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幫

伴隨幾百年商品經濟的發展，到明清時期商品行業繁雜和數量增多，商人隊伍日 漸壯大，競爭日益激烈。而封建社會統治者向來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在社會階層的排序中，“士、農、工、商”中商也是屈尊末位。對於商人而言，國家沒有明文的法律保護，而民間又對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視。因而，在那樣的年代，商人利用他們天然的鄉里、宗族關係聯繫起來，互相支持，和衷共濟，於是就成為市場價格的接受者和市場價格的制定者和左右者。同時，商幫在規避內部惡性競爭，增強外部競爭力的同時更可以在封建體制內利用集體的力量更好的保護自己，商幫在這一特定經濟、社會背景下應運而生。

十大商幫

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十大商幫，具體為山西晉商、徽州（今安徽黃山地區）徽商、廣東粵商（分廣商、潮商、客家幫）、陝西、福建閩商、江右（江西）贛商、洞庭（今蘇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東山和西山）蘇商、寧波、龍游（浙江中部）浙商、河南豫商、山東魯商等。

“商幫”這一概念被各省的商人們頻繁使用，最早提出“商幫”概念的是五大新商幫———山東商幫、蘇南商幫、浙江商幫、閩南商幫、珠三角商幫。其他各省商人也紛紛起而效仿，開始按照地緣給自己定位———山西省和安徽省的商人們分別提出了新晉商和新徽商的口號，重慶、河南、河北等地的企業家們也將自己歸類，分別冠以新渝商、新豫商、新冀商。

由親緣組織擴展開來，便是以地緣關係為基礎的地緣組織——商幫。由於籍貫相同而具有相同的口音，相同的生活習慣，甚至相同的思維習慣和價值取向，從而形成同鄉間特有的親近感，自古有把“他鄉遇故知”視為四大樂事之一，俗語說“親不親，家鄉人”，都表明中國人特別是傳統中的中國人的鄉土觀念是極為濃厚的，商幫就是建立在地緣基礎上的商人組織，按地域劃分，有所為本幫和客幫之分；按行業劃分，又有行幫之分，明清時代先後活躍在商業領域的商幫：山西商幫、陝西商幫、山東商幫、福建商幫、徽州商幫、洞庭商幫、廣東（珠三角和潮汕）商幫、江右商幫、龍游商幫、寧波商幫。

民營企業是中小企業的主體部分，商幫是民營企業的集合。商幫是中國一種特殊的經濟形態，它是以地域為中心，以血緣、鄉誼為紐帶，以“相親相助”為宗旨，以會館、公所為其在異鄉的聯絡、計議之所的一種既“親密”而又鬆散的自發形成的商人群體。在明清300餘年的中國商業史中，山東商幫、山西商幫、陝西商幫、洞庭商幫、江右商幫、寧波商幫、龍游商幫、福建商幫、廣東商幫、徽州商幫等十大商幫，都曾是稱雄逐鹿於商界的商人群體。

商幫自出現之初便與民營經濟緊密的聯繫在了一起，回望歷史，無論是哪一朝代，民營經濟的發展都決定了封建王朝的興衰與存亡，商幫的興衰也與中國經濟發展歷史緊密的結合在了一起。商幫在中國經濟發展史上創造了輝煌的業績，中國古代的茶馬古道和絲綢之路，都是在商幫開闢下形成的著名商業通途。然而，到清朝中後期，由於連年征戰，隨著中國民營經濟的衰敗，商幫也逐漸衰落。封建商幫的衰落亦是封建王朝發展的必然，在皇權至上的歷史前提下，私權隨時都有不虞之災。清乾隆時期的徽商江春曾說：“奴才即使有金山銀山，只需皇上一聲口諭，便可名正言順地拿過來，無須屈身說是賞借。”這從一個側面上反映了民營經濟在中國歷史上的尷尬地位——“民營”不等於“民有”。因此，封建王朝民營企業為主體的商幫，在那個時代中從一出生便註定了他的結局。

改革開放以來，日漸崛起的浙商、蘇商、滬商、京商、粵商和閩商，正悄然發展的魯商、豫商，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代表商幫，而商幫成長的那片土地，也是中國經濟的支柱所在。商幫的興起同時也是中國民營經濟崛起的另一個體現，民營經濟在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扮演著最不可忽視的角色，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風向標，儘管發跡於草莽與坎坷之中，如今卻已佔據了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據統計已經佔全國GDP比例的65%，因為有了成熟的民營經濟，也便進一步催生了商幫的復興。

