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銀行

1908年8月（農曆）的一天，在離開上海外灘不遠寧波路江西路口，開了一家號稱“四明商業銀行”的銀行，四明是寧波的別稱，在寧波路上開設為寧波人服務的金融機構似乎順理成章，但起眼的一是周圍地帶外商銀行和舊式錢莊林立，一家華資銀行就顯得鶴立雞群，因為當時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中國新式銀行，包括中外合辦、“官辦”銀行，僅誕生了華俄、中國通商、中國華商、大清、浚川源13家銀行，總行在上海的銀行也不過4家，故四明銀行的創辦也屬早之又早，而且它還是僅次於浚川源、浙江興業銀行的中國第三家商辦銀行；二是這家銀行的創辦者是當時滬上頗有知名度的寧波幫人士袁鎏、朱葆三、吳傳基、李厚垣、方舜年、嚴義彬、葉璋、周晉鑣、虞洽卿、陳薰等。

上海與寧波交通便利，自清中葉以來，旅滬甬商一直是活躍於上海的一個頗具實力的商人群體，轟動上海的兩次四明公所事件就是由客居滬上的各界寧波籍人士發起的。

19世紀後半葉五口通商后，寧波幫的實力已遍及上海近代工礦航運及公用事業，他們急需獲得金融業的支持，1906年，虞洽卿曾組織上海工商業人士赴日考察，在日本的半個月中，他對用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經營企業產生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回國后，便積極倡議籌辦四明銀行，兩年來終於集聚了資金75萬兩，開設了這家銀行。

四明銀行開設后，以周晉鑣為總董，陳薰為總理，虞洽卿為協理。它將營業種類分兩部：商業部，經營存款、放款、貼現、匯兌、發行銀洋各票業務；儲蓄部，收存零星款項。它的經營方式完全仿效錢莊的做法，以商業往來為主，營業時間也與周圍錢莊毫無二致。但與錢莊明顯的區別是它在開業不久，就向清政府度支部申請了鈔票發行權，發行的兌換券有4種：壹元、貳元、伍元、拾元。

其中貳元券，他行沒有，顯得很別緻。萬事開頭難，四明銀行的鈔票甫一發行，就遭到企圖獨霸中國金融市場的外商銀行的夾擊，他們將四明印發的鈔票攢到一定程度就來擠兌現洋，給四明造成極大的壓力，幸而四明銀行股東董事中有相當部分人是寧波同鄉會的領導人，在上海有一定的號召力，他們登高一呼，寧波同鄉紛紛施以援手，各大商店、錢莊、銀號爭相代兌四明鈔票，風潮才得以平息，四明鈔票也由此得到了人們的信任和歡迎，最初發行額20萬元，以後逐年增加，在上海、漢口、寧波、溫州、舟山等沿海、沿江城市廣為流通。有中（國）、四（明）、通（商）之稱。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10年10月，上海發生了舉世震驚的橡皮風潮，四明在風潮中也險些顛覆。原來四明創辦之初，上海錢莊業處於興盛時期，一切金融機構包括銀行的票據清算需通過錢莊辦理，當時錢莊對工商業的放款不亞於銀行，由於錢莊資本大都不充裕，而放款數額很大，也需要向銀行借臨時貸款即拆票或以票據貼現的方式向銀行貸款以資周轉，四明銀行毫不例外也與錢莊發生了大量拆放關係。

然而在1909年，因倫敦市場上橡皮價格暴漲，一些在上海的外國人就設計了一個橡皮股票騙局，他們吹噓自己在國外有大批橡膠園，購買他們的股票可以發財，引得眾多做發財夢的中國老百姓紛紛搶購股票，最起勁的是銀行投放於錢莊，不少錢莊受橡皮風潮影響而倒閉，其中謙余錢莊的老闆陸達生、正元錢莊的老闆陳逸卿和兆康錢莊的老闆戴家寶，他們不僅挪用各自錢莊客戶存入的遠期支票，還向其他行庄調換巨額現金，套購橡皮股票，當外國騙子已得到幾千萬兩銀子時，滙豐等外商銀行突然宣布所有的橡皮股票停止押款，橡皮股票頓成了空頭支票，一夜之間成了廢紙，導致上海十餘家商號、工廠、錢莊倒閉，謙余等三錢莊是四明主要往來戶，倒欠庄票22萬兩，四明受此影響股票大跌，營業衰退，總、協理等被迫於1911年4月辭職，時任浙江銀行上海分行經理的寧波人孫衡甫乘機盤進該行，出任董事長兼總經理。

四明改組后，由於當時上海新設銀行不多，四明在上海金融界仍據有一定地位，辛亥革命期間在董事虞洽卿影響下，積極為民軍提供經費，當時義軍所發軍餉，“大半由信成銀行和四明所輸出”，但也佔用了銀行大筆資金。為了振興業務，孫衡甫決定停發股東紅利，將余錢存入長源戶，以積累還債資金。四明的不景氣狀況持續了近兩年，1913年以後，上海開始拆除城垣，填平城壕，興建房屋，城廂一帶市面逐漸興旺，地價大增，四明過去倒帳中曾押沒不少城壕基地，陸續變賣，獲利甚豐，銀行就此有了轉機。

