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布雷

陳佈雷，1907年，陳布雷入浙江高等學堂就學。

1911年畢業，名列第四名，同年秋應上海《天鐸報》之聘，任撰述，開始用“布雷”為筆名。

1927年，他與潘公展同至南昌見蔣介石，同年加入國民黨，4月出任浙江省政府秘書長，5月赴南京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處書記長。

1928年，陳布雷辭去中央黨部秘書處書記長職，赴上海任《時事周報》總主筆，創辦《新生命月刊》。

1929年6月隨蔣介石赴北平。

1929年8月至1934年4月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其間，1930年曾赴南京任國民黨教育部次長）。

1934年5月任國民黨軍委會南昌行營設計委員會主任。

1936年至1945年，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副秘書長、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主任、中央宣部副部長、國民黨中央委員。

1946年任國府委員。

1947年任總統府國策顧問，代理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

報界奇才

1911年，陳布雷進入上海《天鐸報》，他才華出眾，勤勉敬業，很快成為上海報界的著名記者。其間，他撰寫了大量擁護辛亥革命的時評，反對封建帝制，宣揚共和精神，影響很大；孫中山先生代表臨時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對外宣言》，就是由年輕的陳布雷翻譯成中文最先在《天鐸報》上發表的。幾年後，陳布雷轉到《商報》做編輯主任，不遺餘力地揭露北洋軍閥的腐敗統治。

20世紀20年代初，陳布雷身在上海，他對國內局勢的種種評述，與當時在廣東的國民黨可說是不謀而合，南北遙相呼應，形成了一股朝氣蓬勃的革命輿論。孫中山讚揚《商報》“可稱為是忠實的黨報”，說它的宣傳比國民黨辦的報紙還更有成績。陳布雷所寫的有些時事評論，與當時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辦的《嚮導》周刊轉載。中共領導人蕭楚女曾致函《商報》，讚揚主筆的革命精神。著名報人鄒韜奮也寫文章推崇他，說“陳布雷先生不但有正義感，而且還有革命性。當時人民痛恨軍閥，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銳利的筆鋒，公正的態度，盡人民喉舌的職責。”

抗戰時期

國共兩黨通力合作揮師北伐后，蔣介石很需要身邊有支筆杆子可供自己驅使。享有聲望的陳布雷是理想人選。北伐軍剛到南昌，蔣介石就派邵力子去上海邀請陳布雷去南昌晤談。為延攬人才，蔣介石表現出謙遜姿態，陳布雷為蔣介石的“禮賢下士”所感動，不久即為他起草了《告黃埔同學書》。

抗戰時期是陳布雷人生的一個高峰。1937年7月初，蔣介石邀集國內知識界名流200多人召開“談話會”，並在會上慷慨陳詞，他說:“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我們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將成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能變成北平……如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後的勝利。”這篇談話以“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一句最為著名，它如同“抗戰宣言”一樣，為中國四萬萬同胞廣泛傳誦，激勵了全國軍民同仇敵愾、團結抗戰的最大決心。這篇演講稿，就是陳布雷起草的。抗戰時期，陳布雷還有許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讚譽，在國內外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愛憎分明

他對一些進步人士是很敬佩的，曾促成郭沫若順利回國。1927年“四·一二”政變后，郭沫若發表了有名的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蔣介石發出通緝令，迫使郭沫若流亡日本。

1937年“七七”事變后，郭沫若欲回國抗日。為此，郁達夫請陳布雷為郭沫若說情。但蔣介石對郭沫若那篇文章仍耿耿於懷，故而陳布雷捧出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兩周金文辭大系》《殷契粹編》等一疊書說:“委座，據說，郭沫若這些年沒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頭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銅器銘文……學術成果在國際上很有影響。現在，他想回國參加抗戰，所想請示委座……”。這樣，經陳佈雷的說情，郭沫若才得以順利回國。

陳佈雷，正直清廉、秉公無私，在重慶時周恩來曾託人向他傳話，“對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們共產黨人欽佩；但希望他的筆不要只為一個人服務，而要為全中國四萬萬同胞服務。”

