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家族

《紅高粱》通過“我”的敘述，描寫了抗日戰爭期間，“我”的祖先在高密東北鄉轟轟烈烈、英勇悲壯的人生故事。故事的主線是“我”的爺爺和奶奶，故事發生的主要地點是高密東北鄉。“我”的爺爺叫余占鰲，奶奶叫戴鳳蓮，至於高密東北鄉這個地方作者對其做過如下的描述：“最美麗最醜陋、最超脫最世俗同時最聖潔最齷齪，也是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以及最能喝酒和最能愛的地方，這就是高密東北鄉。”

“我”奶奶戴鳳蓮，做大姑娘時因為有一雙難得的小腳和姣好的面容，被擁有高粱酒作坊的財主單廷秀看重，曾外祖父為了錢財小利不惜將剛滿十六歲的戴鳳蓮嫁給了單廷秀得麻風病的獨生兒子單扁郎。奶奶曾盼著嫁給一個識文解字、眉清目秀、知冷知熱的好丈夫。當奶奶恐怖地看到單扁郎那張開花綻彩的麻風病人的面容，她感到恐怖，生不如死。奶奶在出嫁前就準備了一把鋒利的剪刀，無論是為單扁郎準備的，還是為她自己準備的，都充分地表現了奶奶捍衛自己的婚姻、追求愛情自由的精神。“我奶奶”是抗日英雄，她不僅僅要自己的丈夫和兒子奔赴抗戰前線，而且最終獻身於抗日戰爭中。當奶奶為潛伏在河堤壩的游擊隊員們送大餅，不幸遭遇敵人的襲擊，中彈身亡，完成了人格的升華。

我爺爺余占鰲在開篇一出場就表現出了土匪頭子兼抗日英雄的雙重身份。余占鰲不願意受制於任何一方勢力，對於各種政治勢力及地方勢力的拉攏，他一概拒絕。當卑鄙狡猾的國民黨冷隊長來 收攏他時，他斷然拒絕；打過伏擊戰後，共產黨膠高大隊長想要與之聯合，他也堅決地拒絕了。他不願意受制於任何人，這不是敵對，而是他獨立人格的體現。在迎親的路上，面對突然跳出的“吃拤餅”的劫匪，同行的轎夫們停住了，獃獃地看著劈腿橫在路當中的劫路人，都把身上的銅錢掏出來仍到劫匪腳邊。當劫匪催逼戴鳳蓮向高粱深處走時，余占鰲被“我奶奶”盯著的眼神所觸動。他冒著生命危險與劫匪展開了搏鬥，最終打死了劫匪，保障了戴鳳蓮的人身安全。余占鰲的親叔余大牙，當時任軍需股長，他嗜酒如命，貪財好色。一日醉酒後，余大牙糟蹋了村裡的第一號美女——曹玲子。余占鰲沒有念及余大牙是其親叔，依軍紀處決了他。在大義滅親后，余占鰲為叔叔披麻戴孝，以報答他的養育之恩。在國共紛爭的大背景下，看到日寇瘋狂屠殺百姓，余占鰲奮起反抗。他自發地組織了一支抗日隊伍並帶來他們去膠平公路伏擊日寇的汽車隊。他帶領著一支七零八落的小隊伍，卻實實在在地伏擊了日寇的汽車隊。余占鰲從一個地道的土匪成為抗日英雄。余占鰲領導的農民隊伍，沒有經過先進革命思想的洗禮，也沒有明確的奮鬥目標。他們抗日，是因為看到了日軍對中國人民的瘋狂屠殺，看到了羅漢大爺的慘死等生髮出一種復仇心理，也是為了生存自由的一種強烈的生命意識。

《紅高粱》以抗日戰爭及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高密東北鄉的民間生活為背景，故事融合了多種混亂的異質，最終通過一種強烈的刺激來塑造時代背景，從民間的角度給讀者再現了抗日戰爭的年代，展現的是一種為生存而奮起反抗的暴力欲。莫言筆下的高密東北鄉就像他所說的：“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醜陋、最超脫最世俗、最聖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就是在這片充滿夢幻與神奇，浪漫與純真，充滿生命力的土地上，展現出壯美的畫面：站立著無邊無際凄婉可人的、激蕩著愛情波浪的紅高粱；款款流動著的墨水河；伴隨著螃蟹散發出的腥甜。高密東北鄉的壯美畫面對應著作者開闊、宏大、豐滿、艷麗、血腥的語言。莫言用這種語言追述了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敘述者以及他的爺爺、奶奶、父親時候的那場華麗的戰役，表現出細膩獨特的生命體驗。

在對時代背景進行塑造時，莫言通過狂歡式的語言形式給讀者展現了抗日戰爭初期的時代情緒，既有壓抑、荒涼、凄楚、沉悶，又有歡樂、抗爭、激憤，在這種複雜的情緒下奏響時代的旋律，在衝突與糾結之間表達一種憂鬱的悲劇感，有動蕩不安的社會給人民造成的禍患，有因為列強入侵帶給人民的毀滅性傷害。莫言竭盡全力的對幾乎所有的戰爭場面都進行了精心的雕刻，無論戰爭場面的大小，甚至人與野狗在吞噬屍體時的較量也用了極多的筆觸，展現了一幅幅屍橫遍野、血肉橫飛的血淋淋的畫面。在這些血肉交匯之中，莫言描繪了一片紅如鮮血的紅高粱，整個世界都是血紅的。

1、男主人公：“我爺爺”余占鰲

來自中國高密東北鄉，土生土長的農民，打棺抬轎的佼佼者，集善惡於 一身。具有土匪、英雄、情人三重身份。粗野、狂暴、激情和狹義集於一身。

2、女主人公：“我奶奶”戴鳳蓮

來自中國高密東北鄉，土生土長的農民。豐腴、熱烈、果斷、潑辣、敢愛敢恨、敢做敢當，以較弱之軀擁抱愛與自由，崇尚力與美，承受著全部的痛苦與歡快。

“我奶奶”戴鳳蓮，不到6歲就開始纏腳，“我的外曾祖母”用布一丈余長的布勒斷了奶奶的腳骨，纏就一雙三寸金蓮。奶奶身高1.6米，體重60公斤。16歲那年，就由她的父親做主嫁給了高密東北鄉有名的財主單延秀的獨生子單扁郎。單家開著燒酒鍋，以廉價高粱為原料釀造優質白酒，方圓幾百里都有名。風傳單扁郎早就染上了麻風病。在三天的回門路上“我奶奶”戴鳳蓮與“我爺爺”余占鰲在高粱地里野合，後來又與“我爺爺”余占鰲經歷了許多風風雨雨。

