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㬚

高麗明宗明昌三年（1192年）正月十八日，高麗的太子妃柳氏誕下一子，取名（日真）。承安二年（1197年）九月，權臣崔忠獻廢黜明宗，太子璹也被流放到江華島，王（日真）隨著父母去了江華島，度過了十餘年艱辛的歲月。王（日真）在幼年時師從父親的僚屬、當世名儒俞升旦（俞元淳） ，去了江華島后又受教於當地一名叫韋元的讀書人。

大安二年（1210年）十二月，王璹從江華島被召還，大約與此同時，王（日真）量移至內陸的安岳縣（今朝鮮安岳郡）。一年後，高麗熙宗因牽涉除掉崔忠獻的陰謀而被崔忠獻廢黜，王祦（即王璹）登上王位，是為高麗康宗。大安四年（1212年）正月初三，王（日真）自安岳回到開京，七月二十一日加元服，被冊封為王太子。崇慶二年（1213年）八月九日，康宗薨，其時王（日真）出居別館，沒能看到父親最後一面。他於次日受遺詔並繼位於康安殿，是為高宗。

高宗與明宗、神宗、熙宗、康宗一樣，都是武臣政權下的傀儡君王，特別是在乙酉年（1225年）崔瑀（即崔怡，崔忠獻之子）私設“政房”之後，王權比之前幾代更為削弱，高宗成了徹底的傀儡。高宗一生都生活在崔氏政權的陰影下，經歷了崔忠獻、崔怡、崔沆、崔竩四代，可謂“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不過崔氏家族雖然壟斷國政，權傾朝野，但始終沒有取王氏而代之，而是多次宴請高宗及進獻金銀珍寶，旨在聯絡與王室的感情，這種宴會活動在高麗蒙古戰爭期間依舊持續，甚至有時連高宗都很不情願地赴宴。崔怡的外孫女還嫁給高宗的太子王倎（後來的高麗元宗），生下太孫王諶（後來的高麗忠烈王），這樣不僅崔氏政權得到鞏固，王室也獲得了保護，形成了一種互利交換的格局。

高宗在位的年代正值高麗王朝將近五百年間的最苦難的歲月。當時大陸局勢發生急劇變化，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開始向中原擴張，腐敗的金朝節節敗退，高麗也很快受到波及。在遼東的契丹遺族耶律留哥等趁機起兵反金復遼，建立東遼國，不久后東遼內部因對蒙古態度不同而產生分裂，契丹反蒙派數萬人在貞祐四年（1216年）八月入侵高麗，把持政權的崔忠獻自以為國富兵強，不以為意，結果第二年三月，契丹兵竟然逼近了開京，高麗北部也飽受契丹兵蹂躪。貞祐六年（1218年）秋，高麗命趙沖、金就礪出師圍剿契丹兵，契丹余部退守江東城（今朝鮮江東郡）。另一方面，在東遼親蒙派領袖耶律留哥的請求下，蒙古派哈真統率蒙古及東真國的軍隊3萬人於貞祐六年（1218年）十二月進入高麗，聲明助剿契丹兵，要高麗資助糧食，且與高麗約為兄弟之國，高麗面對這些不速之客，只能同意，當即輸米1千石。於是在蒙古、東真、高麗三國聯軍的討伐下，江東城於貞祐七年（1219年）正月被攻克，契丹反蒙派首領耶律喊舍自殺，五萬多人被俘，困擾高麗兩年有餘的契丹之亂終於平息，而高麗與蒙古也由此建立外交關係。

