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馬古道

中國茶馬古道分為：

1、陝甘茶馬古道，是中國內地茶葉西行並換回馬匹的主道。是古絲綢之路的主要路線之一。

2、陝康藏茶馬古道（蹚古道），始於漢代，由陝西商人與古代西南邊疆的茶馬互市形成。由於明清時政府對販茶實行政府管制，販茶分區域，其中最繁華的茶馬交易市場在康定，稱為蹚古道。

3、滇藏茶馬古道。大約形成於公元六世紀後期，它南起雲南茶葉主產區西雙版納易武、普洱市，中間經過今天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和麗江市、香格里拉進入西藏，直達拉薩。有的還從西藏轉口印度、尼泊爾，是古代中國與南亞地區一條重要的貿易通道。

4、川藏茶馬古道是陝康藏茶馬古道的一部分，東起雅州邊茶產地雅安，經打箭爐（今康定），西至西藏拉薩，最後通到不丹、尼泊爾和印度，全長近四千餘公里，是古代西藏和內地聯繫必不可少的橋樑和紐帶。

麗江古城的拉市海附近、大理州劍川縣的沙溪古鎮、祥雲縣的雲南驛、普洱市的那柯里是保存較完好的茶馬古道遺址。

茶馬古道起源於唐宋時期的“茶馬互市”。因康藏屬高寒地區，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類、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在高寒地區，需要攝入含熱量高的脂肪，但沒有蔬菜，糌粑又燥熱，過多的脂肪在人體內不易分解，而茶葉既能夠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熱，故藏民在長期的生活中，創造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習慣，但藏區不產茶。而在內地，民間役使和軍隊征戰都需要大量的騾馬，但供不應求，而藏區和川、滇邊地則產良馬。於是，具有互補性的茶和馬的交易即“茶馬互市”便應運而生。這樣，藏區和川、滇邊地出產的騾馬、毛皮、藥材等和川滇及內地出產的茶葉、布匹、鹽和日用器皿等等，在橫斷山區的高山深谷間南來北往，流動不息，並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日趨繁榮，形成一條延續至今的“茶馬古道”。

“茶馬古道”是一個有著特定含義的歷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來至民國時期漢、藏之間以進行茶馬交換而形成的一條交通要道。具體說來，茶馬古道主要分南、北 兩條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雲南西部洱海一帶產茶區，經麗江、中甸（今天的香格里拉縣）、德欽、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衛藏地區。川藏道則以今四川雅安一帶產茶區為起點，首先進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兩條支線：北線是從康定向北，經道孚、爐霍、甘孜、德格、江達、抵達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線），再由昌都通往衛藏地區；南線則是從康定向南，經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貢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線），再由昌都通向衛藏地區。

除以上主幹線外，茶馬古道還包括了若干支線，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連通甘南的支線；由川藏道北部支線經原鄧柯縣（今四川德格縣境）通向青海玉樹、西寧乃至旁通洮州（臨潭）的支線；由昌都向北經類烏齊、丁青通往藏北地區的支線，等等。正因為如此，有的學者認為歷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線）也應包括在茶馬古道範圍內。也有的學者認為，雖然甘、青藏區同樣是由茶馬古道向藏區輸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馬古道與"唐蕃古道"確有交叉，但"唐蕃古道"畢竟是另一個特定概念，其內涵與“茶馬古道”是有所區別的。而且甘、青藏區歷史上並不處於茶馬古道的主幹線上，僅是茶葉輸藏的目的地之一。

歷史上的茶馬古道並不只一條，而是一個龐大的交通網路。它是以川 藏道、滇藏道與青藏道（甘青道）三條大道為主線，輔以眾多的支線、附線構成的道路系統。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亞、西亞、中亞和東南亞，遠達歐洲。三條大道中，以川藏道開通最早，運輸量最大，歷史作用較大。本文僅就川藏茶馬古道論述，它道則非本文所及。

茶馬古道中的滇、藏路線是：西雙版納-普洱-大理-麗江-香格里拉-德欽-察隅-邦達-林芝-拉薩。到達拉薩的茶葉，還經喜馬拉雅山口運往印度加爾各達，大量行銷歐亞，使得它逐漸成為一條國際大通道。這條國際大通道，在抗日戰爭中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際，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據史料記載，中國茶葉最早向海外傳播，可追溯到南北朝時期。當時中國商人在與蒙古毗鄰的邊境，通過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輸出茶葉。隋唐時期，隨著邊貿市場的發展壯大，加之絲綢之路的開通，中國茶葉以茶馬交易的方式，經回紇及西域等地向西亞、北亞和阿拉伯等國輸送，中途輾轉西伯利亞，最終抵達俄國及歐洲各國。