3、劉羅漢大爺

“劉羅漢大爺與我的家族只有經濟上的聯繫而無血緣上的聯繫。我奶奶是否愛過他，他是否上過我奶奶的炕，都與倫理無關。”劉羅漢大爺是另一個光彩照人的形象，他沒有過多的言語，但是他著實像高密東北鄉的黑土一樣結實、厚重、豐滿。在莫言筆下，羅漢大爺是一個性格豐滿的人物，他為人忠誠、善良、負責。雖身為家僕，卻超越家僕，其中包含了作為高密東北鄉人所能具備的美好品德。民國27年，日軍捉高密、平度、膠縣民夫累計40萬人次，修築膠平公路。羅漢大爺跟騾子一起被押上工地。劉羅漢大爺抗辱逃跑，被日軍抓獲。日軍將羅漢大爺栓在馬樁上，可惡的日本鬼子居然要孫五去剝羅漢大爺的皮。“他的兩個肥碩敦厚的耳朵在磁碟里活潑地跳動，打得磁碟叮咚叮咚響。”這是恐懼，是折磨，更是反抗。接著是割生殖器，割下來被狗玩弄，那是怎樣的屈辱啊。這是無奈之下國人的自相殘殺，壯觀之下的恥辱。這些喪失人性的日本鬼子。劉羅漢大爺也就是在這樣的摧殘與侮辱下死在了高密東北鄉的大地上。他們身上看似原始的不合理世俗倫理觀念的“野性”體現出自由生命、原始生命力、血性與力量。他們雖然是農民，但在面臨外敵入侵時，成了抗日的英雄。

《紅高粱》小說的主題被詮釋為弘揚積極向上的生命力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渴望個性解放精神，重建創造精神等，其意圖是藉助高密東北鄉民間原始野性文化的活力來改造孱弱的民族性格，呼喚強有力的生命形態，呼籲中華民族要自尊自強，要有反奴性和反抗性，具有健康的人格和民族品質。《紅高粱》小說的主題思想既張揚個性解放，又歌頌英勇抗日的愛國主義精神。所謂“個性解放”，指“人”的個性的解放。“人”是“靈”與“肉”，“神性”與“獸性”，“精神”與“物質”，“社會的人”與“自然的人”的統一。人具有“自然人性”——“人”的生存本能與自然情慾。魯迅提出人所必需的“生存、溫飽、發展”又予以限定——呼喚感性形態的“生”的自由與歡樂；又注重“限制縱慾”，明確提出要用“理性”對自然本能進行適當的抑制與調節：“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苟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既要求自由發展自我，又講究自我控制與自我負責，理性和非理性的互相聯繫、滲透與制約。《紅高粱》既描寫與肯定了“我爺爺”余占鰲、“我奶奶”戴鳳蓮旺盛的生存本能與自然情慾、充盈的感性生命的自由與歡樂；同時，又描寫與肯定了他們的另一側面，即“社會的人”的“理性生命”。余占鰲面對劫賊的劫財劫色，目睹戴鳳蓮這一弱女子向自己求助的“亢奮的眼睛”，實難苟安，只得衝上去剷除劫賊。他遵循的就是民間廣為流傳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道德準則。有些論者將“高粱地野合”說成是余占鰲佔有戴鳳蓮，實在冤枉。

小說的描寫很清楚：“奶奶和爺爺在生機勃勃的高粱地里相親相愛，兩顆蔑視人間法規的不羈心靈，比他們彼此愉悅的肉體貼得還要緊。”他們不僅是“感性生命”的兩情相悅，而且更是“理性生命”的兩顆反叛封建強迫婚姻之心的相通。再者，就在這個高粱地里，戴鳳蓮“六神無主，淚水流到腮邊”，向余占鰲求救地訴說：“他真是麻風。”而單家父子憑藉強大的經濟勢力，置戴鳳蓮的誓死反抗與全體村民的沉默反對於不顧，實際上即將強行用麻風病菌慢性屠戮一個16歲的花季少女。你死我活，別無選擇。余占鰲清醒地看透了事態的嚴峻與緊迫，毅然先下手剷除了這兩個企圖殺人於無聲的兇手。這不僅於情，而且於理，甚至於民間的不成文法，他的選擇都是對的。此外，余占鰲與戴鳳蓮投身於民族革命戰爭，伏擊日軍車隊，顯然既是出於對日寇的痛恨與憤慨之情，也是為了衛國保家鄉的崇高目的。

中篇《紅高粱》所描寫與歌頌的是“靈”“肉”結合、“情”“理”統一的爺爺、奶奶們的敢想、敢做、敢愛、敢恨的氣概。除了“張揚個性解放”的主題以外，也有些評論實際上認為，《紅高粱》表現的是抗日愛國的主題。例如《遊魂的復活》一文寫道：作家“只是要復活那些遊盪在他的故鄉紅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於是，投身於民族革命戰爭的人民化為劉羅漢、余占鰲、奶奶、豆官等個性奇異的人物；而這些高於民族精神的人格，又融匯到特殊氛圍——那無邊無際散發著甜腥氣息的紅高粱地，成為悲壯、神聖、永恆的象徵。”這顯然即“誓死反抗日本侵略保家衛國的英雄人民永垂不朽”的形象表述。“個性解放”與“抗日愛國”這兩種主題都是頗為接近小說文本的。此外，至少還有一個與文本更為一致的主題，即：歌頌張揚個性解放的村民英勇抗日的愛國主義精神；或者說，既張揚個性解放又歌頌英勇抗日的愛國主義精神。

