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振承

潘啟於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生在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白礁鄉棲柵社（白礁鄉於1958年從同安縣划入漳州龍溪縣，即今漳州台商投資區角美鎮白礁村潘厝社），於乾隆五十二年（1788年）卒在廣州，后被葬在故里文圃山下（今漳州台商投資區燦坤工業園區）。

潘啟又叫潘振承，字遜賢，號文岩，其父潘鄉是一個地道的農民，家庭較為貧苦。潘啟是潘鄉五個兒子中的老大，也是廣州十三行的商總（即行商首領）、十八世紀世界首富。

潘鄉為供五個兒子在文圃書院（在今龍池岩，南宋大儒朱熹曾在此講學）讀書，潘鄉早出晚歸，勤勞作息，為少年時代的潘啟樹立了吃苦耐勞的榜樣。當時，南明鄭政權雖早已被削平，但漳州作為清政府與南明鄭政權的主戰場之一，經濟受到嚴重衝擊，加上清政府的遷界和連年的海禁，月港已走向衰落，漳州經濟百廢待興。潘啟從小勤勞好學，但為了分擔父親的重擔，在雍正五年（1727年）解除海禁后，就開始輟學，到海邊給人當船工，從此揭開了他傳奇一生的序幕。

潘啟敢為人先，三下呂宋經商。潘啟給當地船老大當僱工后，為了掙更多的錢，他吃苦肯干，得到船老大的認可和欣賞，慢慢把他培養成為一名優秀的舵手，為其遠航和經商奠定了基礎。及長，他以自己的血汗錢迎娶當地女子黃淑敬為妻。閩南有句俗語：“行船走馬三分命”。說明海上作業的危險性。但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父親的鼓勵下，他冒著風高浪大和被海盜搶劫的危險，三次凌飈破浪，駕船南下呂宋，販賣茶葉、絲綢、瓷器等物品給西班牙、英國、葡萄牙等國商人，獲利頗豐，積攢了他人生奮鬥歷程的第一桶金。

潘啟善於學習，深通多國語言。在帆船時代，由於氣候、洋流的影響，商船每次售空貨物后，不能及時返航，潘啟只好留在呂宋一段時期，靜待順風順流時返航。在逗留呂宋期間，潘啟不斷與所接觸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國人學習語言。長此下去，他慢慢能聽並學會書寫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和英語，但都夾雜閩南話音，如英語today(今天)，念成閩南話“土地”。正是“夷語深通”，為潘啟日後在廣州行商奠定了良好的人脈關係，大展商業鴻運。

潘啟輾轉廣州，適時開設洋行。鬥風險贏利后，潘啟於乾隆三年（1738年）以後開始謀求穩定的生意，由閩入粵，離家隻身寄居廣州（廣州是清朝最大的進出口貿易港），在閩籍一個姓陳的洋行里經理事務。由於誠實經營，每天所賣貨物與財務完全相符，陳姓老闆十分信任他，就委任他全權經營洋行一切商務。潘啟由此積累了與外國商貿集團打交道的經驗。幾年後，陳姓老闆獲得巨大利潤就回鄉。這時，積攢足夠資金的潘啟適時抓住這一機遇，於乾隆七年（1742年）左右向清政府請旨開設同文行，開始獨立成為行商老闆，把原來陳姓老闆的客戶吸引過來，並先後娶兩周氏為妾。等生意穩定后，潘啟才派人回鄉接妻子黃氏到廣州幫助打理家務。

家庭和睦相處，也為潘啟專心致力於商務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潘啟一生娶妻妾十人，生有七個兒子，其中第三子潘有勛為元配妻子黃氏所生。潘有勛後來舉家遷回故里，獨自發展。如今，在龍海市角美鎮白礁村潘厝社還有金碧輝煌的潘氏祖祠和潘家大院。