以浙商為例，民營經濟是浙江經濟發展的特色之一，而浙江民企的實力，幾乎佔據了國內民營經濟的半壁江山。浙江人做生意厲害，倒不在於他們有多少叱吒風雲的大企業大人物，而是有深厚的民間基礎和龐大的群體陣容，就是“抱團精神”，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商幫文化”。浙江人通過商會、行業協會等組織，群體合作織成一個無所不在的商業網路。浙商還形成了巨大的人際網路和銷售網路，這種網路就像人體的細胞或毛細血管，遍布市場的每一個角落。無論從資金融通，還是市場開拓，商會、協會都為浙商的發展壯大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對待商幫問題上，改革開放的締造者鄧小平在評價寧波幫時曾說“寧波幫人數不多能量很大”，他不僅充分肯定寧波幫的作用，還親力親為作了大量具體的工作。他指出：“寧波的優勢有兩個，一個是寧波港，一個是寧波幫。”鄧小平在北戴河的一次談話中，還進一步號召“要把全世界寧波幫都動員起來建設寧波”。由此可見，新中國更加重視商幫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而商會便是新時代商幫文化的載體，商會文化也是商幫文化的傳承、革新的產物所在。駐京辦往往承載了這樣的職能——團結老鄉，多數駐京辦都會組織在京人員聯誼會，另一方面，“北京浙江企業商會”、“北京福建企業商會”等區域性標誌明確的商會組織事實上也就是那些遠離故土、異鄉創業的各地商人的娘家，我們可以稱之為“商幫文化”與時俱進的體現。

另外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就是海外華商，而今，分佈於世界各地的華人社團，就是中國商人在海外的商幫組織。他們為華商的海外經營提供了有力保障，在為所在國經濟、世界經濟發展做出貢獻的同時，也為中國經濟的騰飛與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改革開放之初，在全球其他國家對中國還猶猶豫豫抱觀望態度的時候，由於與內地的“親緣、情緣”關係，首先進來的就是港台和其他海外華商的投資，當初甚至本身只是一些“僑匯”，除個別外，主要是中小企業和小額投資，領域也以“三來一補”加工工業為主，正是這些華人華商開拓進取精神，才使閩粵地區形成許多家電城、鞋城、服裝城，從而激活了地方經濟。

約翰？奈斯比特在《亞洲大趨勢》里說過：“華人社團是宗族和同鄉組成的公司和企業網，各企業之間層層連接，規模不斷擴大，直至覆蓋全球，用個形象的比喻，它就像當今的互聯式電腦網路。”有媒體甚至評論說，如果在每一個存在華人社團的城市上標註一面小紅旗，那麼地圖就會變成一張紅紙。在全球分佈著成千上萬個華人社團，星羅棋布的華人商會，既是聯繫華人社會的紐帶，也成為與國內保持血脈關係的民間橋樑。

2001年9月19日，在中國內地首次舉行的第六屆世界華商大會上，時任總理的朱鎔基動情地說：“迄今為止，在華投資的外資企業，大多數的項目和資金來自華商……中國經濟取得的輝煌成就，海外華僑華人功不可沒……你們的創業精神已經載入中國經濟發展的輝煌史冊！”

溫家寶總理2013年3月5日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兩次提到海外僑胞。第一次是在談2009年中國應對全球性金融與經濟危機所取得的成績時，溫家寶總理代表國務院，向海外僑胞表示誠摯的感謝。第二次是在談維護中國統一時，指出，要認真貫徹黨的僑務政策。維護海外僑胞、歸僑僑眷的合法權益，支持他們傳承中華文化，參與祖國現代化建設和促進和平統一大業。

無論是哪一支商幫，都流淌著中華民族的血液，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無論從事著何種行業，沒有人忘記自己的根本，這就是商幫的力量，這就是民營企業的拳拳愛國之情。正如溫家寶總理2008年9月23日在紐約會見華人華僑時所說，“我們每個人不管是從大陸、台灣，還是港澳來，都是中華民族、都是祖國這棵參天大樹的一片葉子，而在這棵樹下，那些根是連在一起的，是誰也分不開的，這就是血脈相連。”商幫文化承載了中國數千年的商業文化精髓，也是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商幫文化的繁榮與振興是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商業文明的完美結合。商幫不僅是區域經濟的催生力量，是中國市場經濟的催生力量，也是世界經濟復興的重要力量，更是民營經濟振興的文化特徵。因此，商幫文化的發揚光大，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需要。（節選自中國國際經濟合作學會楊金貴所著《商幫文化與中國經濟》一文）

