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行

[foreign firm]解放前，外國的資本家在中國開設的商行，也指專跟外國商人做買賣的商行。

舊指跟外國商人做買賣的商行。后多指外國資本家在中國開設的商行。

在民國時期，由於以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等頭像鑄造的大洋被廣泛投入市場，所以在部分地區，洋行和當時的錢莊是同一個意思。

舊指跟外國商人做買賣的商行。后多指外國資本家在中國開設的商行。清·吳熾昌《客窗閑話續集·難女》：“余舅金氏，以大海之洋行為業，自置洋船五，在東西洋貿易。”《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四九回：“此刻有一個外國人，要在上海開一家洋行，要請一個買辦。”茅盾《搬的喜劇》：“同樣叫做‘天龍洋行’的電話號碼倒有五六個之多。”

1782年，廣州始設柯克斯·理德行。1784年第一艘美國商船中國女皇號駛抵廣州，該船船貨管理員幾年後與人合辦一家行號，從事代客買賣。到18世紀末，廣州英美代理行號已達24家以上，主要經營鴉片貿易。鴉片戰爭以後，五口通商初期對華商品貿易並未能迅速發展。洋行數字增長不多，且往往在撈足財富后便自行解散。因此，暴力掠奪是當時洋行發展的基本特點。1848年廣州即已出現地區性的專業輪船公司棗省港小輪公司。隨著外商貿易活動的重心之向北轉移，1850年大英輪船公司進而開闢了香港、華記等大洋行幾乎既經營貨運，又兼營銀行與保險業務。至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前，在總數200餘家的洋行中，少數大洋行已奠定了壟斷地位。但當時洋行投資仍主要限於貿易和船運等流通領域，在生產領域未取得大的進展。經過第二次鴉片戰爭，無論已開口岸和新開口岸，都出現競設行號的高潮。在全部洋行中，英商最多。這些洋行已開始經營輪船、船舶修造、碼頭倉棧、保險、銀行以及為貿易服務的加工製造等各種行號企業。各個企業行號大都由多家洋行聯合集資創辦，獨資創辦者很少。競爭導致聯合，交叉投資促進壟斷，壟斷意味著更加劇烈的競爭。在一些大洋行資本的支持下，有些企業一開始就是在兼并其他企業的基礎上創辦起來的，有的則是在創辦以後從事兼并活動，從而形成若干洋行資本集團。

從19世紀70年代初期起，為適應中西交通及貿易方式的變革及對華貿易難以全面大幅度增長的情況，在華洋行特別是資力雄厚的老牌大行，開始實行代理華商經營制度，調整原有的經營方向。到70年代中、後期貿易蕭條時期，一些大洋行都把各自的力量從商品貿易的投資及收取傭金的代理業務轉移到加工製造、航運、保險、金融等貿易的輔助業務上去。所謂代理經營，就是既不承擔風險，又可自營，而以代理華商經營為主的經營方式。華商或出資購買輪船由洋行代理經營，或置貨由洋行代理訂購運銷。在這個階段里，輪船運輸業仍然是洋行商人擴張勢力的重要領域，與此同時，洋行商人向生產領域的投資增加。自鴉片戰爭到中日甲午戰爭的55年中，洋行商人投資創辦的各類工廠企業共計191家，其中1870年以後創辦的計116家。

甲午戰爭以前，為突破封建經濟結構及封建政治體制的阻力，越來越多的洋行商人以天津為跳板向清宮廷所在的北京開展活動。他們以借款為誘餌，與內務府建立起聯繫，以便爭奪對清政府開始醞釀舉辦的海防、洋務事業及國家建設項目的投資權。不少洋行已開始經營軍火生意。甲午戰爭以後，在華洋行勢力又獲得了進一步的擴張。據統計，外商洋行1911年增至2863家。英商原來的優勢地位受到日商的嚴重挑戰。19世紀末葉，中國逐漸成為帝國主義自由投放其過剩資本的國際場所。開辦廠礦企業的直接投資與借款等間接投資空前擴大起來。在這方面，外國在華洋行起到了僅次於外國在華銀行的作用。從《馬關條約》獲得“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特權的洋行商人連年不斷地投資設廠。其業務範圍遠遠超過甲午以前的為貿易服務的加工製造業。迄1911年清王朝覆滅的16年當中，包括棉紡、採掘、冶鍊、食品、造船等資本在10萬元以上的外資企業共計120家，資本額近1億元；有的企業資本在百萬元以上。某些企業資本甚至超過千萬元，數額之大，表明了洋行企業在各個地區或行業中的壟斷地位。其中有些企業顯然是在國際托拉斯的參與下創辦、發展的，有些則純粹是國際金融財團的分支機構。同時，在中國鐵路權益的爭奪中，一些洋行亦參與了外國在華鐵路投資。由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的十五、六年間，時間雖然不長，但從廣度及深度上考察，洋行勢力的擴張是前所未有的。中國政治經濟顯然進一步半殖民地化。然而20世紀初中國民族資本工商業在一場廣泛的抵制美貨、收回利權運動中，也獲得初步發展。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但在華洋行勢力的擴張並沒有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