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

《紐約客》是白先勇在20世紀60年代就已著手創作的小說系列，留美期間，白先勇看到和親身體驗到身在異鄉的疏離，由此感悟中西文化差異，抒發文化鄉愁，從而寫了一系列以旅美華人為題材的短篇小說。《紐約客》之名或許借自美國著名文學雜誌New Yorker，卻與《台北人》正好成為一個渾成的佳對。從收錄在《紐約客》爾雅版這個集子中的六篇小說來看，《謫仙記》和《謫仙怨》寫於20世紀60年代，《夜曲》和《骨灰》發表在20世紀7、80年代，《Danny Boy》和《Tea for Two》則是20世紀初創作的作品。《謫仙怨》書寫了中國姑娘的海外遭遇，《謫仙記》描寫了一位女子輝煌卻又凄涼的一生，《Danny Boy》和《Tea for Two》，所表現的人物群體不僅鎖定同性戀者，還明顯可以看出作者人物族性身份的變化。對照這些分屬不同時期的小說，或許可以發現，體現在白先勇《紐約客》中的創作立場，經歷了一個從20世紀的國族（中國）立場，到世界主義的變化過程，到21世紀的世界主義的變化過程。

1963年，白先勇在遭喪母之痛后，作別英雄垂暮的父親，一個人飛赴美國求學。這一年，白先勇26歲，已在台灣的《文學雜誌》《現代文學》發表過《金大奶奶》《玉卿嫂》等短篇小說。嘗盡生離死別的年輕作家自此開始經歷人生的重重憂患，去國之後，環境驟變，四顧茫然，創作方向隨之改變，留美華人的生活與命運成為他關注的焦點與創作的主要內容。1964年白先勇在《現代文學》發表他去美國之後第一篇作品《芝加哥之死》，自此，開始了他“紐約客”系列的創作。

小說所講述的對象是在紐約的中國人，他們在二戰之後來到美國求學。他們在中國成長、美國受教育，然後在美國生活，漸漸與中國的傳統失去聯繫，而與美國社會又始終存在無法超越的距離，難以建立起精神上的骨肉聯繫，他們在精神上與中國疏離，與美國隔膜，這種疏離和隔膜是在他們不知不覺中完成的。這些有其歷史原因，二戰後去美國的這些“紐約客”對台灣政權缺乏信心（“紐約客”有一部分來自台灣），對紅色中國又缺乏認同感（二戰後，美國搞冷戰政策，對中國大陸採取敵視政策，原來與國民黨政權有著一定背景關係的留學生更是對新中國感到陌生、斷裂）。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大陸各種政治運動風起雲湧，使得這些紐約客們更是與大陸疏離。

母親想方設法借債送漂亮女兒黃鳳儀留學美國，但女兒並未如願學成邁向成功路，而是退學做了陪酒女郎，在異國都市靠出賣色相為生。她的祖國國別變得無足輕重，像個諷刺般的，她常被人當成日本姑娘，在酒廊里還有著“蒙古公主”的美名，被模糊地界定為“東方神秘女郎”以供消費。女兒給母親的家書報喜不報憂地隱瞞和改寫了真相，她說自己已經愛上了紐約這個“年輕人的天堂”，在那裡她活得如魚得水。有趣的是小說中再次出現了摩天樓意象，但她的感受大大不同於吳漢魂和玫寶（《芝加哥之死》中的人物）：“戴著太陽眼鏡在Times Square 的人潮中，讓人家推起走的時候，抬起頭看見那些摩天大樓，一排排在往後退，我覺得自己只有一丁點兒那麼大了。湮沒在這個成千上萬人的大城中，我覺得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一種獨來獨往，無人理會的自由。……在紐約最大的好處，便是漸漸忘卻了自己的身份。真的我已經覺得自己是個十足的紐約客了。老實告訴你，媽媽，現在全世界無論什麼地方，除了紐約，我都未必住得慣了。”

作者的敘述策略其實也已經表達了對她的處境的暗諷，只是作者的暗諷還伴隨著同情。如果換一個角度看，東亞人的國別身份在美國常被混淆，黃鳳儀任其自然地聽任他人模糊地看待她，而在出賣色相的買賣中，她的面容軀體形象直接轉化為一種具有商業交換價值的東方情調。身份的模糊和泛化給人物帶來了放縱的自由，讓她感覺自己是個真正的“紐約客”，她所理解的缺乏自律隨波逐流的自由似乎是對美國這個自由之都的一個嘲諷。對吳漢魂和玫寶二人兼有引誘性和壓迫性、令他們嚮往卻又讓他們恐懼的摩天大樓，黃鳳儀卻不再感到恐懼反而覺得自由。原因是她已經徹底美國化了，就連中國飯她也已放棄。這個小說似乎傳達了這樣一種信息：放棄中國身份與放縱墮落完全不分彼此；但作者也不忍將責任完全歸於人物，他充分地考慮到人物在異國他鄉生存本身以及寄錢還債的巨大壓力，因此，出賣自己年輕肉體的混世就變成了一件無可奈何的事情。最後，值得譴責的就成了台灣社會非理性的出國熱。

家世顯赫、美艷驚人、心高氣傲的李彤，原是父母千般寵愛的掌上明珠，到美國后是眾多男孩子心中的五月皇后，畢業后出來工作是拿高薪的服裝設計師，這樣一個像一輪驟從海里跳出來的太陽一樣光芒四射的大牌美女，卻在美國一年年蹉跎著青春，無處歸宿，最後在威尼斯跳水自殺，成為孤魂野鬼。李彤為什麼死？連她多年的好朋友都不太明白，或者說不願明白。表面上看起來，李彤在美國活得好好的，沒有理由自殺。然而，外表的熱鬧掩蓋不了內心的空虛與失落，與跳入密歇根湖的吳漢魂（《芝加哥之死》中的人物）一樣，他們都是在精神上無所寄託，在美國這個荒原上無處生根的異鄉人，與吳漢魂不同的是，李彤不願割斷與中國的紐帶而紐帶自己斷了（父母遇難身亡），父母的離去意味著李彤無家可歸。

