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克多·特納
維克多·特納
特納的第一本著作並不關注宗教，而是從特權化的社會組織入手進行研究。在了羅德斯-利文斯敦學院（Rhodes-Livingstone Institute）的幫助下，他在尚比亞西北部（隨後是在北羅德西亞）對恩丹布人（Ndembu）的研究才得以進行。他不久就發現：母系繼嗣的原則和從夫居之間的衝突使各個村莊極不穩定。一個男人既想和他的妻子兒女們保持關係，又想把他的姐妹及姐妹的孩子接回家，她們是他的財產繼承人；離婚是經常現象；男人們通過犧牲他人的利益來擴張他們自己的村莊，並且他們認為這種擴張不能通過固定的社會群體來實現。特納在他的第一本民族志著作《一個非洲社會的分裂與延續》（1957）一書中提出，不應在社會結構，而應在權力鬥爭自身及被稱為“社會戲劇”的內部衝突的反覆表演中尋找秩序。
圍繞社會規範的破壞導致社會危機這個簡單主題，他提供許多的案例，並對其進行分析。他認為，危機也會產生補救效果，並最終使社會實現重新整合。特納採用“社會自動平衡模式”來分析問題表明它受到功能主義根深蒂固的影響。
從三個方面可以看出特納的宗教研究取向：（1）宗教是最普遍的“補救行為”；（2）由范？蓋內普（Arnold van Gennep）描述的“過渡禮儀”三段論常用於儀式之中；（3）儀式表明：思丹布人的生活要實現真正的穩定，根本不在於社會組織而在於儀式中得到最全面表達的宗教及哲學觀念。特納還詳細分析了恩丹布人許多“苦惱崇拜”的複雜儀式。在分析過程中，他採用許多方法來闡釋儀式中的象徵意義。這些方法在他所寫的一本最成功的著作《符號森林》(The forest of symbols，1967）中有精彩的闡述。這些方法還被廣泛採用並影響了一整代的人類學家。
除了在非洲從事民族志工作外，特納還從事其它方面的研究。這些研究對范？蓋內普的“閾限”（liminal）的含義進行了更深層的發掘。他認為，“閾限”就是從預設好的社會角色中逃離出來。共同的“閾限性”可能導致進入其所謂的“大同社會”。最具說服力的論證是他對天主教朝聖的研究。在《儀式過程》(The ritual process，1969年）中特納指出：在所有的社會及宗教現象、時間的反結構、藝術中都可以發現“閾限”。特納還認為：在當今社會，邊緣人處於持續“閾限”或“類閾限”的狀態之中。儘管這樣，特納還是心甘情願地跨越民族志狹小的研究範圍並走在了時代的前頭。在隨後的幾年裡，雖然他一直對戲劇充滿興趣，但他還是傾向研究“表演”理論。對他來說，戲劇和儀式也許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