領袖文膽

在民族大義上，國共可以團結御辱，但是，國共兩黨又存在著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陳布雷作為蔣介石的“御用”筆杆子，是國民黨的“領袖文膽”和“總裁智囊”，又擔任“總統國策顧問”及全國宣傳小組召集人，是國民黨政權在文化輿論宣傳方面的“總參謀長”。在他任職期間，他曾參與起草過一些反共方面的文章，替蔣編織過謊言，最典型的是為蔣編寫《西安半月記》。關於西安事變，陳布雷知道張學良、楊虎城原為抗日而兵諫，並無“弒君”、“篡權”之意，也聽說了一些蔣在驚慌中跳窗逃至山後的狼狽情節。但蔣介石向他面授此書的綱目時，卻把張、楊說成是犯上作亂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難中鎮定自若，對下屬曉以大義，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轉危為安。陳布雷無法違拗蔣的旨意，只得惟命是從。事後，他在日記中寫道:“余今日之言論思想，不能自作主張。軀殼和靈魂，已漸為他人一體。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於此哉！”他並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筆達我所言”，“為人捉刀是苦惱的”。

被蔣介石啟用

早年為《申報》撰稿，後來任《商報》編輯部主任，文字俊雅，長於時事政論。陳果夫早就看出陳布雷是可用之才，時常把國民黨圈內的決策透露給他。陳布雷據此評析時局，給外界造成“有先見之明”的感覺。1926年春起，陳布雷屢屢撰文評論國共關係，斷言中國是“最不適於試行共產之國家”，中國革命“舍國民黨莫屬”。同年11月，陳果夫轉呈總司令求賢若渴之意，堅請陳布雷和潘公展去南昌謁蔣。接受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的面試，蔣介石目光中閃射出睥睨一切的寒光，嚇得衣飾講究的潘公展眼光閃縮，舉止僵硬。“眸不正則心術邪”，篤信相術的蔣介石對潘公展泛起一絲反感。陳布雷嘴癟唇翹，頭髮蓬鬆，像是一個埋頭做文章的書獃子。蔣介石問以如何對付上海的工人運動，潘公展搶答在先：“總司令自有妙策。”此類等於交白卷的討好是不受蔣介石賞識的。正襟危坐的陳布雷用謙卑的口氣回答道：“愚見是否以可靠的部隊包圍上海，造成猛虎出山之勢，然後用幫會勢力打頭陣……”蔣介石微微點頭，對他倆的取捨之意已定。

落選的潘公展先期返滬，陳布雷入遷總司令部居住，繼續接受考察。筆試的題目是“告黃埔同學書”，按照蔣介石指示的要點，用校長和總司令的口氣寫。陳布雷凝思片刻，奮筆疾書，一氣呵成。蔣介石看過文稿，點頭稱許。3月，陳布雷辭別蔣介石，5月赴寧，接受中央黨部書記長職位。

陳布雷是蔣介石的首席侍從，如影隨形地服侍蔣介石，專心致志處理黨政機要，撰寫書信文告。堆積如山的文件，矛盾百出的情報，一經他整理，很快就變成條理分明、言簡意賅的匯總情報，供蔣介石審批、決策。蔣介石“著作等身”，陳布雷是主要代筆人。蔣介石著名的《西安半月記》，陳布雷曾說是他執筆的。至於蔣介石的文告、演講辭，十之八九出自陳布雷之手。而他本人筆耕一生，卻沒有傳世文集。對蔣介石而言，陳布雷可謂忠貞可鑒，竭力奉獻。

親屬情況

陳佈雷的親屬和晚輩，在道德傳承上與他有相通之處，但所走的人生道路卻大不相同，沒有人學他的愚忠，走他走過的政治道路。

陳訓慈（字叔諒），陳佈雷的二弟，畢業於東南大學，曾任浙江大學教授、浙江圖書館館長。陳佈雷的三位同父異母的弟弟，陳訓余、陳訓惠、陳訓願都曾留學日本，從事過新聞工作。陳訓惠在抗戰期間曾任外交部亞東司專員，1949年在駐智利領事任上得知新中國成立，即宣布脫離台灣國民黨當局，以起義人員的身份投奔新中國，在北京任職於國際關係研究所。陳訓願遷居美國，在91歲高齡之際回鄉探親祭祖，隨同他“回家看看”的海外子女眷屬和孫輩共15人。陳訓願老先生感嘆道：“快一個世紀了，真是不可同日而語，而故鄉湖光山色之美，勝於當年！”