其一，余占鰲領導的游擊隊是一支理性的有目的、有組織、經過訓練的民間抗日武裝。在日本侵略軍的魔爪伸進高密東北鄉之際，“余司令樹起抗日旗”，拉起抗日的隊伍，目的明確，劍指鬼子。他請任副官擔任教官，既開展政治教育，又進行軍事訓練。“高粱紅了，東洋鬼子來了，國破了，家亡了，同胞們快起來，拿起刀拿起槍，打鬼子保家鄉”，唱出了他們衛國保家的心聲。大刀、土炮、鳥槍、老漢陽、兩支手槍與三支大蓋子槍，是他們訓練與殺敵的武器。游擊隊紀律嚴明，對余占鰲有養育之恩的叔父余大牙強姦民女，司令抑制私情，最終按照任副官的意見，將他就地正法。游擊隊堅持聯合禦侮，當余司令和冷支隊長發生爭執，戴鳳蓮說：“這不是動刀動槍的地方，有本事對著日本人使去。”余司令甚至忍辱負重地說：“誰是土匪？誰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國的大英雄。”他還教育兒子豆官要把“槍子兒先向日本人身上打”。游擊隊“連聾帶啞連瘸帶拐不過40人……擺在大路上，30多人縮成一團，像一條凍僵了的蛇”，就是這麼一支隊伍，卻在一場伏擊中消滅了包括一名少將在內的日軍車隊四五十個鬼子官兵。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具有寧願戰死也要保家衛國的大無畏犧牲精神。

其二，作家通過敘述者“我”對爺爺奶奶們的抗日業績，或寓論於敘，或直接讚美。“我”稱讚爺爺為“名滿天下的傳奇英雄”。“我”記敘道：爺爺1958年從日本歸來時，村裡舉行了盛大的典禮，縣長尊爺爺為老英雄，給他敬酒，說他給全縣人民帶來了光榮。“我”稱讚爺爺輩的父老鄉親們“精忠報國，演出過一幕幕英勇悲壯的舞劇”。”“我”認為：“用鐵耙擋住鬼子汽車退路的計謀竟是我奶奶這個女流想出來的。我奶奶也應該是抗日的先鋒，民族的英雄。”“我”還寫道：“奶奶，這一擔沉重的拤餅，把她柔嫰的肩膀壓出了一道深深紫印，這紫印伴隨著她離開了人世，升到了天國。這道紫印，是我奶奶英勇抗日的光榮的標誌。”莫言說：《紅高粱》的敘述者“我”採取的“全知全能”“這種視角同時也是一種對歷史的評判態度。”這種“評判態度”既然是“歷史的”，無疑是客觀公正的、實事求是的。

上述兩點充分說明：中篇小說《紅高粱》確實不僅張揚了個性解放，而且還頌揚了抗日愛國的頑強意志與犧牲精神。文學作品這種啟蒙與救亡的雙重主題是對五四傳統的繼承，五四學生運動與新文化運動，都是在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日益加劇，民族危機感和民族自強、自立以及救亡的歷史要求日益緊迫的時候。也正為此，五四那一代，在強調個性解放時，同時強調了自我犧牲精神。

《紅高粱》作品引發了人、人的命運、人的價值、人生、死亡、生命力、民族精神、倫理道德等方面在哲學的層面上的深刻思考。作家用一種富有表現力的表達，在對民族性進行自我反思和自我認識、自我讚頌與自我批評中，去追尋民族文化心理與民族精神力量。瀰漫小說全篇的是一種剛健暴烈、自由激昂的生命狀態的讚美基調，讓人產生熱血沸騰的感覺。

生命力在紅高梁世界的意境中瀰漫

渾樸自然的高密東北鄉是一片內涵豐富、生機勃勃的傳奇黑土地，莫言用優美的筆調營造了一個紅高粱世界。這部作品和第一章分別以紅高粱家族和紅高梁命名，開篇營造了一個瀰漫生機氣息的世界：“無邊無際的紅高梁紅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輝煌，高梁凄蜿可人，高粱愛情激蕩。”紅高粱生長於中國北方的農村，生存條件艱難，它是高密人賴於生存的物質食糧和活動的場所，他們殺人越貨、愛恨情仇、精忠報國，所有的幸福、殘酷都發生在這片他們日夜穿梭的血色高梁地里。紅高梁地為作品表現民間原始的生命力和野性提供了豐富的想象空間、敘述的自然背景及歷史場景，爺爺等先輩們在這一如火如荼的高粱世界的浸染下鍛造了狂野而又堅韌的生命意志。

生活在這片紅成一片光洋血海的紅高梁里的人們，雖然面臨飢餓、貧窮、仇恨和死亡等諸多痛苦與磨難，但是苦難反而激發他們身上奔騰的血液、高昂的鬥志，高密東北鄉的人們張揚著蓬勃的生命力、張揚著自由個性、享受著美好的愛情，出現了許多表現原始生命力的場面。而個體生命的張揚、毀滅、解體都與紅高粱相融合，傳奇人物也常常與紅高梁聯繫在一起，因而獲得了同一種品格。比如作者把戴鳳蓮生前的30年的生活描繪成“紅高粱般充實”，而她也是在高粱地里為抗擊日寇而悲壯犧牲的。“整個《紅高梁》充滿了象徵和隱喻，森林般的紅高粱本身就是中華民族精神內核的象徵，而每一個人物和畫面均充滿著深刻的寓意。”無邊無際的高粱地隱喻著生命的熱力與不屈，不僅是中華民族的象徵，也是人格的象徵。小說里景與人得到完美的結合，景物處處瀰漫著生命的氣息，如那無處不在的茁壯、濃密、頑強的紅高粱，它們能哭能笑、能吟能叫、會喜會悲、會怒會怨，又如那款款流動不息的墨水河，及墨水河河邊“叢生著灰綠色的蘆葦和鵝綠色車前草，還有貼地爬生的野葛蔓，枝枝直立的接骨草”，“河灘上的狗蛋子草發瘋一樣生長，紅得發紫的野茄子花在水草的夾縫裡憤怒地開放”。

