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幫

鴉片戰爭以後，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商人都湧向經濟較發達的城市經商，形成了商幫，當時較著名的商幫有“廣幫”、“徽幫”、“閩幫”等，但有些商幫逐步衰落，銷聲匿跡，而“寧波幫”歷久不衰，不斷發展、壯大，尤其是在港、澳、台等地的“寧波幫”企業家，更是舉世聞名。江南靖士《寧波幫》詩：“多俊生東浙，去來天下通。幫幫經濟競，代代績榮隆。捐獻酬孫總，稱揚憶鄧公。綜先覽陳展，志作豈人同！”

寧波商幫的形成是在明朝後期到清朝初期。形成的主要標誌是，寧波商人在北京創設鄞縣會館。（商人會館是一種同鄉商人組織，其功能主要是通過同鄉聚會、祭神以及各種公益活動，聯絡感情，促進互助，排憂解難，增強對外幫商人的競爭能力）。鄞縣會館創立的時間在明朝萬曆到天啟這一時期，創辦者是鄞縣在京的葯業商人。稍晚於鄞縣會館的是清初創立的浙慈會館，即“浙江省慈溪縣成衣行業商人會館”。

所以明末清初為寧波商幫初始形成階段，其主要活動地域在北京，主要經營行業是藥材業和成衣業。

在明清時期，中國已形成了十大商幫。他們是：山西商幫（晉幫）、徽州商幫（徽幫）、陝西商幫、洞庭商幫、江右商幫（江西）山東商幫、廣東商幫（粵幫）、福建商幫（閩幫）、寧波商幫、龍游商幫（浙江）。

寧波幫形成后第一個重要的發展時期是清乾嘉時期。這一時期寧波幫海商獲得迅速發展。寧波幫的活動區域不僅在長江和南北洋，而且延伸到海外，經營著合法而頗有規模的對日貿易。由於這一時期寧波幫的大發展，使一個普通的中國沿海地域商幫，一躍成為國內著名商幫。到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前後，中國已由十大商幫演變為晉幫、粵幫、閩幫和寧波幫四強爭雄的新格局。

寧波幫形成后第二個重要的發展時期是鴉片戰爭后的數十年。

鴉片戰爭后，寧波幫憑藉自身特殊的有利條件，迅速介入新興的對外貿易領域，並形成了以買辦商人和進出口商人的為代表的寧波幫新式商人群體。什麼是買辦？買辦就是外資洋行中的中方經理，是中西方貿易的中介人。我們說買辦和進出口商人是新式商人，是因為他們從事的交換，已經不是以小農為交換兩端的傳統交換，而是以中國農產品和西方工業品相交換的國際貿易。這種交換以前所未有的劇烈程度衝擊著中國根深蒂固的自然經濟形態，為商品經濟的發展掃清道路。

近代寧波幫買辦商人，首先在上海獲得發展。寧波籍在上海第一個買辦是定海人穆炳元。19世紀80年代以後，上海的寧波幫買辦已超過廣東幫而居於買辦集團的首位，直到買辦制度被廢除。通過這一時期的發展，寧波幫確立了近代最重要的經濟中心上海的霸主地位。

寧波幫形成后第三個重要的發展時期是19世紀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以後。其主要特徵是以新式商人為主的寧波幫商人將商業利潤投資於航運業、金融業、工業等新興領域，形成實力雄厚的寧波幫金融資本和工業資本。這一時期的寧波幫以當時我國對外開放的橋頭堡——上海為基地，創造了100個左右全國第一，湧現出一批“大王”，抒寫了中國工商業史上的百年輝煌。下面僅舉十例：

1、1854年，慈溪費綸志、鎮海李也亭、盛植管集銀7萬兩，向英國購買了中國第一艘輪船，名為“寶順號”，並配備武裝，為商船護航。

2、1862年，鎮海的葉澄衷在上海開設五金洋雜貨店，這是上海第一家華人開設的五金號，后發展到全國各地設立分號38家，聯號108家，被稱為“五金大王”。

3、1896年，鄞縣的鮑咸昌與其兄咸恩、妹夫夏瑞芳等創辦商務印書館。後來發展成為我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貢獻卓越的大型出版企業。

4、1897年，慈溪嚴信厚、鎮海葉澄衷、定海的朱葆三在上海創辦華人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

5、1910年，奉化的王才運在上海南京路創設榮昌祥呢絨西服號。為上海西服業的鼻祖，孫中山曾在該店定製過西服。後來中山先生自己設計、自己試穿的第一套中山裝就在榮昌祥誕生。

6、1912年，鎮海方液仙在上海創辦化學工業社，興辦我國第一家日用化工廠，生產牙粉、牙膏、蚊香、肥皂等，方被稱為中國日用化工奠基人。

7、1915年，鎮海虞洽卿（現為慈溪）創辦的三北航業集團。是當時我國最大的商辦航運集團，其總噸位為9.1萬多噸，約佔全國民族航運業總噸位的七分之一。

8、1922年8月13日，鎮海庄市的董杏生，開創了上海第一條公共汽車線——由靜安寺到曹家渡線路。

9、1923年，定海周祥生在上海創辦祥生出租汽車行，至1937年公司擁有分行22處，計程車230輛，居上海計程車業之首。

10、定海的劉鴻生，以煤炭行業起家，號稱煤炭大王，1930年創辦的大中華火柴公司，為當時中國最大的火柴廠，年生產火柴佔全國四分之一，又被稱火柴大王，以後在全國各地興辦幾十家企業，又被稱企業大王。

在創辦和經營近代企業過程中，寧波幫工商業者湧現了一大批影響廣泛的企業家、金融家，形成了寧波幫近代企業家的群體。寧波幫憑藉自己濃厚的經濟實力，廣泛的社會關係，強烈的時代意識，通過這一時期的大發展，這時的寧波幫已經成為中國的第一大商幫。

寧波幫形成后第四個重要的發展時期是20世紀四五十年代以後的數十年。這一時期有一批寧波幫工商業者移資海外各地，但大部分寧波幫工商業人士以香港這個國際自由貿易港為中心繼續發展，其後裔與20世紀80年代以後移居海外各地的寧波籍人士一起，被稱為現代海外寧波幫，他們在海外創造的業績，舉世矚目。

鎮海庄市的包玉剛，1949年初，由上海赴香港定居，先從事進出口貿易，1955年以一條舊貨船起家，開始從事海上航運事業。經過20多年的奮鬥，建立起環球航運集團，到70年代末，已擁有大型、巨型輪船200多艘，總噸位2000多萬噸，超過當時美國或蘇聯國家所屬船隊總噸位，居世界航運業之首。被國際獨立船東協會推選為主席，成為世界船王。進入80年代以後，相繼收購英資集團的九龍倉和會德豐洋行股權，並投資國泰、港龍兩家航空公司，其經營範圍遍及航運、地產、酒店、傳播、航空、倉儲、碼頭、貿易等。

