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高

清嘉慶、道光年間，在錫金(時無錫劃為無錫、金匱兩縣，縣城稱錫金)的街道上和農村的土路上，有時會見到一匹沒有一根雜色毛鬃的白馬在賓士，馬身上騎著一位身穿長袍、上套馬褂的人，他斜背著一個裝有方箋筆墨的青布包袱，在急急地趕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這是在江南一帶頗有名氣的醫生王旭高。王旭高為什麼要騎著馬去為病人治病呢？像這樣的名醫，病人要是請他出診，照當時的做法，不用“八抬大轎”，也得用“青布小轎”來抬的。官宦富貴人家自家有轎自不用說，普通人家也得要到“轎行”雇一頂轎子，來請這名醫的。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王旭高認為，病家有人生病，已經是夠痛苦的了，請醫買葯，花費是夠多的了。有錢人家不用愁，貧苦人家是雪上加霜。因此，他特地養了一匹白馬。病家請他出診，近的步行去，路途較遠的就騎著馬去。許多人都親切的稱他為白馬醫生。

王旭高這樣的名醫，請他出診的病人自然多。他出診有個習慣，總是先到貧苦的病家，然後才去富貴人家。有人曾問他為何要這樣做？他說，富貴人家稍稍有點小病，就會大驚小怪，找醫生診治。貧苦人家呢？病不到嚴重時是不會請醫生的，更不用說找有點名氣的醫生了。這是我多年行醫得出的經驗。只要是貧苦人家找我，不僅要先去，而且即使深更半夜，我也會趕去的。

王旭高為貧苦人家治病，一般是不收診金的。遇到家境十分貧寒的，他在處方的右上角寫上“記賬月結”四個字，加蓋上他的印章。要病家去藥店抓藥時不用付錢，錢由他來結算。病家自然千恩萬謝，稱他為善人。

王旭高說過這樣一番話：“醫，仁術也。其心仁，其術智。愛人好生為之仁；聰明權變為之智。仁者余而智不足，尚不失為誠厚之士；若智有餘而仁不足，則流為期世虛妄之徒。”這番話他是對他的學生講的，也是他一生行醫高尚品德的寫照。

王旭高行醫時“愛人好生”已如上述，“聰明權變”也是他一生精研醫術的座右銘。他十二三歲時隨他的舅父高錦庭學醫。高錦庭也是江南一位名醫，擅長瘍(外)科。高錦庭對門下弟子要求很嚴，對外甥更加嚴格。要他白天誦讀醫書，中午練字，晚上學習古文詞。治病時則讓王旭高隨侍左右，教他如何運用醫書原理，對症用藥，辨證施治。王旭高十分用功，生性又很聰明，在舅父的嚴格教育下，年青時就有了紮實的醫術基礎，20多歲懸壺行醫。初以瘍科名噪一時，求醫者門庭若市，后他又致力於內科疾病的研治，尤其是在肝病方面取得了比前人有突破性的進展。成為嘉慶、道光年間江南地區名醫。

王旭高為病人治病，只要他認為自己診斷正確、用藥恰當，就敢于堅持，承擔風險。在他剛獨立行醫不久，有一50多歲婦女患有胸悶、噁心、體溫較高的病症，曾延醫診治，施以疏通發散葯，10多天未有好轉，轉請王旭高治療。王旭高診斷病人已中氣虛弱，感寒尚除，處以中補、發散藥方。病家不放心請另一較有名氣的醫生會診。那位醫生認為病人10多天沒有大便，不宜中補，而用通便藥物。王旭高明明感到病人已虛虧，用通便藥很可能發生意外，但他沒有堅持。果然，病人服用通便藥后發生虛脫，搶救無效死亡。王旭高對此十分悔憾。后以此為戒，並教育門下弟子行醫時一定要對病人負責。

王旭高醫術精深，醫德高尚。平日行醫遇疑難病症求治，必深思熟慮，慎重處方。其後有效與否，注意隨訪，必要時令其再診，以完成全功。故所存醫案，無不穩妥透徹。對貧窮患者，他必先行救治，不收酬金，甚至無償供葯。

王氏學術代表著作為《西溪書屋夜話錄》，書成后惜多散佚，僅存治肝三十法。王氏著述甚豐，後世將其《退思集類方歌注》、《醫方證治彙編歌括》、《醫方歌括》、《薛氏濕熱論歌訣》、《醫方歌訣》，連同《西溪書屋夜話錄》合刊為《王旭高醫書六種》。著《醫學芻言》，門人方耕霞(仁淵)搜集編輯其師脈案，於1879年刊行《王旭高醫案》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