潘啟誠信經營，行商大器晚成。由於擅長外語，潘啟與外國商人做生意可直接對話，比其他行商經翻譯對話更有優勢。許多外國商人喜歡跟潘啟進行貿易往來，主要因為潘啟篤守誠信的商業本質，對質量不好的商品給予退賠，維護了商號的信譽。因此，潘啟被外國商人稱為“最可信賴的商人”，是“行商中最有信用之惟一人物”。有了良好的信譽，外國商人經常預付定金給潘啟，而且預付款都在10萬兩白銀（1萬兩白銀等於200萬英鎊）以上，最多一次預付款達到60.15萬兩白銀。1753年，潘啟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做成一筆貿易數額相當大的生意：生絲1192擔、絲織品1900匹、南京布1500匹；僅生絲一項貿易額就達20.86萬兩白銀。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關閉閩、浙、滬海關，在廣州實行“一口通商”制度，規定“茶葉、生絲、土布、綢緞”出口，只能由洋商經辦，使同文行等洋行獲得了跨國壟斷貿易的特權。當年6月，一艘西班牙商船運來約20萬兩西班牙銀元，全部從潘啟手中購買大批南京布、絲織品和生絲等。有了雄厚的資金和源源不斷的訂單，潘啟的生意越做越大，越來越紅火。到18世紀60年代初，潘啟更加富有，逐漸成為廣州洋商首富。

潘啟幾乎壟斷了與英公司的生絲貿易。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英公司要求訂購生絲2000擔，因其價格優惠，數量較多，遂與之成交。此後，同文行每年都有1000～2000擔生絲交售給公司。四十七年（1782年），粵海關監督重申限制生絲出口的禁令，規定每艘外船運出生絲不得超過100擔。潘振承向監督行賄4000兩，使他取消限制。次年，又將生絲價格每擔提高5兩，將提價所得貨款向海關監督送禮，使生絲交易照常進行。

為了維護行號的信用，潘振承對英公司每年從倫敦退回的廢茶都如數賠償。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同文行退賠的廢茶達1402箱，價值超過10000元。從潘振承開始，在行商中退賠廢茶成為慣例。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豪富的潘啟被清政府選為廣州十三行商總，是連續出任商總時間最長的洋商。潘家究竟有多少錢？根據當時一個與潘啟做過生意的法國商人發回《法國雜誌》報道，潘家每年消費多達300萬法郎，財產比西歐一個國王的地產還要多。因此，潘啟被《法國雜誌》評為十八世紀“世界首富”。

潘啟務實開放，生意兼容並包。潘啟為了同文行的生存，在商業競爭相當激烈的情況下，注重信息的收集，本著盈利的觀念，秉持誠信、服務的理念和務實、開放的態度，參與國際性競爭，收到良好的經濟效益。

在廣州十三行中，潘啟也是一個最有遠見的行商，他率先使用匯票與外國商人進行貿易結賬，減少白銀交易所帶來的不便，進一步提高了貿易的結算效率，促進了資金的快速流轉。多年來，潘啟一直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客戶，也是瑞典東印度公司最主要的貿易夥伴。“夷人到粵必見潘啟官（官為外國商人對潘啟的尊稱，潘啟以捐銀的方式獲得候選兵馬司正指揮加三品花翎頂戴的官銜）”。聞名於世的瑞典哥德堡號商船曾到廣州與潘啟進行貿易，潘啟把自己的玻璃畫像送給關係友好的瑞典商人。至今，潘啟的玻璃畫像還保留在瑞典哥德堡市博物館里，這是歐洲所有博物館中唯一珍藏的一幅中國人畫像。

潘啟樂善好施，遵循儒商之道。富裕起來的潘啟自始至終遵守清王朝的禁律，拒售鴉片，照章納稅，每年向清政府繳納5.5萬兩稅銀，還經常捐銀助軍，最多一次捐獻了30萬兩白銀充當軍餉。在處理商務的同時，潘啟也經常捐資助學，鼓勵子弟認真讀書，參加科舉考試。次子潘有為就是子弟中最有成就的讀書人。潘有為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考中進士，官至內閣中書加鹽運使司，參與編校《四庫全書》，且工書善畫、喜詩好藏，是中國近代有名的書畫家、詩人、收藏家。自此，潘家官商結合，生意更加興隆。潘氏後裔也由此人才輩出，其家族有24人被《廣東歷史人物辭典》錄入，被史學界譽為廣東省自清朝以來最顯赫的家族。在倡導儒學的同時，潘啟也注重培養商業人才。其第四子潘有度就是商業能手。1788年潘啟死後，潘有度馬上接手同文行的一切商務，後任廣州十三行商總10多年。