鎮海庄市的邵逸夫。1925年與兄長在上海開設天一影片公司，1926年與三哥邵仁枚赴新加坡開拓電影市場，后成立“邵氏兄弟公司”，1958年與邵仁枚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邵氏兄弟幾十年來，共拍攝了1000多部影片，並獲得了各種國際獎的有32部影片。很多影片充滿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情節，受到各界人士的好評與讚揚。他在港、澳、台和東南亞以及日本、韓國、印度等地擁有電影院200家，每天光顧的觀眾可達100萬人次。70年代，邵氏兄弟涉足當時發展迅速的電視業。被稱為影視大王。他被香港推為十大富豪之一和最成功的十大企業家之一。

鎮海庄市的包從興，1946年去香港，先後經營電子業、紡織業。1960年後，在非洲迦納創辦紡織廠，后發展成大型紡織企業集團，為非洲紡織業之冠，1965年周恩來總理訪問非洲時，曾單獨接見包從興。

鎮海的張敏鈺是台灣的水泥大王；鎮海的傅在源被譽為東京的雜糧大王；鎮海的張濟民被稱為美國“新加州地產大王”；鎮海的應行久1973年在美國買下紐約世貿中心107層摩天大樓頂層，開設禮品店，（后在9.11事件中被毀）1979年被選為全美華僑總會董事長。

還有鄞縣籍寧波幫人士也在海外創造了顯著業績。王寬誠是香港著名企業家，原香港總商會會長；陳廷驊是香港棉紡大王；曹光彪是香港毛紡業大王；李惠利是香港鐘錶大王；邱德根是香港娛樂大王；王傳麟是台灣棉紡大王；范歲久在丹麥開設“大龍食品廠”，從事春卷加工與銷售，后稱春卷大王。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快速發展，以及香港、澳門的回歸，海外以及港澳台積極投資內地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寧波幫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在這種

情況下，海外寧波幫與新興的內地寧波籍人士實際上正在融合為新型的現當代寧波幫。這個正在崛起的現當代寧波幫已經產生了若干新的組織。如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不少城市成立了以寧波籍人士為主體的寧波經濟建設促進會。特別是上海經濟建設促進協會和寧波同鄉聯誼會，兩塊牌子，一套班子，出版《海上寧波人》會刊。我們鎮海中興學校校友會上海聯絡處還是他們的團體會員。這些協會既能適應新的社會現實，又帶有鮮明的鄉親色彩，對於溝通信息，加強交流，增進了解，解決困難，促進寧波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

在近代中國進出口貿易中寧波幫佔有重要地位。進出口貿易的發展不僅有力地瓦解傳統的自然經濟結構，推動中國經濟與國際市場接軌，而且使以洋貨為載體的西方文明較快地進入中國，從而促進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與此同時，寧波幫大力發展民族工商業，特別是發展出口導向與進口替代產業，並創造出一大批國貨名牌，有效地抵制外貨的傾銷與壟斷，提升了中國經濟的發展競爭力。而由寧波幫經營的近代金融業以強大的實力有力地支持了民族工商業的發展。

近代以來，面對多災多難，落後挨打的祖國，在外創業歷經磨難的寧波幫商人多有一份振興中華的歷史使命與社會責任，有的進而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其中寧波幫支持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的行動尤為人稱道。

許多寧波幫商人都程度不同地對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表示同情與支持，有的加入同盟會，參加革命活動，更多的則在經濟上支持革命黨人。如從事航運業的趙家藩、趙家藝是寧波幫中的中小商人代表。1905年趙氏兄弟與革命黨人張靜江去法國巴黎經商，以所獲利潤全部用於資助孫中山從事的革命活動。

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著名寧波幫企業家項松茂、方液仙面對強敵威武不屈更成為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

愛國殉職的項松茂

項松茂，浙江鄞縣人，被稱為中國葯業先驅。“九一八”事變后，項松茂參加了抗日救國會，抵制日貨，並在廠里成立抗戰義勇軍一營，自任營長，聘請愛國軍事教官進廠訓練，以為對日宣戰之準備。“一二八”抗戰爆發后，五洲店員11人為日軍拘捕，身為公司總經理的項松茂為營救店員，不顧生命安全，兩度深入戰亂地帶交涉，終於陷入敵手。日寇審問：你為何抵制日貨？為何組織義勇軍？店內備有軍服，誰敢抗日，殺無赦！項松茂侃侃回答：中國人愛中國，你們日本人，為何強佔我土地？屠殺我民眾！項抗爭不屈，1月31日晨，他與店員11人慘遭殺害，時年僅52歲。

熱情愛國的方液仙

方液仙，浙江鎮海人，他是中國日用化工的奠基人，他在抵制日貨、提倡國貨運動中成績顯著，被社會各界稱為“國貨大王”。在上海“一二八”和“八一三”兩次淞滬抗戰中讓出廠房，興辦兩期傷兵醫院，救護大批抗日戰士。方液仙的愛國行動引起日本人的極端仇視。多次提出要與他主持的中國日用化學工業社聯營，他不為引誘，

拒絕聯營：日本人又以沒收工廠相威脅，他嚴詞指責，不為所屈；1939年，汪偽傀儡政權派人向他遊說，邀他擔任偽上海市政府實業部長，又遭拒絕。日偽見引誘不成，繼施恐嚇、威脅的手段，恐嚇信不斷飛來，方液仙仍不為所懼，日偽見其始終不肯就範。遂萌生殺意。1940年7月25日，方液仙被害時年僅47歲。

而在抗戰大後方，以“鋼鐵大王”余名鈺為代表的寧波幫企業家發揮了重要作用。余名鈺，鎮海貴駟人，1934年在上海創辦大鑫鋼鐵廠，創建了我國第一台電弧鍊鋼爐，“七七事變”后，把工廠遷到四川重慶，抗戰期間，生產了大量炸彈、手榴彈、山炮等軍火和圓鋼、方鋼、

機床、鍋爐、起重機、抽水機等重要設備，為抗戰勝利和後方民族工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為阻止日軍寧波幫陳順通自沉貨輪

1897年1月，陳順通出生於鄞縣雲龍鎮冠英庄，他14歲就來到上海，繼承父業做了一名船員。北伐戰爭開始后，他曾為革命軍運輸物資，獲得北伐革命三等功勛。1930年，陳順通在張靜江先生的幫助下，在上海四川路開辦了上海中威輪船公司。到1936年抗戰前，中威公司已擁有“順豐輪”（6725噸）、“新太平輪”（5050噸）、“源長輪”和“太平輪”四艘大型江海運輸船，成為中國四大航運企業之一。

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政府實施了一項戰時特別措施：在全國範圍內徵召大型船舶自沉於全國重要江海口，以堵塞航道，防止日軍從水路發動進攻。

此時，陳順通實際掌控的輪船僅剩“源長輪”和“太平輪”，另外兩艘海船“順豐輪”“新太平輪”在戰前租借給了日本一海運企業，抗戰爆發后被日軍扣留。

為支持抗戰，1937年8月12日，“源長輪”與20多艘船舶自沉於有“江海門戶”之稱的長江江陰要塞，阻遏了日軍準備沿江西上的企圖，為中國軍政機關、工礦企業向大後方轉移贏得了時間。

