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十三行

清康熙盛世，撤除明朝以來的禁海令，實行開海通商政策。1685年，伴隨著日益頻繁的國際商業交往，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官方外貿專業團體——廣州十三行應運而生。它是清政府設立在廣州口岸的特許經營進出口貿易的洋貨行，是具有半官半商性質的外貿壟斷組織。1757年，乾隆皇帝宣布撤消原設的沿海各關，僅留廣東的粵海關一口對外通商。作為粵海關屬下的中外交易場所，廣州十三行成為清帝國惟一合法的外貿特區，中國與世界的貿易全部聚集於此，直至鴉片戰爭為止，這個洋貨行獨攬中國外貿長達85年。

皇帝的財源

創立於康熙盛世的廣州十三行，是清政府特許經營對外貿易的專業商行。1757年，隨著乾隆皇帝僅留粵海關一口對外通商上諭的頒布，清朝的對外貿易便鎖定在廣州十三行。位於珠江邊上的中外交易場所，十三行口岸洋船聚集，幾乎所有亞洲、歐洲、美洲的主要國家和地區都與十三行發生過直接的貿易關係。這裡擁有通往歐洲、拉美、南亞、東洋和大洋洲的環球貿易航線，是清政府閉關政策下唯一倖存的海上絲綢之路。對於宮廷來說，在中國大陸南端，出現了一個富饒的“天子南庫”。

洋船到港數目，直接影響到粵海關的稅收，而海關貿易稅收，一向是清廷的可觀財源。為此，清帝每年都要過問洋船數目，從而了解進出口貨物品種及貿易稅收情況。從廣東大吏歷年進呈的奏摺、清單中我們可以看到，十三行年上繳稅銀超過百萬，其中有一部分作為皇室的經費開支，通過粵海關輸送宮中，而皇室每年開銷白銀約在60萬兩左右。據皇家檔案記載，皇帝把十三行作為財源滾滾的銀庫，常親自審查經費的解交情況，如有出入，便拿粵海關監督試問。雍正年間的楊文乾、祖秉圭及乾隆時期的李永標等，都是因錢糧虧空而被皇帝從粵海關監督這一肥缺職位上革除下來的。雍正帝還告誡革職留任的祖秉圭：“小心保住腦袋要緊。”

為了廣州行商的利益，在制定“一口通商”政策之前，乾隆帝曾試圖加重浙江海關關稅，以迫使洋船集中在廣州貿易。他說：“來浙者多，則廣東洋商失利。”然而，該策略並未阻止北上的洋船。於是，乾隆斷然實行封關，僅留廣州一口對外開放。其原因既是為維護東南海防，也是為保證廣州洋行生意。

十三行商人從壟斷外貿特權中崛起，經濟實力的顯赫，使他們成為巨大的捐獻者。成功的行商，除了精明過人、能財善賈的商業才幹之外，更有迎合朝廷的手段和能力。為了求得外貿特權的穩定，每遇國家大事，行商都會不失時機地向中央政府捐輸報效。1787年，他們集體為台灣林爽文之役捐輸軍需銀30萬兩，隨後自1788年到1820年，又以皇帝萬壽、廓爾喀軍需、川陝剿匪、河南剿匪、黃河河工等名目，共捐銀350餘萬兩。這期間，廣東行商以各種公益事業為名向政府捐獻，平均每年超過10萬兩白銀。行商還通過當時官吏品級商品化的捐納制度，以捐輸報效的巨款，換來許多官銜和職務。洋行巨頭潘氏、伍氏兩大家族都曾捐得三品頂戴，十三行中後期崛起的行商梁經國，因多次捐書得到清政府加晉官銜，封誥通奉大夫（從二品封階），追贈光祿大夫（正一品）。由此，他們成為通達朝廷、既富且貴的官商。

西洋人著速催進京來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各帝素以西學和洋貨為奇，廣州十三行正是處在這段時期，因其特殊的商貿地位，成為宮廷所需各類人才的中轉站和奇異洋貨的供應地。康熙時期，每當洋船泊靠，隨船而來的西洋人便會被安排到十三行商館內的天主教堂學習漢語，學成后還要奏報皇帝，以便日後到宮廷供職。在得到進京旨令之前，十三行就是他們休整、學習的場所。位於商館區內的十三行夷館，與十三行商館遙相對應，是供洋人生活居住的地方。

廣州行商在為宮廷引進西洋人才方面，曾發揮過舉足輕重的作用。1766年，有位名叫吧心的法國外科醫生隨本國商船到粵，因沒有找到進京當差的途徑而搭船回國。經兩廣總督查明，他居住十三行內的法蘭西夷館多日，未曾與商館行商互通信息。為此，皇宮不得不繼續等待西洋醫生的再次到來。為了及時輸送西方人才，廣州官府訂立了隨時報告洋人信息的嚴格制度。最終，那位法國醫生還是來到了紫禁城。所以，對於到華的西洋人來說，十三行是他們走向清朝京城的橋樑。

十三行街區是工藝美術製造業的天堂，也是宮廷匠師的人才基地。這裡的行棧、作坊星羅棋布，能工巧匠薈萃。肩負皇命的廣東大吏，將其中的頂尖人才舉薦進宮，成為引領宮廷製造業的主力。康熙年間，十三行輸送的玻璃匠程向貴、周俊二人，將已掌握的歐洲磨花玻璃術帶進內廷玻璃廠，製造出中外玻璃技術融合的作品“雨過天晴刻花套杯”，達到了當時工藝美術的最高水平。到了雍正年間，皇帝再想燒制此物，已是人去技亡。看來，至高無上的權力，在工藝技術面前也是無能為力的。內廷許多優秀的琺琅技師來自於十三行街。1716年的硃批奏摺中，有兩廣總督楊琳選送潘淳等四人進入養心殿造辦處琺琅作效力的記載，這是廣州琺琅匠進入宮廷的最早記錄。造辦處自鳴鐘處以西洋人和廣州匠為主要技術骨幹。該處所造鐘錶，是按照皇帝本人的愛好和要求，吸收洋、廣兩種優點，創造出獨特的皇家鐘錶作品。