陳布雷有7子2女，以“正直平凡”四個字教導子女，他看透了政治的黑暗、官場的惡濁，因此嚴禁子女參與政治。長子陳遲成為農產品專家，次子陳過成為內科專家，三子陳適後來在武漢測繪學院任教授，四子陳邁任上海鐵路局工程師，六子陳遂畢業於清華大學理工專業。

陳布雷雖然不贊成子女從事政治活動，但是在抗戰期間，卻積極鼓勵晚輩從軍救國。

1943年末，陳布雷得知侄兒陳迨報名參加中國遠征軍，十分高興，寫信勉勵。1944年，日軍發起豫湘桂戰役，三子陳適（時在同濟大學學習測量專業）積極報名加入炮兵；四子陳邁（時在交通大學學習土木工程）主動報名參加工兵。陳布雷知道后，寫下一首五言長詩，題為《送邁兒從軍至璧山》。幼子陳遠因未到從軍年齡，在體檢時揣了幾塊石頭在口袋裡，以增加體重。

在陳布雷眾多子女中，二女兒陳璉的經歷最具傳奇色彩。陳璉出生之時，其母即去世。陳布雷將喪妻之痛推歸於小陳璉，把在襁褓中的她扔出窗外。幸而陳璉命不該絕，被窗外的天棚接住。外婆擔負起扶養她的職責。後來陳璉一度跟隨父親生活。陳布雷對女兒心懷愧疚，因此對她格外關愛。然而，陳璉選擇了一條與其父分道揚鑣的道路。1939年7月陳璉在高中期間加入了共產黨。皖南事變后，宣布與家庭決裂。

新中國成立后，陳璉任共青團中央少兒部部長。文革中她卻被誣陷為叛徒和國民黨的孝子賢孫，1967年11月19日，陳璉寫下遺書，跳樓自殺，結束了才48歲的生命。

陳重華：陳佈雷的孫女，民革浙江省委會原副主委。

共赴自殺路

陳璉是蔣介石的文膽陳佈雷的女兒。她出生於1919年，在她出生后不久，母親楊品仙就患產褥熱去世。

陳布雷和女兒--兩代悲歌

情深的陳布雷把這一悲劇歸罪到了女兒身上，一天精神失常竟將哇哇啼哭的小陳璉塞進了痰盂。當驚聞哭聲的家人們趕來相救時，陳布雷卻瘋狂地將陳璉扔往窗外，幸虧窗戶外的篾棚托住了這個大難不死的女嬰。清醒后的陳布雷得知自己的所作所為後，十分內疚不安，至此倍加疼愛陳璉，併當即為其取了乳名“憐兒”。長大后的陳璉和陳布雷在政治道路選擇上南轅北轍。

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后暗中加入了中共，並於抗戰勝利后和中共北平地下黨北平學委書記袁永熙結為夫妻。但不久就在1947年9月雙雙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后因為沒有暴露其中共黨員的身份，被陳布雷保釋。

1948年11月，陳布雷有感於蔣介石政府的即將破滅而自殺。陳璉得知父親死訊，十分難過與痛苦，政治理念上的選擇並沒有割斷父女之間血濃於水的情誼。對於自己的人生選擇，陳璉從來沒有後悔過。即便是全國解放后袁永熙因被捕遭到開除黨籍(后重新入黨)處理時，夫妻二人還是相互勉勵，度過了一段比較安定的家庭生活。

