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痕

“文革”中，王曉華的媽媽被“四人幫”定為“叛徒”，她出於對組織的信賴，對這一冤案、假案信以為真，毅然與母親劃清界限，不辭而別，初中還沒有畢業就上山下鄉了。漫長的九年中，王曉華一直在孤獨彷徨和痛苦中熬煎。儘管她採取很決絕的方式對待媽媽的來信和寄來的東西，但她的入團問題還是遲遲不能通過組織的審查。在農村生活和勞動中和她建立起親密關係的男青年蘇小林，由於王曉華的家庭成分問題而不能調動工作，一對有情人被迫中止往來。從那以後，她幾乎完全變了一個人，比先前更沉默寡言，表情也近乎麻木起來，只能把自己殘存的感情獻給在鄉村學校所教的孩子們。粉碎“四人幫”后，被嚴重摧殘而患了重病的媽媽，經上級領導部門甄別後徹底平反了。她渴望見上女兒一面，可當王曉華趕回家探望時，媽媽已經離開了人世。媽媽臨死前給女兒的信中說：“雖然孩子身上沒有像我挨過那麼多‘四人幫’的皮鞭，但我知道，孩子心上的傷痕也許比我還深得多。”王曉華在痛苦地回憶這些年的不幸遭遇后，默默地想：“親愛的媽媽，女兒永遠不會忘記您和我心上的傷痕是誰戳下的。”

創作緣起

1978年4月，復旦大學中文系七七級文學評論專業的學生盧新華所在的班級要出牆報，班委會要求每個人準備一份牆報稿。在此之前，盧新華在現代文學作品分析課上學習了魯迅的小說《祝福》，許壽裳評論《祝福》時所說的“人世間的慘事不慘在狼吃阿毛，而慘在封建禮教吃祥林嫂”，特別令他激賞。他腦海中湧起無數個受“四人幫”精神毒害的青年形象，以及被“四人幫”迫害致死的老幹部形象，逐漸形成了“‘四人幫’給中國社會留下的最深的傷痕是在精神、思想、心靈上”的思想主題。在這一思想主題指導下，他當晚就開始進行創作。在寫作時，他學習魯迅塑造人物的方法，沒有攫取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而是把多年來所見所聞進行概括，虛構人物和故事，完成了小說《傷痕》。

發表經過

《傷痕》出現在復旦大學中文系一年級牆報《百花》上之後，引來全校學生觀看，很多人邊看邊流淚。《文匯報》編輯鍾錫知從復旦中文系教師孫小琪那裡聽說了此事，便要來手稿閱讀。讀完后，他意識到這篇小說從根本上質疑了“文化大革命”，以及釀成這場慘禍的“以階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理論。雖然發表這樣的小說有政治風險，鍾錫知還是打算髮表《傷痕》。在編輯部內部對《傷痕》也有不同看法，文藝部負責《風雷激》副刊的徐開壘明確指出小說不宜發表，而以文藝記者路遠為首的一部分同志則公開支持徐錫知的決定。徐錫知又花了兩個月在上海、北京的文藝界廣泛、反覆徵求意見。在此期間，盧新華曾將《傷痕》寄給《人民文學》，但被《人民文學》退稿。就在盧新華被《人民文學》退稿后不久，在《文匯報》總編輯馬達支持下，徐錫知正式約見盧新華，表示《文匯報》會衝破阻力發表他的小說。

根據編輯部的意見，盧新華對小說中可能引起“影射”嫌疑的地方進行了修改，例如小說的第一句話除夕的夜裡窗外“墨一般漆黑”，改成“遠的近的，紅的白的，五彩繽紛的燈火在窗外時隱時現”，同時加上一句“這已經是1978年的春天了”；車上“一對回滬探親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極興奮地侃侃而談”改成“極興奮地談著工作和學習，談著抓綱治國一年來的形勢”；小說的結尾則改成主人公“朝著燈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小說修改完成後，根據馬達的意見，徐錫知又把小說清樣送到上海市委宣傳部審查。副部長洪澤發回了書面的支持意見。於是，1978年8月11日出版的《文匯報》以一個版面的篇幅刊發了《傷痕》。

王曉華

出身革命幹部家庭的女青年，從小就受到父母親良好的革命教育，懷著樸實、純真的階級感情，但由於年齡小、缺乏豐富深刻的社會生活經驗，造成她政治上的天真幼稚，導致她成為極“左”思潮的俘虜和犧牲品。母親被打成叛徒，給她精神上帶來莫大痛苦。她不願相信這些是真實，但又輕信了“四人幫”搞的所謂罪證材料，決心與叛徒媽媽決裂。在上山下鄉的九年中，她的內心始終處於痛苦、矛盾之中。

蘇小林

和王曉華一起下鄉插隊的青年學生。沉著穩重，真誠善良。他和曉華在火車上相識，得知她的經歷后，熱情地支持她、幫助她，被曉華視為可以信賴、可以傾吐內心苦悶的親人。在幾年的生活和勞動中，他與曉華產生了純潔的愛情，建立了戀愛關係。雖然曉華為了他的前途著想，宣布和他斷絕關係，他卻仍舊真誠地愛著她，還冒著嚴寒到醫院幫助護理曉華的媽媽。

王曉華的媽媽

革命幹部，曾經在戰場上冒著生命危險在炮火下搶救過傷員。在“文革”中，她被“四人幫”誣陷為叛徒，不但身體上受到巨大摧殘，患上嚴重的疾病，更被心愛的獨生女曉華所拋棄。雖然多年來女兒拒絕和她聯繫，她卻深知孩子心上的“傷痕”也許比自己還多，因此渴望能見到女兒。