平定江東城后，哈真的使者蒲里帒完（似為扶余大王）等數十人來開京結盟修好，使者非常蠻橫，要求國王親自出迎，高宗派使者苦苦勸說才作罷。正月二十四日，高宗在大觀殿接見蒲里帒完等人，穿毛衣、配弓矢的蒙古使者徑直走上殿階，從懷中掏出國書，握著高宗的手遞給他。高宗猝不及防，大驚失色，左右侍臣也惶恐不敢靠近，侍臣崔先旦哭泣道：“怎麼能讓醜虜接近至尊呢？萬一發生荊軻那樣的事變就來不及了！”而後蒲里帒完又更換高麗衣冠入殿，行私禮，只揖不拜，臨行時高麗贈送給他們金銀器、綢布、水獺皮，哈真撤走後還留下四十名東真國人在義州學習高麗語。兩年後，即貞祐九年（1221年）八月，蒙古又派著古與來高麗，傳皇太弟鐵木哥斡赤斤的鈞旨，向高麗索要獺皮、細綢、細薴等諸多物件，還把當初贈送蒲里帒完的粗綢布丟到高宗面前，拒絕赴宴。緊接著又傳來蒙古使者這可即將入境的消息，高宗對此極為頭疼，一面命宰相李杭和欽天監朴剛材在太廟占卜，懸而未決，一面又在大觀殿召集四品以上官員商議對策，高宗傾向設兵防備，拒而不納，但群臣都從實力懸殊出發要求納使，高宗不悅。最終這可還是於九月來高麗，十月又有喜速不花等蒙古使節到來，面對接二連三的蒙古使節，高麗被迫接受他們的要求，準備送給蒙古的“國贐”。甲申年（1224年）十一月，著古與等人來高麗取“國贐”，翌年正月離開高麗時被盜賊所殺，此後兩國關係中斷。

迫於局勢變化，高麗的宗主國金朝在高宗時同高麗逐漸斷絕了往來。康宗薨、高宗立與金朝衛紹王被弒、金宣宗即位同時發生，金朝也立即向高麗通報此事，於是高麗行用金朝貞祐年號，並派盧育夫、金蘊珠到金朝進奉及告哀，但冊封則因時局動蕩而被無期限推遲，所以高宗不曾獲得金朝的冊封。翌年金宣宗在蒙古入侵的壓力下南渡汴梁，金與高麗便以金朝遼東行省為紐帶進行交往，金朝曾向高麗通報契丹入侵的消息，後來又向高麗借糧，高麗不借，金兵為此掠奪高麗地境。為了解決貿易之事，金宣宗曾於貞祐六年（1218年）派完顏素蘭去高麗宣諭，但此事未見高麗記載，從高麗未使用新年號“興定”來看似未成行。貞祐七年（1219年）入侵高麗的契丹兵被剿滅后，高麗向遼東行省表達了恢復對金朝貢之意，因金與高麗交通不便而未果。高麗見金朝日益衰落，便依高麗睿宗時停用遼朝年號故事，於貞祐十二年（1224年，甲申年）停用金朝年號，改以干支紀年。癸巳年（1233年）三月，已遷都江華島的高麗朝廷派崔璘去金朝問安，因道路不通而中途返還。次年金朝就亡國了。

除了來自大陸的外部壓力外，高宗在位時還出現了日本海盜“倭寇”的入侵，這是貞祐十一年（1223年）五月的事。倭寇之患由於丁亥年（1227年）高麗派朴寅出使日本鎌倉幕府而得到緩解。

辛卯年（1231年）八月，蒙古大汗窩闊台借口問著古與等被殺之罪，派撒禮塔率大軍入侵高麗，高麗蒙古戰爭爆發，高麗出動三軍抵禦蒙古兵。蒙古軍在鐵州、平州屠城，儘管在龜州遭到朴犀和金慶孫、在慈州遭到崔椿命的抵抗，蒙古兵還是長驅直入，在十二月完成了對開京的包圍。高麗“君臣思所以捍禦之計，倉惶罔知所圖，但把膝環顧，長太息而已” ，只好先派御史閔曦、內侍郎中宋國瞻去犒勞駐紮開京的蒙古兵，高宗也接見了蒙古使節。由於蒙方要求“大官人”去議和，於是高宗又超授宗室始興伯王侹（高麗顯宗之子平壤公王基的六世孫，同時也是高宗的表兄兼舅侄）為淮安公，命他到安北府（今朝鮮安州市）的主帥撒禮塔軍前請降。撒禮塔要求高麗進獻質量好的金銀與一百萬件軍人衣服，以及真紫羅1萬件、水獺皮2萬件、1萬匹大馬、1萬匹小馬，並派貴族子弟男女3000人入質蒙古。王侹滿口應承，高麗朝廷為了換取蒙古兵的撤退也不得已同意。於是撒禮塔將都旦等72人作為達魯花赤派駐高麗，然後撤兵，這是壬辰年（1232年）正月的事。同年四月，高宗派上將軍趙叔昌、侍御史薛慎出使蒙古，奉表稱臣，正式建立起對蒙古的事大關係。