都說中國歷史是一部漫長的封建史，重義輕利的儒家文化和農耕經濟的主流使得市場經濟之花遲遲難以萌發。可事實上，人類社會一直就未曾離開過商人的活動。據考證，商人（或商業）的商，最初是個原始部落的名字，其部落位於今河南省商丘的南部地區，其部落始祖名叫契。因契跟隨大禹治水有功被封於此。契的第十代孫名叫王亥（公元前16世紀）。王亥從事牧業而擅長經商。他的第四代孫子湯滅了夏（公元前1551年），又遷都於殷，故商又稱殷，而商人仍自稱為商。後來，周滅殷以後，周公（姬旦）告訴殷的遺民，要求他們繼續經商。而殷商之人善於經商，周朝人便將從事這種行業的人稱為商人。而歷史上的商幫大體上崛起於明清時期。在明清之際曾引發了一場“商業革命”，在這場“革命”中相繼崛起了十大商幫。其中，晉商、徽商、潮商為勢力最大，影響最遠的三大商幫。

我對晉商的感觀認識來自於張藝謀和鞏俐的電視《大紅燈籠高高掛》。電視里的山西喬家大院，是一個原汁原味的明清富商城堡。它的背後，是深厚的晉商文化底蘊。透過喬家大院那古樸的院落、古樸的磚牆、古樸的陳設，氣勢恢宏的晉商發展史的畫面若隱若現地浮現出來…… 晉商俗稱“山西幫”，亦稱“西商”、“山賈”。在漫長的歷史中，晉商以山西富有的鹽、鐵、麥、棉、皮、毛、木材、旱煙等特產，進行長途販運，設號銷售，套換江南的絲、綢、茶、米，又轉銷西北、蒙、俄等地，其販運銷售活動遍及全國範圍，形成了成為能與南方徽幫相抗衡的最有經營實力的北方晉幫集團。至清乾隆（1735-1799年）、嘉慶（1799-1820年）、道光(1820-1850年）時期已發展到鼎盛。特別是到清朝中葉，並形成山西“北號（票號）南庄（錢莊）”兩大晉商勁旅。那麼，曾經輝煌的“晉商”為何最終走向了衰落？有史學專家分析了晉商的性質，我認為從他們的研究中可以推究出晉商衰落的一些枝蔓。“綜觀明清時代的晉商，具有三個明顯的特徵：

一是封建政府把他們作為政府推行財政政策和提供軍協餉供應的工具；二是商人與封建政府之間有著不一般的相互結托關係；三是利潤的封建化。”所謂山西商人作為政府推行財政政策和軍協餉供應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鹽商、洋銅商等。而山西商人與封建政府之間的結托關係，表現形式很多，如明代揚州鹽商，商籍有山西而無安徽。關於明清山西商人利潤的封建化，我們知道，山西商人雖然富有，但其資本投向產業卻是個別現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並未出現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轉化的大趨勢，商業資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領域。總之，明清晉商資本的運轉方式，是與封建地主制經濟結構完全協調的，是封建地主制經濟的一個環節，是為封建地主制經濟服務的。這一性質決定了“晉商”隨著封建制度在中國的消亡，其落後的封建的經營方式逐漸暴露出與時代的不合拍性。因而，其衰落也就成了一種必然。

徽商又稱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幫”。它是舊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團之總稱。徽人經商，源遠流長，早在東晉時就有新安商人活動的記載，以後代有發展，明成化、弘治（1464-1505年）年間形成商幫集團。明嘉靖(1521-1566年）以降至清末民初，徽商漸趨衰落。一代代的徽州人靠販運鹽、茶、山貨，經營文房四寶，走出一條日後教科書上才有的貿易路線：東進蘇杭無錫常，搶灘蕪湖商道，掌控長淮水運口，南達湘、蜀、雲、貴、川，往來京、晉、冀、魯、豫間，遠涉西北、東三省。最後，西進贛、湘，沿東南達閩、粵兩省，直至揚帆入海與日本進行貿易。此時的徽商達到鼎盛時期，“無徽不成商”開始叫遍天下。

