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營經濟

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並由國家直接經營的經濟。有資本主義國營經濟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在中國，關係國計民生、影響經濟全局的企業和現代化大工業、交通運輸郵電業、金融保險業以及主要商業等均屬於國營經濟。改革開放后，國家一般不直接經營企業，因而改稱為國有經濟。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沒收官僚資本，建立國營經濟，是徹底摧毀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建立新民主主義制度，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條件和根本保證。

國民黨蔣介石在統治中國的22年間，憑藉國家政權，用超經濟手段，通過賣國內戰、發行公債、苛捐雜稅、專賣壟斷、商業投機、通貨膨脹，以及其他巧取豪奪的手段，積累了大量財富，壟斷了中國經濟。官僚資本，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產物，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最腐朽最反動的生產關係之一。到1949年解放前夕，官僚資本擁有全國工礦和交通運輸業固定資產的80%，壟斷了鋼產量的90%，電力的67%，煤炭的33%，有色金屬和石油的100%，水泥的45%，硫酸的80%，織布機的60%，紗錠的38%，糖的90%，還控制了全國的金融機構和鐵路、公路、郵電、航空運輸、對外貿易，以及文化事業。

在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根據官僚資本在蔣介石當權20多年中的急劇發展，把沒收官僚資本歸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有，與沒收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列為新民主主義的三大經濟綱領，把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規定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1947年10月發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明確地鄭重地向全國人民提出“沒收官僚資本”的口號。1949年4月發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宣布：“凡屬國民黨反動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經營的工廠、商店、銀行、倉庫、船舶、碼頭、鐵路、郵政、電報、電燈、電話、自來水和農場牧場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據上述規定，人民解放軍所到之處，立即將官僚資本收歸人民所有。

沒收官僚資本的進程是和人民解放軍的軍事推進同步進行的。在解放戰爭初期，首先在吉林、遼寧、內蒙古的解放軍佔領區沒收官僚資本和敵偽財產，接著在華北、華中早解放的城市中進行。1948年至1949年初，三大戰役勝利后，人民解放軍基本上接管了長江以北的官僚資本企業。隨著全國解放的來臨，中共中 央於1949年上半年先後發出《關於接收官僚資本企業的指示》、《關於接收江南城市給華東局的指示》、《關於接收平津企業經驗介紹》等，詳盡規定了接收官僚資本企業的方針和政策。人民解放軍所到之處，立即接收國民政府的國家企業，沒收官僚資本歸人民所有。至1949年底，沒收官僚壟斷企業2858個，擁有職工129萬人，其中包括控制全國資源和重工業生產的“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壟斷全國紡織業的“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兵工系統和軍事後勤系統所辦企業，陳立夫、陳果夫“CC”系統的黨營企業，以及各省市地方官僚系統的企業等。接收了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核心“四行二局一庫”（即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中央信託局、郵政匯業局、合作金庫）系統，國民黨統治區的省市地方銀行系統2400多家。接收了國民黨政府交通部、招商局所屬全部運輸企業，計有鐵路2.18萬公里，機車4000多台，客車約4000輛，貨車4.6萬輛，鐵路車輛和船舶修造廠約30個。還沒收了復興、富華、中國茶葉、中國石油、中國鹽業、中國植物油、孚中、中國進出口、金山貿易、利泰、揚子建業、長江中美實業等10多家壟斷性的貿易公司。

這個範疇，除了其中不適用於任何地方的一套術語以外，在某些方面比其他範疇要簡單明瞭得多。無論是資本一詞，無論是積累一詞，無論是利潤一詞，無論是我們所講到的剩餘價值一詞，嚴格地說都不是無條件地適於用來說明國營經濟內部的關係的。必須或者有條件地使用這些術語，或者在這些名詞前面加上形容詞如國家的資本，社會主義的積累等，或者預測發展的趨勢，象我們對待剩餘價值一詞那樣，用剩餘產品來代替它。

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等量資本的利潤率平均化在各生產部門之間的生產力分配方面起著巨大的作用。試問，什麼調節手段在國營經濟中起著同樣的作用呢？第一，國營托拉斯的利潤率由什麼來決定，第二，在國營經濟各部門之間分配新資本時，什麼制度在起作用？利潤率平均化和生產價格規律的作用在這裡由什麼來取代？