潘振承、伍秉鑒：“世界民間首富”

出版方介紹，《大清商埠》的故事平台廣州十三行，與大清國策和國際貿易風雲聯動，是中國通商史上獨一無二的一段歷史。《大清商埠》的主人公潘振承，是中國第一代與全球化經濟接軌的商傑。潘振承實際上就是18世紀的胡雪岩。

2001年，《亞洲華爾街日報》做過一個統計評選：在過去1000年來，全球最富有的50人中，中國佔6位，他們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劉瑾、伍秉鑒、宋子文，伍秉鑒是這6人中唯一的商人。這位伍秉鑒，就出自於《大清商埠》的主人公潘振承門下。

廣州十三行商人，是18世紀全球最大、最富有、最具影響力的商幫。記者了解到，茶葉的輸出為廣州十三行壟斷。十三行的出口商品除茶葉外，還有絲綢、瓷器、蔗糖、土布、大黃等上百種。十三行商人靠中國豐富的物產和朝廷賜予的貿易特權，成為世界最大、最富有、最具影響力的商幫！十三行洋行相對穩定在10家左右，貿易額以總商最大，通常能達到十三行的一半。十三行前期總商潘振承後期總商伍秉鑒，應該是當時中國的民間首富。那時，無人將全球富豪排行，他們很可能是那時的世界民間首富。

對話祝春亭：

不願意種田，願意經商

是廣州社會風氣

廣州日報：廣州十三行是一段獨特的歷史，其實也是一段畸形的歷史，一口通商導致一口獨大，這能代表中國近代史的輝煌一頁嗎？

祝春亭：一口通商導致一口獨大，說得對，但如果覺得這段歷史沒啥了不起的，不是那麼回事。

在如今的廣州市區北京路一帶，那時已經形成了商業一條街，街邊店鋪林立，這在唐代是獨有的街市景象。另外還有“鬼市”。當時廣州人因外國人相貌怪異，戲稱他們為“鬼佬”，“鬼佬”運來番貨，按規定只能與市舶司官員及所指定的牙商交易，那麼，他們攜帶來的私貨怎麼辦？就在夜間聚集於街市私售，如同半人半鬼，看到官差就溜之大吉。如今的廣州有“走鬼”之稱，“走鬼”是不合法的流動攤販。

當時的廣州社會風氣，人們不願意種田務農，而願意經商，因為經商獲利大。粵人有悠久的經商傳統和經商觀念，粵商精神源遠流長。

廣州日報：潘振承這個人物在歷史上實有其人，關於他的史料記載如何，寫作有哪些難度？

祝春亭：很少。零零散散，大約三千多字，其中大部分還不是人生經歷。但有關廣州貿易的官員奏摺、外商記錄有很多。有的偶爾提到潘振承，但大部分情況僅以“行商”籠統稱之。以潘振承的地位，他是當時中國外貿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如官府批准成立半官方性質的公行，最權威的《十三行考》一書說：“乾隆二十五年，行商潘振成等九家呈請設立公行，專辦歐西貨稅。”連標點符號才29個字。這件事是潘振承人生的重大轉折，值得大書特書，包括鋪墊在內我們寫了七八萬字。寫歷史小說，我們本著“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原則，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大膽虛構，而虛構又必須符合當時的歷史環境。《大清商埠》塑造的潘振承這個人物，雖然虛構的成分多，但都是有歷史依據的合理想象。他是閩商精神的標誌性人物。