1939年6月28日，“寧波幫”人士、中威輪船公司董事長陳順通將3550噸江海貨輪“太平輪”自沉於鎮海口，以堵塞航道，阻止日軍從海上的進攻。這是何等英雄之舉，他的後人提起往事，都自豪地稱，這是在民族危難之際，一個中國商人的應盡之舉。

偉人對寧波幫評價

1916年8月22日，孫中山在寧波演說時就對寧波幫企業家作過高度評價：“寧波人對於工商業經營，經驗豐富，凡吾國各埠，莫不有甬人事業，即歐洲各國，亦多甬人足跡，其能力與影響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1949年5月6日，在杭州寧波一線即將解放時，毛澤東在北京致電解放軍三野第七兵團政委譚震林，特別提到：“在佔領奉化時，要告誡部隊，不要破壞蔣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築物。在佔領紹興、寧波等處時，要注意保護寧波幫大中小資本家的房屋財產，以利我們拉住資本家在上海和我們合作。”顯然，毛澤東這一命令是富有遠見的。

與此同時，毛澤東又致電鄧小平、陳毅提到：盛丕華、包達三等……是上海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要吸收他們參加某些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許多寧波幫人士被委以重任：如盛丕華任上海副市長，包達三為浙江省副省長，蕢延芳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上海市交通局局長、樂松生為北京市副市長等。

1981年7月6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香港環球航運集團名譽主席寧波幫人士包兆龍及包玉剛一行，鄧小平握著他們的手說：“我們早就應該見面了。”從此開始了他們之間長久的友誼，也開始了鄧小平與寧波幫的交往。從1981年7月6日的包、鄧初次相見，到1990年6月11日，鄧小平最後一次會見包玉剛，10年間，他們會見了15次（含集體會見）。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鄧小平還頻頻會見王寬誠、安子介、馬臨、應行久等其他寧波幫重要人士，與他們商談國是，相聚甚歡。鄧小平曾說：寧波有兩個優勢，一是寧波港，二是寧波幫。1984年8月1日，鄧小平在北戴河聽取時任國務委員谷牧關於沿海開放城市和對外開放工作情況彙報時，高興地說：“寧波人海外僑胞人數不多，質量較高”。提出“把全世界的寧波幫都動員起來建設寧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回歸問題上，鄧小平對以包玉剛為代表的寧波幫人士寄予厚望，他們一起為祖國統一大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肇始———壯大———鼎盛：寧波幫的發展

1.“寧波幫”的肇始時期。寧波，地處東海之濱，居全國大陸海岸線中段，海道輻輳。寧波有眾多的優良港灣，從寧波港起航，商船可藉助海潮和風力往來南北，是我國古代的海上“絲綢之路”、“陶瓷之路”的出發港，在秦代商貿活動已相當活躍。唐時，寧波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主要港口，外貿事業頗為興旺，唐開成四年至天佑四年(839—907年)，中日往來貿易船舶37次，其中通過明州(寧波)放洋，有確切記載的達7次，唐會昌二年(842年)至咸通六年(865年)，海商李鄰德、張支信、李延孝分別率領商幫從明州望海鎮(今寧波鎮海)出發，7次赴日本進行商貿活動，每次去的人數在50人左右，規模頗為可觀。日本的遣唐使節、留學生及高僧等也從寧波口岸入唐。北宋淳化六年(990年)，寧波設市舶司，同廣州、杭州的市舶司合稱為“三司”，除與日本繼續交往外，與朝鮮的往來顯著增加，專設高麗使館，沿途設有“航濟亭”、“高麗亭”，接待朝鮮的使者和商人。南宋時，又與真里富(今柬埔寨)、占城(今越南)、?婆(今印尼)、大食(今阿拉伯)等國進行貿易往來。元時

，設慶元(今寧波)市舶提舉司，直隸中書省，海運事業非常興旺，海運戶達1000餘戶。明朝和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以前，較長時間裡實行海禁，寧波的合法海外貿易一度停滯，但走私商貿活動仍非常活躍。在明末清初期間，寧波商人向北京及沿江、沿海的城鎮發展，在北京的寧波商人，經營的主要行業是藥材和成衣。明崇禎年間，寧波的藥材商在北京建立起“鄞縣會館”。清初寧波商人又在北京建立“浙慈會館”。乾隆、嘉慶年間，寧波商人在漢口建立了“浙寧會館”。在清嘉慶二年(1797年)，寧波在滬商人錢隨、費元圭等發起募捐，籌建以行幫為基礎的“四明公所”。道光十一年(1831年)，又有方亨寧等發起重修，這時期的“四明公所”以辦理同鄉善舉為主。咸豐三年(1853年)，得到鎮海大商家方仁照兄弟捐巨款又進行重建，作為同鄉集會之所，“四明公所”把上海的寧波人集合起來，在上海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勢力。上述這些，標誌著寧波商幫已開始形成。

2.“寧波幫”發展壯大時期。鴉片戰爭以後，資本主義勢力入侵我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被闢為通商口岸，上海以其地處長江流域終點，腹地深廣，交通便捷的優勢，逐漸成為全國內外貿易的中心，各省商幫都雲集上海，寧波商人以甬滬交通僅一水之隔的優勢，大批湧入上海，據估計清末在上海的寧波人已達40萬人。他們當中，既有地主、商人，也有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城市居民、苦力者，他們在上海經營南北洋的埠際貿易及顏料、鐘錶、糧油、海味、煤炭、棉布、藥材、西藥、棉紗、銀樓、五金、機械等行業，並經銷洋貨，開展對外貿易。上海最早受外商僱用的洋行和銀行的買辦多數是寧波人。有些寧波商人既是金融買辦，又是貿易買辦。寧波商幫在我國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經濟中急劇崛起，形成自己的實力地位。成為我國民族資本的一支重要力量。寧波商人基於發展需要，在上海相繼組成各種行業小團體，在商業行幫中有同善會(漁業)、崇德會(海味業)、濟安會(酒業)、永興會(南貨業)、敦仁堂(豬業)、喻義堂(葯業)、誠仁堂(肉業)、永濟堂(洋貨業)；手工業行幫有長壽會(石作業)、年慶會(木業)、同義會(銀匠)；勞工團體有四明長石會、水手均安會等。這類小團體具有同鄉和同業的雙重結構，它以維護幫會利益、互濟互助為目的，是“寧波幫”的重要組成部分。清宣統元年(1909年)，在上海的寧波商人籌建四明旅滬同鄉會，成為上海最早的地域性同鄉會組織，1910年改名為“寧波旅滬同鄉會”，作為同鄉人彼此交往、相互照應、休戚與共、同鄉人謀取共同利益的自治社團組織，又是聯絡旅滬寧波人的紐帶。1920年—1935年間，還分別建立了鎮海、定海、奉化、象山等地以縣為單位的旅滬同鄉會。從“寧波幫”在上海商界舉足輕重的地位到集合同鄉力量的組成，標誌著“寧波幫”趨於成熟階段。

