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青

1914年蘇青出生於浙江寧波鄞縣一個書香門第家庭。

1933年，考入民國第一學府中央大學（南京大學、東南大學前身）外文系，但一年後因結婚退學，后移居上海。

1935年，為抒發產女苦悶，蘇青寫作散文《產女》投稿給林語堂主編的《論語》雜誌，后改題為《生男與育女》發表，是為創作的開始。

1942年冬，在《古今》雜誌發表了一篇筆觸尖銳的散文《論離婚》，被時任偽上海市長的陳公博賞識。

1943年1月10日，出席了在金門飯店舉行的“中國文化人協會”準備發起人座談會。

1943年3月，《古今》雜誌發行周年紀念特大號，蘇青用一篇《<古今>的印象》回報陳公博。

1943年4月，出席了在靜安寺金門大酒店8樓舉行的歡迎“日本文化使團”茶話會，並且開始在《風雨談》雜誌上連載自己最著名的小說《結婚十年》，受到當時上海普通市民的熱烈追捧。後來把它結集出版，人們爭相購買，盛況空前，這本書一共印了36版，可謂是創造了當時出版行業的一個奇迹，比張愛玲的《傳奇》《流言》還要暢銷。

1943年夏天，發行《天地》雜誌，她集社長、主編、發行人於一身。

1944年春，散文集《浣錦集》出版，再次引起熱烈追捧，一版再版，印至十幾版。張愛玲也為她寫序《我看蘇青》。

1945年初，散文集《飲食男女》出版，代序為《蘇青張愛玲對談記》，這時的蘇青已經和張愛玲齊名，被視為當時上海文壇最負盛名的女作家。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戰爭結束，由於蘇青與大漢奸陳公博的密切關係，蘇青備受輿論壓力，被罵作“文妓”、“性販子”、“落水作家”、“漢奸文人”等。1945年11月出版的司馬文偵編的《文化漢奸罪惡史》，列出了張愛玲、張資平、譚正璧等16位文化漢奸，蘇青亦在其中。

1947年，《續結婚十年》出版。

1949年底，新中國成立后，加入了婦女團體“婦女生產促進會”，算是嘗試進入新的生活，但一時卻找不到工作，無法養家糊口。這時有香港的熟人告之，香港《上海日報》想請當年走紅的老作家寫稿撐門面，於是她便寫了《市婦運會請建廁所》《夏明盈的自殺》等32篇稿件寄去，可是非但沒有收到分文稿酬，反而因“諷刺新社會”的嫌疑而受到上海市公安局的警告。

1951年，改編了郭沫若的《屈原》，於1954年5月首演，反響甚好。後來，由她編劇的《寶玉與黛玉》在京、滬連演三百多場，創下了劇團演出的最高紀錄。這是她在解放后最輝煌的一個時期。

其後，厄運突然降臨。她在改編歷史劇《司馬遷》時，曾寫信向復旦大學教授賈植芳討教。不料，在1955年胡風事件中，賈植芳被打為胡風分子，公安機關在賈家抄家時，發現了蘇青的信，蘇青就此被打成胡風分子，被關進上海提籃橋監獄也有人認為，蘇青被捕是受潘漢年、楊帆案牽連。

1957年蘇青被“寬大釋放”，回到劇團無事可做，只能去看劇場大門。1959年芳華劇團遷去福建，蘇青不願跟去，遂被安排在黃浦區文化局下屬的紅旗錫劇團當編劇，兼做配角唱戲，同時還要負責字幕，工作相當辛苦。其時，她也配合形勢寫過《雷鋒》、《王傑》等劇目，但毫無影響。

1966年文革爆發，蘇青被抄家批鬥，同時被錫劇團辭退，生活無著。後來，總算被黃浦區文化館收留，1975年退休，每月領退休工資43.19元。

蘇青晚年極為凄涼。她原住在市區瑞金路，環境簡陋，要與鄰居共用廚房、衛生間，且經常受鄰居欺負。無奈之下，便與郊區一戶人家調換了住房，以求安寧。

在漫長的歲月中，她與已離婚的小女兒李崇美和小外孫三代人，住在一間10平方米的房子里，相依為命。

晚年的蘇青身患多種疾病，基本斷絕了與外界的往來，唯與王伊蔚老大姐（抗戰前《女聲》雜誌主編）有所過從。她在致老友的最後一封信中說：“成天卧床，什麼也吃不下，改請中醫，出診上門每次收費一元，不能報銷，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麼人也不通知。”

