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旦

1911年9月8日，出生於江蘇省江陰縣。 1924—1930年，就讀江陰南菁中學，畢業時總分第一，被保送到南京中央大學。

1930年—1934年，中央大學地理系學習，其間與任美鍔合譯《人地學原理》，由鐘山書店出版。

1934年—1939年，在中央大學任地理系助教，后考取中英庚款留英，就讀劍橋大學地理系研究生，畢業論文“江蘇省北部區劃地理”，獲理學碩士學位。

19徠39年—1941年，經美返國，在重慶沙坪壩任中央大學地理系教授，開始擔任地理學報總幹事及總編輯。

1942年—1947年，兼任中央大學地理系主任。1946—1947年，並任美國MarylandUnivercity訪問教授。

1948年—1950年，繼任抗戰後中央大學地理系主任。

1950年—1956年，科學院地理專業籌委會委員；譯《蘇聯地理》；擔任《地理知識》主編，1952年8月，院系調整，任南京師範學院地理系主任。

1957年—1979年，被錯劃成右派，還以堅強的意志著述，1963年寫作“分式號碼法的應用與評價，以蘇州東山鎮為例”，刊登在江蘇地理學會論文集；1964年，譯Wagner《海陸的起源》商務印書館；著“現代地理學的幾個問題”《地理知識》，1979年3期。到1979年右派錯案才得以糾正。

1979年6月—1985年7月8日，當選為江蘇省地理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地理學會常務理事。這期間著述頗豐，積極呼籲“人文地理學的復興”、“大力開展人地關係與人文地理學的研究”、“人文地理學的新生”，許多媒體都進行了採訪和報導，為復興人文地理學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從“時間”到“空間”

1911年，李先生出生於江蘇省江陰縣。年稍長，就讀於蘇南有名的“南菁中學”。清貧之家，供一個孩子上名牌中學，包含著父母的多少心血。這使他從小就養成了惜時如金，發奮學習的秉性。辛勤耕耘的汗水，使他在中學時代就成為一個出類拔萃的學生，各門功課都名列前茅。其中他最有興趣的課目是歷史和地理。那時，他確實深深陶醉於中華民族輝煌悠久的文化歷史之中。世界上的事物是複雜的。對歷史的愛好，使他涉獵了各名家之思想。在他熟讀了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后，認為讀書不能忘救國。當時，十幾歲的他，年少志高，時常考慮自己所學的知識怎樣才能服務於民族與大眾！隨著對國事的日益了解，他逐漸看到了：這片有著燦爛歷史的河山，在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壓制下，生靈塗炭，民不聊生。他深深感受到：作為炎黃子孫，固然有著引以自豪的歷史，但更重要的是要深知祖國之大地，才能為國出力。於是，當他於1930年以全校高考總分第一名被保送入南京中央大學后，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地理系，作為他為之攀登終生的高山。

願為一顆鋪路石

鴉片戰爭后，西方的科學文化伴隨著他們的炮艦一起進入中國。從那以後，系統的人文地理學才開始傳播進來。至20世紀初，許多先輩學者，實際上已在人文地理學各分支上做了許多寶貴的開創性工作。但是，對於人文地理學的理論基礎，即“人地關係”問題，還沒有得到共同的意見。正是由於理論基礎的薄弱，中國的人文地理學那時還較少地作為一個緊密的整體而存在。有鑒於此，當時還是中央大學地理系學生的李旭旦深深地感到：只有大力推動“人地關係”的研究，才能使人文地理學迅速地向前發展。於是他和當時的同學任美鍔在胡煥庸、張其昀老師的大力支持下，翻譯了法國人文地理學一代宗師白呂鈉的《人地學原理》。這是一部人文地理學的經典巨著，內容淵博，夾敘夾議，翻譯的艱辛可想而知。但是，一種執著的追求，終於使他們獲得了成功。在西方，自人文地理學誕生以後，圍繞其理論基礎，形成了兩大流派。以德人拉采爾為首的“環境決定論”認為：人類社會的生存發展主要是由自然環境決定的。法國白蘭士及其高徒白呂納的“人地相關論”則認為：人類與自然之間是互相影響的，自然固然能影響人，人類亦能適應和改造自然。與“環境決定論”相比，“人地相關論”在當時顯然是較為積極的一種理論。然而，中國當時的人文地理學者，在“人地關係”研究中，“環境決定論”卻頗具有市場。白呂納的《人地學原理》翻譯出版后，“人地相關論”的觀點越來越被中國地理工作者所接受。可以說《人地學原理》的引進，對中國當時地理學界具有重要的意義，對後來中國人文地理學的發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1936年，李先生考取了公費留學生，進入英國劍橋大學地理系作研究生，並於1939年以優異的成績學成回國。這時抗戰已爆發，中央大學遷至重慶沙坪壩。李先生回到母校擔任地理系教授，講授“英國地理”、“地理學思想史”、“人生地理學”等課程。國難當頭，教學條件及生活都異常艱苦，但當時學術氣氛卻非常濃厚，他十分高興地說：“我當時的學生現在有許多已青出於藍勝於藍了。”