從唐代開始，歷代統治者都積極採取控制茶馬交易的手段。唐肅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乾元元年，在蒙古的回紇地區驅馬茶市，開創了茶馬交易的先河。北宋時代，茶馬交易主要在陝甘地區，易馬的茶葉就地取於川蜀，並在成都、秦州（今甘肅天水）各置榷茶和買馬司。元代時，官府廢止了宋代實行的茶馬治邊政策。到了明代，又恢復了茶馬政策，而且變本加厲，把這項政策作為統治西北地區各族人民的重要手段。明太祖洪武年間，上等馬一匹最多換茶葉120斤。明萬曆年間，則定上等馬一匹換茶三十篦，中等二十，下等十五。明代文學家湯顯祖在《茶馬》詩中這樣寫道：“黑茶一何美，羌馬一何殊。”“羌馬與黃茶，胡馬求金珠。”足見當時茶馬交易市場的興旺與繁榮。至清代，茶馬治邊政策有所鬆弛，私茶商人較多，在茶馬交易中則費茶多而獲馬少。清朝雍正十三年，官營茶馬交易制度終止。

茶馬交易治邊制度從隋唐始，至清代止。茶馬古道的線路主要有兩條：一條從四川雅安出發，經瀘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薩，再到尼泊爾、印度，國內路線全長3100多公里；另一條路線從雲南普洱茶原產地（今西雙版納、思茅等地）出發，經大理、麗江、中甸、德欽，到西藏邦達、察隅或昌都、洛隆、工布江達、拉薩，然後再經江孜、亞東，分別到緬甸、尼泊爾、印度，國內路線全長3800多公里。在兩條主線的沿途，密布著無數大大小小的支線，將滇、藏、川“大三角”地區緊密聯結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地勢最高、山路最險、距離最遙遠的茶馬文明古道。

●舊時，昌都溝通外地的人畜小道，是由人畜長期行走自然形成的。

●公元7世紀，吐蕃在青藏高原崛起。唐初，吐蕃南下，在中甸境內金沙江上架設鐵橋，打通了滇藏往來的通道。

●宋代，“關陝盡失，無法交易”，茶馬互市的主要市場轉移到西南。

●元朝，大力開闢驛路、設置驛站。

●明朝繼續加強驛道建設。

●清朝將西藏的郵驛機構改稱“塘”，對塘站的管理更加嚴格細緻。

●清末民初，茶商大增。

●抗日戰爭中後期，茶馬古道成為大西南後方主要的國際商業通道。

●1950年前的昌都成為藏東的商貿中心。

●茶馬古道歷史線路主要有三條：即青藏線、滇藏線和川藏線。

●滇藏線茶馬古道出現在唐朝時期，它大致與今滇藏公路相近似。

唐宋時期，內地輸往藏區的茶葉主要是青藏道。從明代開始，川藏茶道正式形成，川藏川茶道的興起，促使川藏沿線商業城鎮的興起和西藏和內地的聯繫。

我國茶葉產於南方，四川則是我國也是世界上種茶、飲茶的發源地。秦漢以前，只有四川一帶飲茶和有茶的商品生產。到唐代形成了我國盛產茶葉的局面，並從唐代開始，四川綿州、蜀州、邛州等地的茶葉，就從其它地區的茶葉流入西藏地區，開始了藏族人民飲茶的歷史，出現了茶葉輸往西藏的道路。在唐代，青藏道是西藏地區與中原地區往來的主要交通道。唐代吐蕃王朝對外擴張，除南線爭奪南沼外幾乎都是經青海地區，北線爭奪河西、隴右、西線爭奪安西四鎮，東線爭奪劍南。唐蕃之間的和親、問聘等使臣往來，都是由天水、大非川、暖泉、河源、通天河到邏些（今拉薩）。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也是經青海入藏。唐代中原與西藏地區的交通大道是青藏道而不是川藏道。唐代內地茶葉輸往西藏的茶道自然是青藏道。隨著吐蕃王朝的瓦解，宋代藏族地區處於分襲狀態，青藏道已失去的軍事要道和官道的作用。但自唐代茶葉傳入藏區以後，茶葉所具有助消化，解油膩的特殊功能，使肉食乳飲的畜牧人民皆飲茶成風。西北各族紛紛在沿邊賣馬以購買茶葉，而宋朝為了獲得戰馬，便決定在西北開展茶馬貿易，出賣茶葉，購買戰馬。北宋熙寧以後便在四川設置茶馬司，將四川年產3000萬斤茶葉的大部分運往甘肅、青海地區設置數以百計的賣茶場和數十個買馬場，並規定名山茶只許每年買馬不得它用，每年買馬達15000匹以上。從而使青藏道由唐代的軍事政治要道成為茶道。故《西藏志》的作者陳觀潯說，唐宋以來，內地差旅主要由青藏道入藏，“往昔以此道為正驛，蓋開之最早，唐以來皆由此道”。

