進書庫里，肚子餓了就用隨身帶的兩個饅頭充饑。即使是在“文革”中他也沒有停止學習和研究，後來人們發現他除了讀書和科研，什麼娛樂都沒有，儼然一個“書獃子”的形象。至今他仍不會打牌、不會下棋、不會跳舞，總之凡是“玩”的東西他都不會。也正是因為他把整個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中，在軍科院的17年裡，李際均為了研究戰爭計劃問題，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將近代以來的外國主要戰爭計劃，逐一進行了梳理；把軍事理論與戰爭實踐相結合，從哲學與戰略的高度關注現實、解剖現實，從而提出了大量極富啟發意義和理論價值的見解，誕生了許多重要的學術研究成果，成為一個備受關注的軍事戰略專家和軍事歷史學家，受到中央軍委的關注。

1982年，李際均回到闊別10多年的野戰部隊，出任某師師長。同年他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也是當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師長中唯一一位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後來他在1985年當選為中央委員，又在中共十三大和十四大上連任，直到1997年十五大前才從中央委員的位置上卸任。1988年李際均被授予中將軍銜。

1991年李際均升任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並於1998年當選為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在此期間，他親自撰寫了《軍事理論與戰爭實踐》《軍事戰略思維》兩部著作，在國內外發表軍事理論文章數十篇；同時主持編寫了《中國軍事通史》《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語》等5部著作，在軍內外乃至海內外都產生了較大的反響。

雖然1997年李際均從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但分析人士透露，在中國軍方，將軍退休只不過是職位的退讓，他們幕後智囊的角色仍不會改變，他們的智慧將在軍中產生強大的影響。李際均現仍任戰略學博士生導師，也是軍事科學院中唯一一名曾在野戰部隊擔任過軍事主官的博士生導師，他還擔任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副會長、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會長、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高級顧問。

設計並建成第一個具有立體作戰能力的集團軍

1979年對越自衛還擊作戰的經驗，使中央軍委意識到人民解放軍發展技術兵種和進行諸兵種合成編組的必要性。

1985年，中央軍委決定組建第一支機械化集團軍。這時中央早就看好既具有深厚理論素養又具有實戰指揮能力的李際均。李際均被直接從師長職務提拔擔任新改編的集團軍軍長一職，接受了具體組織將野戰軍改編為集團軍的重任，又一次成為全軍矚目的焦點人物。

李際均接受任務后，意識到僅僅把諸兵種“組合”在一起並不能達到目的，更重要的是要按照科學的理論，合理配置諸兵種，以提高部隊的“合成”作戰水平。這對李際均來說，是一個新的課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近60年的歷史中也沒有先例。為了更快地找到對這一課題的答案，李際均號召全軍將士對“組合”進行科學論證，設法找到一條最大限度發揮集團優勢的“組合方案”。所謂“兵馬未動，學術先行”。

李際均提出的命題是“集團軍的編製體制與作戰能力論證”和“集團軍戰役行動研究”。他稱這是兩大“軍事學術工程”。為此，李際均和將士們在查閱上千份現代戰爭、合同演習和兵器實驗資料的基礎上組織部隊進行實兵實車演習，獲得了大量數據，形成了150萬字的文字材料。在此基礎上，深入研究了集團軍在現代條件下作戰行動的特點和規律，提出了一些頗有新意的作戰原則和戰法。這些成果，為後來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野戰軍陸續改編成集團軍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1986年，李際均帶領該集團軍組織了一次近似實戰難度的合成作戰演習，獲得成功。《解放軍報》將這次演習評為“標誌著我陸軍已結束單靠步兵決定勝負的歷史，跨入合成作戰時代”。李際均在這次戰役演習中，充分展現了卓越的組織指揮才能。

李際均在此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對於現代技術條件下的戰爭規律的把握和與中國軍隊實際相結合的能力，標誌著人民解放軍現代化建設邁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一步，使他進一步受到軍方最高層的肯定。

2000年的某一天，美國國會眾議院軍事委員會舉行了中國戰略意圖及戰略目標聽證會。這是美國國會歷史上第一次以中國的軍事發展及目標為題目舉行的聽證會。美國前政府高級官員、前海軍將領以及學界人士應邀在聽證會上作了證。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斯本斯說，美國在冷戰時期與中國的關係似乎比今天還要好，他希望找出相關的答案來。中國究竟是美國的朋友，還是美國的敵人，或是既不是敵人，也不是朋友？