廣州牙雕工匠於雍正年間進入宮廷。1729年，海關監督祖秉圭送進牙匠陳祖章。當時，蘇州牙匠施天章等在宮內已經供職多年，陳祖章進入牙作后，能在蘇派牙匠控制下施展技藝，嶄露頭角不是一件易事。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冊》中記載，1740年陳祖章每月薪俸銀為頭等，蘇州牙匠施天章食下等錢糧而退役，說明廣州牙匠在宮內已經佔據主要地位。1741年，陳祖章父子等雕制出著名的巨作《月曼清游冊》，描寫了貴族仕女們從正月到十二月的生活，有濃厚的民俗風味與生活情趣。這件牙雕至今仍保存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內。廣東的木器工藝在全國擴散影響也是起源於工匠進入宮廷。1729年，粵海關監督從廣州行店作坊招募霍五等人進入造辦處。與此同時，由工部右侍郎年希堯送進蘇州木匠佘節公等六人。出現了與牙作類似的蘇粵共處、營壘分明的格局。兩派木匠在人事與技術上分庭較量。從廣匠屢屢受到嘉獎的檔案記錄中可以判斷，他們的地位處境已佔優勢。1736年，養心殿造辦處內正式成立了“廣木作”，廣州木匠高手雲集內廷，少則四五人，多則八九人。在乾隆帝的直接倡導和大力扶持下，廣州木器從地方的一個流派，發展到取代壟斷木器工藝數百年的蘇州木器的優勢地位，成為主宰皇家木器並牽動全國的一個主流派別。十三行優越的人文地理條件，賦予這裡從藝匠師們絕妙超凡的靈感。

採辦洋貨供奉內廷

作為對外貿易的物流中心，十三行為皇家生活提供了大量的珍奇洋貨。清代帝王的宮廷生活無不奢靡鋪張，地方大吏每逢元旦、萬壽、端陽各節都要進獻當地物產給天子，以博皇帝的歡心與信任，達到加官晉爵的目的，這在清代實際已衍成一種制度。皇帝后妃對舶來品的慾望，刺激了廣東督撫、粵海關監督依靠十三行這一洋貨市場競相採購進口貨之風，從而帶來宮廷內的洋貨熱。特別是限定廣東一口通商之後，十三行便成為皇家唯一可以倚賴的西洋奇器供應地。

自唐代以來，廣州一向是我國最重要的商港之一，而廣州十三行，在十七世紀後期至十九世紀中葉這一段期間，又是我國對外貿易中的一種特殊的組織。十三行商館集中在廣州城郊西南角，緊靠珠江，那裡是一個繁忙的水碼頭。1684年，廣東政府招募了13家較有實力的行商，指定他們與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並代海關征繳關稅。1757年，清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僅保留廣州一地作為對外通商港口，而十三行則是當時中國唯一合法的外貿渠道，其真正名號是“外洋行”。

廣州十三行受粵海關管轄，它的運行機制諸如承商制、保商制、總商制、攬商制、公行等在本質上是清政府確保實現以商制夷、確保稅收的方式。

承商制是指十三行商"承攬夷貨"制度；保商制規定行商首先要負責外商在華所有行為；總商一般是一到三名，由行商中資本最雄厚的行商擔任，負責率領眾商與夷人交易；攬商制是指行商包攬一筆交易的所有環節；公行的設立是為了規範對外貿易市場，把握議價權，實現行商利益最大化。

在清代前期，廣州的行商在對外貿易活動中，依靠政府給予的特權，壟斷了廣州整個對外貿易，形成了一個“公行”貿易制度。

公行確立於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最初由宜官方指定一人為外貿經手人。此人納銀4萬兩入官，包攬了對外貿易大權。後來，各行商從自身利益出發，共同聯合組織起來，成立一個行會團體，即所謂的"公行"。據史記載，於1720年11月26日，公行眾商啜血盟誓，並訂下行規十三條：

第一條：華夷商民，同屬食毛踐土，應一體仰戴皇仁，拆圖報稱。

第二條：為使公私利益界劃清楚起見，爰立行規，共相遵守。

第三條：華夷商民一視同仁，倘夷商得買賤賣貴，則行商必致虧折，且恐發生魚目混珠之弊，故各行商與夷商相聚一堂，共同議價貨價，其有單獨行為者應受處罰。

第四條：他處或他省商人來省與夷商交易時，本行應與之協訂貨價，俾得賣價公道，有自行訂定貨價或暗中購入貨物者罰。

第五條：貨價即經協議議妥帖之後，貨物應力求道地，有以劣貨欺瞞夷商者，應受處罰。

第六條：為防止私販起見，凡落貨夷船時均須填冊，有故意規避或手續不清者應受懲罰。

第七條：手工業品如扇、漆器、刺繡、國畫之類，得由普通商家任意經營販賣之。

第八條：瓷器有待特別鑒定者（指古瓷），任何人不得自行販賣，但賣者無論贏虧，均須以賣價百分之三十納交本行。

第九條：綠茶凈量應從實呈報，違者處罰。

第十條：自夷船卸貨及締訂裝貨合同時，均須先期交款，以後須將餘款交清，違者處罰。

第十一條：夷船欲專擇某商交易時，該商得承受此船貨物之一半，但其他一半須歸本行同仁攤分之，有獨攬全船貨物者處罰。

第十二條：行商中對於公行負責最重及擔任經費最大者，許其在外洋貿易佔一全股，次者佔半股，其餘則佔一股之四分之一。

第十三條：頭等行，即佔一全股者，凡五；二等者五；三等者六；新入公行者，應納銀一千兩作為公共開支經費，並列入三等行內。

初時，公行沒有法定的共同領袖，也沒有取得完全統一的部署，組織相當鬆散，時散時復。一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廣東巡撫李湖等奏請明立科條，建議“自本年為始，洋船開載來時，仍聽夷人各投熟悉之行居住，惟帶來各物，令其各行商公同照時價銷售，所置回國貨物，亦令各行商公同照時定價代買”即是說要復設公行。兩年後，經清政府批准，公行正式恢復，從此一直延續到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前，再也沒有解散過。

