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課

口頭上慷慨激昂的人，未見得便是殺身成仁的志士。無數的勇士，前仆後繼地倒下去，默默無言。

好幾個漢奸，都曾經做過抗日會的主席；首先變節的一個國文教師，卻是好使酒罵座，慣出什麼“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類題目的東西；說是要在槍林彈雨里上課，絕對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一個校長，卻是第一個屈膝於敵偽的教育界之蟊賊〔蟊（máo）賊：指對社會有害的人〕。

然而默默無言的人們，卻堅定的做著最後的打算，拋下了一切，千山萬水的，千辛萬苦的開始長征，絕不做什麼為國家保存財產、文獻一類的借口的話。

上海國軍撤退後，頭一批出來做漢奸的都是些無賴之徒，或憫不畏死的東西。其後，卻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維持地方的人物出來了。再其後，卻有以“救民”為幌子，而喊著同文同種的合作者出來。到了珍珠港的襲擊以後，自有一批最傻的傻子們相信著日本政策的改變，在作著“東亞人的東亞”的白日夢，吃盡了“獨苦”，反以為“同甘”，被人家拖著“共死”，卻糊塗到要掙扎著“同生”。其實，這一類的東西也不太多。自命為聰明的人物，是一貫的利用時機，作著陞官發財的計劃。其或早或遲的蛻變，乃是作惡的勇氣夠不夠，或替自己打算得周到不周到的問題。

默默無言的堅定的人們，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抗敵救國的問題，壓根兒不曾夢想到“環境”的如何變更，或敵人對華政策的如何變動、改革。

所以他們也有一貫的計劃，在最艱苦的情形之下奮鬥著，絕對的不作“苟全”之夢；該犧牲的時機一到，便毫不躊躇地踏上應走的大道，義無反顧。

12月8號是一塊試金石。

這一天的清晨，天色還不曾大亮，我在睡夢裡被電話的鈴聲驚醒。 “聽到了炮聲和機關槍聲沒有？”在電話里說。 “沒有聽見。發生了什麼事？”

“聽說日本人佔領租界，把英國兵繳了械，黃浦江上的一隻英國炮艦被轟沉，一隻美國炮艦投降了。”

接連的又來了幾個電話，有的從報館里的朋友打來的。事實漸漸的明白。英國軍艦被轟沉，官兵們鳧水上岸，卻遇到了岸上的機關槍的掃射，紛紛的死在水裡。

日本兵依照著預定的計劃，開始從虹口或郊外開進租界。被認為孤島的最後一塊彈丸地，終於也淪陷於敵手。我匆匆地跑到了康腦脫路的暨大。

校長和許多重要的負責者們都已經到了。立刻舉行了一次會議，簡短而悲壯的，立刻議決了：

“看到一個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經過校門時，立刻停課，將這大學關閉結束。”太陽光很紅亮地曬著，街上依然的熙來攘往，沒有一點異樣。我們依舊地搖鈴上課。

我授課的地方，在樓下臨街的一個課室，站在講台上可以望得見街。學生們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說道，“你們都已經知道了吧？”學生們都點點頭。“我們已經議決，一看到一個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經過校門，立刻便停課，並且立即的將學校關閉結束。”

學生們的臉上都顯現著堅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沒有一句話。

“但是我這一門功課還要照常的講下去，一分一秒鐘也不停頓，直到看見了一個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為止。”

我不荒廢一秒鐘的工夫，開始照常的講下去。學生們照常的筆記著，默默無聲的。

這一課似乎講得格外的親切，格外的清朗，語音里自己覺得有點異樣；似帶著堅毅的決心，最後的沉著；像殉難者的最後的晚餐，像衝鋒前的士兵們上了刺刀，“引滿待發”。

然而鎮定、安詳，沒有一絲的緊張的神色。該來的事變，一定會來的。一切都已準備好。

誰都明白這“最後一課”的意義。我願意講得愈多愈好；學生們願意筆記得愈多愈好。

講下去，講下去，講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應該講授的東西，統統在這一課里講完了它；學生們也沙沙地不停地在抄記著。心無旁用，筆不停揮。

別的十幾個課室里也都是這樣的情形。

對於要“辭別”的，要“離開”的東西，覺得格外的戀戀。黑板顯得格外的光亮，粉筆是分外的白而柔軟適用，小小的課桌，覺得十分的可愛；學生們靠在課椅的扶手上，撫摸著，也覺得十分的難分難捨。那晨夕與共的椅子，曾經在扶手上面用鋼筆、鉛筆或鉛筆刀，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塗寫著，刻劃著許多字或句的，如何捨得一旦離別了呢！