在這次有意思的聽證會上，曾經在美國駐華使館擔任陸軍武官的伍澤爾，與中國軍方的一些將領有過私人交往，特別稱讚了李際均中將，因為“這位將軍幫助中國軍方設計並完成了第一個具有立體作戰能力的集團軍”。

李際均是1987年上調中央軍委辦公廳任副主任的，同時兼任負責為軍委決策機構制定軍隊總體改革方案的重要機構——軍隊改革辦公室的主任。李際均擔任的這一職務，使人想到了德國著名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

克勞塞維茨1792年參加了普魯士軍隊，3年後晉陞為軍官，並自修了戰略學、戰術學和軍事歷史學。1806年參加普法戰爭，后在普軍總參謀部任職。1808年後任軍事改革委員會主席辦公室主任。他研究了1566～1815年期間所發生過的130多次戰爭，撰寫了論述荷蘭獨立戰爭、古斯塔夫二世戰爭、阿道夫戰爭、路易十四戰爭、菲特烈二世戰爭、拿破崙戰爭、1812年衛國戰爭、1813年德意志解放戰爭等內容的許多軍事歷史著作。他在著作《戰爭論》中提出“戰爭就其主要方面來說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這裡以劍代表，但並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規律進行思考了”，得到了列寧的極高評價。

以軍事理論見長的李際均所擔任的這一職務，正與一百多年前德國著名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在德國軍隊中所擔任的職務類似。於是李際均被外界稱為解放軍中的“克勞塞維茨”。

戰爭是兩種哲學、兩種智慧、兩種道德和勇氣的較量

1997年7月，李際均作為中國軍事戰略專家應邀訪美，在美國陸軍學院的演講中對“中國威脅論”進行了有力的批駁，同時真誠地表達了中國人民熱愛和平、廣交朋友的美好願望。

他告訴美國同行，中國軍事思想傳統的本質特徵就是“求和平、謀統一、重防禦”，中華民族基於對自己文明的認識，不可能產生侵略的慾望。數千年來對和平的追求，已融入我們民族的性格之中。而同時，中華民族也是一個珍視統一的民族，無論何時何地，始終保持著對一種統一文明（中華文化）和一個統一國家（中國）的高度認同。無論一個時期內國家如何分裂、民族如何對立，最終的結局仍是在民族和解中產生出新的更大範圍統一的中國。李際均的演講獲得美國同行的熱烈鼓掌。

李際均又說：中華民族還是一個注重防禦的民族，萬里長城就是這種防禦思想的物化標誌，而不是國界的標誌。因此，中國現行的防禦性的軍事戰略不僅符合適應的社會政治制度和戰略利益，也符合中國的歷史傳統。“誰敵視中國誰就會為自己製造12億個敵人，並將為此付出極高的代價”“合作比敵對好，協商比衝突好，互惠比制裁好，尊重比歧視好，信任比猜疑好。對於我們軍人來說，用酒杯瞄準比用槍炮瞄準好”！

在演講結束時，這位行將退休的63歲的中國將軍向世人宣布：“我的軍事生涯以與美軍打仗開始，以訪美結束。”

聽到李際均這句意味深長的話，台下全體起立，對之報以經久不息的熱烈掌聲。

1950年，李際均跨過鴨綠江赴朝作戰時才16歲，在行軍的途中，他總是邊走邊打瞌睡，好像還是走在上學的路上，直到被隆隆炮聲驚醒。殘酷的戰爭場面很快使李際均成熟起來，成為當時部隊中文化最高的勇士。他所在的部隊創造了步兵進攻作戰速度的極限，獲得“萬歲軍”的讚譽。那段記憶使他永生難忘。他認為：“抗美援朝戰爭給我們留下許多寶貴的軍事遺產，特別是其戰略遺產，不僅書寫了戰爭藝術的歷史輝煌，而且永遠啟迪著今天乃至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戰略指導。”

首先，李際均認識到，在國家的生存智慧中，憂患意識和戰爭藝術是必須具備的。他說，我們反對戰爭但不怕戰爭。在國家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頭，戰略家必須具有超前的判斷力、果斷作出科學抉擇的魄力，以及面對強敵敢於應戰的勇氣和善於應戰的智謀。

朝鮮戰爭的爆發，儘管當時國力薄弱，百廢待興，戰爭創傷亟待恢復，但敵人打上門來，是沉默容忍，還是奮起抗擊？是堅持向南進擊實現祖國統一，還是揮師北上出兵朝鮮？毛澤東等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以戰略家的氣魄，果斷作出抗美援朝的英明決策。

