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占鰲

余占鰲，是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中的男主人公。他在小說中是家族回憶中的“我爺爺”，是土匪司令，是“後來名滿天下的傳奇英雄”。在余占鰲的身上顯示的是中華民族久被壓抑的生命活力，余占鰲形象體現了桀驁不馴的獨立人格和寧死不屈精神，為新時期作品灌注了勃勃生機。

余占鰲是小說中最主要的人物之一，他的語言大多非常簡短。當“奶奶”送“我父親”跟著余占鰲打仗，到了村頭，余司令說：“立住吧。”奶奶立住，余司令拍一下“我父親”的頭說：“走，乾兒。”當“我父親”想要一支手槍時，余司令在問清會不會使用后說：“給你！就像老子一樣用它。”當冷支隊長大模大樣來接收勝利果實，與余占鰲對話時，余占鰲連續以三句“狗娘養的”回應……一句句簡短話語背後，讀者可以看出余占鰲果斷幹練、沉著冷靜、野性十足、權威不容挑戰的特徵。

余占鰲的叔叔姦汙了民女玲子姑娘，在任副官的堅決要求下，余占鰲指示手下對其執行槍決。“（余占鰲）披麻戴孝，大聲嚎哭。一出村頭，他用力把一個新瓦盆摔在磚頭上……余司令抓起一把土，冷酷地打在鋥亮的棺蓋上……余司令掏出槍來，對著柳樹上面的天，連放三響……”小說細緻描寫了出殯那天余占鰲的一系列動作，它們展示了這位桀驁不馴、大義滅親的英雄在失去叔叔后的悲痛，讓讀者看到他柔情的一面。至此，他的形象開始在讀者心中豐滿。

余占鰲，北國高大挺拔的紅高粱哺育的一條剛烈的硬漢。他雖沒有彪炳史冊，但正是他們這些漢子創造了歷史，打鑄著民族精神。他是一個地道的農民，疾惡如仇的他殺了與母親通姦的和尚，做了低賤的轎夫。一次偶然的抬轎經歷使他不顧一切地愛上了“我奶奶”戴鳳蓮。莫言賦予余占鰲原始的愛恨情仇，他愛的如此濃烈，以致超越了倫理，超越了道德。余占鰲劫富濟貧，從不危害老百姓，與“我奶奶”高粱地里縱情野合。野合粗而不俗，描寫的是“我奶奶”和“我爺爺”本性的凸現，是反封建、追求幸福的象徵，也是“我奶奶”、“我爺爺”為人性的自由而向封建道德破膽開戰的精神所至，更是紅高粱人物的原生態最突出的表現。

余占鰲這一人物形象具有一種動感之美。人們傾聽那被摧殘、被壓抑的人性在呼喚，一種靈與肉搏鬥的呻吟，那是一種值得回憶和記憶的民族精神積澱的告誡，一種只有生長在紅高粱土地上才能體驗到的關於人的價值、關於民族精神、關於倫理道德、關於歷史進程、關於整個人類生活本質的哲理。莫言把這些深邃的哲理都融入余占鰲追求自由及原生態的性格中，使余占鰲身上放出了獨特的人性的光輝，在原生態的藝術中呼喚了人性之美。

小說里“我爺爺”余占鰲的原型是在山東膠縣（今膠州）、高密、平度、昌樂、安丘、諸城一帶大名鼎鼎的曹克明。

曹克明是高密西鄉人。據《高密縣誌》記載，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初，為便於膠縣、平度兩縣的日本駐軍聯繫、協防，日軍徵用高密、平度、膠縣等地的民夫40多萬人修築膠平公路。修路毀壞沿途莊稼無數，公路兩側村莊中的騾馬、大車也被鬼子洗掠一空。公路修好后，日軍每日乘車往返巡邏，路邊的樹木、牛羊甚至行人都成了他們比試槍法的靶子，常有無辜村民死在他們槍下。日軍惡行激起了當地百姓的仇恨，曹克明決定在膠平公路打一個伏擊戰，教訓一下這幫窮凶極惡的鬼子兵。

據《高密文史資料選輯》第五輯中《憶孫家口伏擊戰》一文介紹：1938年4月16日上午，8輛日軍汽車進入曹克明的埋伏圈，指揮員一聲令下，游擊隊員們居高臨下，槍彈齊發。日軍慌忙躲到車底頑抗，由於游擊隊剛剛組建，戰士們還缺乏作戰經驗，先後有數人中彈犧牲。情急之下，一名有經驗的老隊員率領十多人，每人抱一捆點燃的高粱秸，奮不顧身地將汽車點燃，濃煙和大火把鬼子從車底趕出。經過一番激烈戰鬥，除一名鬼子兵躲進路邊的高粱秸漏網外，其餘全被擊斃。上述這些記載就是《紅高粱家族》相關情節的原型。

1987年電影《紅高粱》姜文飾余占鰲

2014年電視劇《紅高粱》朱亞文飾余占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