徽商與其他商幫的最大不同，就在於“儒”字。與一門心思做生意的晉商相比，追逐財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歸宿。因此，儘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卻做得三心二意。從乾隆到嘉慶十年的70年間，同樣在兩淮經營鹽業，徽商子弟有265人通過科舉入仕，而晉商僅區區22人。到19世紀末，當徽商所代表的封建經濟沒落時，正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登陸中國之時。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很明顯，此時只有把大量資金投入實業，實現商業與產業的結合才能獲得新生。但“官本位”的徽商卻做不到，他們已經沒有財力去投資產業了。

徽商的始末。作為浙江人，對徽商有一種天生的親近感，這不但由於徽杭古道拉近了浙江人與徽商的距離。更由於紅頂商人胡雪岩的原因使徽商、浙商之間結下了不解之緣。

潮商指的是廣東潮州商幫，“潮商”，是潮汕地區（潮州八邑）商人的稱號。古代潮商雖不如晉商、徽商著名，但潮商在崛起以後。500年來長盛不衰，不會像晉，徽那樣衰落。大概在明正德年間（1506~1521年）私人海外貿易興起后，潮州沿海居民開始大規模地投入海上商業冒險活動。到明中後期大批潮州人以船為伴湧向海潮波濤之中。入清以來紅頭船便成為潮州商人的象徵；清代商人又稱紅頭船商人。潮商一向是以冒險性個強烈、肯吃苦耐勞著稱；潮商也積極向外拓展版圖，離鄉背井遠赴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打天下。也因為這種開放心態。潮州人長期成為海外華人領袖。五幫之首（華人五幫指潮州，福建，客家，廣東，瓊州。海外華人華僑95%以上都是來自這五個地方）。潮商伴隨著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於東南亞和香港、潮汕地區。在柬埔寨“紅色高棉”時代，印度支那動蕩時期，潮商又遠赴歐美，澳洲，經過戰後若干年的苦鬥，終於湧現一批批世界級鉅賈。

潮商為什麼能夠經得起歷史的考驗，自古至今地發展並在今天譜寫新的輝煌？事實上，近代潮商發揚了古代潮商的冒險開拓、獨立進取的商業精神。在近代潮商身上，也許才是潮商繼晉商、徽商衰落之後仍能發展，並進一步成長的原因。

中國商幫之興盛可上溯至明、清時期，當時商幫的活動範圍已擴及全大陸。而在明清資本主義萌芽階段，中國出現十大商幫，其中以晉商、徽商、潮商影響力最大。對照起五大新商幫，只有廣東商幫依然挺立。晉商崛起於明朝，清朝乾隆、嘉慶、道光年間達到顛峰。而晉商的事業版圖中以金融事業最為強大，清朝咸豐、同治年間晉商幾乎佔盡全大陸匯兌業務，所謂“北號南庄”指的就是由晉商控制的南北兩大票號、錢莊集團。

中國的經濟和文化在宋代曾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經元代之後，在明代又迎來了一個高潮。據專家估計，明朝萬曆年間農產品總量達696億斤，江南水稻單產量到2石（300斤）左右，與當時的歐洲處於同一水平。農業的發展為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明代在官營手工藝衰落的同時，民營的手工業有了快速的發展。尤其是江蘇的絲綢業，廣東佛山的冶鐵和鐵器的鑄造業，江西景德鎮的制瓷業以及其他地方的棉紡織業，無論在生產技術上還是生產規模上，都有了相當的發展。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商業亦有相當大的發展。

政策的變化對明清三大商幫形成起著重要作用

明朝初年，為了保衛北部邊防，設立了“九邊”（九個軍區），80多萬的強軍和30萬匹戰馬給政府財政造成了極大的壓力，於是，洪武三年開始實行的以糧換鹽政策成為晉商和陝商形成的契機。明代中期，官府授權的私人鹽業壟斷經營成為了徽商成長的關鍵推動力。而在遼寧和張家口分別開放東西馬市，對晉商由以鹽業為主轉向多種經營有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同樣，明代中期海禁的放鬆，也是浙商，閩商，粵商得以形成的直接原因。

福建商幫的興起，一開始就與封建政府的官方朝貢貿易和禁海政策針鋒相對。他們走私進行商業貿易，不能貿易時就進行搶劫，他們具有海盜和商人的雙重性格。

內外勾結的貿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見的經商方式，他們廣泛聯絡沿海居民，建立了許多據點，利用據點收購出海貨物，囤積國外走私商品，以利銷售，他們不僅在海營商，還有許多也是陸地商，水陸兩棲，海上貿易也做，陸地貿易也做。明清福建商人，把國內與國外的貿易緊密地結合起來，努力經營，進行多種形式貿易，從而形成了中國封建社會晚期一個很有影響的地方商幫。