李際均提醒大家設想，當時如果任憑美國滅亡朝鮮，再與南線的台灣蔣介石集團、侵越法軍勢力遙相呼應，那中國就會面臨兩面作戰的不利境地，其後果不堪設想。他認為，從打出國威軍威、確立中國人民的自信與自尊，從創造有利的國際地緣安全環境，以利國家長遠建設和增強國防的角度看，不論怎樣評價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功績都不過分。

其次，李際均總結出一條戰爭哲學，即：駕馭戰爭的自由，來自認識戰爭的必然。

朝鮮戰爭的激烈程度是世界戰爭史上罕見的。而我軍參戰初期，既無空軍，又無海軍，陸軍裝備也相當落後。但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沒有任何現代化武器、裝備的情況下，卻把軍事指揮藝術發揮到極致。在戰爭爆發前，中國再三向美國發出警告，可美國當局和“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卻不相信中國真的會出兵抵抗，麥克阿瑟甚至斷言侵朝戰爭“是贏定了”。毛澤東抓住麥克阿瑟狂妄自大，又沒有指揮大兵團在廣大地域作戰的經驗，判斷美軍將在仁川登陸，便果斷決定從中國南方調兵北上，組成東北邊防軍，這支部隊後來成為中國人民志願軍首批參戰部隊。李際均稱如果當時沒有“勝兵先勝而後求戰”的戰略預見與戰略預置，就沒有後來的勝利。與毛澤東的戰略思想相反的是，麥克阿瑟僅憑想像和直覺，在“聖誕節攻勢”中，親自把美軍趕進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包圍圈而遭到慘敗。美國的核訛詐破產。

親歷朝鮮戰場的李際均對毛澤東和彭德懷的戰略藝術記憶猶新。比如：第一次戰役勝利后，敵人退到清川江左岸固守。如何打第二次戰役，當時有兩個主張，一個是毛澤東和彭德懷的“誘敵深入”“各個擊破”，另一些人主張乘勝追擊。如果按後者主張去打，第二次戰役不會取得那樣大的勝利。又如1950年底，我軍突破“三八線”后，已出現物資供應的困難和軍隊疲勞的徵兆，為防南進過遠，為敵所乘，毛澤東和彭德懷立即部署就地轉入積極防禦作戰。此舉為後來戰役的勝利創造了條件。再如1953年夏季停戰簽字前夕，敵人仍採取種種手段破壞停戰。毛澤東和彭德懷決心再發動一次較大規模的反擊戰役，以打促停，結果收復大片土地，殲敵10多萬，從而爭取到更有利的條件實現朝鮮停戰。

李際均深有感觸，戰爭不僅是兩種軍事力量的較量，而且是兩種哲學、兩種戰爭智慧，以及兩種道德和勇氣的較量。同時他也意識到，人與武器同等重要。越是以弱勝強，人的能動因素越起決定作用；越是現代高技術戰爭，武器裝備因素對勝負的影響越大。這一點在後來的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都得到充分證明。

李際均說，抗美援朝戰爭不但使他經受了鍛煉，而且也使他感悟了很多的道理。

1951年夏天，部隊在朝鮮戰場完成連續5次戰役作戰任務后，從“三八線”以南回撤到成川地區休整。有一天宿營在半坍塌的防空洞里，他發現一本被人丟棄的、撕掉了封面的小說，裡面有些書頁已經缺損，後來才知道這本書原來是蘇聯反映衛國戰爭的小說《恐懼與無畏》。小說真實地反映了剛上戰場的年輕戰士怎樣在戰爭中成熟起來的故事。朝鮮戰爭結束后，他帶著這本書返回祖國，至今仍珍藏著。

50多年過去了，他從這本書中，也從他的人生經歷中悟出：在生活的道路上，或許要經歷從恐懼到無畏的三次升華，才算是完整的人生。

當一個人初上戰場時，在槍林彈雨中，不論階級立場多麼堅定，那顆未經戰陣的心總是不由自主地劇烈跳動。隨著戰爭經歷和血與火考驗的增多，一個戰士成為英勇無畏的人。他稱這是人生從恐懼到無畏的第一次升華。而從恐懼到無畏的第二次升華，“恐懼”已經不是生存本能的反映，而是方法論意義上的，即從最困難的方面準備，向最好的方面努力。從個人來說，是“位卑未敢忘憂國”，從國家和民族來說，就是“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從恐懼到無畏的第三次升華是到了人生的冬季，能積極而坦然地對待生命的凋謝。