男性敘事人陳寅的敘述視角，敏銳地描摹了李彤非同尋常的灼人的美；她父母出事後，小說的敘述強化了她在人際交往過程中的放縱和非理性，但敘事者則以低調的關切揭示出她放縱深處的絕望與高傲倔強背後的痛苦。因此，這個人物不僅以驚人的美麗和個性的光芒讓人難忘，她心靈創傷的深度和年輕生命的自我毀滅更是產生了強烈的震撼力量。同時白先勇將富有歷史含量的中國符碼巧妙地安放在這個美麗的中國女孩身上，她自命為“中國”，而李彤打牌時的對話聽來也別有一番滋味：“我這個‘中國’逢打必輸，輸得一塌糊塗。碰見這幾個專和小牌的人，我只有吃敗仗的份。”作者舉重若輕地將近代中國的屈辱歷史帶進人物的身世遭際。被李彤封為“美”、“英”、“俄”的幾個女友，逐漸結婚生子進入中產階級穩定的生活軌道，更反襯了她的形單影隻；事實上，“只有吃敗仗的份”的玩笑話似乎成了一句李彤宿命的隱喻，雖然她表面上從未放下高傲的自尊。她的悲劇，是銘刻在宏大歷史濃重陰影下的一抹傷痕。有關國共內戰的歷史大敘事中，留下姓名的大多是將領、英雄等風雲人物，人們看到的是勝王敗寇的兩岸不同敘述版本；但是悲憫的作家關注的卻是每一條生命在歷史變故中所經受的具體傷痛與悲哀。對於李彤這個曾經鮮活美麗的生命而言，內戰讓她付出了家破人亡的代價。她的海外流亡者（謫仙）身份更加強了她無家可歸、死無葬身之地的慘痛。

中西文化衝突下

該短篇小說集反映了二十世紀下半葉一群旅美華人的命運，這些在二戰後從中國到美國去的“紐約客”經受著中西文化衝突之下的種種迷惘、失落、痛苦、掙扎、幻滅。

《紐約客》在一定意義上也可看作是美國夢幻滅的表現，但這種幻滅不同於德萊塞、菲茨傑拉爾德等美國作家所表現的美國夢幻滅，白先勇的美國夢幻滅更多的是體現了特定歷史階段旅美的中國人在兩種文化衝突中自我的失落與尋找，這是近代以來一直困擾著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重大主題，白先勇在特定歷史背景下，對此作出了自己獨特的探索和反思。

《紐約客》給我們展現出來的紐約形象或美國形象真是寒氣逼人。直接的環境描寫在這部短篇集里並不多見，白先勇更多的是通過故事展開的季節、具體時間來渲染環境的氣氛，小說集時間多在寒冬或暮秋，具體時間主要在夜晚，整個小說集讓人感覺寒意森森。《謫仙記》是雪后空氣寒冽，《謫仙怨》則有著愈來愈大的風雪，《夜曲》是暮秋的午後迎面一陣暮風，凜凜地侵襲過來，《骨灰》是在十二月舊金山的冷風夾著濕霧，當頭罩下，竟是寒惻惻的，砭人肌骨。這種寒冷的氣氛之下，蘊藏的是紐約客與紐約的隔膜，這座繁榮的國際大城市，這個自由女神高舉火炬的世界港口，卻不能為他們無所皈依的內心提供溫暖的慰藉，他們在這裡不管生活了多久都是獨在異鄉為異客的紐約客，是無法在這個城市生根的過客。這樣一個寒氣森森的美國形象，一方面與紐約客在中西文化衝突之下的特殊心態有關，另一方面則與二戰後的美國社會環境密切相關。

對人與文化的命運書寫

《紐約客》探討了兩大主題，一是人的命運，另一個是文化的命運。在對前者的表述和思考中，白先勇塑造了一組形象鮮明的留學生群像，他們遠離故土，來到西方文明的熱土美國。通過對他們或失敗或死亡或沉淪的命運書寫表達了白先勇獨特的人生觀：命運的無常與不可更改。白先勇對人的命運書寫始終侵潤著佛教徒搬的悲天憫人的情懷，顯示了他對人生的憂慮與失落。

《紐約客》始終交織著人的命運和文化的命運的雙重思考，人的命運凸顯文化的命運，而文化的命運又制約著人的命運。在文化的命運中探索人的命運，白先勇提升了《紐約客》的哲學與美學意蘊。細讀《紐約客》可以發現，白先勇的《紐約客》關於人和文化的命運選擇無外乎三種模式：抗爭、妥協、遺忘與麻木。

白先勇，小說家，散文家、評論家、劇作家。1937年生於廣西桂林。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室”（Writer s Workshop）文學創作碩士。著有短篇小說集《寂寞的十七歲》、《台北人》、《紐約客》，長篇步說《孽子》，散文集《驀然回首》、《明星咖啡館》、《第六隻手指》、《樹猶如此》，舞台劇劇本《遊園驚夢》，電影劇本《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玉卿嫂》、《孤戀花》、《最後的貴族》等，重新整理代大劇作家湯顯祖的戲曲《牡丹亭》、高濂《玉簪記》，並撰有父親白崇禧及家庭傳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