3.“寧波幫”的鼎盛時期。民國時期，“寧波幫”臻於鼎盛階段。隨著財力的積聚、業務的擴大、人員的增加，“寧波幫”以上海為基地，將活動地域伸向漢口、天津、蘇州等大城市。1858年漢口開埠，寧波商幫很快向漢口擴展，漢口成為上海以外寧波商幫較集中的地區，主要經營水產、銀樓、航運、火柴、水電、雜糧、洋油、五金、銀行等行業，其中石油行業幾乎全部被寧波商人所佔，長江夾板船航運業皆屬寧波商人所經營。有許多寧波商人還充任洋人在漢口的洋行、銀行的買辦。在天津的寧波商人，遠在清中葉閉關自守時代，就經營航運業，代清廷南糧北運及民間的南北貨運輸，以6艘船為一小隊，10艘船為一大隊，成群結隊往來於寧波、上海、天津之間，最多時達六七十艘，主要經營戶為鄞縣的秦氏、吳氏，慈溪的孫氏、董氏，鎮海小港的李氏、樂氏。天津開埠后，寧波商人進一步向天津發展，1840年以後，寧波幫在天津的勢力日益擴大，在天津建立上海的分支機構。除繼續經營航運業務外，還在天津開展進出口貿易、銀行保險業、綢緞呢絨業、金銀眼鏡業等。民國時期，在天津商業中心勸業場一帶有不少名店，都是寧波商人經營的。一批實力雄厚的寧波商人，分別在天津開設錢莊、金店、綢緞莊、五金商號、洋行、房產公司、輪船公司等，還代為洋人在天津經營豬鬃、皮毛、山貨、棉花等進出口業務，成了洋人在天津的買辦。

開拓———創業：足跡遍布全球

從“寧波幫”的活動地域看，寧波商人的開拓創業精神的確令人驚嘆。從《鄞縣通志》記載的旅外同鄉會的情況看，寧波商幫的主要活動點除上所述外，還有南京、杭州、蘇州、常熟、溫州、無錫、揚州、徐州、蕪湖、南昌、沙市、長沙、重慶、廈門、汕頭、青島、煙台、鄭州、大連、瀋陽、臨海、蘭溪、建德等地。寧波人所到之處，那裡的商業活動就繁榮起來。寧波人在各地還經營了許多名店、大店，如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同仁堂、童涵春、蔡同德等著名藥鋪，亨得利、亨達利鐘錶店，都是寧波人經營的。寧波大慎木行金廷蓀在福建設坐莊，置有寧波南船和大北船各三四十艘。在上海經營五金機械進出口業務的，絕大多數都是寧波人，僅葉澄衷(鎮海人)一人，就在上海開設了老順記、南順記、義昌順、新順記、瑞昌順等5家。虞洽卿(鎮海人)、朱葆三(定海人)等集資創辦寧紹、三北、鴻安、長和、永利、永安、舟山等輪船公司。這些輪船公司，由於得到上海等沿海口岸和長江各埠“寧波幫”的大力支持，在外國輪船公司的傾軋下，不僅屹立存在，並且有所發展。僅三北輪船公司的船隻曾佔全國民族航運業噸位的1/7。“寧波幫”還創辦了我國第一家機器軋花廠、第一家榨油廠、第一家火柴廠、第一家機器製造廠和第一家銀行，為我國近代經濟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寧波幫”不僅聞名於國內，且足跡遍布全球，在世界各地，凡有寧波人聚居的地方，就可找到“四明公所”、“寧波同鄉會”之類的組織。如新加坡寧波同鄉會，其會員每月聚會一次，40餘年來從未間斷，他們的後代，至今鄉音未改。目前，寧波旅居海外的華僑、華裔和港澳同胞有7.3萬人，遍布香港、澳門、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等5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世界各地也湧現了一批善於經營的“寧波幫”企業家。包玉剛(鎮海人)，原在上海一家銀行工作，到香港後繼續經營銀行和航運，1955年以77萬美元購買8200噸舊油船1隻起家，開創航運事業，經過20多年的努力，至1980年3月，已有船舶202艘，2053萬噸，在世界各大港埠設有20餘家子公司或代理公司，包玉剛成為當時世界上擁有船隻最多、噸位最高的“船王”。香港10大首富中“寧波幫”佔了3個。

商會———冒險———鄉情：歷久不衰的秘訣

“寧波幫”之所以能歷久不衰，力壓群雄，成為上海諸商幫的巨擘，它有以下3個主要特點。

一是，上海總商會是控制上海金融貿易和影響全國商業的商人團體，“寧波幫”能獲得較快發展，稱雄商界，一個重要因素是上海自有商會組織以來，基本上由“寧波幫”掌握著上海商會的實權。他們還通過銀業、錢業兩公會，控制和影響上海工商界各業公會。1902年上海商業會議公所成立，首任總理是慈溪人嚴信厚，1904年改稱上海商務總會，嚴又繼任會長。從1902年—1946年的40餘年期間，“寧波幫”中的一批頭面人物在上海商會中任職的有：朱葆三(定海人)、周晉鑣(慈溪人)、虞洽卿(鎮海人)、秦潤卿(慈溪人)、宋漢章(餘姚人)、李厚佑(鎮海人)、傅筱庵(鎮海人)、袁履登(鄞縣人)、俞佐庭(鎮海人)、勵樹雄(鎮海人)、方椒伯(鎮海人)、金潤庠(鎮海人)、盛丕華(鎮海人)等人。“寧波幫”中這些人物能在較長的時間裡控制上海商會，反映了“寧波幫”在上海商界的地位。另一方面，“寧波幫”在上海經濟界擁有相當權力的商會中任職，保護了寧波商幫的利益，促進了“寧波幫”在上海的經濟發展。

二是，“寧波幫”所以能聞名於世，這與寧波商人富有開拓冒險精神有關。如“寧波幫”原來掌握著沙船業，鎮海的李也亭、慈溪的董耿軒家族都是以沙船業起家發財。鴉片戰爭后，輪船興起，寧波商幫仍抓住航運這個優勢，發展輪船業，虞洽卿、方椒伯、袁履登等興辦寧紹輪船公司，虞洽卿獨資辦三北輪埠公司，敢於同外輪競爭。三北公司總噸位達9萬噸，為當時我國三大民營輪船公司之一。上海的錢莊業，“寧波幫”勢力最大，9個主要錢業資本家家族集團，“寧