如今李際均完成了三次升華，使得他對抗美援朝“遺產”的剖析更為深刻和新穎。

李際均有關抗美援朝的“遺產論”引起中外軍事家的關注，許多國外的軍事科研單位在轉載他的文章時都加了“編者按”，認為這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克勞塞維茨”，對軍事理論有“非常深刻”的把握，其作品不得不讀。

孫子兵法“柔武”戰略應得到發揚

2002年8月，李際均的《論戰略》作為“當代中國軍事學資深學者學術精品叢書”的一種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書中首次提出了“戰略思維論”，引起全球軍事界的關注。

在這部專著中，李際均以戰略思維的規律和特點作為研究對象，把戰略文化、戰略遺產納入研究範圍，通過縱橫比較，研究古今中外的戰略文化和戰略遺產，揭示戰略思維形成、發展的規律，以及中外戰略思維的差異，為研究戰略指導及其規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填補了我軍戰略學中“大戰略”的空白。

李際均稱，他的研究，“不是出於興趣和為了獲得一種發現的快樂，而是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懷著強國的夙願，參與我們飽經憂患的、偉大的中華民族的集體沉思”。

李際均認為，戰略是為政治服務的，而政治是國家利益的總代表。國家利益是戰略的最高準則，任何戰略思想與戰略方案的提出都是為特定的國家利益服務的，從來沒有超越國家利益之外的戰略。而戰略問題的最高層次是戰略思維，這是一種偉大而又危險的思 維；創造文明或毀滅文明、正義與邪惡、社會進步或倒退，都取決於戰略思維的正確與否。

新軍事革命帶來戰略思維的變革，隨著以高速發展的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在軍事上的廣泛應用，美國實際上主導著這場新軍事革命，它的優勢在歷次戰爭中得到體現。這使得中國普通的老百姓都在思考：中國的軍事無論是技術裝備還是作戰能力與美國到底有多大的距離？

作為中國當代主流戰略家的卓越代表，李際均認為，單純從軍事角度看，新軍事革命無疑是一種發展，但它不能決定一切。從特定的意義上說，新軍事革命也是一柄雙刃劍，是飛去來器，它不會使最發達的國家更安全，卻可能使世界更加安全。

超級大國從海灣戰爭和轟炸南聯盟的軍事行動中受到激勵，強化了以武力圖謀霸業的觀念。他拿科索沃戰爭作例子。在這場戰爭中，美國以航空兵和導彈對科索沃實施了“外科手術”，使美軍幾乎是“零傷亡”而取得勝利。他質問道：“在科索沃戰爭中，如果北約不襲擊南聯盟的非軍事目標、不破壞人民的生存條件，北約能取得勝利嗎？如果死傷的絕大多數是普通居民、被摧毀的許多是民用設施，這場戰爭能算是人道的和合法的嗎？”

李際均意識到，從歷史上來說，軍事革命能使戰爭手段與規模升級，但對勝負卻沒有根本影響，甚至往往走向軍事革命之設計者的願望的反面。而信息戰雖使其領先者在軍事領域創造了新的優勢，但它同時也為別人提供了不用飛機導彈就可進行越洋攻擊的新思路和手段，為不對稱作戰的樣式提供了更多的選擇。但是，他提醒人們注意，必須充分認識這場挑戰的嚴重性與緊迫性，認真研究和準備對付高技術戰爭。對現態的中國而言，我們就必須在加快國防科研步伐、努力發展自己的高科技兵器的同時，努力創造一些符合“等效威懾”和“不對稱作戰”要求的新的作戰方式和手段，而絕不能硬性模仿對方的編製體制和作戰方式，僅在對方佔優勢的領域作“狹路相逢”之硬拼。

他還認為，面對新的軍事革命，我們的戰略思維的基本原則也必須有相應的變革。如果說20世紀的戰爭和戰略是受克勞塞維茨的影響，那麼面對新技術戰爭的出現，21世紀的戰爭和戰略應當接受《孫子兵法》的基本思想。

產生於2500多年前的《孫子兵法》，集中體現了中國古代軍事文化思想的高度成就，它的理論與實踐價值在許多國家的學術界得到廣泛的認同，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需要在《孫子兵法》的思想中得到啟發，獲得盡量避免流血而又達成戰略目的的智慧，建立“非零和對抗”的安全觀。