在高麗的一系列對外交涉中，高宗雖然站在前台，但幕後主導者是崔瑀。崔瑀也不願走上前台，曾自稱不是令公而退回蒙古給他的禮物，他與高宗的“默契”尚算周密；在高麗稱臣蒙古后，高宗便與崔瑀產生分歧。當時，蒙古除了讓高麗進貢外，還要求高麗出兵助征東真國，命國王親自朝覲蒙古大汗，高麗方面難以履行蒙古的要求，達魯花赤也非常跋扈，而且武臣政權的領導者也擔心國王與蒙古聯手摧毀自身政權的情形出現，崔瑀便決定利用蒙古人不善水戰的特點，遷都江華島以躲避之，同時也是強化武臣政權對國王控制的措施。史稱“時昇平既久，京都戶至十萬，金碧相望，人情安土重遷”，所以這個決議無疑會遭到包括高宗在內的大多數人的反對，但大臣們畏懼崔瑀權勢，大都敢怒不敢言，只有高宗的老師俞升旦發表不同意見說：“以小事大，義也。事之以禮，交之以信，彼亦何名而困我哉？棄城郭，捐宗社，竄伏海島，苟延歲月，使邊氓丁壯盡於鋒鏑，老弱係為奴虜，非為國長計也。”崔瑀不聽，他在壬辰年（1232年）六月十六日於自己府邸中舉行的大臣會議上決定遷都江華島，奏請高宗批准，剛經過喪妻之痛的高宗猶豫不決。崔瑀索性以身作則，將家財送到江華島，並先率親族同黨到城南敬天寺居住，還馬上派兩領軍隊去江華島修築名稱、規格和開京王宮一致的宮闕。由於生米已成熟飯，高宗自知反對無效，便只好順從崔瑀，於七月六日起駕赴江華島，七月七日抵達江華客館，回到了他成長的地方，此後再也沒返回開京。江華島成為以後四十年間高麗的臨時首都，被稱為“江都”，後世史籍將此事表述為“崔瑀脅王遷都”。

在遷都江華島的同時，崔瑀還捕殺了蒙古設置在高麗的達魯花赤，引起撒禮塔第二次進軍高麗，“凡所經由，無老弱婦女，皆殺之無赦”。壬辰年（1232年）十二月，撒禮塔在處仁城（今韓國龍仁市處仁區）被一個俗名叫金允侯的僧侶射死，蒙古兵乃撤。翌年，高麗又平定了西京（今朝鮮平壤市）和東京（今韓國慶州市）的叛亂。乙未年（1235年），第三次高麗蒙古戰爭爆發，蒙古元帥唐古率軍蹂躪高麗陸上領土，高麗軍民都躲進山城或海島，等蒙古兵撤退時才出來，平時只能進行游擊戰或防守戰。這次戰爭持續了四年，期間被安置在大丘符仁寺的高麗大藏經雕版被蒙古軍付之一炬，慶州皇龍寺的九層佛塔也被蒙古軍燒毀。高宗乃下令設大藏都監，負責重雕大藏經，並於丁酉年（1237年）舉行了大藏經開工的君臣祈禱儀式，以安定高麗民心，祈禱藉助佛祖之力擊退蒙古。這項浩大工程直到辛亥年（1251年）才結束。

值得注意的是，高麗雖然遷都江華島，但是始終沒有斷絕對蒙古的臣屬關係，強調“弊邑本海外之小邦也，自歷世以來，必行事大之禮，然後能保有其國家”“雖畏懼大國，入處山海之間，其所以仰奉上朝，尚爾一心，以是今聞大軍之入境，即遣使佐謹行迎問之禮，繼蒙辱貺鈞旨，申遣使人，賫不腆酒果禮物，勞問左右，則小國之無他，亦於此可知也”。因此出水就陸與國王入朝問題成為蒙古與高麗爭端的主要問題。第三次高麗蒙古戰爭期間，高麗以高宗處於母喪為由請求暫緩親朝，後來在蒙古的督促下，高麗於辛丑年（1241年）以遠支王族永寧公王綧（高麗顯宗之子平壤公王基七世孫）冒充國王“愛子”，率衣冠子弟十人入質蒙古。由於窩闊台去世，蒙古汗位空缺數年，高麗所面臨的困局暫時有所緩和。但由於未能滿足蒙古的要求，蒙古新汗貴由於丁未年（1247年）派阿毋侃第四次征討高麗。翌年由於貴由死亡，戰爭停止。