清代時期，粵海關的對外貿易港口在廣州黃埔古港，出海口在虎門，而虎門則是粵海關管理海口和控制進出商貿船的關卡。外國商船必須先在虎門口外洋下錨，在駐澳門的廣州府海防軍民同知處辦理手續，領取進港牌照以及雇請中國引水員（領航員）帶領商船進入黃埔港。廣州黃埔古港有黃埔稅館、夷務所、買辦館等，外國商船必須在這裡辦理報關、卸轉貨物、繳稅等手續后，貨物才能進入十三行交易。同樣，當外國商船要離開廣州港時，也要先去粵海關領紅牌，然後在通過虎門炮台時，由“防弁驗明印憑”后，才可開出虎門。如果沒有出口的紅牌，任何洋船都不能通過虎門離開廣州。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粵海關官府招募了十三家較有實力的商行，代理海外貿易業務，後來行商家數變動不定，少則四家，多時二十多家，其真正名號是“外洋行”，但“十三行”始終是成為這個商人團隊約定俗成的稱謂。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下令“一口通商”，四大海關僅留廣東一處。此後的100年間，十三行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關稅收入。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洋商潘振成等九家向粵海關請求成立公行，該行具有亦官亦商的職能。1770年公行裁撤，眾商皆分行各辦。直到1782年公行制度才最後確立下來。公行對官府負有承保和繳納外洋船貨稅餉、規禮、傳達官府政令、代遞外商公文、管理外洋商船人員等義務，在清政府與外商交涉中起中間人作用。另一方面，它享有對外貿易特權，所有進出口商貨都要經它買賣。初為牙行性質，后也自營買賣。

洋貨十三行在創建時，廣東官府規定它是經營進口洋貨和出口土貨(包括廣貨、瓊貨)的中介貿易商行。最初指定洋貨十三行經營的貿易對象，實際包括外洋、本港和海南三部分內容。

為了整頓洋行制度，進一步加強對外商的直接管理，清廷於乾隆帝十年從廣州二十多家行商中選擇殷實者五家為保商，建立保商制度。保商的責任是承保外國商船到廣州貿易和納稅等事，承銷進口洋貨，採辦出口絲茶，為外商提供倉庫住房，代雇通商工役。保商對於承保的外國商船貨物因享有優先的權利，在其他分銷貨物的行商交不出進口貨稅時，必須先行墊付。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稟報的事，責令保商通事代為轉遞，並負責約束外商不法行為。

清政府為了保證天朝大國的尊嚴，要求十三行不得對外商欠，一旦發生，所有行商負連帶責任，其債務由其他行商負責清償。此外，清政府還規定任何外商都必須由十三行中最富有的商家作擔保，一旦外商拖欠清政府稅款，則由行商負連帶責任。這就形成了十三行的“保商制度”。

乾隆帝十八年(1753)，業務曾一分為二，專營外洋各國來廣州貿易的叫外洋行，經營出海貿易的稱為海南行。自二十五年起，外洋行不再兼辦本港貿易的事務，另由幾家行商專營暹羅（今泰王國）貢使及其商民貿易稅餉事宜，稱為本港行；而海南行又改稱虔潮行，經營包括廣東潮州及南安府商民往來買賣稅務。這時來到廣州海口商船漸多，貿易發展，各行口商人資本稍厚者經辦外洋貨稅，其次者辦本港船隻貨稅，又次者辦福潮船隻貨稅。

嘉慶帝五年(1800)以後，在廣州經營貿易的商行，按業務範圍劃分只有外洋行和福潮行。前者仍稱洋貨行或十三行。專設經理廣州外貿稅餉事務的洋貨十三行，是清廷實行嚴格管理外貿政策措施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目的在於防止中外商民自由交往。它由封建官府勢力“招商承充”並加以扶植，成為對外貿易的代理人，具有官商的社會身份，也是清代重要的商人資本集團。

廣州十三行建立有同業商人行會組織，即所謂“洋行會館”（公行）。乾隆帝二十五年廣州公行正式奉准成立，到三十六年被解散。乾隆帝四十七年公行再度恢復，並延續了近六十年。鴉片戰爭以後，《南京條約》規定，廢除中國對外貿易中的公行制度，允許英國商人在各口岸任意與華商交易。道光帝二十三年七月初一(1843年7月27日)，廣州開放通商，一些十三行行商仍舊營業。咸豐帝六年(1856)，十三行毀於廣州西關大火。

鎖定粵海關一口之後，廣州口岸洋船聚集，商賈使節往來不絕。來自各國的商船，每年五六月間泊靠廣州港，帶來異地的工藝品、土特產和工業品，在十三行商館卸貨交易后，帶著中國絲綢的華貴、瓷器的典雅和茶葉的芳香，於九十月間乘風回歸。這就是十八十九世紀中國的對外貿易景象，也是當今每年在廣州舉辦的“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的雛形。一口通商之後，經十三行完成的貿易額迅速增長。據清宮檔案記載，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稅銀僅52萬兩。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稅銀達到110萬兩。到鴉片戰爭前，洋船多達200艘，稅銀突破180萬兩。“洋船泊靠，商賈雲集，殷實富庶”，這是清朝天子眼中的廣州十三行。近代以前，這個遠離帝京的商埠，以其特有的商貿文化底蘊，與紫禁城內的皇家生活結下不解之緣，被譽為“金山珠海，天子南庫”。