街上依然的平滑光鮮，小販們不時地走過，太陽光很有精神地曬著。我的表在衣袋裡嘀嘀嗒嗒地走著，那聲音彷彿聽得見。

沒有傷感，沒有悲哀，只有堅定的決心，沉毅異常地在等待著，等待著最後一刻的到來。

遠遠的有沉重的車輪碾地的聲音可聽到。

幾分鐘后，有幾輛滿載著日本兵的軍用車，經過校門口，由東向西，徐徐地走過，當頭一面旭日旗，血紅的一個圓圈，在迎風飄蕩著。

時間是上午10時30分。

我一眼看見了這些車子走過去，立刻挺直了身體，作著立正的姿勢，沉毅地合上了書本，以堅決的口氣宣佈道：

“現在下課！”

學生們一致地立了起來，默默地不說一句話；有幾個女生似在低低地啜泣著。沒有一個學生有什麼要問的，沒有遲疑，沒有躊躇，沒有彷徨，沒有顧慮。個個人都已決定了應該怎麼辦，應該往哪一個方向走去。

赤熱的心，像鋼鐵鑄成似的堅固，像走著鵝步的儀仗隊似的一致。從來沒有那麼無紛紜的一致的堅決過，從校長到工役。

這樣的光榮的國立暨南大學在上海暫時結束了她的生命，默默地在忙著遷校的工作。

人們都知道法國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說《最後一課》；卻很少有人知道，中國著名愛國作家、學者鄭振鐸先生的“最後一課”。

那是1941年，大半個中國仍淪陷在日寇的鐵蹄下，唯有上海的租界仍在英美的勢力範圍，猶如“孤島”。12月8日這一天，“孤島”也沉淪了。

大清早，暨南大學校長辦公室里，空氣彷彿凝固了。老校長老淚縱橫，正主持著簡短的校務會議。最後，他顫聲宣布：“課照常進行，只要看到一個日本兵，或是一面日本旗經過校門，就立即停課。”

默默無聲的人群中，有一個緊鎖濃眉面孔清癯的中年男子。他，就是暨大教授兼文學院院長鄭振鐸。

還是在東北三省剛剛淪陷時，他就寫了歷史小說《取火者的逮捕》和《桂公塘》，憤怒斥責國民黨賣國政策。寫作時，他時時橫眉拍案，連聲大喝：“奸賊，奸賊誤國！”1936年10月，他和魯迅等人聯合發表了《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1937年底，國民黨軍隊撤退，上海成了“孤島”，鄭先生仍在上海堅持救亡活動。當時，日特活動猖獗，有許多人因與抗日有關而失蹤、死亡。少數人動搖了，甚至做了漢奸。鄭先生卻凜然正氣，無所畏懼。1938年3月，他參加了中國文藝界抗日戰爭協會，被推舉為理事。他還專門到被稱為上海“抗大”、由地下黨領導的“上海社會科學專科學校”去兼課，為黨、為新四軍培養了不少幹部。

有一天，一個剛當漢奸的老友來了。此人掏出一張開有巨額金款的支票，說：“鄭先生，你近來生活很困難，清水先生已知道了。清水先生一直很敬佩你的文章學問，想讓你主持一方面的文化工作……這是清水先生的小意思！”鄭先生一聽“清水”，便知道是主管文化侵略的日本大特務，他一怒之下扯了支票，朝老友臉上擲去，大罵：“瞎了狗眼！”此人只好夾著尾巴逃跑了。不久，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大美晚報》記者張似旭二位名流被刺殺，於是有人警告：“你要當心！”鄭先生也差點遭到暗算，幸好有學生通知，但他事後仍繼續為祖國命運奔波操勞……

鄭先生從回憶中驚醒，快上課了，他拿起講義夾，急匆匆進了教室。教室里坐得滿滿的，鴉雀無聲，多像小說《最後一課》的描寫啊！鄭先生熱淚盈眶：“我想„„大家都知道了，今天是我給你們上的中國文學史的最後一課。要永遠記住，我們是中國人！”講課開始了，一分一秒都顯得格外沉靜。平素調皮的學生，今天也是屏著呼吸，滿噙了眼淚。不幸的時候終於來臨。近處忽地傳來了沉重的車輪碾地聲，幾輛卡車已進了校門。陰森森的風中，一面太陽旗抖動著。時針指著10∶30。

“現在下課！”鄭先生挺直了身體，作了立正的姿勢。全體同學唰地一下站起來，很久很久，沒有一個人說話，只有幾個女生低低的啜泣聲，師生們的胸中都燃燒著愛國的烈焰，一個一個捏緊了拳頭。

這就是鄭振鐸先生在暨大上的最後一課，也是他教書生涯的“最後一課”。抗戰勝利后，因為他繼續反對國民黨的親美賣國政策，便被剝奪了教書的權利，蔣介石不許任何大學聘請他。但鄭先生的“最後一課”所表現的崇高愛國之情、報國之志卻教育了千百個後來者！

同樣是表現愛國情感的，都德的《最後一課》與鄭振鐸的《最後一課》在內容上的表現有什麼不同？

都德《最後一課》以熱愛祖國語言來表現愛國情感，而鄭振鐸的《最後一課》則是通過隨時準備反抗敵人的侵略來表現愛國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