1956年，身為清華大學黨委書記的袁永熙又因為舊話重提，被降職為校長助理。憐兒此時知道丈夫冤枉，加倍疼愛，試圖用自己的溫情來撫平丈夫心中的創傷。然而，整風時什麼話都沒有說過的袁永熙稀里糊塗地又變成了清華大學黨內“最大的右派”，又一次被開除了黨籍。領導們出於對憐兒的“關愛”，反覆動員憐兒和袁永熙離婚。為了自己身邊的3個兒女，38歲的憐兒離開了情深似海的丈夫，走上了自己獨自撫養3個兒女的道路。後來憐兒下決心離開北京到上海，臨行前抱著袁永熙的外甥女孫士詢哭道：我所以下決心離開北京，是因為在北京走到哪裡，都會想起一些事情而心酸。現在孩子漸漸大了，我怎麼對他們講你舅舅的事？

憐兒至死未再婚。但每次從上海去北京開會，都要約孫士詢到自己的房間住上一夜，為的就是打聽了解袁永熙的近況。每一次都是邊聽邊哽咽著流淚到天明。

儘管毛澤東、周恩來也曾在1956年的全國政協會議上為憐兒關於“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的報告帶頭鼓掌，連稱講得好，但她還是擺脫不了“混進革命隊伍中”的命運，“叛徒”的帽子又戴到了憐兒的頭上。周圍的壓力，兒女們的詰問，憐兒感到渾身是嘴也無法說清楚。她大概想起了父親，理解了父親當時為什麼要離開這個世界，離開視為掌上明珠的女兒。

1967年11月19日的早晨，憐兒穿著一身整潔的衣服，從上海泰興路華東局宿舍11樓上飄然而下。人們從她的書桌上發現了遺書：同志們，關於我被捕的情況，我1949年的交代是完全忠實的，這一點你們將來總會明白的，然而我自己卻等不到那一天了……

1957年夏天之後，國內政治形勢有一些微妙，片面強調家庭出身的“血統論”甚囂塵上。

1959年反右傾以後，陳礫先是被以“三門幹部”（從家門、校門到機關門）為由，下放到山東寧津縣參加勞動。

1962年返回報社后又得知，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幹部，都將被調離黨報機關。陳礫也得到通知：到天津師範學院新聞班去教書。這時，陳礫才意識到：作為陳佈雷的兒子，家庭出身的包袱是何等沉重！

所幸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負責人對陳礫很了解，也很愛才，主動向領導請求，將陳礫調到出版社來工作。陳礫這才改變了去向，被調到天津人民出版社任編輯部主任。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造反派抓不到陳礫政治歷史上的任何把柄，就用“狗崽子”、“陳佈雷的孝子賢孫”、“國民黨的殘渣餘孽”等罪名，將他關進“牛棚”，組織批鬥。

這時，令陳礫刺骨穿心的噩耗接連不斷傳來：由美國回來投奔革命、時任浙江省衛生廳廳長的二哥陳過，被誣為特務，在杭州跳樓自殺未遂而致殘；久經考驗，當年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后堅貞不屈的中共秘密黨員二姐陳璉，被誣陷為叛徒，在上海跳樓身亡。陳礫白天參加勞動時裝得若無其事，夜間就躲在被窩裡飲泣。後來，當他被宣布“解放”，分配到資料室工作時，把補發的工資全部交了黨費。

粉碎“四人幫”后撥亂反正，陳礫二哥和二姐的冤案得到平反，他本人不僅迅速恢復了工作，還被提升為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長。

1981年11月，他被任命為中國出版家赴英學習小組組長，被派往英國學習考察

1982年6月回國以後，又連升兩級：由副社長提升為社長、出版局副局長。不久，他因為通曉英語而被中共中央宣傳部調到北京，擔任中國唯一向國外發行的英文報紙——《中國日報》的副總編輯、總編輯，並被推選為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第八屆、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陳礫還是英國劍橋國際傳記顧問委員會的會員、美國傳記研究協會顧問委員會的榮譽成員。