從明朝開始，川藏茶道正式形成。早在宋元時期官府就在黎雅、碉門（今天全）等地與吐蕃等族開展茶馬貿易，但數量較少，所賣茶葉只能供應當地少數民族食用。迄至明朝，政府規定於四川、陝西兩省分別接待雜甘思及西藏的入貢使團，而明朝使臣亦分別由四川、陝西入藏。由於明朝運往西北輸入藏區的茶葉僅佔全川產量的十分之一，即100萬斤，支付在甘青藏區“差發馬”所需茶葉，其餘大部川茶，則由黎雅輸入藏區。而西藏等地藏區僧俗首領向明廷朝貢的主要目的又是獲取茶葉。因此，他們就紛紛從川藏道入貢。“秦蜀之茶、自碉門、黎雅抵朵甘、鳥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無此”（《明太祖實錄》卷251）。於是洪武三十一年（1398）五月，在四川設茶倉四所，“命四川布政使移文天全六番招討司，將歲輸茶課乃輸碉門茶課司，余就地悉送新倉收貯，聽商交易及與西蕃市馬”天順二年（1458）五年，明朝規定今後鳥思藏地方該賞食茶，於碉門茶馬司支給。又促使鳥思藏的貢使只得由川藏道入貢，不再由青藏的洮州路入貢。到成化二年（1470），明廷更明確規定鳥思藏贊善、闡教、闡化、輔教四王和附近鳥思藏地方的藏區貢使均由四川路入貢。而明朝則在雅州、碉門設置茶馬司、每年數百萬斤茶葉輸往康區轉至鳥思藏，從而使茶道從康區延伸至西藏。而鳥思藏貢使的往來，又促進了茶道的暢通。於是由茶葉貿易開拓的川藏茶道同時成為官道，而取代了青藏道的地位。

清朝進一步加強了對康區和西藏的經營，設置台站，放寬茶葉輸藏，打箭爐成為南路邊茶總匯之地，更使川藏茶道進一步繁榮。這樣，在明清時期形成了由雅安、天全越馬鞍山、瀘定到康定的“小路茶道”和由雅安，滎經越大相嶺、飛越嶺、瀘定至康定的“大路茶道”，再由康定經雅江、里塘、巴塘、江卡、察雅、昌都至拉薩的南路茶道和由康定經乾寧、道孚、爐霍、甘孜，德格渡金沙江至昌都與南路會合至拉薩的北路茶道。這條由雅安至康定，康定至拉薩的茶道，既是明清時期的川藏道，也是今天的川藏道。川藏道崎嶇難行，開拓十分艱巨。由雅安至康定運輸茶葉，少部分靠騾馬馱運，大部分靠人力搬運，稱為“背背子”。行程按輕重而定，輕者日行40里，重者日行2－30里。途中暫息，背子不卸肩，用丁字形杵拐支撐背子歇氣。杵頭為鐵制，每杵必放在硬石塊上，天長日久，石上留下窩痕，至今猶清晰可見。從康定到拉薩，除跋山涉水之外，還要經過許多人煙稀少的草原，茂密的森林，遼闊的平原，要攀登陡削的岩壁，兩馬相逢，進退無路，只得雙方協商作價，將瘦弱馬匹丟入懸岩之下，而讓對方馬匹通過。要涉過洶湧泡哮的河流，巍峨的雪峰。長途運輸，風雨侵襲，騾馬馱牛，以草為飼，馱隊均需自備武裝自衛，攜帶幕帳隨行。宿則架帳餐飲，每日行程僅20－30里。加上青藏高原，天寒地冷，空氣稀薄，氣候變化莫測，民諺說：“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臘，學狗爬，”形象地描述了行路難的景況。川茶就是在這艱苦的條件下運至藏區各地的，川藏茶道就是漢藏人民在這樣艱苦條件下開拓的。川藏茶道的開拓，也促進了川藏道沿線市鎮的興起。大渡河畔被稱為西爐門戶的瀘定，明末清初不過是區區“西番村落”，境屬沈村，烹壩，為南路邊茶入打箭爐的重要關卡。康熙四十五年（1706）建鐵索橋。外地商人云集瀘定經商。到宣統三年（1911）設為縣治，1930年已有商賈30餘家，成為內地與康定貨物轉輸之地。