波幫”就佔6個。但後來感到錢莊久居外資銀行的附庸地位不妥，1897年由嚴信厚、葉澄衷發起創辦了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虞洽卿、李雲書等籌辦了四明銀行。後來實力較強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以及墾業銀行等都由“寧波幫”所掌握，實現了從落後的錢莊業到先進的銀行業的轉變。鎮海人方液仙，不願繼承方氏家族祖業，吃現成飯，而去搞化學工業，父親反對，不給資金，母親和舅舅給的錢全部賠光，都沒有動搖他搞化學工業的決心，從而創辦了中國化學工業社。從經營的行業上看，“寧波幫”經營了許多新興的行業，如經銷五金、顏料、洋油、洋布、西藥等暢銷貨。還有許多寧波商人從事進出口貿易。這一切都反映了寧波商人能審時度勢，及時開拓新的領域，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三是，寧波商人重鄉情鄉誼，同鄉扶助觀念特彆強，能風雨同舟，共同抵禦經營風險。如寧波商人合資創辦的寧紹輪船公司，與英商太古公司和法華合資的東方公司抗衡。當時票價鬥爭十分激烈，寧紹輪一開航，就在船上掛牌“立永洋5角”，以示永不漲價。同時減免貨運費，這樣一來大家爭著去乘寧紹輪，使太古輪乘客銳減，有時甚至放空。資本實力雄厚的太古公司，把票價從1元降到3角，以圖壓垮寧紹輪，大批旅客又湧向太古輪。資本微薄的寧紹輪入不敷出，難以維持。緊急關頭，寧波商幫的方樵岑、朱葆三、秦潤卿等組織了航運史上罕有的“航業維持會”，集資10餘萬元。給寧紹公司每票補貼2角，使寧紹公司也能以每票3角的低廉價格與太古公司競爭。同時，虞洽卿還發動同鄉會會員，讓貨物盡量交付寧紹公司承運，使寧紹公司和外輪競爭中取得勝利。寧波人還有“愛鄉而又不戀故土”的特點。寧波人外出經商自古有之，一般男孩到十四五歲，家中就挽親托眷找人介紹職業，到外地商店、工廠當學徒，否則就會被人視為沒有出息而遭受非議。男子背井離鄉出門到外地，父母也不因戀子之情而加以阻攔。學徒3年備受艱苦，故在外經商、務工多有所成就。許多“寧波幫”的著名人物，如虞洽卿、葉澄衷、秦潤卿、盛丕華、金潤庠等，都由親戚、同鄉介紹當學徒而發跡致富。

近代寧波商人，善於不斷接受新事物，更新觀念，推進民族科技文化的發展和社會生產力的全面提高。

寧波商人源於濱海，面臨大洋的挑戰，艱險的環境養成他們開闊的視野，堅強的意志和不斷創新的精神。從踏上上海灘那天起，就善於不斷接納、應用外來先進科學文化技術，發展壯大自己。1890年永昌機器廠老闆董秋根、何金泉聽說意式直縹車比普通絲車效率高，就立即"

日夜製造義大利式縹絲車及小馬力水汀引擎"。1898年商務印書館鮑威昌見日本鋼模印字清晰，就立即引進，使印刷質量為之一新。1894年嚴信厚把寧波的通久源軋花廠從單一軋花向紡紗、織布拓展，形成為一個綜合型的紡織企業。在輪運業領域，早在1852年寧波商人就向英商集資購買了中國第一艘民營輪船"寶順號"，這比後來洋務派自造新式輪船至少早了10餘年。

19世紀後期、20世紀前葉，世界新式醫藥業、化工業突飛猛進，寧波商人緊跟潮流，積極開發、善於創新，取得了突出成就。餘姚人黃楚九於1911年設立"龍虎公司"，開發"龍虎人丹"，一時成為佳話。方液仙的"三星牙膏"、"剪刀牌肥皂"同樣名聞通途。

生產力的提高是一個內部關係不斷調整的過程。寧波商人在發展生產力的同時也把他們的創新精神應用到了新企業制度的創立和人群及社會關係的整合上。"過帳制度"就是其中一例。過帳制度是寧波商人創立的金融信用制度，即錢莊對客戶的經濟往來不支現款，採取划帳的辦法，類似於以後新式銀行的票據交換制度。寧波商人大批湧入上海后，也把這一制度移植到上海，促進了上海的金融融通，增強了"寧波幫"的經濟實力。同鄉會的創立也是如此。早在1798年上海就有四明公所問世，1909年正式更名為"寧波旅滬同鄉會"。同鄉會在協調同鄉內部的商業利益，增強同外邦商人的競爭，以及對同鄉的救助、扶助上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因為寧波商人在上海有很大的勢力，後來就長期控制了上海新式的資產階級社團--上海總商會。除了上海以外，寧波商人在天津、武漢、江蘇等地都建有同鄉會。

舊中國是個落後國家，在落後國家要發展生產力，要提高科學技術水平，尤其需要注重教育。人才培養是國家興亡的關鍵，是創新進步的基礎。所以寧波商人特別注重對教育的捐助和支持。早在1873年葉澄衷就以經商所得在家鄉創辦"葉氏義塾"，以培育家鄉學子；1899年他又集銀子10萬兩，在上海虹口創建"澄衷蒙學堂"，成為上海第一所國人自辦的"洋學堂"。接著柏墅方氏家族也於1907年在家鄉創辦"培玉學校"，招收鄉間子弟。1915年秦潤卿在慈溪創辦"普迪學校"，以後又在上海創辦"修能學社"。到1928年，旅滬同鄉會在上海創辦學校達10所，學生數千人。寧波商人還把目光瞄準大學。1931年虞洽卿等發起創立四明大學，后因故未成，但"四明大學獎學金"已先頒行。寧波商人的辦學對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科學文化素質起了重要作用。

在“誠信、務實、開放、創新”的寧波精神中，“創新”可以說是寧波精神的本質之所在。寧波在文明架構中處於農耕文化與海洋文化的結合點，正是由於這種獨特的地理區位優勢與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才孕育、培植並不斷錘鍊著寧波人民勇於進取、敢作敢為的創新精神。寧波人的創新意識，不僅在歷史文化的時空上有過耀眼的閃光，而且在近、現代，尤其於當代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有著豐碩的成果。寧波的創新精神還不止見於一般意義上的創造活動，而是凸顯著原創性、開拓性與個性化的時代特色。