1916年由於各項措施得力，銀行業務有了起色，逐漸發展為上海金融界名列前茅的銀行之一，營業種類進一步擴大，包括買賣有價證券及生金銀等，1918年成為上海銀行公會12家發起人之一。1919年四明增設漢口分行。1921年9月總行遷入上海北京路240號三層新大廈，和浙江興業銀行正好對峙於江西路東西兩角，成為轟動一時的盛事。1926年該行長源戶已積存168萬餘兩，於是於次年補足股本150萬兩。同年設南京下關辦事處。1928～1929年該行曾一度由盛炳偉任總董。

1930年設南京分行和總行房地部，從此大規模開展房地產業務。同時還清老帳，撤消長源戶。1931年5月10日該行改選董事為王心貫、孫衡甫、虞洽卿、李詠裳、周仰山、俞佐庭、李叔明，同時修改章程，議決今後該行記賬法由舊式簿記改為新式簿記，並新立科目，各帳由新董事會審核；原由商業部主持的發行業務改歸獨立，發行分開，定期向各報公布(7)。同年該行在上海南市設立支行。1933年廢兩改元，該行改資本為國幣225萬元，並設立了四明儲蓄會。1934年設立了上海西區、城區支行。

3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波及中國及接連發生的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白銀風潮，造成了工商蕭條、金融動蕩，中國經濟極度惡化，房地產業開始蕭條，在此情形下，四明銀行以往經營中所潛藏的許多隱患總爆發，將它帶入了崩潰的邊緣。由於四明的資金大量投入房地產和有價證券，逐漸顯得資金獃滯，周轉不靈。此時官僚資本為擴張金融壟斷勢力，把四明作為掠奪對象，1935年6月，中央銀行在財政部長孔祥熙指使下分批派人執四明鈔票去擠兌，而四明銀行已非寧波人獨有的銀行，在寧波人中失去了早期具有的號召力，加之四明不象“南三行”、“北四行”，未能與其他金融機構締結良好的盟友關係，因此當危機來臨時，四明無力支撐，再三請求財政部予以維持，但孔祥熙堅持要孫衡甫退出四明，經虞洽卿等人從中周旋，結果1936年6月孫以病為由辭去總經理一職，由葉琢堂繼任作為過渡。在此期間國民政府實施法幣政策，撤銷各商業銀行發行權，限期收回已發行的紙幣，四明欠繳發行準備金1309萬元，籌措無門，只得領用中央銀行墊款作為收回鈔票基金，進一步被官僚資本控制。1936年5月四明商股仍想作最後一次努力，決議增資400萬元，但眾股東們負債纍纍已無餘力增資認股。

同年10月董事長孫衡甫不得不再次請求財政部派人“設法維持整理”，在孔祥熙授意下，中央銀行南京分行經理李嘉隆擔任了四明總經理，他迅速主持對四明財產的清查，經查四明實際虧損2469萬元，資不抵債，決定停發舊股紅利，原有商股折減為337500元，另由財政部撥復興公債3662500元作為“官股”，合成400萬元，1937年2月財政部批准此議，同時指派財政部稅務署署長吳啟鼎兼四明董事長，孫鶴皋、徐繼庄、吳震修、孫竹嶼、李聽根為“官股”董事，商股董事為俞佐庭、李贊候、李叔明、朱守梅，虞洽卿退而為商股監察。從此四明與中國通商、中國實業、中國國貨銀行同稱為“官商合辦”的“小四行”。至於孫衡甫，財政部以他虧空行款2000餘萬元，股本不抵欠款，以股本抵債為由，取消了他的股東、董事資格。

四明銀行改組為“官商合辦”后不久，即發生了抗日戰爭，該行位於沿江、沿海戰區的分支機構迭遭重創，紛紛裁撤。孤島時期，投機猖獗，該行增設外匯部並在香港設立不對外的營業處由董事長吳啟鼎主持買賣外幣，另任孫鶴皋為代總經理留滬主持工作。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該行總行遷往重慶，后相繼在成都西安、蘭州等大後方設立分支機構。留滬銀行在日軍操縱之下於1943年改組繼續經營，由原北洋政府財政總長李思浩任董事長，孫鶴皋為總經理。

戰後，吳啟鼎隨總行返滬，對該行各分支機構進行了整理。該行成為吳啟鼎等官僚的囊中物，大量資產被虧損或中飽私囊。1947年，吳啟鼎因瀆職舞弊被財政部撤職，另任交通部長俞飛鵬為董事長，原常務董事俞佐庭為總經理。1948年國民黨政府改革幣制，四明調整資本，將原有資本折為金圓券100萬元，另增資本共達金圓券200萬元，此時“官股”已佔95%以上。時該行有上海、南京、寧波、漢口、重慶、成都、西安7分行，蘇州、杭州等11個支行，但因工商業停頓，放款收縮，利息支出，經營狀況極端惡化。解放前夕，陝西、紹興兩行因營業清淡，先後暫停業務。后該行在台北成立辦事處，撤逃了不少資金。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該行“官股”部分，1949年10月增資為人民幣8億元。政府股佔94.73%。1950年6月再度增資達20億元。后該行改組為公私合營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