潘振承的一生，頗有傳奇色彩。他於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在福建龍溪（今龍海）白礁潘厝一個貧苦家庭出生，字啟號文岩。少年時給人當船工，壯年時由閩入粵。初到廣東的潘振承在十三行一位陳姓商人的商行里做事，獲得信任和全權委託。等到陳姓商人回鄉，他於乾隆年間開設了自己的第一家商行：同文行。是當年瑞典商人在廣州最重要的合作夥伴。在瑞典“哥德堡”號博物館里，至今保存著一幅潘振承玻璃畫像。

同文行成立十餘年後，乾隆帝一道“一口通商”的上諭，給潘振承製造了巨大的發展機遇。而這道上諭，在歷史學者看來，是閉關鎖國的落後政策。

三年後，1760年，潘振承聯合8家洋行行商，向清政府呈請設立外洋行（公行），成為專營中西貿易的封建壟斷貿易機構。這是十三行歷史的一大轉折。

在十三行四大家族中潘振承家族最為顯赫，據一位當時在華經商的法國商人發回巴黎《法國雜誌》的報道：潘家每年消費值達300萬法郎，一家的財產比起西歐一個國王的地產還要多。而自潘家第三代潘正煒當家之後，財產總數累增至1萬萬法郎被《法國雜誌》評為“世界首富”。

明末清初，最有錢的潘氏家族，將眼光越過珠江，選中了一江之隔的“河南”南華西，建別墅，起豪宅。早在乾隆年間，潘振承就在廣州河南烏龍崗之西開村立祠，建造極其豪華的潘家花園“能敬堂”，其東至風光旖旎的漱珠涌，北接悠悠珠江水，以其規模宏大、雍容華麗的氣派，名躁南粵。

這些極盡奢華的庭院中，處處種植著稀有的古樹、各種各樣的花卉等，園子里還養著鹿、孔雀、鸛鳥以及鴛鴦。正如廣州俗話說“鑊底都鑲金”。（這是古代的景象，現在又一另一番景象）

潘家大院位於廣州市海珠區南華西街道，棲柵路上，旁邊是龍溪南首約路。福建路，還有龍溪新街，等。這些路名都是來自於潘振承祖地。現在潘家已經人去樓空了，我在棲柵路上看到一位大伯在門口吃水餃，我就過來和他聊了起來。

大伯說：“潘家大院沒有什麼好看的，要去就去陳家祠，他每個星期都會去那邊。”他說著廣州話，我聽不懂，我試著用普通話跟大伯溝通，老人家普通話說不好，時時又夾雜著廣州語，我聽得不是很清楚。剛開始畢竟他不知道我要研究這座古厝，他一直跟我說沒有什麼好看的。

龍江問：“大伯，潘振承是從福建過來廣州的吧，在廣州發家致富，對廣州也做出了一定的貢獻，我也是從潘振承祖地過來的。您能給我介紹一下潘家大院嗎？”

大伯邊吃水餃邊回答：“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潘家的子孫，之前也有一些來自美國，東南亞等地潘家後人過來，他們看了，拍些相片就走了，現在已經沒有後人住了，後人都住市區商品房了，這些舊房子都是租給外地人住的。基於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院子裡面的許多有價值的文物都沒有了。”

龍江很感慨的說，潘家是我們的近鄰，我是姓王，但是我們是同一個村的，潘家的有一部分的後人在福建漳州。廣州當然也有很多，還有一些是在香港，國外等地。之前廣東，香港等地的鄉親也去我們那邊參觀。”

大伯回答：“雖然潘家子孫有的混的很好，但是能回來看看的確很少，文革期間房屋多被強佔，房子沒能保護好。當年紅衛兵把幾乎所有文物都抄走賣掉，太可惜了。說實在的潘家對廣州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之前興辦學校，建橋樑。”

龍江問：“這邊很多路名都是我們那邊的古地名，比如龍溪路啊，就是我們以前的龍溪縣，你這條街棲柵街就是我們的村名。”