莫言善於用色彩來凸顯、宣洩生命的自我感受，使生命在繽紛色彩中綻放。熱烈而悲愴的紅色是貫穿全書的主色調，從開篇渲染成光洋血海的紅高粱到小說結束時著重提到的“純種的紅高梁”。紅色強烈地顯示一種生命的意義，象徵著生命的誕生和死亡，因為血色能喚起生命的躁動和升騰起生命感，也能產生殘酷和恐怖感，同時也被賦予復仇的英雄情緒。野生的紅高梁象徵著原始的慾望、激情和生命力量，爺爺余占鰲等祖輩們具有了野生高梁般鮮明的性格。純種野生的紅高粱隱喻著充滿野性生命力和原欲的爺爺奶奶等祖輩們，而雜種劣質的高粱隱喻著原始生命力的萎縮和異化的現代子輩們。“現代人應該超越道德、超越悲劇、超越文化，不惜一切努力找到‘一株純種的紅高粱’，把它作為‘護身符’，去‘闖蕩你的荊棘叢生、虎狼橫行的世界’。”

莫言呼籲後輩們應該去尋找先輩們傳統精神的力量和迷失的精神家園。“香氣馥郁”“蜂蜜一樣的甘飴回味”的高粱酒總是與祖輩的豪壯、豪情相聯繫，深紅的高梁酒中跳動著中華民族積極上進的精神，這裡的人們酣暢淋漓地喝酒、醉酒、祭酒，任情狂野地享受生命，在高梁酒浸染下，生動演繹了酒壯英雄膽、酒成英雄事的一幕幕豪壯的場面。而紅高梁酒經常和血氣、人的行為聯繫在一起。爺爺往酒里撒尿偶得獨門配方，使高梁酒酒味醇厚，象徵著強悍生命釀造的本色。爺爺在酒後殺死利用錢權強娶奶奶戴鳳蓮的單家父子，奶奶用酒將亡夫單家進行大消毒，爺爺在醉酒後大膽陳述並公開與奶奶的不倫愛情史，鐵板會神秘的祭酒場景和氣氛，奶奶在酒味的渲染下裝瘋瞞過日本鬼子，浸染著羅漢大爺精魂和血液的那罐高梁酒，戴風蓮、余占鰲和冷支隊長喝下摻了羅漢大爺鮮血的高粱酒，伏擊日本車隊前爺爺與冷支隊喝酒時的豪邁，高粱酒的精神浸透著中華民族的驍勇血性，激揚著旺盛不息的生命意志。

在那血海般輝煌而又凄婉的高梁地，紅高粱和高粱酒的血液在東北鄉里的鄉親們身上再生和奔騰，紅色的高粱和高粱酒創造了一種情緒，構成了一種意象，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精神象徵和暗示。孕育著紅高粱的高粱地是中國人的精神家園，衝破幾千年來被壓抑和摧殘的人性的束縛，瀰漫在這片土地上的是蓬勃噴涌的生命力和無所畏懼、自由自在的開拓精神，是中華民族品格重要的精神基因，充滿著浪漫主義的激情和反叛精神的靈魂和生命在那片紅高梁地里呼嘯。

生命力在作品的主題上的突現

莫言把高密東北鄉作為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從生命本體意義的角度切入，用大量的筆墨描寫了家長里短、童年記憶、故鄉見聞、家族歷史、鄉景民俗、先人的野性活力、奔放的生命形態、感情糾葛、土匪的爭鬥和傳奇經歷，安置了余占鰲、戴鳳蓮等人集合勇猛與兇殘、偉大與卑瑣、人性與野性等多重性格，重現氣勢磅礴的民族力量與粗獷強悍的民族根基，尋找中華民族那種勇敢堅毅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比如作品從全新的角度描寫中華民族抵抗外辱的戰爭場面，沒有設置與主流意識形態一致的“政治主題”和典型歷史事件，淡化了政治意識色彩，而是設置了主觀時空，對歷史進行虛擬性的想象，抗日戰爭題材故事變成了家族秘史和個人野史。莫言生動地描寫了中國普通農民對抗外敵入侵的淳樸態度和生命之氣，深刻地去表現民族血性精魂里的那股原始蠻性的激情和力量。

《紅高梁》的主題重點闡述了生存成為生命的最高原則，悲壯地詮釋了中華民族在災難中不屈的精神，給人一種堅強地生存下去、繼續活下去或要活得更快樂更痛快的精神和力量。“塑造出一個充滿生命意義和力量的帶有理想色彩的民間世界，表現出強烈的‘種的退化’的憂患意識。”作家通過對祖輩、父輩、孫輩三代人不同的生存狀態的對比刻畫，特別是將現代生活重壓下麻木不仁的孫輩與傳說中風流瀟灑的祖輩進行鮮明對比，顯示先輩們的生命強悍、英勇頑強和現代人的渺小贏弱，表現出對現代人生存狀態的擔憂和反思。“我”父親豆官表現出膽怯和動搖，並在與群狗作戰被狗咬去一個睾丸而成“獨頭蒜”，這隱喻著父輩生命力的減弱，而到了子孫“我”輩時，祖輩父輩的英雄氣概已消失。小說反覆強調對先輩的崇拜：“他們殺人越貨，精忠報國，他們演出過一幕幕英勇悲壯的舞劇，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相形見絀，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感到種的退化。”而面對生命力旺盛的先輩們，後輩們只有自愧與仰慕。在這異化的社會裡，適合紅高梁生長的高粱地已消失，紅高粱成了夢境中一個精神和心靈的棲息地。在尋求和回望先輩生命的輝煌的過程中，莫言痛惜原始生命力的消退，痛感現代人人性的齷齪，呼喚著生命力的張揚和人性的回歸。

敘事語言——審美還是審丑

《紅高粱》的整個符號系統就是一個多側面多層次的審美範疇，其中的人物語言是粗話、髒話、野話、葷話、罵人話、調情話等粗俗污穢的鄉村用語，是典型的高密農民在說話，這種在旁人看來近乎瘋癲的語言在小說的環境中卻有一種獨特的美感，這種語言風格表現了作者獨特的審美趣味。