清政府規定，洋貨行商人必須是“身家殷實，貲財素裕”者，為的是保證洋行經營的底蘊和對外貿易的信譽。十三行商人與兩淮鹽商、山陝商人一同，被稱為清代中國的三大商人集團，是近代以前中國最富有的商人群體。十三行商人從壟斷外貿特權中崛起，在豪商巨賈中，以潘、盧、伍、葉四大家族為最，伍秉鑒、盧觀恆、潘有度、葉上林號稱“廣州四大富豪”，其家產總和比當時的國庫收入還要多，是貨真價實的“富可敵國”。他們都是世業顯貴、錦衣玉食、園宅華麗。十三行街成為當時世界的“華爾街”，大的商號擁有資產上千萬銀兩，出現了一批世界級的豪富。

洋行巨頭之一潘氏家族的豪華別墅臨廣州珠江而築，堂皇氣派，欽差大臣、總督巡撫及外國使節常常在這裡會晤。伍家豪宅與潘園交相輝映，是一處大型的園林建築，可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相媲美。伍秉鑒資產在1834年約有2600萬兩白銀，被當時的西方人稱為“天下第一富翁”。19世紀中期，在美國凡帶有伍家圖記的茶葉，就能賣得出高價。2001年，美國《亞洲華爾街日報》將伍秉鑒評為千年來全球最富有的50人之一。十三行商館內也是金山珠海，堆滿銀錢。有位廣東官員在上奏皇帝時說，由廣東銷煙引發的中外鴉片戰爭，其戰火之所以繞開廣東，與十三行商館中囤積著大量外國公司的財富不無關係。

清代時期，廣州十三行一帶有5000餘家專營外銷商品的店鋪，涉及漆器、銀器、瓷器、紡織、繪畫、雕刻等各個行業。根據經營商業的項目，明清時期的廣東商人可分為牙商、鹽商、鐵商、米商、糖商、絲綢商、陶瓷商、煙草商、典當商、布商、藥商等，其中以牙商最為著名。

所謂牙商，本來是指在城市和鄉村的市場中為買賣雙方說合交易，並從中抽取傭金的居間商人，亦稱牙人。明清時，隨著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牙商人數大大增加，形成了一個專門的行當，稱為牙行。清代著名的廣東十三行，就是指經營進出口貿易的十三家牙行商人。

從清朝初年始，凡是外商來華貿易或辦理其他事務，都必須經過清政府特許的“公行”來進行，“公行”通稱“十三行”，位於廣州市區西南方的十三行路，南與六二三路、沙面相鄰。它是官方特許的壟斷性商業組織，其主要職能是協定出口貨價及代中外商人納稅。除了做生意之外，十三行還要與來華洋商打交道，從貨物買賣到日常起居，事無巨細，都必須通過十三行。

洋行數量並不是固定的13家，從康熙五十九年（1720）至道光十九年（1839）納入統計的38個年份中，共有行商約400多家，行商最多年份為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26家，最少年份為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4家，實數為13家的就只有嘉慶十八年（1813）和道光十七年（1837）兩個年份。而行名也常改變，稍後即有興隆、聯興、德興、正興、同興、源昌、晉源、怡和、寶順等行。

1.伍秉鑒的怡和行，商名浩官，

2.盧繼光的廣利行，商名茂官，

3.潘紹光的同孚行，商名正官，

4.謝有仁的東興行，商名鰲官，

5.梁亟禧的天寶行，商名經官，

6.嚴啟昌的興泰行，商名孫青，

7.潘文濤的中和行，商名明官，

8.馬佐良的順泰行，商名秀官，

9.潘文海的仁和行，商名海官，

10.吳天垣的同順行，商名爽官

11.易元昌的孚泰行，商名昆官，

12.羅福泰的東昌行，商名林官，

13.容有光的安昌行，商名達官。

廣東擁有優越的人文地理環境，商品性農業發展蓬勃，明清時期，朝廷對廣東實行開放的對外貿易政策，廣東商人從此崛起，並稱雄海內外商界，形成了中國“五大商幫”之一的粵商。此外，廣東商幫的形成，還與廣東悠久的商業傳統，和濃烈的商品意識有密切的聯繫。自秦漢以來，廣東就一直是對外貿易的重鎮。千年的商業沉積，孕育了廣東人強烈的經商意識，促使了廣東商人在明清時期的發展。明清時期的廣東商人辛勤的經營，為中國古代商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廣州外貿洋行每年為宮廷輸送洋貨，時稱“採辦官物”，其中多為紫檀、象牙、琺琅、鼻煙、鐘錶、儀器、玻璃器、金銀器、毛織品及寵物等等。洋行商人根據帝后的具體要求，按照內廷出具的式樣逐件採買，分別由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和粵海關監督每年進獻四次。翻閱清宮《進單》、《貢檔》便可以發現，一口通商之後，皇宮享用的洋貨幾乎全部是由廣州貿易洋行輸送的。乾隆年間，貨棧每年進口洋貨千餘件，廣東官員作為貢品進呈的達到數百件。

為了取悅宮廷，行商每年還以“備貢”的名義，向內務府造辦處上繳銀5.5萬兩，為皇室傳辦貢品提供經費，而專門承做宮廷御用品的造辦處，其每年開銷的銀兩在3萬至4萬之內。由此可見，廣州十三行不僅在物質上支撐著御用洋貨的供應，而且在財源上對宮廷製造業也做出了莫大的奉獻。