己酉年（1249年）十一月，崔怡（崔瑀）死去，其子崔沆子承父業。崔沆統治時期延續其父的對蒙抵抗政策。蒙古新汗蒙哥繼位后，繼續要求高麗出水就陸和國王入朝。壬子年（1252年）正月，高麗派樞密院副使李峴出使蒙古，李峴依據崔沆的指示，以“今年六月乃出”搪塞蒙哥，蒙哥便讓多可等使臣同李峴一起到高麗驗看是否還都。高麗接到李峴的書狀官張鎰的密告，崔沆卻反對高宗出陸迎接蒙古使者，最後高宗只在江華島的梯浦館接見了多可，多可在宴席還沒結束就怒返江華島對岸的升天館。癸丑年（1253年）七月，蒙古元帥也窟大王（即也古，合撒兒之子）率軍入侵高麗，第五次高麗蒙古戰爭爆發。隨軍的永寧公王綧寫信勸崔沆認清形勢，交出太子或另一王子安慶公王侃當人質，如此可保證蒙古撤兵，已歸順蒙古的李峴也寫了類似內容的書信，崔沆堅決反對。於是高麗“東角藩屏數城，不日間悉見屠殘” ，蒙古兵乘勝進攻忠州，但在此處受阻。崔沆見蒙古來勢兇猛，轉而妥協退讓，指示群臣勸高宗交出太子，卻引起了高宗的震怒，高宗聽說是崔沆的意見后只好息怒，崔沆也表示聽國王的意思。

十一月，也窟大王宣稱高宗親自出迎蒙古使臣方可撤兵，於是高宗離開江華島，下榻於升天府（今朝鮮開豐郡）新闕，與蒙古使者蒙古大會晤宴飲后回到江都。這是二十餘年來高宗第一次離開江華島，顯然是吸取了不出陸迎接多可而導致蒙古發兵討伐的教訓（此後高宗又三次出陸迎接蒙古使者）。其時高宗已被參知政事崔璘說服，同意派次子安慶公去蒙古。翌年八月，安慶公回國，上奏父王說：“臣久染腥膻之臭，請經宿進見。”高宗回復：“自爾去后，祈天禱佛，庶幾速見，今既無恙還，何用宿外？悉焚爾所著衣，更衣即來。”高宗看到兒子后痛哭流涕，左右侍臣都為之泣下。

也窟大王撤走後，崔沆殺死被蒙古任命為達魯花赤的李峴及其家族和投降諸城官吏，繼續抗拒蒙古。因此就在安慶公回國時，由車羅大統帥的蒙古兵入侵高麗，引發第六次高麗蒙古戰爭。這次侵略進一步升級，蒙古除了繼續逼國王出水就陸外，還要高麗在國王入朝和剃髮作出選擇。車羅大率軍長驅直入，一直打到慶尚道南部的丹溪（今韓國山清郡），高麗蒙受的災難也空前慘重，史載甲寅年（1254年）中“蒙兵所虜男女，無慮二十萬六千八百餘人，殺戮者不可勝計，所經州郡皆為煨燼，自有蒙兵之亂，未有甚於此時也”。

丁巳年（1257年），車羅大再度率軍入侵高麗。大概是考慮高宗年老，此時蒙古的要求已降低為太子入朝，宰樞兩府因而奏請交出太子來保全百姓生命，但高宗仍然不願意讓兒子去蒙古。是年崔沆去世，他少不更事的兒子崔竩繼承其位，眾心不服。再加上當時高麗的艱難已經到了極點，可謂餓殍遍野，而崔家卻富可敵國，一毛不拔，於是在文臣柳璥和武臣金仁俊等的合作下，於戊午年（1258年）三月二十六日發動政變，殺死崔竩，一舉推翻了延續六十餘年的崔氏政權。仰崔氏鼻息六十餘年的高宗也出了口惡氣，對柳璥說：“卿等為寡人立非常之功！”然後“潸然泣下”。三月二十九日，高宗親臨康安殿，接受百官朝賀，如同剛即位一樣，並將崔氏家產散發給官民，竟產生了“國粗定”的效果。