隨著封建社會的消亡，福建商幫卻在海外南洋、台灣等地開闢出新的商業場地。福建商幫中的許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無畏地開拓海外市場，終於在福建幫這棵枯樹上開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幫的商業精神在海外華人和台灣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續。

道光十年，英國議會對曾在中國作過商業貿易的英國商人進行一次調查，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絕大多數在廣州進行貿易的人都一致聲稱，在廣州做生意幾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更好做。海外流傳著這麼一句話：太陽無時不普照粵人社會。

粵商的輝煌時期，還是在近、現代。在近代，由於外國經濟勢力的侵入以及中國緩慢地邁開近現代步伐，晉商、徽商等因為固守傳統而日漸式微，而粵商卻伴隨著近代廣東商品流通的擴大、商品經濟的發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廣東商人發跡於東南亞和香港、潮汕地區。二次大戰期間，廣東商人雖然曾一度沉寂，但經過戰後若干年的苦鬥，又終於在上一世紀70年代后崛起於中國南部、香港及東南亞。

近代粵商發揚了古代廣東商人的冒險開拓、獨立進取的商業精神，而在參與國際商業貿易的過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種開放的心態。在近代廣東商人身上，我們看到傳統文化與近代商業文化的某種有效的結合與融合。而正是這種文化的發展與融合，也許才是粵商繼晉商、徽商衰落之後仍能發展，並進一步成長的原因。

秦商在明清的商業界里，山西與陝西商人為了對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鄰省之好，互相結合，人們通常把他們合稱為西商或是山陝商幫。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勢力很大，他們從經營鹽業中獲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們內部開始分化，陝西鹽商與山西鹽商分道揚鑣，最終陝西鹽商到了四川獨立發展，這也為陝西商幫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基礎。

陝西商幫生財的行道較多，在這一點上他們與江西商幫相似。陝西商幫是一個綜合性的商幫，他們對財富的追求與一般商幫相同：儘可能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陝西商幫以鹽商最為著名，經營布業、茶業和皮貨業也是陝西商幫盈利的重要途徑。

秦商為中國十大商幫之一，善於從各種事件、場合和時間上挖掘商機。

在兩千多年前，陝西長安就與四川、雲南、貴州、甘肅、青海、蒙古有著密切的商業聯繫，發展到明清時，陝商與西藏等地區進行茶葉、馬匹交易。悠久的經商歷史，使陝西人天生具有一種商業意識。

在市場經濟下，現在的陝西人在發掘商機上也絲毫不比前人遜色。90年代初，川菜、粵菜及外地特色食品在西安紮下陣勢，不知賺走了西安人多少錢。從吃文化中受到啟發，陝西商人隆重地推出了餃子宴，此項目一經推出，使嗜麵食的各地食客聞香而來。

山東商幫是山東人，自然具有山東人的特點：直朴單純，豪爽誠實。正因為如此，與別的商幫相比，山東商幫的致富之道顯得單純，直截了當。山東商幫的致富之道，概括起來，就是長途販賣和坐地經商的商業經營方式，講求信用的商品道德以及規範的商業行為。同時，山東商幫裡面，主要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大部分是封建性的商人，這也決定了山東商人所走的道路及商業資本的流向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雖然山東商幫的致富之道，相對其他商幫來說實在是沒有什麼高明的地方，但他們的這些經驗和經營方式非常實在，生意做起來踏實。

山東人經商，是好的地區的人要經商，不好的地區的人也要經商。一個省份的人，經商的動機和條件相差甚多，彷彿是中國十大商幫的綜合縮影。這在中國是僅見的。

寧波商幫是中國商幫中的後起之秀。從它形成之時起，便顯露出它的見識不凡和卓爾不群。寧波商幫，是指寧波府的商人，以血緣姻親和地緣鄉誼為紐帶連接而成的商業集團。是一個盛行於國內和海外的商幫。寧波商人外出經商歷史悠久，但大規模經商，並且結成商幫則為時較晚。鴉片戰爭后，尤其是民國時期，寧波商幫中新一代商業資本家脫穎而出，把商業與金融業緊密結合起來，從而使寧波商幫以新興的近代商人群體的姿態躋身於全國著名商幫之列。他們所經營的銀樓業、藥材業、成衣業、海味業以及保險業，也是名聞遐邇。