（一）粗俗又崇高的人物對白

《紅高粱》中的人物對白是作品的一大亮點。個性化的民間口語貫穿於故事的始終，在撲面而來的鄉土氣息中，讀者既能感受到民間口語原汁原味的“粗俗”，又能聽到粗俗背後那份源自生命底層最原始、最崇高力量的吶喊。

二段對白：

1、余司令大喊一聲：“日本狗！狗娘養的日本！”余司令一愣神，踢了王文義一腳，說： “你娘個蛋！沒有頭還會說話！”

2、“天賜我情人，天賜我兒子，天賜我財富，天賜我三十年紅高粱般充實的生活……天，什麼叫貞節？什麼叫正道？什麼是善良？什麼是邪惡？你一直沒有告訴過我，我只有按著我自己的想法去辦，我愛幸福，我愛力量，我愛美，我的身體是我的，我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罰，我不怕進你的十八層地獄。”第一段對白是“我爺爺”余占鰲帶領游擊隊打日本鬼子時的幾句話河以說是髒字連篇河謂粗俗。寥寥幾句話就將一個粗野豪放、蠻橫頑強的土匪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現在讀者眼前字裡行間透露出的匪氣和英雄氣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這裡，很難將余占鰲的髒話歸結為一種粗鄙的表現，在抗日的民族大義面前，這幾句髒話因為飽含了一個中華男兒的血性而變得真實可感、豐滿崇高。

第二段對白是“我奶奶”臨死前對這一生的總結。她敢愛敢恨敢想敢做不怕天譴不怕報應把跟“我爺爺”在高粱地里野合說成是“對自己身體做主”把和長工羅漢大爺偷情說成是“對幸福的追求”視貞節於無物視名譽為糞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奶奶”的所言所語、所作所為有悖於中國傳統道德觀念中對女子貞節操守的要求，是一種不守婦道的放蕩表現。但從“我奶奶”最後的話語中，讀者全然不會覺得這是一個水性楊花、貪戀肉慾的女人在強詞奪理，而是一個大膽熱烈的女權衛士對幸福、對生命的執著追求。莫言作為一個立足於民間的作家，他筆下人物的語言充滿了泥土的氣味，在《紅高粱》中，能從人物的語言里聽到來自於底層農民特有的說話風格和特點，粗俗中顯質樸，粗俗中顯崇高，這看似矛盾的語言特點在莫言獨具匠心的敘事藝術中得到了和諧的統一。

（二）愛憎交織的場面敘述

場面描寫一直是莫言的拿手好戲，莫言在場面描寫中喜歡使用通感，而且想象離奇大膽，語言汁液橫流，飽滿生動，給人一個更廣闊的想象世界和更複雜的感覺空間。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創作者要有天馬行空的狂氣和雄風。無論在創作思想上還是在藝術風格上，都必須有點邪勁兒。”在小說《紅高粱》中，充斥了大量的場面描寫。對高粱地的場面描寫：

1、一穗一穗被露水打得精濕的高粱在霧洞里憂愷地注視著我父親，父親也虔誠地望著它們。父親憂然大悟，明白了它們都是活生生的靈物。它們根扎黑土，受日精月華，得雨露滋潤，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奶奶注視著紅高粱，在她的眼睛里，高粱們奇橘瑰麗，奇形怪狀，它們呻吟著，扭曲著，呼號著，纏繞著，時而像魔鬼，時而像親人，它們在奶奶眼裡盤結成蛇樣的一團，又呼喇喇地伸展開來，奶奶無法說出它們的光彩了。

莫言對同一片高粱地選用了語體色彩截然相反的敘事語言。這既是作者主觀情感的宣洩又是對作品主題的側面烘托。第一個語段是“我父親”追隨著“我爺爺”去打鬼子潞過高粱地時的所思所想。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著生機和希望而紅高粱就是這片土地永遠的主人，它們受雨露滋潤，得天地精華，世世代代生長在這裡，見證了高密東北鄉的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池見證了黑土地上英雄兒女保衛家園、反抗侵略的壯舉。“我父親”站在高粱地面前的思想活動，就像一個虔誠的教徒在佛祖面前朝聖、祈禱。在這段描寫中，莫言賦予了紅高粱最飽滿的靈魂和最偉大的生命。他以紅高粱作為隱喻，實際上是在謳歌像紅高粱一樣生生世世守衛著自己家園的民族英雄。在小說的結尾處，莫言這樣寫道：“謹以此文召喚那些遊盪在我們故鄉無邊無際的通紅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們的不肖子孫，我願扒出我的被醬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個碗里擺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饗！尚饗！”這種直抒胸臆的情感宣洩是對《紅高粱》主題最好的診釋，體現了作者對故鄉土地上像紅高粱一樣堅毅的人們最由衷、最熱烈的愛。

第二個語段是“我奶奶”臨死前眼中的紅高粱景象。在這裡，紅高粱儼然已從上帝變成了魔鬼，它們用最醜陋的形態最噁心的聲音將“我奶奶”一步步送到了生命的終點。同樣的一片高粱地，卻出現了強烈的情感反差，這看似矛盾，但只要認真閱讀一下文本就會明白作者這樣寫的意圖。“我奶奶”是在給抗日部隊送飯的路上死於日本人的槍口之下，在莫言筆下，這片紅高粱就是埋葬“我奶奶”的墳墓，它們嗜血成性，醜惡骯髒，這正是對日本侵略者罪惡行徑的真實寫照。

莫言愛這片高粱地，因為它養育了一代代英勇不屈的高密子孫。恨這片高粱地，因為它見證了悲慘的歷史，浸染了人民的鮮血。這種矛盾的情感用莫言自己的話說就是：“高密東北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醜陋、最超脫最世俗、最聖潔最崛凝、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的地方。”作為先鋒文學的代表人物 莫言在營造美醜時，十分注重語言的誇大和張力，美就要美得徹底，丑就要丑得變形，只有這樣才能使自己的創作意圖得到最深刻的凸顯。小說中對紅高粱的反差描寫也是作者一貫敘事風格的集中體現。