2001年，也曾做過中共秘密黨員的丁群先生在拜訪陳礫時，問道，你作為國民黨要人陳佈雷的兒子，對過去盛極一時的“血統論”有何評論？陳礫說，“血統論”只看家庭影響，不看社會影響和本人的表現，是封建思想的殘餘，其哲學根源是機械唯物論，肯定是錯誤的。我父親是國民黨的要員，但他的8個子女，有4個是共產黨員。

陳礫儘管和父親政見不同，但絕不肯說父親的不好。作為兒子，陳礫對父親感情是很深的。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極“左”思潮極端泛濫時，直接為蔣介石個人服務的陳布雷自然成了“反動”的代名詞，陳礫身為陳布雷之子，“運動”一來就在劫難逃，但他還是堅持保留著與父親陳佈雷的一張合影照。後來，那張照片在抄家時被造反派當作“反革命”的證據給抄走。但等事情過後，他還是挺身而出去討回那張照片。

1948年11月13日，陳布雷自殺身亡，終年58歲，安葬於杭州市九溪社區上海市總工會療養院2號樓東鄰。

陳布雷去世后，蔣介石追授陳布雷“當代完人”的稱號。

從政以後，陳布雷作為近代知識分子的批判性消失殆盡，而傳統的一面則表現非常明顯。他極力為南京國民政府宣傳蔣介石的儒化三民主義思想，還為蔣介石撰寫了大量文稿，把蔣介石打扮成為孫中山的合法繼承人。陳布雷從政的本意是以文字為蔣介石服務，然而隨著蔣介石權力的增大，陳佈雷的位置也越來越重要，在政治中越陷越深，先是專門為蔣介石寫作文字的秘書，後來進入國民黨政府統治的中樞，擔任侍從室二處主任，成為蔣介石的“軍機大臣”。

作為蔣介石最信任的幕僚，陳布雷恪守為臣之道，在工作上，他忠於職守，盡心儘力，對蔣介石忠心耿耿。在政治操守上，他為官清廉，從不拉幫結派，以權謀私，在派系林立的國民黨政府中，陳布雷始終保持超然的態度，從不捲入派系鬥爭中去。所以，陳布雷在當時國民黨政府中具有很高的聲望與地位。

從1927年1月開始從政到1948年11月自殺，陳布雷在政界浮沉二十多年，其間經歷了第一次國共內戰、抗日戰爭與第二次國共內戰的前兩年。二十多年的超負荷工作摧殘了陳佈雷的身心健康，更為重要的是，抗日戰爭后國民黨與共產黨相比在政治上處於頹勢。在當時的歷史潮流下，陳布雷無能為力。體力、精力與腦力已經無法再為蔣介石服務。但是陳布雷深受儒家忠君思想熏陶，對蔣介石忠心耿耿，反共信念堅決，因而他決不會像王芸生、翁文灝等人一樣向左轉。

更讓陳布雷難過與尷尬的是，家庭中出了左傾分子。陳布雷深受儒學思想影響，非常看重家庭的和諧與穩定，可是他的家庭也因政治急劇變遷而有不和，甚至分裂的跡象，這又讓陳布雷難以繼續跟著蔣介石堅決反共到底。因此他不可能走羅家倫等人的道路。並且，在當時國民黨政府政治腐敗，黨內派系林立，矛盾重重，互相傾軋，蔣介石也很難有所作為，陳布雷看不到國民黨未來的前途與希望。此外，陳布雷沒有留學經歷，家庭也比較貧窮，這使他也不可能跑到國外或中國香港等其他國家和地區。因此，這使得陳布雷己經是進退無路。陳布雷本人的身體健康不佳，經常失眠，靠安眠藥來維持睡眠，又處於政治上的中樞地位，心理壓力很大，導致了性格上的抑鬱、多愁善感，當心理承受能力到了一定的極限，再也不能負擔時，走上自殺道路就不奇怪了。

1948年11月13日，陳布雷服安眠藥自殺，結束了自己二十一年的從政生涯。陳佈雷的自殺給南京國民黨政府以很大的震動，儘管國民政府極力掩飾陳布雷自殺的真相，把陳布雷自殺說成是“感激輕生”，以死報國，但這掩蓋不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南京政府的覆亡為期不遠了。

