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真女寺

由於男性穆斯林進行禮拜的清真寺一般不允許女性進入。於是20世紀中國出現了單獨為女性提供禮拜場所的清真寺。這是中國特有的一種宗教建築。既可以單獨設寺，也可以為較大清真寺的附屬。管理人員為女性，可以是大寺阿訇的妻子或其它人士。一般對其尊稱為師娘。

建築布局上，清真女寺要求做到男女隔絕。

清真女寺，通常簡稱為“女寺”，指的是中國伊斯蘭教界為女性穆斯林專門設立的獨立的沐浴和禮拜的場所；國外伊斯蘭教世界中通常沒有清真女寺。它始自明末清初時，由男性穆斯林出於宗教自救的考慮，開展的專門針對女性穆斯林的宗教教育；後來，一部分掌握了宗教知識的女性穆斯林，開始代替男性穆斯林，並逐漸將日常宗教活動納入其中，就形成了清真女寺。

中國回族女學者水鏡君女士和德籍旅英學者瑪利亞·亞紹克博士（Dr. Maria Jaschok）從1994年開始合作研究中國大陸獨特的信仰群體——穆斯林婦女，其合作成果《中國清真女寺史》先後出了英文版（英國Curzon出版社，2000））和中文版（北京三聯書店，2002）。這兩個文本在中外學術界均引起了熱烈的反響。

中文本是在英文版的基礎上為了更便於中國語境的讀者的閱讀而略加修改而成。我這裡介紹的是中文版。這本書引起我興趣的不僅是她厚重的學術分量，也因為我與作者兩次正式交往都是在歐洲舉辦的學術會議上（英國牛津大學，1999；德國自由柏林大學，2002）且她們的議題都是穆斯林婦女，使我感到這一國際化研究議題的意義；還因為她們的書中引述評論到我上世紀80年代書中對宗教與婦女的看法對我的震動，——不是性別而是宗教中的盲點和盲視，但它直接導致我對信教婦女的偏頗認識。

最引人注目的，這本書的研究寫作的與眾不同合作模式——不同文化和教育學術背景的學者在同一研究課題中的對話及在其間的溝通與存異（“存異”不是處處“和而不同”，而是在理解溝通中求同存異）。這表現在她們整個研究過程和最後的成果中；體現在她們二人之間和她們與對調查對象、編輯甚至讀者的關係中……從前言和全書中可以看出，對話貫穿了研究和成書的全部過程：田野調查中作者與其他學者的交談，作者與被調查對象的交談，作者與編輯的交談……對話更貫穿在二人合作研究的所有階段：一起做田野工作或各自做事的時候，不同的研究階段，概念化和理論化，寫作和翻譯，通編全書的過程，等等。她們合作模式，很好地體現了人類學的重要主題——自我、生活方式和文本——對跨民族、文化、學術和宗教邊界研究中，她們相信建構在對話關係上的真正合作可以加寬、豐富人類學研究的範圍，在此基礎上建構的研究者的解釋。該書真正體現“在平等、相互信任和共同負責的基礎上”合作，是“對意見的共同解釋”或“相互交流各自意見中的意外發現”(譚兢嫦，信春鷹：同上，1995，第49頁)。

《中國清真女寺史》的合作模式打破了如今中西學者比較普遍的將爭論、分歧都被充滿光彩的作品略去、好像處處珠聯璧合的跨文化合作的學術神話。我們看到書中既將西方社會性別研究貫穿全書，又保留了中國學者思考的敘述的特點，甚至還清楚顯示而且沒有解決的作者之間的“智思緊張”（intellectual tensions）。在前言中，作者明確告訴讀者，展示作者之間的同與異，是希望讀者了解不同的觀點和視角，通過閱讀參與作者間的對話。這種對話是“人類共在之智慧”（卓新平：《宗教與思想》叢書總序），是加深理解和溝通的最好方式。只有這樣的對話才使得不同文化、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不同性別的人們之間更自然、更順暢的溝通。這本書的獨特表述方式，除了註明章節段落的著者外，還在共同著述的章節中將二人不同的觀點羅列，正如作者前言所言，她們力求在書中保留各自的聲音和對話，這樣做是為了使各自的母語讀者能夠接受。這種對讀者的真誠對話是尊重讀者、尊重事實的科學態度是非常值得倡導和讚許的。

最發人深省的（至少對我們來說需要檢視和反省的）是作者發掘無聲者和邊緣群體的穆斯林婦女、重建她們的歷史所做的工作，她們很精彩地實現了預期目標——“把婦女還給歷史，把歷史還給婦女”（女性主義學術原則）；為中國婦女史增添地方群體傳統的內容，揭示其特性和多種相互依賴性；講述變化的地方文化中婦女的貢獻，這一貢獻使女性文化成為中國伊斯蘭文化中最獨特的範例。