1982年12月7日，蘇青去世。終年69歲。病危時，她很想再看一看《結婚十年》，但家中沒有這本書。

蘇青死後兩年，上海市公安局作出了《關於馮和儀案的複查決定》，稱：“經複查，馮和儀的歷史屬一般政治歷史問題，解放后且已向政府作過交代。據此，1955年12月1日以反革命案將馮逮捕是錯誤的，現予以糾正，並恢複名譽。”

上世紀80年代末期，隨著張愛玲的被“發現”，蘇青也被挖掘出來，《結婚十年》等舊作大量印行。

1982年12月7日，蘇青去世。終年69歲。

出版作品

蘇青與陳公博

蘇青曾為文贊陳公博的鼻子，很為時人所詬病，蓋鼻子在國人的知識中，不僅僅是隆準，龍門高峻，還與男性的生殖器有關，贊鼻子換句話說，也意味著贊一個男人的性以及性能力。作為那個時代的女性，蘇青或許並不懂這個，於是一句真心的讚美，就被人笑話了。抗戰結束后，小報小書（那種所謂內幕）都曾把蘇青與陳公博聯繫起來，蘇青也沒有站出來澄清，後來，她出版《續結婚十年》，對與陳公博的關係有比較詳細的描述，似乎也不見什麼曖昧，不過是要她做秘書，給她官做，再是給她錢，於是辦了《天地》雜誌。書中給我們印象深刻的，是謝上校走後，報紙上刊出了陳公博被槍斃的消息，她說：報紙上第一項觸目的消息，便是金總理死了，她覺得這是歷史的悲哀。

《續結婚十年》寫作和出版都在抗戰後，不過她還是寫出了自己與金總理的交往，也為他的死而傷心，但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否僅止於此呢？小報小書上的記載是否空穴來風，出於想象呢？

本來，這種床笫之間私人的事，外人難窺底里的，除非有西方那種伏於床下的弄臣出來講講聽感罷。然而，蘇青的事，自己不說，卻有人替他說了出來。這個人也是她的入幕之賓，也就是《續結婚十年》中的謝上校。

蔡登山先生已經考證出，謝上校其人，就是後來的作家姜貴。他在五十年代香港的《上海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回憶錄《我與蘇青》，把蘇青的事說了很多，幾乎揭了蘇青床上的被子。

回憶錄的真實性可能小於日記，但高於小說形式的《續結婚十年》是毫無疑問的。且姜貴這篇回憶還是刊於大陸“解放”后的香港（按：姜貴此文寫於台南），可以不擔心蘇青看到。姜貴說：“自由世界與竹幕大陸已經是兩個天地，這些舊事，由於地理關係，已與對方痛癢無關。”所以，這裡的記載，應該比較的可信並接近於事實。

姜貴在《我與蘇青》中談到蘇青與陳公博，必是來自蘇青之口，且看他怎麼說——

蘇青的離婚，“原是陳公博慫恿促成的。”陳公博為什麼要拆散人家一對夫妻呢？自然本身兩人之間已經存在矛盾，這是不必說的，更重要的原因，當然是為他們自己方便。

蘇青追隨陳公博，最先的名義是“隨從秘書”，“有善意的第三者警告她謹防莫國康的毒手，她才改變主意。”莫國康作陳公博的“隨從秘書”在前，為什麼蘇青來做要謹防毒手呢？當然不是工作上的競爭，而是奪寵與妒忌，這樣就可以明白蘇青與陳公博的關係，其實就是陳公博與莫國康的關係。

蘇青後來就市府專員之職，“陳公博送給她的是一本復興銀行的支票簿，每張都已簽字蓋章，只等她填上數字，便可以支現。”“陳公博接見她，常在國際飯店某樓的一個房間。”抄到這裡，基本可以明白蘇青與陳公博之間是一種什麼關係了。

這樣看來，蘇青稱讚陳公博的鼻子倒是出自內心的由衷之言，雖然兩人之間的關係只維持了很短的一段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