除承擔固定的採辦義務外，洋行還隨時置辦皇室所需的日用洋貨。1729年，洋行奉命採購內廷配藥所需，在當時屬稀有洋貨的伽楠香40斤。承辦者無不戰戰兢兢，一個月後，終於買足湊齊。1765年，軍機大臣傳來一道諭旨，廣州洋行便要為宮廷內務府採辦進口紫檀木7萬斤。

1787年，粵海關監督佛寧的家奴從京城帶回聖諭，要他隨公務奏摺一起，呈進些小式表玩。粵海關監督向皇帝透露，這些特供最終都是責成行商具體承辦的。廣州十三行被認為是華南商貿繁榮的源頭，它給皇家生活帶來了無盡的享樂，成為帝后倚賴的“天子南庫”。這也是清帝在全國實行閉關鎖國政策，而唯有廣州一口例外的原因之一。

到了近代，國勢已衰，十三行商館也歷盡了繁榮與滄桑。由中英貿易衝突而引發的鴉片戰爭，以中國戰敗而結束。1842年，清政府被迫與英國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其中規定，英商可赴中國沿海五口自由貿易，取消廣州行商壟斷外貿的特權。1856年，具有170年歷史的商館被一場大火化為灰燼，廣州十三行從此消失於商業舞台，其在經營對外貿易上獨領風騷的輝煌遂成為歷史。

在許多西方人眼中，中國是個絲國、瓷國，還有琳琅滿目、美不勝收的各種工藝品以及傳統文化。十三行將這些財富裝上開往西方的航船，向世界各地傳播著東方的文明。十八十九世紀，中國絲綢以色澤滑潤、輕薄飄柔、華貴高雅而著稱，成為西方上流社會不惜以重金爭購的奢侈品。然而，清政府實行的絲綢出口限運，使得這種商品在國際市場上更加走俏。英、美、瑞典等國商人稱，歐美各國皆是“不善織造之國度”，貴族們的“服飾之榮”一向仰賴中國的絲織品市場。1762年，乾隆帝為使“遠人日用有資”，特許十三行貿易的外國商船各夾帶2000斤絲織品出口，洋行貨棧的外商不禁“歡呼感戴”。在舉國上下一片封禁的時代，十三行作為令人稱羨的“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無疑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通道。

在18至19世紀初期，廣州海珠區、西關一帶曾湧現出由十三行商人興建的規模宏大、雍容華麗的私家園林，包括潘家花園、伍家花園、海山仙館在內的眾多名園，被稱為“行商庭園”。它們不僅是嶺南園林的巔峰之作，還引發了清代時期歐洲各國模仿“中國式”園林的盛況。外商們經常到行商庭院聚首，中外畫家對園林精心描繪，並向全世界發行風景“外銷畫”，讓廣東園林漂洋出海，聲名遠播。1742~1744年間，英國建築家錢伯斯曾兩次來到廣州考察庭園建築。錢伯斯將中國建築設計風格帶到了歐洲，極大地影響了18世紀西方建築“中國風格”的發展，使中國式園林在歐洲風靡了近百年。錢伯斯在其經典著作《東方園藝》中言：對於中國園林藝術，歐洲人“只能像對太陽那樣盡量吸收它的光輝而已”。他本人就在其自行設計、位於倫敦郊區的“丘園”里，建了一座高高的中國塔。這種審美趣味顯然形成了一種社會建築風尚，像英國作家艾迪生、詩人蒲柏等都建造了中國式花園。

十三行曾是在華外國人的集散地，通商貿易使最初的貿易貨棧發展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洋行商人成為吸納西方科學文化的先行者。歷史上形成的外貿傳統，孕育了洋行商人較為開闊的視野、廣博的見識，他們從商務與時代的需求中最早地接受了外面的世界。許多行商都能以流利的英語與外商打交道，洋行還設有從事外語翻譯的專業人員。1772年，洋行商人潘振承在與英商交易時首次採用倫敦匯票支付貨款，這對在當時只知以白銀作為支付手段的中國商人來說是不可想象的。鴉片戰爭期間，為改變廣東水師裝備，增強作戰能力，洋行眾商率先捐資引進西方先進技術，併購買美式夾板船，這是我國最早購置歐美兵船的一大創舉。1842年，行商曾尋求仿製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火輪船。道光帝得知后在諭旨中說：“廣東造得火輪船，亦頗適用，著即繪圖呈進”。平定西域戰圖由郎世寧向乾隆皇帝建議送往法國製成銅版畫，廣州十三行承擔與法國東印度公司簽訂合同。

隨著清代廣州國際貿易繁榮，洋畫師也來此謀生，並收徒授業，培養出第一批中國油畫師。19世紀30年代后，英國畫家喬治·錢納利來華傳授水粉畫技法，大大提升了廣州“外銷畫”水準，林呱即為其高徒，林呱的《老人頭像》曾入選英國皇家美術學院展，是最早在歐洲畫展上亮相的中國畫家。當時知名外銷畫家有煜呱、啉呱、庭呱、新呱等。呱字洋文寫作Qua，從葡萄牙語詞Quadro而來，歐洲人看見商行的呱字招牌，便知道店裡做的是洋畫生意。十三行也曾創造出中西合璧的商貿文化。為了便於外商開展商務，洋行商人在行棧區另闢了一片供洋人經營、居住的商館，被稱為“十三行夷館”。各國夷館在外觀建築、室內裝飾及生活方式上都帶有各民族風格。這裡儼然是一個世界商務機構的博覽會，與十三行中國商館遙相對映，構成了一幅中西合璧的人文景觀。