雖然這次政變推翻了崔氏政權，號稱“政歸王室”，然而高宗並未獲得實權，高麗的核心仍在金仁俊等把持的武臣政權機構——教定都監，特別是金仁俊排擠柳璥后，更是儼然成為高麗新的權臣。其時蒙古催促太子入朝，高麗以太子有病為由拒絕交出。戊午年（1258年）十二月，高麗鐵嶺以北諸州併入蒙古，開京和西京等要地都有蒙古兵屯駐，如果繼續抗拒，那麼高麗陸地全境都存在被蒙古蠶食的危險。高宗無奈，終於同意送太子入朝。己未年（1259年）四月，太子王倎奉表赴蒙古，朝見蒙古大汗蒙哥。與此同時，高麗還先後拆除了江都和內城和外城，以示臣服蒙古的誠意。此時高宗已病入膏肓，移駕到柳璥府邸養病。六月三十日，他在柳璥府邸薨逝，享年六十八歲。死後廟號高宗，謚號安孝大王，葬於洪陵（今韓國仁川廣域市江華郡江華邑菊花里）。后在他曾孫高麗忠宣王的請求下，元朝贈謚“忠憲”。

• 李齊賢：王舊學於俞升旦，享國垂五十年，蓋學問以畜其德，畏慎以保其位，民悅之而天佑之也。

• 《高麗史》：高宗之世，內有權臣相繼，擅執國命；外有女真、蒙古遣兵歲侵，當時國勢，岌岌殆哉！然王小心守法，包羞忍恥，故得全寶位，而終見政歸王室。敵至則堅城固守，退則遣使通好，至遣太子執贄親朝，故卒使社稷不殞，而傳祚有永雲。

• 《東國通鑒》：高宗外為強敵所逼，內為權臣所脅，跋前疐后，動必掣肘。棄宗廟，捐城郭，寓居海島。操縱進退，不出於強敵，則必出於權臣，真所謂寄生之君耳。然循默端拱，以正自處，享國垂五十年，豈非麗運未窮、天之眷顧未怠，而默有所相歟？

高麗高宗做了一輩子武臣政權的傀儡，前四十五年是崔氏四代的傀儡，最後一年時間是金仁俊的傀儡。有一個事例很典型地體現了高宗作為傀儡國王的無奈。高宗曾召喚左倉別監尹平給他進獻某種食物，但尹平置之不理，過了三天才進獻。高宗大怒，要罷他的官，轉而嘆息道：“今天我罷了他的官，明天他肯定會官復原職，還有什麼懲罰的必要呢？”於是只命人口頭責備尹平。崔氏政權倒台後，儘管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高宗的傀儡處境，但是有一次金仁俊請求高宗給自己的親家、也是高宗寵信的宦官金仁宣除授“參職”（六品以上官職），高宗本來也想除授，可又害怕開了壞頭，最後沒有允許，可見崔氏政權倒台後高宗的王權跟之前相比多少有些變化。

後世高麗名臣李齊賢這樣描述高宗：“王天姿慈祥謹厚，不妄言談。”有一件小事表現了他的寬厚性格。庚戌年（1250年）十二月，蒙古使臣洪高伊來高麗，高宗親赴梯浦宮迎接。這天寒風凜冽，隨從百官都冷得縮成一團，高宗看到后，命令撤去御輦上的帷帳，說：“隨從百官被凍成這樣，朕能獨自享受溫暖嗎？”

高宗在世的最後一年，即己未年（1259年）二月十六日，高宗邀請宗室和宰樞大臣舉行燃燈宴。宴會上高宗舉起雙手，對群臣說：“凡是來赴宴的人，都拍手給我助興！”酒過三巡，高宗仍然樂此不疲，而群臣不斷拍手，拍得汗流浹背，直到天黑了才結束。後世史官譏諷這件事說：“國家自被兵以來，停燃燈宴已六年，況今東北盡為賊巢，西南浮寄海島，而道殣相望，倉廩磬竭。王當小心翼翼，宵衣旰食，仁政是施，武備是修，猶懼不保。慮不及此，而耽樂之從，王既衰老，視蔭愒日，固不足責矣。當時之侍宴者，豈無一二有識者？而乃與王拍手助樂，如在太平之日，而無一言諫之，何哉？”

高宗極為崇信佛教，他多次臨幸寺廟祈願，或給僧侶施捨。根據《高麗史》記載，他在位時一共舉行了186次法會或道場，其中遷都江華島前年均3.6次，遷都江華島後年均4.3次，他頻繁舉行法會或道場主要是為了護國起見。在蒙古入侵的最艱難時刻，高宗面對“內外蕭然，計無所出”的局面，“但祈禱佛宇、神祠而已”。後來他還向術士白勝基詢問“延基之地”，可見他對風水也非常迷信。

• 《武人時代》（2004年KBS大河劇），吳賢喆飾

• 《武神》（2012年MBC大河劇），李承孝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