寧波商幫形成的時間較晚，但其發展勢頭卻非常之快。他們的活動區域不斷拓展，最終形成四齣營生，商旅遍於天下的局面。寧波商幫不僅善於開拓活動地域，還善於因時制宜地開拓經營項目。他們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點，也非常實用：以傳統行業經營安身立命，以支柱行業經營為依託，新興行業經營為方向，而往往一家經營數業，互為補充，使自己的商業經營在全國商界中居於優勢地位。

十大商幫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歷史上，山西商人稱為晉幫。晉商是明清時國內最大的商幫，在商界活躍了500多年，足跡不僅遍及國內各地，還出現在歐洲、日本、東南亞和阿拉伯國家，完全可以與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猶太商人相媲美。

晉商的歷史雖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晉唐時期；但真正崛起於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嘉慶、道光時期已發展到鼎盛。到清朝中葉，山西商人逐步適應金融業匯兌業務的需要，由經營商業向金融業發展，咸同（1851-1874）時期山西票號幾乎獨佔全國的匯兌業務，成為執全國金融牛耳的強大商業金融資本集團。並形成山西北號（票號）南庄（錢莊）兩大晉商勁旅。

晉商規模如此之大，延綿時間如此之長，經商領域如此之廣，靠的是什麼？晉幫有自己的經商秘訣：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緣關係為紐帶，凝聚本幫商人的向心力；用傳統道德規範經商的行為；尋求政治上的靠山，庇護本幫的經商活動。另外一個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晉商家族的重要傳統之一學而優則賈。據說晉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讀書子弟去經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參加科舉考試，甚至出現過獲得功名后不做官而從商的進士。

晉商學而優則賈理念沒有多少文字記載，而是深深隱藏在晉商的心中，溶化在他們的血液中。正因為如此，使得晉商的文化程度相對於其他商幫是比較高，他們的經營模式也是最先進的，股份制、資本運作等現代經營方式，已經在他們身上萌芽。我們從晉商的成敗，品出了晉商的文化哲理，一個經商世家之所以經久不衰，是因為這些晉商不僅是商人，也是有學識之人，言傳身教，治商有方，並在家族內形成重教之風。

徽商與晉商齊名，作為中國商界中的一支勁旅，徽商曾活躍於大江南北、黃河兩岸，以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和葡萄牙，無徽不成商叫遍天下。其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都是其他商幫所無法匹敵的，在中國商界稱雄數百年。

徽州人都是經商能手，他們善於分析和判斷經濟形勢，在買賤賣貴的不等價交換中牟取厚利，大規模的長途商品販運是徽商致富的一個重要途徑，另外，囤積居奇、特權牟利、牙行制度、高利貸等，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

徽商與其他商幫的最大不同，就在於儒字。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鄉，被譽為儒風獨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現賈而好儒的特點，他們的商業道德觀帶有濃厚的儒家味。徽商以儒家的誠、信、義的道德說教作為其商業道德的根本，使他們在商界贏得了信譽，促進了商業資本的發展，是他們經商成功的奧秘所在。

大凡稱之為儒商的人，理所當然是一個睿智的人。在他們身上，既充滿優秀傳統文化的烙印，又有和時代發展相適應（或超前）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質。他們懂得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有駕馭市場變化的能力。他們集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於一身，恪守做人第一，經商第二的準則。商人的務實和精明，加之厚重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使得他們處處體現著儒家理想人格的魅力。總之，儒商是屬於有知識、有道德、有謀略、會賺錢的人。

當徽商、晉商在商場爭雄之時，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個頗有影響的龍游商幫。歷史上所稱的龍游商幫，實際上是衢州府商人集團，其中以龍游縣商人人數最多，經商手段最為高明，故冠以龍游商幫。

龍游商幫雖地處偏僻，卻有著開放的心態，在觀念上也比較新潮。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上，即投資上的敢為天下先精神和海納百川的肚量。明清時期，許多商人將經營商業所賺得的資金用來購買土地或者經營典當、借貸業，以求有穩定的收入。而龍游商敏銳地意識到，要獲得更多的利潤，必須轉向手工業生產和工礦產業上。他們果斷地投入於紙業、礦業的商品生產，或者直接參與商品生產，使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給當時封建社會注入了帶有雇傭關係的新生產關係。龍游商人還不排斥外地商幫對本鄉的滲透，並且相處友善，吸收外地商人於己幫，推進了龍游商幫的發展。