陳布雷自殺后，首先獲得了政治符號性的評價。共產黨方面將其評價為頑固的反革命分子；國民黨方面將其評價為“當代完人”，感激輕生。當時就有人認為，陳布雷應該為蔣介石的錯誤負一定的責任。

政治符號性的評價現在己經沒有人提了，但是對於陳布雷在近代中國政治中到底如何評價卻是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在從事新聞工作時，陳佈雷的評價沒有什麼爭議，他是一名著名的政論家，他支持革命，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北洋軍閥的專制統治進行了批判與揭露，是一名勇敢的民主鬥士。他的文章，對於喚起民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識有一定的激勵作用。

從政之後，陳布雷為蔣介石作文字工作，雖然他是為蔣介石服務的，但是他對於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中格守民族主義立場，尤其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從1927年到1936年，陳布雷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方面與輿論界進行了大量的聯絡工作，通過輿論來警告日本帝國主義，這對於激發中國知識分子的愛國熱情有一定的意義。抗日戰爭期間，他為蔣介石起草了大量文稿，其中一些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就這點來說，陳布雷是為抗戰做出了貢獻的。陳布雷在從政時謹慎小心，廉潔奉公，恪守自己的行事準則，並且痛恨國民黨官員的腐敗現象。這些良好的政治操守連周恩來都表示讚許。

陳布雷忠心耿耿於蔣介石，為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服務也是歷史事實。但是陳布雷在蔣介石決策中不起主要作用，從陳佈雷的日記來看，到了抗戰後期，蔣介石越來越剛愎自用，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因此對於蔣介石功與過，陳布雷在其中的責任比較小。他只不過是一名秘書，是一名蔣介石意志的執行人員而己。

總之，陳布雷從政的道路反映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時局變動中捲入政治漩渦的無奈。知識分子本質是要獨立的、批判的，而捲入政治旋渦的知識分子偏偏要站穩立場，服從大局，這是當時所有知識分子都面臨的困境。從陳佈雷的從政生涯來看，從政耗盡了陳佈雷的體力與精力，打殘了他的身心健康，斷絕了他在政治上的退路，影響了家庭的和諧穩定，在無奈之餘最終走上了自殺的道路。

1948年11月13日，陳布雷自殺身亡。多年來，關於他自殺的原因有多種解釋。國民黨官方說他是“感激輕生，以死報國”；有人說他是為垂死的蔣政權“殉葬”，也有人說他是“以死明志”或是“死諫”……事實上，陳佈雷的死因非常複雜。綜觀陳佈雷的一生，他的捨生棄世可以說是他幾十年人生道路走到盡頭的必然結果。作為矛盾的人物，陳布雷熱愛報業、想當記者，卻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位居黨國中樞，大權在握，卻鄙薄政治，不讓兒女從政，他的子女中沒有一個國民黨員(不過，他的女兒陳璉是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

陳布雷從小在封建思想熏陶下成長，養成溫順馴服的性格。作為一個舊知識分子，“士為知己者死”的觀念根深蒂固，並將為國出力與效忠領袖混同一事。另一方面，蔣介石看他無私心、淡名利，不介入派系紛爭，忠實可靠，不但信任他，也很尊重他。凡此種種，都使陳布雷感激涕零，多次表示對領袖的“知遇之恩”將銘記不忘。

但是，抗戰勝利以後，他察覺國民黨的政治黑暗、官吏腐敗、經濟凋敝、喪失民心，眼看著他心目中原來的“抗日領袖”、“民族英雄”成了眾矢之的，被作為“人民公敵”陷於全民的包圍中。這時，那個“從一而終”的封建思想，依然頑強地主宰著陳佈雷的心靈，以前他也比喻過自己是“嫁人的女子，難違夫子”。面對現實他感到絕望。而且，長期超負荷的工作，使他的健康狀態每況愈下，“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入夏秋後，病象日增，神經極度衰弱”。這些，可能都是最終導致他自殺的直接原因。這個自認為“百無一用”的病弱書生，終於以“自棄自了”與人世最終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