寧波創新精神的靈魂深藏在“敢為天下先”的文化心態之中，並成為寧波人勇往直前的內在驅動力。這種創新精神早在浙東文化的學術思辨中就能找到強烈的印證。明代的王陽明敢於在禁錮人們精神的“理學”一統天下的思想格局內，公然倡導“致良知”學說，鼓動人們衝破既定的思想牢籠，去爭取自我心靈的解放，在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史上掀開了光輝的篇章。黃宗羲以振聾發聵的聲音，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社會改革與民主啟蒙的進步觀念，歷史性地突破了儒家理論的傳統框架，讓百姓在黑暗的封建年代里看到未來社會的曙光。這種創新精神在近、現代的寧波商幫的發展史上，也不難找見。是寧波人朱葆三、虞洽卿等破天荒地籌建起新型航運公司，並於20世紀30年代率先成為國內最大的民營航運企業。其他如寧波商人葉澄衷，人稱“五金大王”。還有“火柴大王”、“肥皂大王”等寧波商人抱著“敢為天下先”的觀念，紛紛成為各自行業的“巨子”與“領頭羊”。而自改革開放以來，寧波人在社會發展與經濟建設中勇當“弄潮兒”，在資源缺乏、能源不足的客觀條件下，已獲得年人均GDP超4000美元的發展水平，不能不讓人深感“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在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寧波創新精神的思想基礎建立在“敢創業、不守攤”的理念之上。這在寧波人創業的思想與經歷中，習以為常，司空見慣。還是在20世紀初期，不少寧波商人就充分利用積累的資金去創辦新興實業。寧波商幫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起先多在家鄉小打小鬧，而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走出寧波，到上海及其他大城市尋求新的創業機遇。他們敢冒風險、善於經營，思想不保守，行為不守攤。像早年當過普通職員、最終成為工商巨頭的虞洽卿，就把事業的中心推向上海，並獲得巨大成功。寧波商幫葉澄衷當年在上海的火柴業已很有地位，但他還是聯合其他商人在漢口創辦起一家規模空前的火柴企業，使自己的事業更上一個台階。又如武漢的機電業、上海的五金業、天津的制衣業、東北的開墾業等有影響的實業，幾乎都是闖蕩天下、敢於創業的寧波工商者所為。這種敬業、創業精神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發生著作用與影響。當代寧波人“敢創業、不守攤”的理念也表現得十分強烈，寧波的眾多企業如塑料業、電器業、機械製造業、文具業、模具業以及“雅戈爾”、“杉杉”等已走出寧波，在全國許多重要城市的經濟活動中塑造著他們非同一般的出色形象，甚至在世界各地也擁有一定的市場地位，這也是“敢創業、不守攤”創新精神最有力的見證。

寧波創新精神還涌動著一股“求發展”的思想活力。應當說上述“敢創業、不守攤”也是一種“求發展”的重要表現，然而寧波創新精神中的“求發展”還更多地反映於深層次的精神追求之上。在明、清時期，寧波之所以能出現諸如王陽明、黃宗羲這樣一流的思想大家，根本的原因是當時的社會生活已出現商品經濟的萌芽，因而在思想文化領域內產生與之相適應的進步思潮，這種“求發展”的時代意識促成了“浙東學派”帶有原創精神的學術觀念，也給近、現代寧波商幫的巨大成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今天由寧波創新精神所演化的“求發展”的思想活力，進一步激發出寧波人民空前偉大的創造力，寧波的面貌日新月異，現代化國際港口城市的雄姿已經屹立於世界東方。不久的將來，全球第一長橋要橫跨於寧波與上海間的杭州灣海面上，這裡高矗起的是一座現代化“發展”的豐碑。“求發展”的寧波創新精神必將透射出更加炫目的絢麗光輝。

人才體現為一種文化。人才的培育、成長、湧現及其作用的發揮，人才消長的規律性，人才得以熏陶、孕育的人文環境，無不與文化有關，也與經濟的需求、社會的進步有關。因而人才是經濟文化發展的產物，它反過來又成為推動經濟文化發展的主體力量。

寧波人傑地靈、人才輩出、精英薈萃，歷代各類人才如群星璀燦、綿延不絕、蔚為大觀。其中不乏"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絕頂"的第一流人物。元人危素曾說鄞縣"為文獻之邦，宗公

大儒，前後相望"；至於"滿朝朱紫貴，儘是四明人"之說，則更是這一"大觀"的生動描繪。

據統計，南宋時寧波科舉進士達983名，其中鄞縣出了4個狀元，居全國之冠；僅有明一代，餘姚就有進士387人，武進士43人，狀元3人，大學士3人；列人《中國歷史名人大辭典》的歷代餘姚籍名人就有162位，因而有"姚江人物甲天下"之譽。歷史上寧波（包括歷史上原屬於紹興的餘姚及原屬於台州的寧海）湧現出不同領域以及家族性的多個人才群體，在不太大的一個地域範圍內形成了"人才群發"、"人才共振"效應，值得從人才文化學角度加以深入研究，從中總結出帶規律性的認識以為今天人才隊伍建設所用，並為開展愛國愛鄉教育服務。有學者認為，文化是名人效應最為顯著的領域，誠哉斯言。經濟文化精英、名人的不斷出現，推動了寧波經濟文化走向全國、走向世界，擴大了寧波的地方知名度，聚集了文氣、人氣、商氣和財氣，同時反過來又推進了寧波經濟文化的發展。人才文化的興盛為歷史上寧波經濟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主體動力。

一、家族性人才群體家族性的人才"共振"與"群發"，構成了歷史上寧波人才文化的一道獨特景觀。由於共同的家學淵源與"書香傳世"的傳統，以及相近的人文環境、愛好、性格、知識結構、思維方式、先天稟賦等原因，寧波歷史上出現過眾多同一家族名人輩出的現象，一座家門內出現數個天文學家、藏書家或父子同為數學家，兄弟同為文史專家的奇迹屢見不鮮。餘姚的虞氏家族人才群體尤為引人注目：前有易經學家兼天文歷算家虞翻，中有著名天文學家虞聳、虞喜，以及經學、史學家虞預、虞荔、虞願、虞僧誕，文學家虞炎，後有著名史學家、書法家虞世南等數十人，虞氏人才研究領域涉及經學、史學、文學、諸子學、天文學、曆法學、金石學、醫藥學、飲食娛樂文化等。正如一史家所言："吾邑世家之盛未有虞氏者也"。南宋時鄞縣史氏一門相繼出現了3名宰相，其中有敢於為岳飛冤案昭雪的著名政治家、詩人史浩。清初寧波學者萬泰有子8人：萬斯年、萬斯程、萬斯禎、萬斯昌、萬斯選、萬斯大、萬斯同，均以學顯名，個個在文學、史學、經學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詣，被時人譽為"萬氏八龍"，其中史學家萬斯同尤為著名。餘姚邵曾可、邵貞顯、邵廷朱祖孫3人均為文獻學者，為搜羅、保存姚江書院派的文獻作出了貢獻。除外，還有黃宗羲、黃百家、黃炳??是三代人同為天文學家、數學家，黃宗炎、黃宗會、黃宗羲三兄弟同為學術名家；鄞縣董沛、董慶西、董濂叔侄3人同為文獻學者；范欽、范大澈父子同為藏書家等。進入近現代，又有同為北京文史名家的鄞縣"五馬"，即馬裕藻、馬衡、馬鑒、馬太玄、馬廉，同為著名文人的奉化陳氏兄弟--陳訓正、陳布雷、陳訓慈，同為自然科學家的翁文灝、翁文波兄弟，同為教育家的慈溪馮君木、馮定叔侄，同為革命家的慈溪趙家蕃、趙家蓀、趙家藝三兄弟等。鄞縣還誕生了著名的"沙氏六兄弟"，即著名書法家沙孟海與革命家弟弟沙文求、沙文漢、沙文威、沙文度，以及作為畫家的堂弟沙耆。至於鎮海的包氏家族、邵氏家族以及應氏家族等也湧現了許多傑出人才。