李先生在那時的教學中，就非常注意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培養學生運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每年暑期，他都帶領學生進行野外實習，四川省內許多地方都留下過他們的足跡。1941年，李老參加了中華自然科學社的西北考察，並擔任了團長。他們艱辛跋涉，考察了白龍江中游地區。在此基礎上，李先生寫成了“白龍江中遊人生地理觀察”一文。文中指出，這個地區的農民，“但知闢地為田，不知植林牧草，以養其田。故以言白龍江流域之土地利用，過重農業，忽視林牧，實為一不平衡之發展……”，“植樹保土當為本區今後急需的農村建設工作”。可見，40多年以前，李先生就已經明確地提出了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協調人地關係的寶貴意見。而且，在這篇文章中，還明確地提出：白龍江是我南北重要分界線——秦嶺淮河線的向西延伸，又是中國東部農業區與西部牧業區的分界。這一見解成為解放后制訂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和劃分地理界線的依據。

1946—1947年，李先生應聘到美國馬里蘭大學作訪問教授。在此期間，他認真研究了中國的地理區劃問題。在談到區劃問題時，李先生激動地說：“當時地理區劃已成為各國地理學者的重要課題。尤其是中國，由於國土遼闊，地理狀況複雜多樣，要進行科學的地理分區殊為不易，不少中外學者都爭相涉足於這個問題。我吸取了當時國外地理學中的先進方法，進行了獨立的、綜合的地理分區，把整個國土作為一個巨大的人地單元，既考慮諸如地貌、氣候、水文、土壤、植被等各種自然要素，又考慮人口、經濟、民族、文化等各種人文要素，在深入研究中國人地關係地域分異的基礎上，寫成了‘中國地理區之劃分’一文，發表在《美國地理學家協會彙刊》上。”認為，李先生在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具體區劃界線，至今仍不失它的學術價值。尤其是將自然與人文綜合起來劃分地理區這一思想，當時在中國實屬一項開創性的工作。

李旭旦先生於1947年底從美國回國后，仍在中央大學地理系任教授兼系主任。當時正值全國解放前夕，學生運動風起雲湧。李先生旗幟鮮明地支持進步學生的正義鬥爭。1949年初，國民黨曾打算把中央大學遷去台灣。在全校師生員工積極的支持下，他反對遷校，擔任了“應變委員會”工作，保護學校免遭損失。他奔波勞碌，為中大平安地回到了人民的懷抱，做了大量的具體工作。

陽光終於驅散了烏雲，給祖國人民帶來了新生。李先生趁這大好時光爭分奪秒地工作，他編著了《蘇聯經濟地理》，翻譯了《蘇聯地理》等書。並同施雅風、吳傳鈞等先生一道，在1950年創辦了《地理知識》，並親任主編達7年之久。為了更好地培養新一代地理教育工作者，在院系調整中，他毅然辭去原任職務，主動要求由南京大學轉到南京師範學院創辦地理系，開闢新的育人園地。緬懷往事，李老謙遜地說：“我當時只是摸索著做了一些工作，不過是在為後人開闢的道路上鋪了一顆石子而已”。

在李旭旦教授的履歷表上，最簡單的時期是從1958年到1979年，20多年的時光，只要用兩個字即可概括“右派”。正直的學者，坦白的襟懷，出於對黨對人民深誠的愛，他的心上是容不下半粒沙子的。李先生和那一年代許多人一樣，在政治上遭到了不幸。他困惑，他委屈，但很快他就感到心地坦然了。天地之廣闊，歷史之久遠，個人的一切榮辱得失何足道哉！重要的是應為祖國，為人民多做工作。於是，他把個人的不幸放在一邊，陶醉於地理教學和科研的王國，始終關注著國內外科學的新動向。60年代初，外國提出了新的大地構造學說——新的大陸漂移理論。他敏銳地意識到：這一學說必將會給地理學帶來巨大的推動力。因此他立即翻譯了這一學說的主要代表作，魏格納的《海陸的起源》，將這一新興理論及時引進國內。令人遺憾的是：在當時極左思潮之下，這一新學說並未受到重視，直到10多年以後，人們才真正認識到了它對於地理學的科學價值。