李際均是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的會長，一直對《孫子兵法》懷有深深的敬意。他認為《孫子兵法》對研究當代國際軍事問題仍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正如20世紀的戰略受克勞塞維茨的影響一樣，21世紀的戰略應當受《孫子兵法》的“慎戰”“全勝”和“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啟發，建立一種“非零和對抗”的安全觀。中國的“柔武”思想，是對單純“尚武”的超越。大國之間應當良性互動，合作而不擠壓，競爭而不對抗。在國際社會交往中，應當承認並尊重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在價值觀念上的差異，通過對話、協商和諒解，謀求戰略利益的共同點，以達到雙贏的局面。對高技術戰爭的反制理論與實踐，是這場軍事革命的必要組成部分，在建立這種不對稱作戰理論方面，《孫子兵法》的謀略原則和軍事辯證法思想仍有啟迪作用。

“戰略思維論”還告訴我們，在各種強度的衝突中，為了有限目的而實施有限的戰爭是一種明智的選擇。這樣可以減少消耗，而儘可能地將戰爭局限在一定時間、地點、範圍、手段和強度上。這種數學中的“不等量減不等量其差不變”的原理，對降低戰爭對抗而達到同樣的政治目的具有實用意義。

他指出，處於防禦地位的國家，需要清醒地認識自己根本的戰略利益和穩定的安全因素之所在，才能立於不敗之地。特別是面對全球化的衝擊，國家的戰略制定已不再局限於過去的戰略方針和軍事部署的範圍，而是國家的綜合安全戰略。它包括國家利益範圍、地緣戰略邊界和綜合國力在國際範圍的運用等。其內涵擴展到國家的政治安全、經濟安全、國防安全、社會安全、信息安全、生態環境與資源安全、科技與文化安全等等。

一直以來，李際均將軍就被海外視為堅決主張維護祖國統一的“強硬派”將軍。1997年6月26日，在香港回歸祖國的前夕，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題為《祖國統一高於一切》的署名文章，在海內外產生了強烈反響。他在文中寫道：“歷史比個人偉大。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每一個真正的炎黃子孫，不論家居何地、所操何業、奉何信念，都認同一個比自身更偉大的事業：中華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事業。這正是中華文明不朽的奧秘所在。”“謀求國家的獨立與統一，是中華民族高於一切的社會心理、道德觀念、民族精神和社會價值的判斷標準，是中華文明的最高體現和理想追求。”“不論是誰企圖分裂祖國，都是對中華民族的背叛。中國歷史上凡是挾洋人以自重，認賊作父，包藏禍心的獨夫民賊都是沒有好下場的。”

作為一名戰略家，他明確指出，戰略思維所要尋求的就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大計。國家利益是戰略的出發點與歸宿。從戰略的立場看，國家和民族利益永遠是至高無上和神聖不可侵犯的，這是戰略研究必備的思想境界。缺乏這個前提，或者這個情結不濃重，就根本談不上研究戰略問題。因此，維護國家利益是戰略的最高準則和神聖職責。而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和不受侵犯又是戰略的首要問題，必須以寸土必爭、寸土不讓的態度處之。

他建議中國高層在為捍衛國家主權和安全，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的問題上，既要避免被戰略誤導而陷入惡性軍備競賽，又必須抓緊發展自己必備的高技術武器設備，還要創造出以等效威懾手段為後盾的不對稱作戰理論與戰法，以迎接未來的挑戰。

作為一個軍人，李際均始終不忘自己的職責，儘管他早已從軍界隱退，但軍人的氣質和思想仍未有絲毫改變，熱愛祖國，保衛國家的心仍沒有改變。“戰略思維論”就是這位將軍對他行為的最好註解。

李際均在美國陸軍學院發表演講時，最後有一位美軍女上校提問：軍人的信念是什麼？

“忠誠於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精通軍事指揮藝術，具有勇敢和獻身精神。”

李際均的聲音是那麼鏗鏘有力。

早熟的戰爭與晚熟的和平貫穿人類的全部文明史，並深刻地影響著人類社會為衝撞而激起的戰爭巨浪，能夠推動歷史航船前進，也能無情地把它傾覆；能夠造就出類拔萃的時代弄潮兒，也能淹沒一代甚至幾代人的青春。對於付出了極大的生命代價的戰爭歷史事件，不可能也不應該輕易忘卻，而應使它成為一部讓歷史告訴未來的教科書。