二、八大人才群體由於歷史上的寧波一度成為全國學術文化重心、海外經濟文化交流重鎮和重要外貿港口，因而寧波歷史上湧現、集結了時間跨度較大、屬於不同類別和不同領域的八大人才精英群體，為寧波經濟文化的長足發展、為寧波社會文明乃至中華民族的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些群體是：

學術文化人才群體。這一群體以王守仁（陽明）、楊簡、范蠡、王應麟、黃震、黃宗羲、萬斯同、全祖望、章學誠等為代表。他們創立的"陽明學"、"浙東學派"在全國乃至日本都有重大學術影響。王應麟創作的《三字經》則被今天的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定為國際性教材。

藏書文化人才群體。這一群體以王正已、樓郁、樓鑰、袁桷、豐坊、范欽、范大澈、黃宗羲、萬斯同、黃澄量、全祖望、蔡鴻鑒等為代表。他們接續、弘傳了優良的藏書傳統，創造了名聞四海的浙東藏書文化。

佛教文化人才群體。浙東歷代名寺古剎眾多，高僧大德雲集。他們中以祖闡、祖元、寧一山、密庵、知禮、普濟、宏智、如凈、太虛、圓瑛等為傑出代表。這一群體創立了在全國乃至日本、朝鮮半島佛教界都有重大影響的佛教臨濟宗與曹洞宗，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貢獻。

海外交流文化人才群體。這一群體除上述身兼中日漢文化交流使命的佛教人士外，還有文化使者朱之瑜、航海家張支信、李鄰德、李延孝、李達、詹景全、欽良暉、朱仁聰、曾令文、周文德，以及哲學家陳亮等代表人物。他們與歷史上其他地區的文化交流學者與航海家、海外貿易家一起，開闢了舉世聞名的"海上絲綢之路"、"海上陶瓷之路"，揭開了中外文化交流新篇章。

科教文化人才群體。近代以前，這一群體以虞喜、邵昂霄、陳藏器、滑壽、陸士逵、燕肅、黃百家、"慶曆五先生"（楊適、杜醇、樓郁、王致、王說）、史浩、王應麟、程端禮、王陽明、沈國模、史孝咸、劉宗周、黃宗羲、朱舜水等為代表。他們在不同學科創造了當時國內堪稱一流的科教成就。

科舉文化人才群體。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雖有諸多弊端，但不可否認它是封建朝廷舉賢選能的一條重要途徑，也是民間有志之士"入仕濟世"的必須門檻，因而也選拔了不少從政人才。宋代以降寧波湧現的科舉進士、狀元之多，令人驚嘆，在全國佔據顯赫地位。北宋時寧波人中進士161名，南宋上升至983名。有明一代寧波進士人數居全國第一。據新編《鄞縣縣誌》統計，僅該縣在宋、明、清三代便出了718名、297名、162名進士，其中史氏一門在南宋出了3名宰相。這批人才當官后往往亦官亦學，兼具從政與治學雙重身份，其中有不少人後來成為著名的藏書家、教育家、思想家、史學家、科學家。

外來人才群體。一部寧波文明史就是"寧波幫"人士、"幫寧波"（非

甬籍）人士與廣大人民共同鑄就的歷史。"一腔熱血獻四明，莫道明州非吾鄉"。據史書記載，外地的傑出人才"群賢畢至"，對寧波的貢獻比比皆是，涉及各個領域。晉代與南宋更有大批中原人才南遷寧波，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這一群體的代表性人物有：西漢尉梅福，南昌人，在??縣為民眾"築塘堵潮"，功績卓著，鄞縣"梅墟"即為紀念他而命名的；東漢名士嚴光，原籍河南新野，隱居餘姚時不事權貴，其高風亮節對浙東文化有深遠影響；宋代寫出《三字經》一書的王應麟原籍河南；北宋燕肅，山東益都人，任明州知州時寫有《海潮論》，對浙東海運、水利都有貢獻。此外，還有以外來文人而首開寧波士學藏書風氣的福建人林鼎，推進明州釀酒業發展的江蘇崑山人王可交，率民眾修建著名的它山堰的山東監沂人王元煒，為築明州城出了大力的江西南豐人曾鞏，代表四明人士與奸臣秦檜作正義鬥爭的福州人黃龜年，率民眾修築東錢湖的江西撫州人王安石，在櫟社寫出名劇《琵琶行》的溫州人高明，在明州抗倭的山東蓬萊人戚繼光，親臨鎮海口指導抗敵的福建侯官人林則徐等。

近現代人才精英群體。進入近現代，寧波的人才文化出現一次發展高潮，湧現出一大批文藝大家、科技群星、商海巨子、政壇名人。文藝大家以著名作家柔石、殷夫、巴人、邵葵麟、樓適夷、陳企霞、唐??、魯彥、庄啟東、

穆時英、徐訐、蘇青、應修人、邵洵美、袁可嘉，以及著名藝術家潘天壽、陳之佛、沙孟海、朱復戡、周信芳、張石川、應雲衛、袁牧之等為代表。科教群星則以著名科學家鍾觀光、翁文灝、翁文波、吳耕民、童第周、沈宗瀚、何育傑、范文虎、盧於道、貝時璋、李慶逵、戴運軌、戴傳曾，以及著名教育家經亨牙頤、金海觀、張雪門、馮君木、楊賢江、馮定、蔣夢麟、林漢達、張壽鏞、馬氏五兄弟、張其昀等為代表。商海巨子則以近現代寧波商幫人才精英為主體，其代表性人物有嚴信厚、葉澄衷、吳錦堂、朱葆三、鮑咸昌、虞洽卿、宋漢章、黃楚九、傅筱庵、余芝卿、秦潤卿、項松茂、蕢廷芳、包達三、劉鴻生、俞佐庭、方液仙、胡西園、李康年、鮑國昌等。政壇名人以民國時期寧波籍政壇人才為主體，在短短的民國時期37年間，寧波出了國家元首、執政黨領袖1人，政府首腦3人，中央與國共兩黨部長級人物數十人。這一政治人才"群發"、"共振"的現象在近代中國各地區中是絕無僅有的。他們中的共產黨方面的革命人才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貢獻了力量；國民黨方面的人才在辛亥革命時期、國民革命階段、抗日戰爭時期，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復興也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們不但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跡，而且對近現代寧波經濟文化的發展也有深刻影響。他們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共產黨方面的吳亮平（蘇維埃政府國民經濟部部長）、朱鏡我（上海中央局和東南分局宣傳部長）、卓蘭芳（浙江省委書記）、沙文漢（江蘇省委代理書記）、楊賢江（左派領導的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常務委員）等。民國政權與國民黨方面有：王正廷、趙家蕃、童保暄、俞飛鵬、蔣介石、陳佈雷、董顯光、張其昀、蔣經國、葉公超等。

一個地區在歷史上能夠擁有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中國藏書史、中國佛教史、中國商貿史與海交史、中國古代科教發展史、中國科舉人才史乃至中國近現代文藝、科教、政治發展史中佔有如此顯著地位，而又以精英群體形式出現的眾多似"群星燦爛"的人才，的確是極為罕見的。這也證明了寧波這塊土地的人才文化底蘊，充分展示了歷史上寧波人才文化的魅力與成就。