清代時期，廣州十三行一帶有5000餘家專營外銷商品的店鋪，約25萬匠人專門從事外銷工藝品的生產和製作，涉及漆器、銀器、瓷器、紡織、繪畫、雕刻等各個行業。

廣綉是中國四大名綉之一，起源於唐代，明朝已揚名海外。1600年，英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十分喜歡廣東的金銀線綉，親自倡導成立英國刺繡同業公會，按照廣綉作坊形式組織王室綉庄，從中國進口絲綢和絲線，加工綉制貴族服飾；英王查理一世更推動廣綉藝術傳播到英倫三島，被西方學者稱譽為“中國給西方的禮物”。清初，英國人把裁剪好的服飾拿到廣州綉坊加工綉制，有的貴族連名片也要刺繡，後來發展到刺繡聖母像、耶穌像和國王大臣像。乾隆年間，廣州的綉坊、綉庄有50多家，從業人員3000多人。17、18世紀，歐洲貴婦流行刺繡披肩，廣綉披肩銷量與日俱增。1772年前後，廣綉披肩在歐洲的銷量達八萬條，其中法國佔四分之一。到1776年，僅英格蘭公司一家就輸入了10.4萬條。1900年經由廣州海關出口的廣綉，價值達496750兩白銀。

廣緞是廣州產的一種高級絲織物。據史料記載，清代廣州絲織業規模頗大，最盛時從業者多達三四萬人，南起龍津路，北至中山七路以北，都是成片機房區，機房鱗次櫛比，機杼晝夜不停，織出的線紗、牛郎綢、五絲、八絲、雲緞等，源源不斷銷往海外，深受全球客戶的喜愛。當時流行“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的童謠。1878年這一年，粵海關出口總值為1500萬海關兩，其中絲和絲織品的出口值就達到了850萬海關兩，足足佔了半壁江山還有多；1691年，東印度公司以3.2萬法郎在廣州採購了一船廣緞，運到歐洲后賣得9.7萬法郎；扣除各種費用，最起碼還有百分之百的純利。

廣彩的全稱是“廣州織金彩瓷”，產生於清康熙年間。所謂織金彩瓷，就是在白胎瓷器的釉上繪上色彩艷麗的圖案，並在色彩之間描金、織金，如同在錦緞上綉以色彩絢麗、高雅華貴的萬縷金絲，然後以低溫焙燒而成。作為外銷瓷，廣彩在清代享有崇高的國際聲譽，有“世界官窯”之稱，歐洲許多國家的皇室用瓷都是廣彩瓷品。比如，17世紀法國皇室定做的“法國甲胄紋樣彩瓷”，奧地利皇室定做的“紋章瓷餐盤”等都屬於廣彩。廣彩與青花、粉彩並列為中國三大外銷瓷器，在清代三大瓷器的出口數量上，廣彩佔了63%，遠銷歐洲、美洲、亞洲、非洲100多個國家。至今，廣彩在海外仍有很高的知名度，單是大英博物館就收藏了1717件廣彩精品。

清代，西洋琺琅從廣州傳入中國，廣州生產的琺琅俗稱“廣琺琅”，包括畫琺琅、鏨胎琺琅、透明琺琅、掐絲琺琅和中彩琺琅，其中最著名的是畫琺琅，而清代鏨胎琺琅的製作中心也在廣州，透明琺琅器也以廣州出產的最為著名。廣州琺琅工藝業集中於今大新路一帶，行業稱“燒青”，產品有瓶、壺、盤等，批量遠銷海外。清代廣州的琺琅製作在國內水平很高，是皇帝十分喜愛的貢品。廣州更向朝廷輸送琺琅匠人，宮內造辦處的琺琅作匠人，大多是由粵海關選入，稱為“南匠”。

16世紀，廣東出產的漆器大量銷往歐洲，被稱為“廣器”，其後又被銷往美國、東南亞各地，包括漆箱、漆屏風、漆櫥、漆床、金漆木雕、漆盒、女紅桌、餐椅等等。17~18世紀，廣東已是全國知名的漆器製作中心之一，最著名的是描金漆器。18世紀，中國的廣州和日本的長崎佔據了輸往西方的遠東漆器的大宗。17世紀末期，以廣器為首的中國漆器出口已經蓋過日本所出產的“倭漆”，逐漸擠佔了出口西方的漆器市場。18世紀30年代開始，東印度公司進口大量中國漆器販運去歐洲，同時也往日本運去包括“廣器”在內的中國漆器。

廣作指的是廣州出產的木製傢具，又稱廣式傢具。清代的廣作家具行業大都集中於玉帶濠沿南北兩岸的幾條長街上。廣作傢具經常採用的木料是紫檀、酸枝和花梨三種，其他的有東京木、雞翅木、鐵力木、楠木、坤甸、菠蘿格和柚木等。廣作對雕刻極為講究，運用包括淺浮雕、浮雕、高雕、通雕、圓雕、立體雕等各種雕刻手法，再鑲嵌大理石、玉石、寶石、琺琅、陶瓷、螺鈿、金屬、黃楊木、象牙、琥珀等材料，顯得富麗堂皇、豪華繁縟，備受清朝皇室的青睞，成為清代傢具的正宗。同時，廣作傢具也融入了西方藝術風格，極受西方貴族的喜愛。十七世紀初，英國人將歐洲英、法、荷等國的傢具樣式帶到廣州來製作，再源源不斷地銷往西方，直至今天，在倫敦、波士頓、巴黎、柏林等地的古老大宅里，還擺放著這些沉雄華美的廣作傢具。

廣雕是指廣州地區生產的具有嶺南特色的雕刻工藝品，包括牙雕、玉雕、木雕、欖雕、石雕、磚雕、骨雕、貝雕等，其中最負盛名的是牙雕、玉雕、木雕。清代以來，廣州工匠根據西方客戶的要求，在造型和紋飾上融入西方文化元素，選擇象牙、玳瑁、檀香、硨磲等名貴材料，精鏤細刻，隨形施藝，形成了構圖新穎別緻、造型生動逼真、雕工精巧細膩的藝術特色。外銷廣雕製品往往是採用西洋的裝飾圖像，例如天主聖像、十字架等，品種多為寶格盒、粉盒、首飾盒、扇子、指南針盒等。