戰爭幾乎貫穿人類發展的歷史，但影響深遠、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戰爭卻屈指可數。西方軍事史學家稱公元前5世紀的馬拉松之戰是“歐洲出生時的啼聲”。那次戰爭古希臘人第一次戰勝波斯人，不僅對自己的命運產生了信心，而且西方文化也由此產生。那麼，發生在20世紀中葉的抗美援朝戰爭，可以說是新中國誕生后的第一聲吶喊，它所激發的中華民族的自尊、自信和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凝聚民族之魂，推動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巨大動力。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領導人和中國軍隊在與世界頭號軍事強國及其統率的17國軍隊的殊死較量中，顯示了高超的戰爭智慧和英勇無畏的精神。戰爭的結局是：中國人贏得了勝利和尊嚴，美國當局及其侵略軍得到了關於一個新生的人民共和國不可輕侮的記憶。

抗美援朝戰爭給我們留下許多寶貴的軍事遺產，特別是其戰略遺產，不僅書寫了戰爭藝術的歷史輝煌，而且也永遠啟迪著今天乃至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戰略指導。

在國家的生存智慧中，憂患意識和掌握戰爭藝術是必須具備的。我們反對戰爭但不怕戰爭。在國家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頭，戰略家必須具有超前的判斷力和果斷作出科學抉擇的魄力，以及面對強敵敢於應戰的勇氣和善於應戰的智謀。

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建立伊始，在各方面存在嚴重困難的情況下，國際反華勢力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一場戰爭。當時，美國軍隊公然武裝干涉朝鮮內戰和封鎖台灣海峽。特別是美軍在仁川登陸后，越過“三八線”大舉向中朝邊境進犯。朝鮮處境危在旦夕，中國主權和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朝鮮勞動黨和朝鮮政府請求中國直接出兵援助。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被迫推遲祖國統一，調整國民經濟恢復計劃，決心不惜付出巨大的民族犧牲，派出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進行新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場反侵略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朝鮮中部的“三八線”成為世界兩大陣營在東方的政治與戰略邊界。1950年6月，朝鮮內戰爆發，美國糾集所謂“聯合國軍”進行武裝干涉，很快就席捲整個朝鮮北部，威逼中國北部邊境。在南線，美國杜魯門總統宣布派遣第七艦隊侵入時，美國還向法國提供軍援，支持法國擴大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戰爭，以便從南翼牽制中國。

從當時的戰略態勢圖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正面對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反華勢力舉起的一柄南北夾擊的重鉗。朝鮮戰爭爆發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略方向和戰略部署的重心是在南線，準備實現祖國統一，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而在北線以友邦為鄰，幾乎沒有設防，那裡卻集中了全國大部分重工業，當時全國的重工業半數在東北，東北的工業半數在遼南。朝鮮戰爭的爆發，使中國的主要工業基地直接暴露在美國陸海空軍的威脅之下，甚至中國首都也在美國重型轟炸機的活動半徑之內。中國的戰略後方和政治經濟中心頓成前線或戰略淺近縱深。況且新中國剛剛建立，國力薄弱，百廢待興，戰爭創傷亟待恢復。但敵人打上門來，是沉默容忍，還是奮起抗擊；是堅持向南進擊實現祖國統一，還是揮師北上出兵朝鮮？

在無法迴避的嚴重挑戰面前，毛澤東等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不愧為偉大的戰略家，經過慎重權衡，果斷作出抗美援朝的英明決策。可以設想，如果任憑美國滅亡朝鮮，與我國隔江對峙，並與南線的台灣蔣介石集團、侵越法軍勢力遙相呼應，就將置我於戰略上兩面作戰的不利境地，那時我國的戰略態勢、國際環境、國內建設和東北邊境的民族關係都將出現極大的困難和麻煩，其後果不堪設想。中國人民派出自己的優秀兒女參戰，是面對侵略威脅，迫不得已又是義無反顧的。我們不是挑戰而是應戰，是不得不打別無選擇。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結局，不僅保衛了祖國的安全，援助了朝鮮，而且促進了亞洲甚至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對二戰後50年世界總體和平的確立和“三個世界”國際格局的形成，都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駕馭戰爭的自由，來自認識戰爭的必然。戰略計劃的實施，是“戰爭的一次性閃光燈”，使用一次就展現一場戰爭的結局，留給歷史的或是輝煌、或是災難。戰爭對戰略指導的最初和最後的要求，都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有人統計，在過去1個半世紀以來，世界上發生的最大和最有影響的戰爭是兩次世界大戰、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在朝鮮戰爭中，雙方投入的都是久經沙場考驗的部隊，都派出最優秀的指揮官並把戰爭指導藝術發揮到了極致。朝鮮戰爭的激烈程度是世界戰爭史上罕見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在這場雙方武器裝備優劣懸殊的戰爭中，不僅敢於而且善於同強敵作戰並取得勝利，可以說達到了軍事指揮藝術和部隊素質表現的最高境界。