當我們把我們的任何一個托拉斯同在充分的或有限的競爭自由條件下相應的一批資本主義企業相比時，國營經濟中“利潤率”的概念向新的生產和分配關係變化的程度有多大就很明顯了。假如說，起作用的不是我們的國營機械製造廠聯合公司，而是象布良斯克公司、索爾莫沃工業公司等等那樣的幾家資本主義公司，起作用的不是在交換領域由紡織辛迪加領導的紡織托拉斯，而是莫洛佐夫、科爾晉金等製造商行。資本主義機器製造企業和紡織企業在經濟年度開始時，甚至既不能大致了解它們將比它們現有的固定定貨多生產多少，也不能了解到原料的價格，不能了解到它們在勞動市場上會遇到什麼意外情況，以及它們自己 的產品售價，因此也不能了解它們可能得到的利潤率。大部分“資本主義計劃”因素是未知數。新的競爭者可能哄抬原料價格，壓低售價，工人則可能搞個把月的罷工等等。因此，企業的平衡表在營業年度結束以後可能會有很大的意外性。它或者可能在利潤欄里通知，在該年向該部門投入的資本比所需要的多，利潤率的降低會反映出所通知的情況，或者由虧損來大聲疾呼，或者正相反，由於企業產品的市場價格提高和其他原因而利潤率猛增表明投入該部門的資本不足。由我們的莫洛佐夫商行，索爾莫沃工業公司等等組成的市場的自發勢力，靠價值規律的作用，在目前情況下通過自發分配利潤的方法，在各部門和企業的利潤欄中指出各種數量，促使建立生產力分配中的平衡。儘管資本主義生產的不同部門中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有各種不同的比例，平衡將根據生產價格規律來達到，因為由於這一規律的作用，資本有機構成比較高而剩餘價值率相應比較低的企業，由於利潤率平均化，最終也象資本有機構成低的企業一樣得到了平均利潤。

國營經濟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國營機械製造廠聯合公司預先知道自己的生產計劃，它之所以知道，因為它的所有定貨人也都知道自己的計劃，紡織托拉斯也知道自己的計劃，雖然在實現計劃時波動可能比較大，因為其紡織品不僅在國營部門內部及其職工中間銷售。但是只要對城鄉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進行稍微可靠的統計，這個計劃就不可能同計劃設想有很大的出入；而在商品荒的情況下，整個這個問題就不存在了，因為對全部產品是否能賣出去的擔心已不存在了。這樣，全部問題在於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規模，這種規模的大小是計劃完全能夠計算出來的。其次，國營機械製造廠聯合公司不可能遇到金屬價格方面的意外情況，因為價格是國家自己決定的。紡織托拉斯不可能遇到設備價格方面的意外情況，因為設備是國營部門內部創造的，不可能遇到來自三分之二由國內生產的棉花以及亞麻、大麻方面的意外情況，因為它們的價格與其說是市場決定的，不如說是國家計劃機構決定的，也不可能遇到工資方面的意外情況，因為工資水 平是根據國營經濟該年的儲備有計劃地確定的和通過集體協議來固定的。由於國營經濟中以及國內工業原料市場上的計劃因素的加強，利潤和利潤率平均化手段的實質本身也發生了變化。如果私人企業主只可能根據各種間接的標誌來猜測他們將有怎樣的平衡，那末，蘇維埃托拉斯在經濟年度開始以前以生產計劃的形式確立的平衡已達五分之四，因為托拉斯的產品的出廠價格是有規定的標準的。有了這種規定的標準，價格以及與此相聯繫的利潤率就失去了對生產力分配的調節作用，因為這種分配不是通過迂迴的、間接的、自發的方法來達到的，而是由該年總的經濟計劃直接規定的。這已經不是資本主義意義上的利潤率。這種利潤率又要再分成資本化了的部分和資本家所消費的部分，從而會使再生產制度中的平衡大大複雜化。這是各該生產部門的社會主義積累率。各部門相應的積累率在生產計劃各部分中都已作了規定，首先在出廠價格的水平上作了規定。由於工業的社會主義化和國營經濟中計劃因素的增長，首先是社會主義積累範圍計劃因素的增長，利潤的範疇作為資產階級社會的分配關係，不僅隨著資本家階級的消滅而消失，而且作為在價值規律作用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集體國營經濟各部門之間生產力分配的調節者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形。

現在大家來分析問題的另一方面：生產中新資本的分配方法，或者，由於講的是國營經濟，最好說是新資金、新的生產要素的分配方法。

在資本主義社會，那部分不能直接加入到運行的企業的資本中去的、用於生產的剩餘價值，以股票形式在各種不同的生產領域進行分配。在銀行的協助下或由銀行建立股份公司以從事新的建設，這種公司發放股票，在擁有遊資的商業企業、工業企業、其他企業或個人中間加以推銷。集股的形式是把新資本聚集起來並在生產中進行分配的純自發的形式，從這方面來說，它是符合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我們在這裡不準備分析壟斷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給集股的做法帶來的變化。在蘇維埃經濟中這個問題是怎樣得到解決的呢？