敘事視角——誰在講故事

要把一個故事講好除了有好的語言、好的題材，還要處理好敘事人和故事之間的關係即誰講故事怎麼講故事也就是敘事視角的選用問題。莫言是一個特別重視講故事技巧的作家，他不想中規中矩地講一個故事，他喜歡不斷改變和挑戰自我，所以在他的敘事技巧中，一個最重要的表現就是敘事視角靈活多變。有時敘事人稱一致但同一人稱所代表的人物發生了變化，有時敘事人稱經常發生改變，敘事視角也就隨著敘事人稱的改變而改變，可以說這種敘事藝術不但挑戰了作者，也挑戰了讀者，因為讀者稍不注意就不知道是誰在講故事了。在小說《紅高粱》中作者打破了敘事視角的常規用法將多種敘事視角交替使用達到了意想不到的藝術效果。

小說《紅高粱》主要講述的是“我爺爺”和“我奶奶”的愛情故事。從故事層面上看，“我”並沒有在現場直接參與到故事，並不知道“我爺爺”和“我奶奶”的心理活動。按照一般的敘事手法作者完全可以採用第三人稱外視角進行敘述然而在《紅高粱》中， “我”不僅作為一個公開露面的敘述者，而且還成為了故事的組成部分，“我爺爺”和“我奶奶”的故事以“我”的敘事聲音為基點，在歷史與現實之間來回穿梭。這樣的敘事視角直接把“我”帶入到了故事的語境，帶入到了歷史的現場。所以作為敘事者的“我”不僅不是局外人而且還能夠知道“我爺爺” 、“我奶奶”的言行和心理活動甚至知道一些他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如“我”可以嗅到“奶奶夾襖里散出的熱烘烘的香味”，可以聽到“我奶奶”坐在花橋里“心跳如鼓”河以看到“我爺爺”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的具體細節。

從小說的內容來看，“我奶奶”在我出生前就已經死去，“我爺爺”也沒有對“我”進行直接地講述，顯然，“我”根本不可能從當事人的口中知道這些私密的事件，也不可能從其他人的口中得知。然而作為敘述者的“我”卻憑藉歷史想象超越時空的界限追述了那些“我”並不在場的歷史。不僅如此，“我”還可以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對他們發表評論：“我深信，我奶奶什麼事都敢幹只要她願意。她老人家不僅僅是抗日英雄，也是一個性解放的先驅，婦女自立的典範。”

莫言在創作思想和藝術上受哥倫比亞魔幻現實主義作家馬爾克斯的影響很大，魔幻現實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利用“魔幻”般的視角拉近歷史與現實之間的距離。莫言同樣引用了這種手法，只不過把“馬貢多”換成了“高密東北鄉”從這一點來說《紅高粱》中“我”全知全能的敘事視角是作者對魔幻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的借鑒和創新。但是在小說《紅高粱》中，“我”並不是從始至終都是全知全能的，在對許多場景的描寫中作者又採用了第三人稱外視角，這就由“我”在講故事變成了“他們”講自己的故事。如小說的結尾處這樣寫道：父親從河堤上檢起一張未跌散的扦餅，遞給爺爺，說：“爹，您吃吧，這是俺娘擀的拤餅。”爺爺說：“你吃吧！”父親把餅塞到爺爺手裡，說：“我再去檢。”父親又檢來一張拤餅，狠狠地咬了一口。在這段描寫中，作者沒有描寫人物的心理活動，也沒有發表一句評論，而是跳到故事外面，以人物對話的形式，冷靜客觀地還原了當時的現場。

“我父親”和“我爺爺”吃著死去的“我奶奶”擀的拤餅，並沒有流露出悲傷的神色，也沒有過多的言語交流。在經歷了戰爭的洗禮后，生死在他們眼中變得淡然。莫言以一種“無聲勝有聲”的冷靜描述，給讀者帶來了強烈的情感衝擊，這種震撼並不是作者用語言可以營造的，而是讀者在結合了自己人生經歷的基礎上的一種深層次的情感體驗。

縱觀整部小說，莫言在全知和限知的敘事視角中來回穿梭，在講述別人故事的同時，也在聆聽著別人講故事。限知視角的使用消解了文本中“我”的存在，給讀者以公正客觀的感覺。全知視角的使用又使“我”在故事中無處不在，彷彿是“我”在講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件事情。這種看似矛盾的視角轉換使莫言不但能夠自如地掌控敘事節奏還能給讀者以足夠的想象空間，在敘述上真正做到用技而不炫技，主觀又不失公允。

文學價值

《紅高粱家族》的三場“性”以性愛空間的奇特、描寫的真實、形式的怪異、時間的漫長震撼性地喊出了人的宣言，寫出了民間抗戰英雄的真實性格，將英雄從“神”的雲端拉回到“人”的世界，是中國現代文學運動發展史上革命英雄傳奇神話歷史終結的標籤之一，對新時期小說人物塑造具有一定的啟發作用。

毫無疑問，爺爺、奶奶、戀兒三個人的性格中都含有敢愛敢恨、勇於反抗的特質，然而他們卻不完全是同一類人。“性”突出了他們性格中的同類異質。余占鰲暗殺與母親私通的胖和尚、為了奶奶九兒殺死單家父子和土匪花脖子、槍斃酒後施奸的親叔余大牙，伏擊日本人，與江小腳、冷支隊摩擦，文學評論界一直把他看作是一位既正義又野蠻的熱血男兒。“亦‘匪’亦‘俠’作為余占鰲的完整人格，既表現著‘高密東北鄉’的悍野民風，也反映著作者心目中的英雄崇拜”。然而許多人忽略了他性格的另一面，即對性（實是對女性）的尊重與膜拜。他對與他發生過性關係的女性生養死葬，有情有義，負責到底。即使是高粱地的強姦，他也做得體貼入微，“余占鰲把大蓑衣脫下來，用腳踩斷了數十棵高粱，在高粱的屍體上鋪上了蓑衣。他把我奶奶抱到蓑衣上”。甚至對躺在蓑衣上的奶奶膜拜，“余占鰲一截截地矮，雙膝啪噠落下，他跪在奶奶身邊”，以至感動了奶奶，“奶奶渾身發抖，一團黃色的、濃香的火苗，在她面上畢畢剝剝地燃燒”。發生性關係后，他迅速履行了諾言：殺死單氏父子，為奶奶開闢了一條新的幸福生活道路。奶奶死後二年還為她出大殯。對戀兒也是如此，當他對還是姑娘的戀兒產生慾望時，心裡還是有一絲遲疑和顧慮，“爺爺低著頭，想了一會，說：‘沒事了。’”一旦與戀兒發生性關係后，就對她負起了責任，不僅動手打了欺負她的奶奶，還在河對岸買房子與她同居，在她被日本兵輪姦致死後，為她送終，為她報仇。他的所作所為，實在比有名分的夫妻還要盡責，體現了一位男人對一位女人的最大尊重，這正是他作為人的魅力所在。