大伯站起來把我帶到潘能敬祠堂的記事碑旁邊，指著上面的文字，說“這邊就有介紹潘振承，能敬就是潘振承”然後帶我到潘能敬祠堂地界的石碑。這石碑已經很舊了，估計是當年建祠堂的時候立的碑文，附近還有一快比較小的石碑，介紹潘家大院長多少，寬多少。潘家大院現在都是外人住的。我也進不去。看不到裡面到底還留著些什麼。

龍江問：“之前我曾經看過報紙說潘家大院要申報國家重點保護。不過現在怎麼還那麼多人住在這邊。”

大伯回答：“這邊的保護沒有陳家祠好，目前潘家花園的西側（原廚房、住房、祖先廳、花局、四少婦廳等部分）約800平方米，分別於上世紀50年代和70年代由海珠區教育局從潘家後人潘祝原手上徵用后拆除，被市33中作為教學樓用地使用至今。而大院頭門、二門及包台、天井、青雲巷、祠堂中座、事後天井等佔地637平方米的部分，於1956年被區房管局徵用，分別租給鑄字、模具、五金、印刷等4間工廠使用。其中，海珠區模具廠於1980年在祠堂中座、祠後天井等處增加了二、三樓，致使該處的布局遭到了破壞。經過區街有關部門的多次呼籲，上述4間工廠已於去年全部遷出，目前暫時由永興物業公司代管。此外，大院另外700多平方米的房屋已出售給外人，原有建築布局遭到部分破壞，外牆風化比較嚴重，屋頂有漏水現象。據了解，與潘家大院相互呼應的潘家祠，位於南華西街福安社區，原佔地面積近5000平方米，長70多米，在破“四舊”及“文革”期間被毀，門口一對石獅子已被移到海幢公園門口擺放。記者詢問過住在附近的街坊，許多老人家都表示這座院落已經長久沒有人打理了，破舊不堪，而很多年輕人則根本不知道這裡那段曾經顯赫輝煌的歷史。“

看看這段顯赫一時的歷史，而現在的眼前這一幕，真的讓人痛心。望著遠處的高樓大廈，現在文明下的歷史保護是不是值得深思，廣州是中國的中心城市，歷史文化名城，粵商的代表。要怎麼保護好這一歷史文物呢，需要潘家後人，更需要政府，真希望有一天廣州和漳州能一齊努力，將中國這麼一位有代表性的商人發揚光大。再次也呼籲廣州政府能保護好潘家花園，將它打造成和陳家祠齊名的一個文物景點。

和改革開始后，大量流入廣東珠三角企業的外來打工仔一樣，兩百多年前，潘氏家族的發家人潘振承也有著相似的命運軌跡。

潘振承出生在福建同安縣一個貧苦家庭，少年時給人當船工，壯年時由閩入粵，曾經去過三次呂宋（今菲律賓）。

初到廣東的潘振承在十三行一位陳姓商人的商行里做事，獲得信任和全權委託。等到陳姓商人回鄉，他開設了自己的第一家商行：同文行。

彼時的廣州，確是一片創業沃土。

潘振聯

潘仕成(1804—1873)潘振聯曾孫，官至二品，是晚清享譽朝野的官商巨富。

潘有為（1744—1764）乾隆年進士，官至內閣中書，參與《四庫全書》的編製。

潘有度（1755年—1820年）廣東十三行公行首領，官至翰林院庶吉士。

潘有原（1760—1797）

潘有科（1770—1820）官至兵部職分司員外郎。

潘正亨（1779—1837）乾隆年貢生，以善書而工詩著名。

潘正煒（1791—1850）支持林則徐抗英，被譽為愛國商人。

潘兆顯（1851—1890）曾隨鄧世昌至山東煙台，為幕下西賓。

潘飛聲（1858—1934）潘振承第6代子孫，著述有《柏林遊記》、《天外歸槎錄》等36種之多，是名噪一時的詩人。受聘於德國柏林大學講漢學。

潘正琛（1786—1847）嘉慶年舉人，官至刑部安徽司員外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