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正甫

1838年，出生於蘇州洞庭東山的一戶大戶人家。其父席品方去世后，家境衰落。

1857年，太平軍戰事發生后，席正甫從蘇州來到上海，在同鄉所設小錢莊當學徒。

1860年，自開了一家錢莊。

1866年，當上了英商滙豐銀行的跑街。

1874年，代表滙豐銀行買辦王槐山與清政府商談福建台灣海防借款事宜，最後，滙豐銀行以比當時高得多的利息，借給清政府200萬兩10年期借款。這筆貸款的成功，開創了滙豐銀行政治貸款的先例，將該行從財務窘境中解脫了出來，也使席正甫從此得勢，既當上了滙豐銀行買辦，又受到清朝大臣李鴻章和左宗棠等的賞識。為了獲得巨額貸款，他們爭相拉攏席正甫，李鴻章還特意上書朝廷，替他保薦官職，席正甫接受了二品銜紅頂花翎，又捐了道台一職。但他做官僅僅是為了抬高身價，並未赴京就任實職，他借與清廷的關係和滙豐銀行買辦的身份，左右逢源，得到了極大的好處。從1874~1890年，清政府向滙豐銀行借款17筆，絕大多數是由席正甫一手經辦，他由此得到了大量傭金，而滙豐銀行通過席正甫的上下溝通，業務也蒸蒸日上，為此對他優渥有加。

19世紀80年代，滙豐銀行某大班在買辦擔保一事上與席正甫發生衝突，席正甫一氣之下辭職，滙豐銀行總行堅決不允，不僅專門來信挽留，還撤換了該名大班，使席正甫穩坐買辦交椅長達30年之久。在長達數十年的買辦生涯中聚集了大量財產，除投資經營金融業外，還在浦東、南京路、鳳陽路一帶購置了眾多的房產。當時上海錢莊為了獲得流動資金，常常向外商銀行借款，再用這部分錢放高利貸，貸給大大小小的商號以獲取利潤，由於席正甫掌管了滙豐銀行借款的簽字蓋章權，成為當時銀錢業炙手可熱的大紅人，幾乎所有的錢莊都要求他加入股本，或聘用他介紹的人當助手。同時，席正甫廣泛投資和銀行業務有聯繫的錢業、銀樓、典當、金號。

1887年，與嚴蘭卿合資開設了協升錢莊，他還利用自己的社會關係，介紹親友、熟人進入眾多的外商銀行，他的一些親屬還擔任了洋行買辦，致使席氏家族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上海灘成為風雲一時的買辦世家。當時外商在上海開設的大小銀行34家，其中17家由席氏家族擔任買辦，佔據了上海金融界的重要位置，這在近代中國獨一無二。由此，洞庭東山人在上海金融業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勢力，各地商人資金短缺，非請洞庭山幫忙不可，因此19世紀末流傳著這樣一首口諺：“徽幫人（主要經商）再狠，見了山上幫，還得忍一忍。”

1904年，壽終正寢，祭奠之日，從外灘到鳳陽路席家，沿途各個路口都搭了白布帳棚，中外商家及一些外國銀行的門口，都設置了壇台路祭，公共租界巡捕還武裝護送上祭隊伍從南京路上通過，死後在上海灘上能夠享受這種待遇的買辦，也僅席正甫一人而已。

除了同一機構中買辦職位的承繼關係，還出現了分佈在不同外商企業中的買辦家族。席正甫家族來自蘇州洞庭東山，他們創造了近代上海商界的家族傳奇。滙豐銀行是近代上海資力最為雄厚的外商銀行，在上海存在了近百年的時間，席正甫祖孫三代就任該行買辦長達55年，席正甫擔任買辦即達30年，他去世後由長子席立功繼任，席立功又傳給兒子席鹿笙，直至席鹿笙被綁匪槍殺后才由別姓繼任。

而這個家族最為人矚目的還不只是在滙豐銀行舉足輕重的地位，還有他們所構建的龐大買辦網路。洞庭席氏家族除長期擔任滙豐銀行買辦外，還有其他成員出任買辦職務，在上海擔任外商銀行和洋行買辦的，祖孫三代（包括女婿）共有23人。外商銀行有6家英商銀行、兩家美商銀行、兩家日商銀行和法、俄、意各一家銀行的買辦。

除了父子相繼的關係之外，由通婚所構成的龐大商業網路及其對買辦職業的影響，在洞庭席氏買辦家族中表現最為明顯。

另一買辦家族胡寄梅家族亦與席家有姻親關係，席錫藩的女兒嫁給胡寄梅次子胡筠秋為妻，胡寄梅的堂兄胡笛欄與席錫藩系連襟，其姑母又嫁給沈二園為妻，胡寄梅曾在錢莊做事，后在中華匯理銀行和麥加利銀行任職，又任華俄道勝銀行和華比銀行買辦，都與席家的勢力有關係。胡筠秋與宋子安還是姻親。

通過席家這一龐大的婚姻圈，我們可以發現“姻婭聯絡”，旁及滲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構成了更加廣泛的買辦集團。他們不僅編織了洋行、錢莊、銀行業之間的商業網路，而且與宋子文家族、陳果夫家族等政界要人建立了密切的姻親關係，這也是這個家族長期立足於上海金融界的重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