中世紀以來，扇子在歐洲被女性視為必不可少的服裝點綴品，因價格昂貴，歐洲宮廷貴婦往往以擁有一把奢華精美的扇子作為炫耀攀比的資本。18世紀至20世紀，廣州的外銷扇受到歐洲貴婦歡迎，這些外銷扇材質名貴、工藝奇巧、紋飾華美、色彩絢麗，是在清代中西海上貿易背景下應運而生的外銷工藝品。廣州工匠將“廣式”工藝與西洋審美相融合，使用象牙鏤雕、玳瑁拉絲浮雕、累絲燒藍、鵝毛彩繪、寶石鑲嵌、鎏金錯銀等各種令人讚歎的製作工藝，創作出了大量中西風格共融、專供外銷的扇子，極大滿足了西方市場對扇子的熱切渴望和需求。

19世紀廣州十三行附近的靖遠街和同文街，最多時有兩三千外銷畫師。廣州畫師採用西方的繪畫顏料和技法，繪製帶有中國風情的圖畫，銷售給來華的洋人，種類有布本油畫、象牙油畫、玻璃油畫、通草水彩畫、紙本水粉畫、線描畫等等。外銷畫題材多為港灣風景、大船、大宅、教堂、珠江風景等，是一種介紹中國風俗人情、具有旅行紀念意義的藝術品。目前像通草水彩畫主要收藏在西方的博物館中。在英國，通草畫藏量可觀的機構至少有十二個，大英圖書館、荷蘭萊頓民俗博物館、牛津大學博德利恩圖書館、塞西爾畫廊、劍橋菲茨威廉博物館、美國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館、馬德里民俗博物館等等都有豐富的收藏，有的多達二三百幅。

中國外銷壁紙從16世紀中葉開始由西班牙、荷蘭的商人從廣州購買后運往歐洲出售，清代廣州十三行畫作坊相當活躍，其壁紙遠銷歐洲與美國，深受貴族的歡迎。中國壁紙大多數是成套的，一般每套有25張或40張，每張大約12英尺長（365厘米），3至4英尺寬（91或122厘米），尺寸是完全按照西方建築的室內空間決定的。外銷壁紙的題材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個類型：第一種是“人物風俗”類型，主要是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手工生產場景。第二種是“花鳥”類型，第三種則是“人物風俗”與“花鳥”的結合。

廣州十三行成立后，行商所設的商館區形成了一個以外銷銀器為主的“銀器市場”，銀器店集中在同文街、靖遠街及河南花地一帶。當時的外銷銀器一類是純西方風格；另一類是西方式造型，中國式紋飾，通常都採用訂製的方式完成。廣州銀器店所用的銀料來源主要有兩個：首先是本地銀，主要以銀錠形式存在，西方稱此為“鞋”；第二個來源是和中國貿易用的美國或西班牙銀元，銀匠們將它們熔解，再加工成銀器。據統計，從公元1500~1800年的300年間，從歐洲、日本、馬尼拉輸入到中國的白銀總數約在5.1萬噸至7.7萬噸之間，白銀的大量流入，無疑為廣州銀器工藝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清代，廣州十三行成為全國各地茶商的聚集之地，除英國之外，葡萄牙、荷蘭、俄羅斯都是茶葉消費大國。根據《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中所述，當時通過行商出口的茶葉，包括紅茶、武夷、工夫、混合功夫、色種、綠茶、松夢、屯溪等。但由於西方對茶葉偏好的不同，因而不同的茶葉品種在出口貿易商有著明顯差異，西方人往往難以接受帶有苦味的綠茶，偏愛紅茶。1838-1839年，廣州口岸輸出的茶葉中，紅茶佔總數的百分之八十。

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向英國、法國、西班牙等歐洲國家出口絲綢、瓷器等，維持了100年以上的貿易順差地位，其結果是全球的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而歐洲出現了貴金屬貨幣的短缺，因此英國東印度公司為了獲取白銀而向中國走私鴉片，以扭轉與中國的貿易不平衡。按當時世界走私鴉片大王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編年史》記載：“沒有一位廣州行商是與鴉片有關，他們無論用什麼方式，都不願意做這件事”。美國商人亨特也在他的著作中寫到：“沒有一個行商願意去干這種買賣”。從史料上看，伍秉鑒的怡和行向來做的是正經生意，但是一些伍家擔保的外國商人為了牟取暴利，往往夾帶鴉片。1839年，林則徐抵達廣州負責禁煙，一方是朝廷官府，一方是多年來貿易往來的生意夥伴，兩邊都得罪不起。伍秉鑒和十三行唯一正確的選擇是化解矛盾，阻止戰爭爆發。伍秉鑒的兒子伍紹榮將外商上繳的1037箱鴉片交給林則徐，希望能就此結案。但是，林則徐認定這1037箱鴉片是十三行行商與英商串通一氣欺騙官府。3月23日，林則徐派人鎖拿伍紹榮等人到欽差大臣行轅審訊，伍家再次妥協，表示願以家資報效。但是，林則徐下令將伍紹榮革去職銜，逮捕入獄。

1840年6月，英國遠征軍封鎖珠江口，鴉片戰爭爆發。伍秉鑒甚至其他行商，都為這場戰爭貢獻了巨額的財富。戰爭一開始，伍秉鑒和十三行的行商們就積極募捐，出資修建堡壘、建造戰船、製作大炮。縱然如此，清朝政府仍全線潰敗。1841年5月，英軍長驅直入兵臨廣州城下時，奕山統領的清軍部隊無力亦無心抵抗，於是想出了一條計策--令行商前往調停。廣州城外，奉命行事的伍紹榮與英軍首領義律展開了討價還價。最終，雙方簽訂《廣州和約》，按協議，清軍退出廣州城外60里，並於一個星期內交出600萬兩賠款；英軍則退至虎門炮台以外。這600萬兩巨款，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資，其中伍秉鑒所出最多，計110萬兩。1842年，鴉片戰爭以中國戰敗結束。在戰敗賠款中，伍家認繳100萬兩，行商公所認繳134萬兩，其他行商攤派66萬兩。