在她們的著作發表以前，很多人甚至學者或多或少有著對宗教的誤解或誤讀，如“宗教是精神鴉片”，信教者則被視為“素質不高”、“愚昧”、“尋找精神寄託”等。對伊斯蘭教和女穆斯林，學者的盲點和誤解也不少，如認為伊斯蘭教歧視婦女比儒教更甚。（參見本期水鏡君《致XXX和XX的信》）穆斯林婦女由於性別、民族、宗教等因素，處於更為邊緣的位置，她們及她們所創造的文化，世人知之甚少，因而成為人們認識的盲點，從而可能導致言說和行為的誤區，不利於不同民族、宗教信仰和各種存在差異之間人們的理解、溝通與合作。

作者用多年的艱苦嚴肅的研究，向讀者展現了清真女寺發展的歷史蹤跡。作為一個積極的信仰群體，中原男女穆斯林共同創造的獨特的清真女寺，也已存在了大約兩百餘年。清真女寺用自己的方式——歷史文化遺存和存留在穆斯林婦女心中的歷史記憶——展示著自己獨特的歷史。書中對回族穆斯林婦女和中國獨特的清真女寺文化作綜合的學術探討，討論了性別政治，婦女權利，現代化與傳統，多元身份的建構，伊斯蘭教與主流社會文化的影響等問題。

作者的研究告訴讀者，任何宗教都是人類精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男人和女人）超越自我、追求信仰的靈性空間。如果不帶偏見，從不同視角觀察、理解宗教和信徒，就不難明白，這是一個與神聖最接近的文化和信仰群體。信仰者令人感動的追求神聖的努力，他們的生活、體驗、思索、感悟和行動，不僅提高他們自身，而且創造著文化，豐富著人類的精神園地。清真女寺及女寺文化，就是中國穆斯林在適應主流社會文化過程中的一種集體創新。因此，女寺文化現象不僅為異質文化本土化過程中民族宗教文化的構建提供了一個研究實例，而且可以促使我們從不同角度深入思考社會非主流文化與主流文化的關係，更深刻地理解“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存原則或理想境界。

穆斯林婦女創建女寺文化的行動表明，女性有能力在追求信仰的過程中發現自己的力量，提升自我。只要不把女性信徒看做特殊的或“低層次”的群體，而是將她們視為平等的人類成員，將她們對神靈的追求視為人類正常的自然的高尚的精神追求，我們就會發現問題，並進而思考更多的問題。如歷史的真實是什麼？我們該如何發現並書寫真實的歷史？何為平等？何為解放？女信徒在追求信仰的過程中，在神聖的領域中獲得的平等權利、成就感、解放感、自我超越自我實現的滿足感等，該不該獲得積極的肯定？我們該如何審視既定的平等、解放等與女性有關的觀念？等等。這就是該書對歷史學、宗教學和文化人類學的一個重要貢獻，也是對人們學會溝通和理解。

中文本是在英文版的基礎上為了更便於中國語境的讀者的閱讀而略加修改而成。我這裡介紹的是中文版。這本書引起我興趣的不僅是她厚重的學術分量，也因為我與作者兩次正式交往都是在歐洲舉辦的學術會議上（英國牛津大學，1999；德國自由柏林大學，2002）且她們的議題都是穆斯林婦女，使我感到這一國際化研究議題的意義；還因為她們的書中引述評論到我上世紀80年代書中對宗教與婦女的看法對我的震動，——不是性別而是宗教中的盲點和盲視，但它直接導致我對信教婦女的偏頗認識。

最引人注目的，這本書的研究寫作的與眾不同合作模式——不同文化和教育學術背景的學者在同一研究課題中的對話及在其間的溝通與存異（“存異”不是處處“和而不同”，而是在理解溝通中求同存異）。這表現在她們整個研究過程和最後的成果中；體現在她們二人之間和她們與對調查對象、編輯甚至讀者的關係中……從前言和全書中可以看出，對話貫穿了研究和成書的全部過程：田野調查中作者與其他學者的交談，作者與被調查對象的交談，作者與編輯的交談……對話更貫穿在二人合作研究的所有階段：一起做田野工作或各自做事的時候，不同的研究階段，概念化和理論化，寫作和翻譯，通編全書的過程，等等。

她們合作模式，很好地體現了人類學的重要主題——自我、生活方式和文本——對跨民族、文化、學術和宗教邊界研究中，她們相信建構在對話關係上的真正合作可以加寬、豐富人類學研究的範圍，在此基礎上建構的研究者的解釋。該書真正體現“在平等、相互信任和共同負責的基礎上”合作，是“對意見的共同解釋”或“相互交流各自意見中的意外發現”(譚兢嫦，信春鷹：同上，1995，第49頁)。