奶奶和戀兒，一主一仆，同樣剛烈，同樣聰慧，然而在三場“性”中，充分體現出她們的不同性格：奶奶以退為進、以柔克剛；戀兒則主動出擊、靈活應變。奶奶的本質是一個敢愛敢恨、敢作敢為的剛烈女子，她的臨終所言“我愛幸福，我愛力量，我愛美，我的身體是我的，我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罰，我不怕進你的十八層地獄，”絲毫不遜於子君的“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和娜拉的“首先我自己是一個人，跟你一樣的一個人”，是個徹底的人道主義個性解放者。然而，當蒙面土匪把她從驢背上拉下時，奶奶絲毫沒有反抗，沒有叫喊，甚至還積極配合，“她甚至抬起一隻胳膊，攬住了那人的脖子，以便讓他抱得更輕鬆一些”。當土匪撕掉蒙面黑布顯出轎夫余占鰲的真相時，奶奶居然“暗呼蒼天，一陣類似幸福的強烈震顫衝激得奶奶熱淚盈眶”。以性的自覺反抗不公平的命運。只是在事後提出要求，“她坐起來，六神無主，淚水流到腮邊。她說：‘他真是麻風。’”自此有了余占鰲的謀殺單氏父子、霸佔單家財產、與奶奶的多年姘居的行為。她用貌似的柔情和柔弱去激發余占鰲為她開闢嶄新的生活道路。

而戀兒則相反，面對爺爺的性暗示，作者通過戀兒的“四笑”寫出了她的機敏、狡黠以及率性不羈。（爺爺頓了一下喉，吃力地說：“你……站住……”）“戀兒轉回身，用潔白的牙齒咬了一下肥厚的嘴唇，嫣然一笑。”“一笑”說明戀兒開始猜測到爺爺的心思。（爺爺看著她鼓蓬蓬的胸脯子，說：“你長大了。”）“戀兒把嘴角動一下，唇邊顯出兩條狡猾的皺紋。”“二笑”說明戀兒證實了自己猜測的正確性。（爺爺低著頭，想了一會，說：“沒事了。”）“戀兒又咬住嘴唇一笑，扭一下屁股，走了。”“三笑”看出戀兒明白爺爺心裡的顧慮和憂鬱。（戀兒又進來了，她倚著門框，目光迷離地看著爺爺。爺爺感到腳心裡和手心裡流出了汗水，說：“你要幹什麼？ ”）“戀兒咬著嘴唇，莞爾一笑。”“四笑”說明戀兒已經打定主意要主動出擊。最後在戀兒挑戰式的問話“你冷嗎”的激發下，二人完成了三天三夜靈與肉的性愛。同樣，面對日本鬼子的深夜襲擊，戀兒先是以抹黑的臉龐、假扮孕婦體型進行反抗，繼以咬破鬼子的鼻子誓死保衛自己的貞操，而當鬼子以小姑姑的性命相威脅時，哀求無用，她立刻卸下偽裝，主動脫光衣服，任由日本兵蹂躪，“她平躺在炕上，大聲說：‘弄吧！你們弄吧！別動我的孩子！別動我的孩子！’”雖未奏效，但也充分顯示了她的靈活應變。

美學價值

莫言運用審美的眼光，對原生態的性加以提煉和升華，使前二場性呈現出優美的審美範疇，而第三場性呈現出崇高和悲劇的審美範疇，使讀者的審美心理既得到潛在的宣洩又得到升華超越，從而得到審美的高潮體驗。

在第一場“性”中，春日融融，青天如澗，一條綠沽油的綴滿小白花的小路，周圍的高粱如綠色幔帳，世界是如此的安靜，天與地是如此的和諧，“他把我奶奶抱到蓑衣上。奶奶神魂出舍，望著他脫裸的胸膛，彷彿看到強勁剽悍的血液在他黝黑的皮膚下川流不息。高粱梢頭，薄氣裊裊，四面八方響著高粱生長的聲音。風平，浪靜，一道道熾口的潮濕陽光，在高粱縫隙里交叉掃射”。靈與肉是如此貼近，“奶奶和爺爺在生譏勃勃的高粱地里相親相愛，兩顆蔑視人間法規的不羈心靈，比他們彼此愉悅的肉體貼得還要緊”。秉天地之精華，得萬物之靈氣，這分明是青春與美的頌歌，是生命的頌歌，讀者從中獲得的是輕鬆、愉快和心曠神怡的審美感受。第二場“性”結合環境描寫將爺爺和戀兒性前的愛戀心理寫得極其微妙、細膩和唯美，絲毫沒有淫穢的感覺。（戀兒嫣然一笑）灰暗的房子里像亮開了一團金色的光，窗外嘈嘈雜雜的雨聲像被一道綠色的牆壁擋住了。——看到希望（戀兒又咬住嘴唇一笑，扭一下屁股，走了。）屋子裡又暗了，窗外灰濛濛的雨幕更厚更重。 ——希望破滅（戀兒又進來了，她倚著門框，目光迷離地看著爺爺。）雨聲又退出很遠。——重新燃起希望（戀兒咬著嘴唇，莞爾一笑。）爺爺看到房子里又成了金黃色的一片。 ——充滿希望空酒碗在炕上扔著。兩個人直著眼睛看。爺爺看到屋子裡到處燃燒著黃金一樣的火苗，在遍屋黃金火里，有兩朵藍色的小火苗跳躍著。黃金火燒著爺爺的身體，藍火苗燒著爺爺的心。 ——愛火中燒爺爺對環境的感覺隨著戀兒的一舉一動而充滿詩意般地變化，顯示出寧靜和諧的優美。