康定在元時尚是一片荒涼原野，關外各地及西藏等處商人運土產至此交換茶葉布匹，只得塔帳篷豎鍋樁，權作住宿之處，明代才形成一個村落。隨著藏漢貿易南移，逐漸發展成為邊茶貿易中心。雍正七年（1729）置打箭爐廳，設兵戍守其地，番漢咸集，交相貿易，稱為鬧市焉。從此“漢不入番，番不入漢”的壁壘打破，大批藏商越靜寧山進入康區，大批的陝商和川商亦湧入康區。內外漢蕃，俱集市茶。這個因茶葉集市而興起的城市，藏漢貿易通過“鍋莊”為媒介，雍正至乾隆時期，鍋莊由13家發展48家，商業相當繁榮。成為西陲一大都市，此外還有里塘、巴塘、道孚、爐霍、察木多（昌都）、松潘等地都是在清代茶道興起而發展為商業城鎮的。總之，川茶輸藏是促進川藏交通開拓和川藏高原市鎮興起的重要因素。

鴉片戰爭以後，英帝國主義為了侵略西藏，就力圖使印茶取代華茶在西藏行銷。他們認為一旦印茶能取代川省邊茶的地位，英國即可壟斷西藏之政治與經濟。為此，英帝國主義甚至用武力入侵拉薩，強迫印茶輸藏。從此，川茶又成為反對英國侵略西藏的武器。反對印茶銷藏，保護川茶銷藏，成了反對英國侵略西藏的重要內容。

西藏地方政府面臨印茶銷藏帶來的政治經濟危機，竭力主張禁止印茶入藏。十三世達賴喇嘛還親自出面向清廷呼籲，要求清朝政府配合行動，制止印度茶銷藏。清朝四川總督劉秉璋更是主張力禁印茶行藏，免貽後患無窮。清廷奉命與英國談判《藏印通商章程》的張蔭棠從川藏茶利，漢藏經濟，政府收稅，以及茶農茶商利益考慮，亦力主反對英國在西藏侵銷印茶，保護川茶銷藏。其後川督趙爾豐為了反對英帝侵略西藏，保衛邊疆，則在雅安設立邊茶公司，支持西藏人民抵制印茶。公司改良茶種，整頓川茶，在打箭爐設立分公司，打破邊茶不出爐關的限制。並在里塘、巴塘，昌都設立售茶分號，減少中間環節，迅速將川茶運往西藏。四川茶葉成為漢藏民族共同反對英帝國主義侵略西藏、傾銷印茶的鬥爭武器。民國時期，由於國內內戰，印茶乘機大量銷入藏區，西藏地方上層在英帝國主義的煽動下進攻川邊地區，四川與西藏發生軍事衝突。雙方的親密聯繫有所削弱，唯川茶仍暢行於川藏之間。

滇藏線茶馬古道出現在唐朝時期，它與吐蕃王朝向外擴張和對南詔的貿易活動密切相關。公元678年，吐蕃勢力進入雲南西洱海北部地區。680年建立神川都督府，吐蕃在南詔設置官員，向白蠻、烏蠻徵收賦稅，攤派差役。雙方的貿易也獲得長足的發展，茶馬貿易就是重要內容之一。南詔與吐蕃的交通路線大致與今滇藏公路相近似，即從今雲南大理出發，北上至劍川，再北上到麗江，過鐵橋城繼續沿江北上，經錛子欄至聿賚城，前行到鹽井，再沿瀾滄江北上至馬兒敢（今西藏芒康）、左貢，分兩道前往西藏：一道經由八宿邦達、察雅到昌都；一道徑直由八宿至波密，過林芝前往拉薩。