戰爭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領域。兩軍對陣，了解敵方的戰略企圖、軍事部署、兵力兵器的數量與質量固然重要，但從戰爭指導的最高層次講，還必須了解對方的歷史、哲學和統帥特點。在戰爭史上，言出即行而又出敵不意是很難做到的，在朝鮮戰爭中，中國再三發出警告而且說到做到。美國當局和“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卻不相信中國真的要抵抗，特別是麥克阿瑟斷言侵朝戰爭“是贏定了”，中國出兵參戰的“可能性很小”“不足為患”。毛澤東和彭德懷非常重視研究麥克阿瑟的性格和作戰特點。毛澤東說，麥克阿瑟越狂妄、自負、好大喜功，越對我們有利。麥克阿瑟沒有指揮大兵團在廣大地域作戰的經驗，而有豐富的越島進攻作戰的經驗，因而在仁川登陸，包抄朝鮮人民軍的後路是他的必然之舉。基於這種判斷，早在朝鮮人民軍勝利南進，美韓軍退守“釜山防禦圈”時，毛澤東就提醒要防備美軍在仁川登陸，並從中國南方調兵北上，組成東北邊防軍，後來成為中國人民志願軍首批參戰部隊。這是“勝兵先勝而後求戰”的戰略預見與戰略預置。沒有這一舉措就沒有後來的勝利。反觀敵軍方面，麥克阿瑟，按美國評論家大衛·里斯的說法，是一位憑“想像和直覺，而不是軍事的邏輯和科學”指揮作戰的美軍司令官。他在完成仁川登陸這一朝鮮戰爭中的傑作之後，接著就是一個大敗筆，在所謂“聖誕節攻勢”中，親自把美軍趕進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包圍圈而遭到慘敗。當時在朝鮮戰場東西兩線，如果沒有麥克阿瑟和阿爾蒙德的冒進命令，則我軍的計劃難於實 現；如果美第8軍軍長沃克和陸戰1師師長史密斯堅決執行上級的錯誤命令，則他們的損失將會更加慘重，

朝鮮戰爭的歷史證明，在戰略指導上的幾個重大問題的抉擇，毛澤東和彭德懷的判斷和決心是完全正確的。例如：第一次戰役勝利后，敵人退到清川江左岸固守。如何打第二次戰役，毛澤東和彭德懷決定採取誘敵深入，待敵進入我預設戰場后，我以迂迴包圍穿插戰術，各個殲滅進攻之敵。而另一種主張則要求乘勝追擊。如果按後者主張去打，第二次戰役不會取得那樣大的勝利，至多打成一個擊潰戰。又如1950年底，我軍突破“三八線”后，打到“三七線”附近地區。此時志願軍物資供應極為困難，連打3個戰役已十分疲勞，為防南進過遠，被敵所乘，毛澤東和彭德懷高屋建瓴，部署就地轉入積極防禦作戰。此舉為後來的第4、5次戰役和兩年多的陣地防禦作戰創造了條件。如果當時繼續向南猛追，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而另一種主張是不再採取軍事行動，馬上簽字。我軍按毛澤東、彭德懷的作戰部署發起夏季反擊戰役，在25公里正面上突入敵防禦縱深最遠達15公里，殲敵12.3萬多人，收復土地240平方公里，從而爭取到更有利的條件實現朝鮮停戰。戰爭的事實和結局證明，在戰爭指導方面，毛澤東和彭德懷始終勝敵一籌。而美軍在戰役上的失利則是替戰略付出了代價；它在戰略上的失敗又是替美國的政治付出了代價。

在中國出兵朝鮮后，美國人曾經發出在朝鮮戰場使用原子彈的叫囂。對此毛澤東表現了大戰略家的從容。他指出：不要說蘇聯已經掌握了核武器，杜魯門不敢冒險打一場原子戰爭，就是真想在朝鮮投原子彈，也沒有義務通知對方。美國的核訛詐終於破產於我們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舉重若輕遊刃有餘的統帥風格。