《中國清真女寺史》的合作模式打破了如今中西學者比較普遍的將爭論、分歧都被充滿光彩的作品略去、好像處處珠聯璧合的跨文化合作的學術神話。我們看到書中既將西方社會性別研究貫穿全書，又保留了中國學者思考的敘述的特點，甚至還清楚顯示而且沒有解決的作者之間的“智思緊張”（intellectual tensions）。

在前言中，作者明確告訴讀者，展示作者之間的同與異，是希望讀者了解不同的觀點和視角，通過閱讀參與作者間的對話。這種對話是“人類共在之智慧”（卓新平：《宗教與思想》叢書總序），是加深理解和溝通的最好方式。只有這樣的對話才使得不同文化、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不同性別的人們之間更自然、更順暢的溝通。這本書的獨特表述方式，除了註明章節段落的著者外，還在共同著述的章節中將二人不同的觀點羅列，正如作者前言所言，她們力求在書中保留各自的聲音和對話，這樣做是為了使各自的母語讀者能夠接受。這種對讀者的真誠對話是尊重讀者、尊重事實的科學態度是非常值得倡導和讚許的。

最發人深省的（至少對我們來說需要檢視和反省的）是作者發掘無聲者和邊緣群體的穆斯林婦女、重建她們的歷史所做的工作，她們很精彩地實現了預期目標——“把婦女還給歷史，把歷史還給婦女”（女性主義學術原則）；為中國婦女史增添地方群體傳統的內容，揭示其特性和多種相互依賴性；講述變化的地方文化中婦女的貢獻，這一貢獻使女性文化成為中國伊斯蘭文化中最獨特的範例。

在她們的著作發表以前，很多人甚至學者或多或少有著對宗教的誤解或誤讀，如“宗教是精神鴉片”，信教者則被視為“素質不高”、“愚昧”、“尋找精神寄託”等。對伊斯蘭教和女穆斯林，學者的盲點和誤解也不少，如認為伊斯蘭教歧視婦女比儒教更甚。（參見本期水鏡君《致XXX和XX的信》）穆斯林婦女由於性別、民族、宗教等因素，處於更為邊緣的位置，她們及她們所創造的文化，世人知之甚少，因而成為人們認識的盲點，從而可能導致言說和行為的誤區，不利於不同民族、宗教信仰和各種存在差異之間人們的理解、溝通與合作。

作者用多年的艱苦嚴肅的研究，向讀者展現了清真女寺發展的歷史蹤跡。作為一個積極的信仰群體，中原男女穆斯林共同創造的獨特的清真女寺，也已存在了大約兩百餘年。清真女寺用自己的方式——歷史文化遺存和存留在穆斯林婦女心中的歷史記憶——展示著自己獨特的歷史。書中對回族穆斯林婦女和中國獨特的清真女寺文化作綜合的學術探討，討論了性別政治，婦女權利，現代化與傳統，多元身份的建構，伊斯蘭教與主流社會文化的影響等問題。

作者的研究告訴讀者，任何宗教都是人類精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男人和女人）超越自我、追求信仰的靈性空間。如果不帶偏見，從不同視角觀察、理解宗教和信徒，就不難明白，這是一個與神聖最接近的文化和信仰群體。信仰者令人感動的追求神聖的努力，他們的生活、體驗、思索、感悟和行動，不僅提高他們自身，而且創造著文化，豐富著人類的精神園地。清真女寺及女寺文化，就是中國穆斯林在適應主流社會文化過程中的一種集體創新。因此，女寺文化現象不僅為異質文化本土化過程中民族宗教文化的構建提供了一個研究實例，而且可以促使我們從不同角度深入思考社會非主流文化與主流文化的關係，更深刻地理解“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存原則或理想境界。

穆斯林婦女創建女寺文化的行動表明，女性有能力在追求信仰的過程中發現自己的力量，提升自我。只要不把女性信徒看做特殊的或“低層次”的群體，而是將她們視為平等的人類成員，將她們對神靈的追求視為人類正常的自然的高尚的精神追求，我們就會發現問題，並進而思考更多的問題。

如歷史的真實是什麼？我們該如何發現並書寫真實的歷史？何為平等？何為解放？女信徒在追求信仰的過程中，在神聖的領域中獲得的平等權利、成就感、解放感、自我超越自我實現的滿足感等，該不該獲得積極的肯定？我們該如何審視既定的平等、解放等與女性有關的觀念？等等。這就是該書對歷史學、宗教學和文化人類學的一個重要貢獻，也是對人們學會溝通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