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因此，在全市上下打造“信用寧波”的今天，近代“寧波幫”在這方面的成功經驗，無疑是值得借鑒的。

一般以為創業之初，坑蒙拐騙、假冒偽劣在所難免，資本的原始積累都有血腥味嘛。然而“寧波幫”絕對不搞這一套，依靠誠信為本。世界船王包玉剛祖上的故事，寧波人耳熟能詳。但最讓人感動的是宋漢章。這位近代著名銀行家，於1931年創立中國保險公司，自任董事長兼總經理。不久，由他承保的漢口申新四廠突遭大火，損失慘重，摺合銀元達200餘萬元。這是民族資本家榮宗敬所辦的一家新型大廠，失火后工廠停產、工人失業，勞資雙方都切盼著保險公司儘快賠償火災損失。可是中保的實有資本，也就250萬元，一旦理賠，很可能傾家蕩產。社會各界莫不關注，尤其是中保的其他投保戶，憂心忡忡，深怕中保“拆爛污”。面對如此嚴峻的局面，宋漢章沒有二話，不惜任何代價，堅決維護公司信用，消除人們“十賠九不足”的疑慮，而且是快賠、賠足。申新四廠專門在上海《申報》和《新聞報》上，以整版篇幅刊登鳴謝啟事，使它因禍得福，信譽鵲起，生意興隆。

寧波近代金融業，以經營錢莊聞名於世。錢莊資本大多來自客戶存款，而放款都是信用放款，全憑跑街口頭約定，做活生意，人稱“賒銷碼頭”。但是，跑街從不因為得了客戶好處而濫放貸款、造成倒賬或死賬。當時北京有恆興、恆利、恆和、恆源四大錢莊，“均系甬商經紀，開設京都已二百餘年，信用最著，流通亦最廣”。而在近代中國的金融中心上海灘，寧波人也是獨佔鰲頭，錢莊業九大家族佔六席，秦潤卿長期擔任上海錢業公會會長。寧波錢莊業以驕人業績贏得“信用經商”的美譽。

近代寧波商幫，還從事一項全憑信用的特殊行業———民信局，其功能相當於現今的郵政局，書信、報刊、契約、金銀、錢票皆可郵遞，兼營護送貨物。這種民間郵政機構，除了雄厚的實力，更需要絕對的信用。有人說過：“民信局為寧波之專業，資本甚大，信用亦最佳，凡一經民局保險之信札，內中銀錢匯票，倘有遺失等情，一概由該局賠償。”這種“一諾千金”的企業信用，使寧波自清乾嘉以來，一直是民信局的中心所在。

企業品牌打響后，是否仍需“誠信為本，義中求利”呢？20世紀初，日本的鐵錨牌毛巾壟斷了中國市場。陳萬運、沈九成創辦的三友實業社奮起拼搏，生產出質優價廉的三角牌毛巾，以其質地柔軟、吸水性強、經久耐用而打敗“鐵錨”，奪回了被日商搶去的市場。因為毛巾是消費量很大的日用品，民眾的愛國熱情又很高，有人便建議毛巾原料改用國產的20支紗，這樣每年可節約成本30萬元。但是，陳萬運和沈九成認為，名牌產品偷工減料，等於自我毀滅，利用愛國熱情推銷劣質產品，更是罪該萬死。他們不為30萬元所動，堅持以進口的42支紗為原料。

“寧波幫”深知信用是市場經濟的生命。據權威部門統計，全國現存中華百年老藥鋪81家，其中13家是甬商創辦的，比例高達16%。這些金光閃閃的招牌，全由“誠信”二字鑄成。轟動一時的電視連續劇《大宅門》之原型，即寧波樂氏家族的北京同仁堂，至今已有整整三百年的歷史，其長盛不衰的奧秘即“有方皆法古，無物不藏真”。樂氏嚴遵祖訓，一絲不苟。炮製雖繁，不敢省人工；味品雖貴不敢減藥材。“誠信為本，義中求利”的經營之道，長期被寧波商幫所恪守，直至當代的海外“寧波幫”，也都奉為圭臬。

據不完全統計，自1982年至今，已有600多位華僑華人、港、澳、台同胞向我市捐贈2000多個項目，摺合人民幣已超過12億元。

從捐贈內容來看，寧波幫捐贈的重點為教育、醫療衛生、公益福利和文化體育等社會事業。其中，教育事業占捐款總額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鎮海，到處都有寧波幫捐助項目的印記。中興中學、龍賽中學、兆龍小學、逸夫小學、庄市小學、仁愛中學、張和祥小學、鎮海中學、職教中心等等，都是寧波幫捐資興建，或捐資設立獎教、獎學基金。

寧波幫在捐資家鄉建設的同時，還在家鄉興辦企業。目前寧波有3000家三資企業，其中70%是寧波幫人士直接投資興辦或由寧波幫人士牽線搭橋引進外資興建的。為當地的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迄今為止，已有28位海外寧波籍人士獲得浙江省愛鄉楷模稱號，還有69位榮獲寧波市榮譽市民稱號，其中省、市、縣三級政協有港澳委員55人。

寧波幫人士，不僅熱心捐贈家鄉建設，而且捐贈神州大地。據不完全統計，寧波幫在全國捐贈款已多達55億多元，惠及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其中捐贈教育事業達百分之八十以上。

這裡特別要提出邵逸夫、包玉剛、王寬誠、陳廷驊和趙安中等幾位寧波幫代表人物的捐贈事業，令世人矚目。

邵逸夫：華夏捐資興教第一人

根據教育部提供的最新數據，邵逸夫自1985年至2003年，向內地教育事業捐贈包括大學、中小學、師範學校、職業技術學校共計400多個項目，遍及全國所有省、市、自治區，贈款累計31.5億港元。

邵逸夫熱愛祖國、關心家鄉，在寧波的捐贈超過4000多萬人民幣，助建項目包括寧波大學西區圖書館、教學樓，職教中心和寧波邵逸夫藝術幼兒師範學校、逸夫職業高級中學、中興中學、逸夫劇院以及祖居地的康樂園等。

在捐款扶助內地教育事業的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僑胞中，邵逸夫先生的捐助，數目最大，項目最多，持續時間長，被稱為“華夏捐資興教第一人”名副其實。這是值得我們全體寧波人驕傲的。

19世紀，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先後在中國內地做了7次考察，走遍了大半個中國。他得出結論：“寧波人在勤奮、奮鬥努力、對大事業的熱心和大企業家精神方面較為優秀。寧波人在上海的勢力很大，船夫、水手的大部分都是寧波苦力，勢力更大的是買賣人。尤其是商業中的寧波人，完全可以和猶太人媲美。”

1916年，孫中山到寧波考察，在寧波商界發表熱情洋溢的演說：“凡吾國各埠，莫不有甬人事業，即歐洲各國，亦多甬商足跡，其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