大家知道，首先，我們已經有相當多的股份公司是純國營的，為數不多的股份公司是混合的和私營的。我們在新的生產資金的分配和投放方面似乎在步資本主義的後塵。

但是，這種看法也許是對錶面形式的認識而不是對問題實質的認識。更不用說，在我們這裡通過集股的辦法籌集的新資本是很小的一部分，擁有國家資本的股份公司的結構和工作方法同任何托拉斯的活動幾乎毫無區別，而收集資本的方法就是國家機構為民營企業或公用企業（兩者是一樣的）或企業集團批條的方法。只有在那些既有國家資本的股份，又有私人資本的股份的地方，情況才有些不同。

沒有加入到運行的企業的資本中去的新資本的主要分配形式，除了唯一的和應當認為並非永久的新工業建設的股份公司以外，是我們的銀行系統：國家銀行，工業銀行和其他銀行機構，而一部分工業資金是通過國家預算來分配的。這種分配不可能不是有計劃的，因為下面這種看法是毫無意義的：國營工業和運輸業的擴大再生產過程、全部新建設等等在完成生產計劃的範圍內是有計劃地進行的，而在問題涉及為擴大再生產收集資金的時候，也可能是沒有計劃的，可能是依靠國營經濟內部的某種獨立和自發的過程。但是在這裡仍然應當順便指出，我們的國營經濟還沒有從這方面找到令人十分滿意的、為擴大再生產過程服務的組織形式，沒有找到國營經濟內部固有的同時又同目前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階段相符合的形式。

最後，還必須指出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我們的國營經濟目前還相當自發地沿著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作用的路線發展，這表現在下列方面：每年積累的平衡結果是由國營經濟和整個經濟的現有生產力發展水平、私有經濟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規模、新建設的必要規模決定的，不是事先確定的，也不是有意識地、有計劃地通過整個計劃價格制度來進行的。可以認為，國營經濟這個統一的托拉斯的生產價格的普遍水平，與其說是通過把必要的積累的總數分配到有關的生產部門而摸索出來，不如說是自發地更多地通過算術的加法而摸索出來。我們國營經濟的現存結構往往比自己的經濟領導制度更先進。

關於在蘇維埃經濟條件下生產價格規律的變化問題，我們將在第二卷中比較詳細地分析。在這裡只對這個問題在一般理論上談一些看法。資本主義制度下利潤率平均化的規律保證生產各部門之間勞動分配的必要比例，儘管資本的有機構成不同，也就是說，儘管生產上所花費的每一單位資本攤到的剩餘價值量各異。這種利潤率的平均化一方面保證所有的資本家集團有大致相同的消費基金水平，另一方面保證它們有大致相同的積累水平。

沒有價格規律的作用，資本主義經濟各部門的生產和再生產是不可能的。整個調節過程是在競爭基礎上進行的。這裡同我們國營經濟的情況有什麼區別呢？

第一，國營企業的利潤並未分為資本家的消費基金和積累基金。我們只有積累基金，其中一部分由財政人民委員部分去，這或者由於積累資金的相當一部分通過國家預算來分配在技術上有優越性，或者有時由於我們對我們所管理的經濟的性質及其規律簡直了解不夠。

第二，整個積累基金不是把在工人和資本家為爭取m和v的量而進行自發鬥爭的基礎上得來的、然後根據利潤率平均化規律在資本主義企業之間分配的所有的剩餘價值且加在一起而形成的，而正好相反。我們力求根據生產計劃來預先確定必要的積累基金，然後明確其中哪一部分可以通過預算的途徑來提供，哪一部分在價格政策基礎上來提供。對整個國營經濟說來是在價格政策的基礎上建立積累基金的，而某些托拉斯的任務則在於用自己的利潤來充作這一基金，這種利潤在這樣的制度下通常不會是平均的，並且國營經濟在市場上調度愈成功，它愈不平均。結果在我們的經濟中，代替生產價格規律的是受每年為作為統一經濟的整個國營經濟獲得一定的積累基金的任務所支配的價格政策。某些托拉斯的價格水平和這些托拉斯的利潤量同這個基本任務是相適應的。無論如何，趨向就是這樣的，儘管它尚未被充分意識到並且沒有經常在我們的價格政策上得到明顯的反映。甚至常常完全相反，價格政策落後於這個方向而有害於擴大再生產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