李旭旦教授說：“自1979年底我卸下背負了20年之久的沉重包袱之後，心情異常舒暢。在1980年初廣州召開的第四屆中國地理學會代表大會上，我提出了必須復興人文地理學。這一呼籲，猶如投石擊水，有人擔心，有人茫然，有人反對，然而更多的是贊同。因為在建國初期，在學習蘇聯地理學的過程中，對人文地理學就產生了偏見，認為它是‘反動的學說’，是‘偽科學’，因此以經濟地理學取代了人文地理學。從那以後，‘人文地理’這一名詞竟成了地理科學中的禁區。現在要復興人文地理還得經過一番努力。”

一位年逾古稀的學者，為了人文地理學的復興，不顧多病的身體，多次應邀在國內外講學，出席各種會議。他奮筆疾書，在報刊上為人文地理學撰文呼籲。他翻譯了近100萬字的外文書刊，介紹國外地理學，尤其是人文地理學的新理論、新動向。為了培養人文地理學的新生力量，他更是嘔心瀝血。每當他的文章在報刊上發表后，在志於人文地理學的青年們的求教信像雪片般飛來，只要身體許可，他大多要親自答覆，為了滿足高年級學生對人文地理學的求知慾，他拖著病體先後為他們作了10多次講座。1982年，他還親自招收了兩名研究生。為了適應廣大青年學習鑽研人文地理學的需要，他不辭辛勞，為大百科全書主編了《人文地理學》分冊，並翻譯了詹姆斯的《地理學思想史》。

經過廣大地理工作者的數年艱苦努力，人文地理學終於迎來了它的新生。黨和政府充分肯定了人文地理在四化建設中的重要地位，決定在全國高校開設人文地理課程。並在六五計劃中把人文地理學列為加強發展的重要內容之一。

幾年來，許多有志於人文地理學的青年們紛紛向李先生寫信求教治學方法，李老常因身體不佳不能一一作答而深感遺憾。為了促進人文地理學的迅速發展，李老坦率地對說，他想藉此採訪機會，談談自己的治學體會。他說：“我是一個書獃子。我認為，書是人類精神財富的寶庫。許多書是其作者幾十年探索自然、博覽群書、畢生心血凝結而成的。有的書甚至是人類社會幾百年知識的結晶，而通過閱讀，花幾天或幾個月的時間就能大致掌握它。地理學具有廣博性、綜合性的特點，它極端需要經常補充大量的信息。信息越多，新觀念、新思想的形成越有可能。縱觀古今中外，沒有任何一位學者能避開勤奮讀書這條道路登上科學之巔的。但是，僅僅在書桌上還出不了地理學家。地理科學是以地理環境為研究對象的，它的一切知識都來源於對地理環境的探索。”說到這裡，李老深有感觸地回憶起一件往事。那是1936年，當他進入英國劍橋大學地理系攻讀研究生時，導師問他是攻讀三年制的博士還是兩年制的碩士。經過嚴肅考慮，他選擇了後者。這樣，他利用省下的一年時間和三分之一的留學經費，孤單一人橫渡英吉利海峽，周遊德、法、瑞士、荷蘭等國，登上阿爾卑斯山之巔，后又橫渡大西洋，踏上美國國土，從東向西橫穿美國，最後橫渡太平洋回到祖國。這一環球旅行，使他觀察、了解了許多國家的自然環境、社會狀況、觀察到了沿途人地關係的地域分界，大大增加了世界地理的感性認識。現在，許多青年，雖然能勤奮讀書，但不願走向野外去觀察、去實踐，實在是一種缺欠。因為地理學永遠是一門與生產實踐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科學。

最後，李老謙遜地說：“治學之道，人各有異。我只想強調一下前人已講過的八個字：‘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人文地理學的理論基礎及其近今趨向”，《南京師院學報》(自然科學版)1982年，第2期。

“什麼要學習地理和怎樣自學地理”《地理知識》，1982年，第3期。

“美區域地理學的新動向”(附作者給日本廣島大學石田寬教授的信件譯文)，《中國地方史志》，1982年，第1期。

“大力開展人地關係與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地理學報》，1982年，37卷4期。

《地理學思想史》，(美)普雷斯頓·詹姆斯著。李旭旦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7月第1版。

“江蘇省農村聚落的整治問題”，李旭旦、金其銘，《經濟地理》，1983年第2期。

“如何進一步開展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南京師大學報》(人文地理文集)，1984年。

“世界各國人文地理學流派”，《南京師大學報》(自然科學版、地理專輯)，1985年第1期。

《人文地理學概說》，李旭旦主編，科學出版社，1985年。

《人文地理學論叢》，李旭旦主編，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