龍游商人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納百川的肚量，是他們良好的經商心態的反映。他們雖然是出自一個偏僻之地，既無官府支持，又無強大的宗族勢力作堅強後盾，但他們卻能在強手如林的各大商幫中崛起，自立於商幫之林。

幾乎就在龍游商幫興起的同時，另一個商幫在中國的洞庭湖上不知不覺地興起了---洞庭商幫。當年范彝財色盡得，泛舟五湖，引起多少人的艷羨。他經商成功，一定給太湖、洞庭湖流域的人們留下深刻印象。洞庭商幫是在明萬曆年間才初步形成。

審時度勢，把握時機，這是聰明的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這樣聰明的商幫。洞庭商人沒有與徽商、晉商在鹽業和典當經營上爭奪市場，而是揚長避短，穩中求勝，利用洞庭湖得天獨厚的經商條件販運起米糧和絲綢布匹。他們還不斷更新觀念，開拓經營新局面，向外部世界發展著。尤其是鴉片戰爭后，在作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鑽天之術，開闢了買辦業、銀行業、錢莊業等金融實體和絲綢、棉紗等實業。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從事著不同於以往的商業活動，由此，洞庭商幫產生了一批民族資本家，走上了由商業資本向工業資本發展的道路。

洞庭商人十分講究具體的經營手段，而這些手段看起來則非常符合現代經商的要求。洞庭商人非常注意市場信息，時常預測行情，在經商過程中，洞庭商人會根據市場行情與商品交換的情況變化而變化自己的經營策略，不拘於成見，只要有利就行。洞庭商人還會根據當地實際情況，比如商人資金和民風特點，因地制宜的採取獨特的經營方式。

江徠西商人絕大多數是因家境所迫而負販經商的，因此，小本經營，借貸起家成為他們的特點。他們的經商活動一般是以販賣本地土特產品為起點，而正是江西商人這些獨特的背景，使得江西商幫具有資本分散，小商小賈眾多的特點。除少數行業如瓷業比較出眾外，其他行業與徽商、晉商等商幫相比經營規模就要顯得相形見絀，商業資本的積累也極為有限。當代著名作家沈從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經就這樣描述江西布商一個包袱一把傘，跑到湖南當老闆。另外，江西商人濃厚的傳統觀念、小農意識也影響到他們的資本投向，只求廣度，不求深度。所以，儘管江西商人人數眾多，涉及的行業甚廣、經營靈活，但往往在競爭中容易喪失市場。

江西商人講究賈德，注重誠信是江西人質樸、做事認真的性格的一個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頭腦中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江西商人還善於揣摩消費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顧的要求。總之，以銷售盡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機為原則，這是江西商人發財致富的經驗總結。

粵商，即廣東商人，粵商主要是由廣府商人和潮州商人所組成，以珠三角廣府商人作為代表。廣東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從秦漢時期起，廣州以成為海上絲綢之路最早最大的始發港。南漢時期，皇帝劉岩就相當重視商人，常在宮中接見內地商人，各地商人來到廣州經商，廣州本地商人也到內地各大城市經商，形成重商之風。明清時期雖然幾度海禁，但廣州卻有過“一口通商”的歷史地位，形成了獨特的敢為人先、務實創新、開放兼容、利通五洲、達濟天下的粵商精神和粵商文化。

廣府商人指的是珠三角廣州府地區的商人。明清時期，廣府商人足跡遍布全國，他們所建立的廣東會館、嶺南會館、廣肇會館、粵東會館在全國的地域分佈相當廣泛，以今天的省份地域來看，以北京、上海、江蘇、四川及廣西分佈的數量最多，其他如江西、福建、湖南、山東、東北、湖北、陝西、河南、安徽、浙江、台灣、甘肅、雲南等省也都有數量不等的分佈。明清時期，粵商更漂洋過海，廣東會館也逐漸遍及世界各地，廣東會館除集中分佈在東南亞與美洲各國外，英國、法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地也保留著不少廣東會館。

清代，中國經歷了數百年閉關鎖國的時代，僅僅留有廣州作為唯一的政府特許對外貿易基地，十三行商成為清代粵商的核心主體。十三行商人從壟斷外貿特權中崛起，經濟實力顯赫，是全球最大商幫，是近代以前中國最富有的商人群體，代表人物有盧觀恆、伍秉鑒、梁經國、吳健彰等。廣州十三行商人與兩淮鹽商、山陝商人一同，被稱為清代中國的三大商人集團。