第三場“性”則以崇高和悲劇的審美範疇打動讀者的心扉。二奶奶為救小姑姑而含恨獻身的壯舉震撼了六名日本鬼子，但是不能阻止他們侵犯的步伐。莫言用極富感染力的語言寫出了手無寸鐵的婦女、兒童、胎兒如何在日軍的殘忍蹂躪下走向滅亡的。“你的嘴裡突然湧出了一股鮮紅的熱血，腥臭的味道灌滿了你的鼻腔。腹中胎兒的扭動引起了一陣陣撕肝裂肺的痛楚，你全身的肌肉、你每一條神經都緊張著痙攣著，好像一根根繃緊的弓弦。你感到胎兒用力往你的深處躲藏著，躲藏著難以洗刷的恥辱。”“那個年輕的漂亮士兵站在炕上，用刺刀挑起小姑姑，晃了兩晃，用力一甩。小姑姑像一隻展開翅膀的大鳥一樣，緩慢地往炕下飛去。她的小紅襖在陽光下展開，抻長，像一匹輕柔平滑的紅綢，在房間里波浪般起伏著。小姑姑在飛行過程中奓煞著胳膊，頭髮像刺蝟一樣立著。”“二奶奶拼盡全力嚎叫了一聲，她想奮身躍起，但身體已經死了，她眼前一片黃光閃過緊接著出現綠光，最後，漆黑的潮水淹沒了她。”二奶奶、小姑姑、胎兒的死亡激起了讀者強烈憐憫和對日本鬼子的強烈憎恨，亞里士多德說，悲劇的效果是“引起憐憫和恐懼來使感情得到陶冶”。唯有如此，莫言的“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打鬼子，保家鄉，報仇雪恨”的抗戰呼聲才得到讀者的共鳴，作品的主題才得到強化和升華。

● 衍生作品

電影

《紅高粱》電影改編自中國當代著名作家莫言的同名小說，由張藝謀執導，姜文、鞏俐、滕汝駿等主演。

影片以抗戰時期的山東高密為背景，講述了男女主人公曆經曲折后一起經營一家高梁酒坊，但是在日軍侵略戰爭中，女主人公和酒坊夥計均因參與抵抗運動而被日本軍虐殺。1988年該片獲得了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成為首部獲得此獎的中國電影。

電視劇

《紅高粱》電視劇改編自中國首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國當代著名作家莫言的《紅高粱家族》，由鄭曉龍執導。該劇由周迅、朱亞文、黃軒、宋佳倫、秦海璐、於榮光、徐光宇、解惠清、曹征領銜主演。該劇講述了在20世紀30年代初，九兒和余占鰲在充滿生命力的山東高密大地上，用生命譜寫的一段關於愛與恨、征服與被征服，充滿生命力的近代傳奇史詩巨制。

《紅高粱》已於2014年10月27日登陸北京衛視、山東衛視、浙江衛視、東方衛視四大衛視黃金檔首播。二輪於2015年2月12日湖北衛視每晚19：30長江劇場：2月15日吉林衛視每晚19：30黃金劇場兩集播出。

中國當代著名作家莫言所著《紅高粱》中的“紅高粱”精神的最大特徵就是“自由茁壯”。在高密東北鄉這樣一種壯美的背景下，交織著神奇與夢幻、純真和浪漫，表現著愛恨、凄婉和悲壯，但也不乏世俗、醜陋與齷齪。但總體來說，這種“紅高粱”精神主要表現為一種對生命原始力量的熱愛，一種自由茁壯的生命狀態。

——於月

與紅色經典中眾多的平凡英雄一樣，余占鰲的個人身份仍然是農民，但也是個“壞事干盡，好事做絕的土匪，和戰爭中脫穎而出的千百萬群眾的英雄不同。在這種對英雄主體的去政治化和生命還原中，莫言以一種人本主義的方式大氣磅礴地完成了農民社會身份溯源，新英雄在紅高粱中用不同的形象參與了中國現代社會的歷史進程，而作家則在八十年代的特殊語境中完成了民族戰爭歷史背景下的英雄追認。

——任南南

從表面上看，《紅高粱家族》 所寫的是有關抗日戰爭的歷史，敘述的是一個宏大的主題，實質上，由於穿插了“我爺爺”和“我奶奶”驚世駭俗的愛情傳奇，使得小說更像是一種非官方的“野史雜說”。莫言更多的是“用民間化的歷史場景、‘野史化’的家族敘事，實現了對現代中國歷史的原有的權威敘事規則的一個‘顛覆’”。

——賀玉慶、董正宇

莫言，本名管謨業，1955年2月17日出生於山東省濰坊市高密市東北鄉文化發展區大欄平安村，中國當代作家。

1981年，發表處女作短篇小說《春夜雨霏霏》 。1985年，因發表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蔔》而一舉成名。1986年，在《人民文學》雜誌發表小說《紅高粱》引起文壇轟動。1987年，擔任電影《紅高粱》編劇。1988年，發表長篇小說《天堂蒜薹之歌》。1989年，出版長篇小說《食草家族》。1993年，出版長篇諷刺小說《酒國》。1996年，出版長篇小說《豐乳肥臀》。1999年，出版長篇小說《紅樹林》。2001年，出版長篇小說《檀香刑》。2003年，出版長篇小說《四十一炮》。2006年，出版長篇小說《生死疲勞》。2009年，出版長篇小說《蛙》 。2011年，憑藉《蛙》獲得茅盾文學獎。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2016年，當選中國作家協會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2019年，創作小說《等待摩西》 。2019年，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 。2020年7月31日，出版中短篇小說集《晚熟的人》 。