主題思想

《傷痕》借個人立場的控訴，揭開了“文革”給人們造成的傷疤，極“左”思想給人們的心靈帶來的腐蝕和毒害。言說的既是大曆中的小人物，也是一個民族在經歷過歷史倒退後的躊躇、悔恨卻又不失理想主義的狀態。剛剛16歲的王曉華，因為母親被打成叛徒而受到社會歧視，她為了使自己有個做正常人的前途，同時也出於對組織的信賴，毅然與母親劃清界限，不辭而別，到農村插隊落戶。她以人情倫理的扼殺和生命青春的毀滅，證明了一個虛妄的“革命”立場，但在長達九年的務農曆程中，她卻忍受著情感的煎熬，忍受著心靈的傷痛以及種種不公平的待遇。王曉華的行為代表了“文革”時期大多數虔誠的年輕人的思想狀況，她與母親的“決裂”，包含著一代“革命接班人”的生命悲劇。同時，主人公身邊的人，如公社團委負責人、公社書記等，也受了“四人幫”思想的毒害，可以說是“四人幫”的受害者，但他們卻身受其害而不知其為非，以自己反受之毒，不自覺地摧殘著王曉華，在她的心靈上“戳”下一個又一個傷痕。這讓人們認識到“極”左“政治造成的悲劇是家庭的悲劇，也一個時代的悲劇、一個民族的悲劇，所造成的傷痕是深重的。這正是作品給千百萬人以心靈震撼的原因。

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它揭示了歷史與個人兩種敘事立場的分歧。小說結尾，當王曉華獲知母親的所謂“叛徒”身份是被誣陷的，而且現在已平反時，她匆忙回家探望母親，但母親卻患癌症去世。雖然這樣的悲劇寫法並無新意，卻使永遠無法彌補的悲哀和懺悔之情瀰漫在整篇小說中。以前，在戰爭文化心理的支配下，既然歷史證明光明已經戰勝黑暗，那麼，文藝創作就不能以悲劇收場，而必須指示出勝利者必勝的“歷史規律”。而《傷痕》卻寫出一個永遠無法彌補的個人性的“傷痕”，並由此生髮出對歷史理性的懷疑：雖然“文革”結束了，歷史出現了光明，但作為無法重複的個體生命，它的被摧殘的價值何在；那些因為“文革”時期的暴政而失去了的生命、青春、天倫和歡樂，永遠也無法再回來，文學創作是不是應該對其進行悼念和歌頌。

藝術特點

《傷痕》運用的是現實主義手法和革命浪漫主義精神，在內在思維邏輯、敘事結構、表現形式、語言特點上，還帶有“文革”文學和十七年文學的影子，藝術上比較毛糙稚拙。但是，該小說重視“真實”和“真誠”，採用了敘述主體通過回憶來展開敘事的結構，雖然使用第三人稱，卻實際上以第一人稱為視角講述故事，開掘日常生活。這使得文體敘事暗合著讀者的日常生活經驗，有效地防止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由於沒有感同身受而產生種種“間離效果”和“陌生化”效果，特別是對日常生活的書寫，對普通人生活和情感的再現，保障了“真實感”。與發表於它之前的《班主任》相比，《傷痕》中的情感更為深厚低沉，悲情性更強。

《傷痕》發表后的一兩個月里，《文匯報》收到1000多封來信。這些來信對小說表示支持和讚揚，很多讀者稱自己或身邊的人就有過像王曉華一樣的經歷。上海、北京兩地的作家也支持報社繼續文藝戰線的撥亂反正做出努力。根據小說發表后各方面的評論和一些帶普遍性的思想認識問題，從1978年9月到10月，《文匯報》以“評小說《傷痕》——來稿摘登”的形式，編髮三個版面。來稿作者中有像王朝聞這樣的評論家，也有工人、解放軍、教師、插隊青年，來稿都肯定了小說的積極意義。

小說先後被20多家省、市廣播電台播發，並獲得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78年的年底，由李斌、劉宇廉和陳宜明改編的同名連環畫在《連環畫報》上發表。後來，小說還被翻譯成英、法、德、西、日、俄等十幾國文字。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文學界形成了揭露“文化大革命”期間種種苦難的文學思潮，該思潮雖以劉心武於1977年11月發表的短篇小說《班主任》為發韌之作，但由於《傷痕》所產生的影響力，這一思潮被命名為“傷痕文學”。從文學史意義上來說，《傷痕》也被認為是新時期文學開端的標誌。

原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文藝批評家陳荒煤：《傷痕》寫的是一個家庭問題，也是一個有相當普遍性的社會問題……儘管小說有些描寫還不夠真實和深刻……事件和人物都不夠典型化……可是畢竟概括了地描寫了這一個歷史的大悲劇的一個側面。小說終究挖掘了一個有深刻的社會意義的題材……這就是《傷痕》儘管還有缺點，仍然在廣大群眾之間激起廣泛反響的最根本原因。這也就是從作品總的傾向來看，它能夠激起廣大群眾對林彪、“四人幫”仇恨的原因。這應該說是一個好的作品。

盧新華

江蘇如皋人。198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1969年在原籍插隊。1973年應徵入伍。曾任上海《文匯報》文藝部記者，后辭職經商。1986年出國留學，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獲文學碩士學位。上海市青聯第四屆常委，第四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代表。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短篇小說《傷痕》、《表叔》、《典型》等，中篇小說《魔》，長篇小說《森林之夢》、《細節》、《紫禁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