茶馬古道主要有三條線路：即青藏線（唐蕃古道）、滇藏線和川藏線，在這三條茶馬古道中，青藏線興起於唐朝時期，發展較早；而川藏線在後來的影響最大，最為知名。這三條道路都與昌都有著密切的關係，其中，滇藏線和川藏線必須經過昌都，它們的發展是與茶馬貿易密切相關的。

歷史上滇藏線茶馬古道有三大道路：一條由內江鶴麗鎮汛地塔城，經過崩子欄、阿得酋、天柱寨、毛法公等地，至西藏；一條由劍川協汛地維西出發，經過阿得酋、再與上一條道路相合至西藏；一條由中甸出發，經過尼色落、賢島、崩子欄、奴連奪、阿布拉喀等地至西藏。其主要通道即與今滇藏線接近。

茶馬古道在雲南境內的起點就是唐朝時期南詔政權的首府所有地大理。其中，大理、麗江、中甸、阿墩子（德欽）等地是茶馬貿易十分重要的樞紐和市場。滇藏線茶馬貿易的茶葉，以雲南普洱的茶葉為主，也有來自四川和其他地方的茶葉。滇藏線茶馬貿易有自己的特點，由雲南內地的漢商把茶葉和其他物品轉運到該地轉銷給當地的坐商或者西藏的販運商人，又從當地坐商那裡購買馬匹或者其它牲畜、土特產品、藥材，運至麗江、大理和昆明銷售。西藏、川藏的藏商，大多換取以茶葉為主的日用品返回西藏。運輸工具主要是騾馬和氂牛等。

雲南茶馬古道主要分佈在普洱市、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臨滄市、保山市、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等地，涉及21個縣（市、區）。西雙版納至大理線文物點包括易武茶馬古道、同興號、車順號、同昌號、同慶號、王少和舊居、麻黑古茶園、菜陽河茶馬古道、斑鳩坡茶馬古道、那柯里茶馬古道、孔雀屏茶馬古道、茶庵塘茶馬古道、廣恩橋遺址、哀牢山茶馬古道、小水井梁子通行關卡石刻等。臨滄至大理線文物點包括魯史茶馬古道、魯史鎮古建築群（魯史阿魯司官衙、魯史文魁閣、魯史戲樓、“俊昌號”茶莊舊址、魯史興隆寺、魯史民居古建築群、魯史犀牛太平寺、魯史塘房古村落、香竹箐古茶園等。

“北有絲綢之路，南有茶馬古道”。茶馬古道，一條與絲綢之路一樣在中華民族的孕育發展中曾經發揮過重要作用的通道，已隨現代文明的滌盪而逐漸湮沒於歷史的塵埃中。但它的歷史與價值卻永遠熠熠生輝。

（一）黃金旅遊之路

茶馬古道游，風景獨特，文化內涵深厚，資源獨家，舉世無雙。

（二）文明傳播古道

茶馬古道不僅是衛藏與今川滇地區之間古代先民們遷移流動的一條重要通道，同時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間古代文明傳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

（三）民族文化的遷徙走廊

在這條綿亘10000多里的古道上，幾千年來漢、藏、彝、納西、傈僳、哈尼、基諾、羌、普米、白、怒、景頗、阿昌等民族在這裡繁衍生息，凸顯了我國西南地區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原始形態。

（四）宗教傳播大道

隨著茶馬貿易的發展，茶馬古道的不斷延伸，藏傳佛教也沿著這條古道廣泛在青藏高原及周圍地區傳播。同時從藏傳佛塔的發展與流傳看，其路線大致可分為兩條：其一，西藏——青海——甘肅——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北京——河北——河南——江蘇；其二，西藏——雲南——四川——廣西——湖北。

（五）民族精神之路

提到茶馬古道，就不能不提起馬幫。馬幫在千百年在歷程中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的載體。他們的精神又附著在這條古道上，成為中國民族精神的組成部分。

（六）民族團結、融合之路

茶馬古道就像中國西南一張巨大的網，各民族人民通過這張網，加強了聯繫和溝通，促進了各民族之間政治、經濟、文化的互動、發展和融合，增進了彼此間情感的聯繫。

（八）安疆固邊之路

茶馬古道的拓展，茶馬貿易的興盛促進了中國西南邊疆的安定和鞏固。

（七）經濟發展之路

千年茶馬古道通過茶馬貿易，促進了這一地區許多城鎮的形成，大大促進了這一地區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