從廣州十三行的形成至逐步消亡的二百多年間，廣州十三洋行先後發生過多次大火。火勢迅猛。1822年，十三行附近一家餅店失火，波及十三行，大火連續燒了兩日，夷館、洋行多間被燒毀，損失慘重。據后統計，11家洋行未被燒的只有5家。外商的貨物全部燒毀，所有行商房屋貨棧變成了灰燼，牽連附近的房屋店鋪千餘家。第二次大火是鴉片戰爭之後，100多名英軍士兵在洋行前中國人開的水果店搶水果吃，還用刀將店主划傷，激起了廣州民眾的憤慨。半夜，廣州民眾火燒英國商館，廣州清政府官兵前往救火，被群眾擲來的密集石頭阻截，使之不能前進。大火一直燒到第二天才熄滅。

第三次大火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駐紮在十三行地區的英軍，為阻止中國軍民對外國商館的襲擊，拆毀了十三行地區周圍大片民居，留下一片空地以防止中國軍民的偷襲。12月14日深夜，痛恨侵略者的廣州民眾從被拆毀的鋪屋殘址上點火，火勢瞬間即蔓延至十三行外國商館區。15日凌晨燒及美法商館，下午2時延至英國商館，到下午5時，十三行地區除一棟房子倖存外，全部化為灰燼。據當時南海知縣華延傑在《觸藩始末》一書描寫：“夜間遙望火光，五顏六色，光芒閃耀，據說是珠寶燒烈所至。”英軍失去據點，被迫撤回泊於珠江上的軍艦。十三行商館區從此結束了它的歷史。

1915年7月13日，正當廣州遭受水災之時，十三行一帶不慎失火，禍及專售火油、火柴等的同興街。油箱爆炸，油浮水面，火隨油流。火勢更借珠江上首尾連結的船艇蔓延至河南大基頭，珠江兩岸頓成火海。同時因街道水深數尺，難以施救，大火持續兩天兩夜，25條大小街道盡成火場，燒毀商號、住戶2000多家，造成重大生命財產損失。要求“租借”位於十三行商館區殘址西面的沙面重建新的商館區。

錦綸會館建於清雍正元年（1723年），是清代廣州絲織行業的行業會館（即“錦綸行”），是絲織行業老闆們聚會議事的場所，是廣州唯一倖存的清代行業會館建築。會館內存有石刻、木雕、陶塑、灰塑等嶺南建築特色。館內所存的22塊碑記，記錄著會館的歷史，印證了清代廣州絲織行業的輝煌歷史以及“十三行”對外貿易的史跡，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遺跡以及清代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重要實物見證。

黃埔古港是清代廣州的對外貿易口岸，外國商船隻准停靠在黃埔泊地，在取得通行證后，由本地的小船拉著貨物和人送到十三行做買賣。在十三行時期的85年間，共有5000多艘外國商船在此來往，歐洲、美洲、澳洲、東南亞、日本等各條航線駛來的商船匯聚在這裡，美國的中國皇后號、瑞典的哥德堡號是這一時期和中國貿易往來的重要商船。

2016年9月30日，廣州十三行博物館正式對外放，十三行博物館位於廣州文化公園展覽中心。經專家論證，文化公園地塊是十三行貿易核心區，分別為商館區和行外商人聚集區；新的博物館幾乎是原址重建。博物館的設計理念是隨著一艘遠航的商船駛入廣州十三行而緩緩地進入展館的每一部分。該博物館現館藏文物近1600件（套），常設展覽有清代廣州十三行歷史展和十三行時期文物陳列展。館中廣州彩瓷、通草畫、廣綉、象牙器、外銷扇、五常傢具以及銀器、琺琅器、玻璃畫、水彩畫、油畫、漆器等1500多件（套），涵蓋了清代廣州的主要外銷工藝品，其中上百件五常酸枝傢具是目前國內少有的專項收藏，六百多件從清康熙到現代的廣彩瓷器種類齊全。

2011年由CCTV記錄頻道首播的專題片《帝國商行》向人們展現了中國歷史上的“廣州十三行”，這個已逐漸不為今人所知，被人們遺忘的商人群體，曾經營了大清王朝全盛時期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一度在中國中西貿易的舞台上非常活躍，該片重現了“廣州十三行”在清朝中後期，由極盛轉向衰落的過程。

如今的十三行是一個服裝批發中心，位於廣州市荔灣區十三行路，熟悉的人一般簡稱為“十三行”。以十三行路為中心，故衣街、豆欄上街、和平東路服裝商場環繞成的物流商業圈，已成為廣州歷史最長的服裝批發集散地。這裡每天進出貨物數千噸，人流量達數十萬人次，服裝遠銷海內外。

廣州十三行商圈主要由新中國大廈和紅遍天大廈構成。“新中國”的一樓到三樓的零售批發商鋪每天早上六點半就開門做生意，四樓以上的大戶則八點開門。“紅遍天”一二樓也是零售批發兼做的商鋪，一般也在早上六點半開門，三樓以上的寫字樓生意較穩定，主要是向全國的批發大戶承接“打包”生意，很少做零售，大多在七點半后才開門。

2017年，廣州市政府對十三行地區進行改造，力圖重現百年前具有“歐陸風情”的十三行。改造工程包括對十三行地區市容環境、交通秩序、基礎設施等方面專項整治，提升該地區整體形象，以促進地區產業轉型升級。整治範圍包括人民南路、十三行路、康王路、槳欄路圍合的區域，覆蓋範圍約7.11萬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