戰場是最公平的考場，中國人民志願軍創造的進攻穿插作戰的奇迹，至今無人能夠超越。

朝鮮戰爭是異常激烈的。在朝鮮半島狹小的戰場上，雙方投入兵力最高達300多萬人。美國使用了除原子彈以外的所有現代化兵器。某些戰役戰鬥的炮火密度、飛機轟炸密度、戰場兵力兵器密度和傷亡比例，都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紀錄。而我軍參戰初期，既無空軍，又無海軍（後來雖有少量空軍參戰，也只能掩護後方主要交通線，不能直接支援一線作戰）。陸軍裝備也相當落後，參戰初期基本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作戰，而且是過去繳獲的各種陳舊武器混用。但是，我軍是一支久經戰爭鍛煉和考驗的人民軍隊。他們英勇善戰，克服了一個個難以想像的困難，終於以劣勢裝備戰勝高度現代化的敵人。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業績，驚天地、泣鬼神。

美國在亞洲的擴張政策、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與中國進行直接和間接較量，都遭到了挫折。這種心理重創，在90年代的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中得到補償，但這兩場戰爭的勝利都帶有誇大的成分。例如海灣戰爭中，被稱為傑作的從伊科邊界向巴士拉迂迴作戰的“左勾拳”行動，如果把地圖顛倒過來看，再換到朝鮮的地形上，就是1950年11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從德川向軍隅里、三所里穿插迂迴，切斷美9軍退路的戰法的翻版。但海灣戰爭美軍的“左勾拳”是用裝甲部隊打伊拉克的潰軍，正如美國的一個材料上所說，“伊軍的混亂狀態使盟軍部隊輕而易舉地完成了主要戰略機動——相當於13個師的‘左勾拳行動’。在這次作戰行動中，美軍每小時攻擊前進的速度，第7軍是2.4公里，第18空降軍是4.1公里。而當年朝鮮戰場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左勾拳”，是步兵作戰，每小時攻擊前進的速度是5公里，14個小時連續作戰，先後打垮南朝鮮第7師、土耳其旅、美25師、美騎1師、英29旅各一部，前進70公里，切斷了敵軍的退路。向南突圍與向北增援之敵相隔不到1公里，在大量飛機、坦克支援下，卻始終不能前進一步。這一仗，中國人民志願軍創造了步兵進攻作戰速度的極限，獲得“萬歲軍”的讚譽。有人評價說，有史以來步兵從未如此輝煌過。

人與武器同等重要。越是以弱勝強，人的能動因素越起決定作用。越是現代高技術戰爭，武器裝備因素對勝負的影響越大。建立一支掌握現代高技術兵器的人民軍隊，是保衛國家安全和確立大國地位的基本條件。

抗美援朝戰爭中，雖然我軍在武器裝備及其他物質條件上處於明顯的劣勢，但經歷了20多年國內革命戰爭和反侵略戰爭錘鍊的中國人民軍隊也有著許多不同尋常的優勢。有敢打必勝的信念，有以弱勝強的豐富作戰經驗，有久經鍛煉的高素質的部隊和著名戰將。加上戰爭的正義性質，得道多助，士氣高昂。這些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取得勝利的基本條件。但是毋庸諱言，由於敵我武器裝備優劣懸殊，我軍的火力、機動力和後勤補給能力與對手相比，都相差甚遠。戰爭證明，沒有必要的現代化技術裝備，就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就影響取得更大的勝利。這場戰爭使我國政府和人民認識到建設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以便有效保衛國家安全的迫切性，因而下決心建立自己的軍火工業和現代化的國防軍。

抗美援朝戰爭是我軍現代化建設的發軔。在戰爭開始后，我軍迅速著手建立了新的軍、兵種，特別是空、海軍和裝甲部隊，邊組建邊投入作戰，在戰爭中成長壯大。我軍取得了現代化戰爭的經驗，各軍、兵種在實戰中得到了鍛煉和考驗，造就了一大批適應現代作戰需要的軍事指揮人才，並在總結中國革命戰爭經驗的基礎上，依據與世界上最強大的美軍作戰的經驗，進一步發展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軍事科學。

朝鮮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唯一的一場兩個對立的大國直接參戰的大規模局部戰爭。不過在彭德懷指揮中國人民志願軍以連續的進攻行動將麥克阿瑟指揮的“聯合國軍”打回“三八線”之前，國際社會還不承認剛剛站起來的新中國已經成為一個世界大國。西方的習慣觀念認為，在戰爭中打敗大國軍隊的國家才具備公認大國的條件。就這個意義說，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成立后確立大國地位和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戰，是中華民族重新崛起走向繁榮富強的里程碑，它將永久載入中華民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光輝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