近代以來，珠三角廣府地區出現了一批對中國近代工商業發展舉足輕重的民族企業家先驅，包括唐廷樞、徐潤、鄭觀應、梁炎卿、陳啟沅、薛廣森、馬應彪、郭樂、簡照南、簡玉階、冼冠生、唐廷桂、莫仕揚、鄭翼之、李煜堂、方舉贊、鄭伯昭、陳炳謙、曾煥堂、蔡昌、李敏周等。粵商也成為近代上海最大的商幫之一，其中以廣府地區的香山縣和南海縣的商人為主。

現代廣府商幫湧現出李兆基家族、鄭裕彤家族、郭得勝家族，香港四大家族中就佔三席。還包括李文達、呂志和、何鴻燊家族、李佩材家族、利希慎家族、周永泰家族、馬萬祺、何賢、楊惠妍、何享健、王衛、張志東、龐康、徐航等等。

潮商指的是廣東潮汕商幫，“潮商”，是潮州商幫稱號。古代潮商不如晉商、徽商著名，潮商的崛起也是在明以後。大概在明正德年間（1506~1521年）私人海外貿易興起后，潮州沿海居民開始大規模地投入海上商業冒險活動。到明中後期大批潮州人以船為伴湧向海潮波濤之中。入清以來紅頭船便成為潮州商人的象徵；清代商人又稱紅頭船商人。

潮商是一支具有世界性的商業群落髮源於潮汕地區（潮州、汕頭、汕尾、揭陽） 。上個世紀初便被泰國國王譽為“東方猶太人”。潮商是具有海洋性格、海洋文化的華人商幫，被譽為紅頭船商幫。潮汕商幫文化已千年，茶文化漂洋過海。

潮商一向是以冒險性個強烈、肯吃苦耐勞著稱；潮商也積極向外拓展版圖，離鄉背井遠赴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打天下。也因為這種開放心態，使得廣東商幫在改革開放之後得以迅速發展。而潮商卻伴隨著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於東南亞和香港。這期間，潮商雖然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一度沉寂，但經過戰後若干年的苦鬥，又終於在上一世紀60-70年代崛起於香港及東南亞。湧現出李嘉誠、謝國民、陳弼臣等一批世界級鉅賈。

潮商為什麼能夠經得起歷史的考驗，自古至今地發展並在今天譜寫新的輝煌？事實上，近代潮商發揚了古代潮商的冒險開拓、獨立進取的商業精神。在近代潮商身上，也許才是潮商繼晉商、徽商衰落之後仍能發展，並進一步成長的原因。

在五百年商海中飽經風雨，經受嚴峻考驗和錘鍊而屹立於商海之中的潮商，湧現出以庄世平、李嘉誠、陳偉南、林百欣、謝國民、姚振華、馬化騰、黃光裕等為代表的一輩潮商。

儘管十大商幫曾在歷史上風雲一時，但由於他們的經營模式無法適應新形勢的需要而註定要走向衰落。下面以晉商為例，其衰落自身的原因主要有四點：

其一、淪為封建政府的附庸，商業模式單一。明初晉商藉明朝統治者為北方邊鎮籌集軍餉而崛起，入清后又充當皇商而獲得商業特權，清季又因為清廷代墊和匯兌軍協餉等而執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終靠結托封建朝廷，為其服務而興盛。但當封建朝廷走向衰亡時，山西商人也必然禍及自身。

其二、“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傳統觀念，束縛了晉商的發展。晉商資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屢見不鮮。入清后，晉商購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謠稱：“山西人大褥套，發財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此謂“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騎坐。這句民謠反映了晉商外出經商致富后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的傳統觀念。在這一傳統觀念支配下，其商業資本是不利於向近代資本發展的。

其三、墨守成規，思想保守。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舊有的商業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適應潮流，是求得自身發展的途徑。但是，由於晉商中一些有勢力的財東和總經理思想頑固，墨守成規，以致四次失去票號改革機會。

其四、投資周期過長。20世紀初，晉商中一些有識之士投資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但由於當時保礦運動的影響，其資本主要投入了煤礦業，而不是投資少、周轉快、利潤高的棉紡、麵粉、捲煙等輕紡工業，致使資金大量積壓，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